漢代德育教化的舉措
西漢代初期年，朝廷為復甦社會經濟，信奉黃老之學，實行「無為而治」的「休養生息」政策。這時的儒家尚未受到重視，但一些儒家學者卻在積極宣傳自己的主張，為以後漢王朝制訂文化教育政策做了理論上的準備。
漢代初期儒生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取天下」和「守天下」的時勢任務不同，管理者採取的治術也應有所不同。他們認為，秦王朝的滅亡，是一味執行法家路線造成的。
漢代初期政治家陸賈，提出「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的策略性建議。他認為對人民的領導，應以「教化」為主要手段，而不可單靠刑罰，因為刑罰只能「誅惡」，不足以「勸善」，「勸善」要靠教化。
漢文帝劉恆時，政論家賈誼繼承陸賈的教化思想，進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關鍵是在各級官吏，因此主張「敬士」、「選吏」。選吏必須用士，用士之道則在於「敬士」。
漢武帝劉徹時，經學家董仲舒把戰國時期以來的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學的名義下融會貫通，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他表達了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宜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治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學界多年以來一直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八個字加以概括。
董仲舒所總結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同。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議，並加以實施。
西元前一三六年，漢武帝下令置儒家五經博士，罷免其他諸子、傳記博士，定儒術為一尊。西元前一二四年，又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此為古代太學之始。
自漢武帝始崇尚儒經，經學的昌盛，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至東漢時期，班固在《東都賦》中以「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贊其盛況。
兩漢時期絕大多數皇帝，或在太子階段，或在幼年即位之後，都有接受教育的經歷。按儒家古制，太師、太傅、太保均為國君之師，合稱「三公」。漢代君權大為強化，「三公」之職遂演化成最高的榮譽虛銜，而且不輕易授人，經常空缺。
皇帝經常聘請某些學者名流入宮給他講授儒經，如桓榮、桓郁、桓焉祖孫三代，先後分別為東漢前期六個皇帝講授《尚書》。
漢代的太子太傅及其副職太子少傅，仍保持著作為太子教師的身分和職責。太子太傅、少傅均由當世名儒或通才擔任，例如叔孫通、張良、周勃、匡衡、師丹、桓榮等。這些人因當過太子的老師，極受尊崇，後來多有升至相位者。
除太子太傅和少傅外，其他學有專長者也可被皇帝派遣教授太子。如漢元帝時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博士張禹以《論語》授太子。
在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基礎上，漢代皇帝中好經學、能講論者不乏其人。如漢明帝通《尚書》、《春秋》；自撰《洪範五行章句》進行講授。經學已成為最高治國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在太後代替年幼的皇帝督理朝政時，也要補習經學。
縱觀兩漢，學校制度分官學和私學兩類：官學有朝廷官學和地方官學之分；私學又分經師講學和書館。
朝廷官學即太學。漢武帝時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入學資格，一由太常選拔「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二由郡國選送優秀者。漢平帝時，規定元士的子弟也可入學。東漢質帝時，又規定自大將軍至六百石官吏都可送子弟入學。太學學生名額代有增益。西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東漢順帝時增至三萬餘人。
東漢時出現了專門為貴族子弟設立的學校。西元六十六年，漢明帝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的子弟開設學校，又稱「四姓小侯學」，設五經師教授，均是選擇「高能之士」充任。後來招生範圍擴大到功臣子孫，連匈奴貴族也派遣子弟前來留學。
太學教師皆由博士充任。西漢時期以名流升任，東漢選博士要經過考試。太學以儒家「五經」為教學內容。
西漢末年，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今文經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古文經晚出，以戰國時期古文字書寫。同時，經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說也有差異。今文經得到朝廷的支持，太學所準立的皆今文經博士。古文經只在民間私學中傳授。
兩漢時期，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皆賴口授，故博士講經重視傳授關係，形成師法和家法。比如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尊信被立為博士，這個經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相傳，又別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經有數家。兩漢時期朝廷規定太學博士只能依師法家法傳授，違背師法家法者則罷用。
太學博士的教學方式，除個別傳授外，還由高足弟子轉相傳授和集合弟子「大講授」等方式。
太學注重考試，西漢時期每年考試一次，其方式是「設科射策」，類似今日的抽籤答問考試，分甲乙兩科，以區別程度的高低。經過考試，一發現有下材或不能通一經者，即令退學。
東漢桓帝時，改為每兩年考試一次，透過者授予官職，不能透過者允許繼續學習。因考試甚嚴，又無學習年限的規定，故有太學生童年入學而白首空歸者。
地方官學即郡國學，首創者為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當時的蜀地文化落後，文翁為淳化民風，選派郡縣小吏至京師受業於博士，研習儒經，學成歸蜀，委以官職。文翁又在成都市中，修築學舍，招收下縣子弟入學。數年後，蜀郡為之一變，可與文化較發達的齊魯之地媲美。
漢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郡國學日見推廣。郡國學設郡國文學官充任教師，其別名有文學祭酒、文學師、文學椽、文學主事椽，郡國學學生則稱文學弟子。
東漢時期郡國學更盛，不少郡守皆熱心於創辦學校。尤引人注目的是，除中原地區外，當時的邊陲之地也辦了學校。創辦地方學校的目的，在於透過儒家經學來宣傳孝悌仁義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間風俗。
兩漢時期地方學校，對地方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經師講學是漢代教育的另一種重要形式。經師講學，其中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數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隱居教授。《漢書》、《後漢書》的《儒林傳》以及其他列傳中，記載甚多。
東漢時期經師講學之風更是盛況空前。一些經師鴻儒，及門弟子和歷年著錄的門生，常有數百、數千之眾，乃至萬人以上。求學者也不顧背井離鄉，遠行千里，負笈尋師。在私人精舍中，師生關係尤為親密，學生對師長恭敬禮讓。
兩漢經師講學之所以興盛，一方面是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一方面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太學博士多專一經，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講學常兼授數經。
東漢時期經師，有的不僅精通儒經，還兼及天文、曆法、算學、律學等知識的傳授。比如：何休「善曆算」，鄭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郭躬通「小杜律」，鐘皓「以詩、律教授門徒」。
東漢時期，除經師私人講學外，民間還有傳授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如名醫華佗以「刳破」即外科手術和針灸傳授弟子。涪翁著《針經脈診法》傳於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傳弟子。
兩漢時期兒童識字習字的場所叫做書館，也稱「書舍」。書館教師稱為「書師」。當時練習的字書最早起於西周時期《史籀篇》，秦始皇時期，李斯、趙高、胡母敬分別編寫《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漢代初期民間書師將此三篇合一，統稱《倉頡篇》。經西漢時期學者揚雄、東漢文學家班固等人的增刪，至東漢時期編成《急就篇》，內容涉及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方面的應用字。
漢代兒童，約八九歲入書館學習，年限不定。習完字書後，即學習《孝經》、《論語》，以做學經前的準備。入書館學習需交納很多學費，並非貧家兒童皆可入學。
漢代地方教化活動進一步制度化，地方官學的興辦，就是為了樹立行為準則和典範，引導民眾崇德、循禮、進學。漢代在邊遠落後地區興辦學校，造成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漢代選拔和鼓勵賢才也是推進教化的重要措施。尚賢使能的作用並非只是為了朝廷有得力的人才可用，更深遠的影響表現在它可以鼓勵天下之人都來傚法賢才，力求上進，從而改善社會風尚。
漢代透過「鄉舉里選」的途徑來發現和薦舉賢才已形成制度。選士的各個科目，既有一般品的要求，又有各自特定的學識和行為標準，對誘導人們修德、成才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選士畢竟名額有限，非多數人所能及。漢代又設立了「孝」、「悌」、「力田」等榮譽稱號。「孝」指孝順父親，「悌」指尊敬兄長，「力田」指努力耕作，這些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社會條件下最基本的道德行為準則。而獲此類稱號者，享有免除徭役的待遇，還能獲得朝廷賞賜。這些人一般仍在當地生活和勞動，因而對周圍人的影響更大。
漢代從鄉、縣到郡國的行政機構中，都有專門負責教化的官吏，這就是「三老」。三老由當地「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的德高望重者擔任。
西元前二零五年，漢高祖劉邦下詔說道：
舉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徭戍。
就此將三老這一職掌提高到縣一級層次上。至東漢時期又有郡三老和諸侯王國三老的位置。
三老的具體工作，除隨時對民眾行思想道德教育外，「凡有孝子順手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三老盡到教育民眾循禮德、改善風化的責任，國家有表彰。
和孝悌力田一樣，三老也是一種享受優待的榮譽稱號，同時又負有教化鄉民的職責。如果民風不正，則三老有失職之咎。自漢代始，教化之務已初步形成制度。
漢代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從漢代初期的推重「黃老之學」，過渡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宏觀政策的正式確立，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變。從此以後，「獨尊儒術」政策成為後世歷代君主所奉行的文教總方針，對後世封建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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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太學的教師均稱為「博士」，即「五經博士」。始設於建元五年，也就是西元前一三六年。在此之前，博士原為通古今、備諮詢的顧問官員。自太學設立後，開始成為專職學官，掌經學傳授，同時亦參與政事議論或奉使以及巡視地方政教之類。
為了協調教學和管理，在五經博士中還設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漢時名曰博士僕射，東漢時改名為博士祭酒。而各門專經博士的人數與設置，則屢有變更和增加。漢武帝時設有七人，宣帝時增為十二人，元帝時增為十五人，平帝時又增為三十人，至東漢初年，光武帝乃定為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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