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父親勞改的第一年。那時幹活雖累，卻還能吃飽。「秋收時，紫色、黃色、紅色，好多顏色的胡蘿蔔，長得可好呢，大家邊收邊吃。」這是父親回憶中難得的愉快經歷。遠在勞改營，他不知道那時的中國已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下，大煉鋼鐵，大放衛星，大颳共產浮誇風。在極為愚蠢的行政指令下，中原大陸即將進入大饑荒時期。
1959年夏，父親開始挨餓了。「春天時，食物就不夠了，我被派去採野菜。山韭菜、倭瓜梗葉……，我認識了很多能吃的野菜。野菜被採挖光了，又開始吃所謂的『代食品』（代食品是原本不能成為食物的物質，比如用小球藻做的食品，海地饑荒時，人們就吃一種名為『特雷』的泥餅）。後來我們完全沒有存糧了，只能在收割時吃點東西，收什麼吃什麼。收麥子就把麥粒搓一搓吃，收苞米就吃生苞米，收豆子吃生豆子，但那時還能吃個半飽。」1959年秋收後，糧食越來越少，餓死病死勞累死的人越來越多，活著的人也越來越不像人樣了。父親記得一個叫耿志的右派，他原是13級幹部，皮膚很白，長得很英俊，但挨餓時渾身上下都是黑黑的，非常潦倒。他在腰上拴條兒草繩，上面掛著一個小鐵筒，因為那筒子能多裝點稀飯。父親還記得一個姓吳的右派，他原在民盟擔任高級職位，本來也是個很能幹很乾淨的人。一天早晨起來，父親聽到他在哭，原來是晚上餓得尿了床。
我和父親談起《夾邊溝記事》：「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說到這裡，我難過得流淚。父親聽著，沒有淚，他輕聲說：「我們那裡也是那樣的，死前的人都浮腫。1960年秋天，我去一個分場，看見一個空屋子裡堆滿死屍。」
甘平說，「從1959年下半年起，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看著人來偷吃，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我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
因為死人太多了，當局對右派的控制似乎鬆動些，父親聽說「無論摘不摘帽子，右派都可以回北京。」不久，右派們就被集中到總場。所有的人都為能離開勞改農場，能回家而感到高興。因為不願家人看到自己的悲慘形象而傷心，很多難友傾其所有尋找吃食。有人買了鴨子，卻不想剛吃完鴨子就被撐死了。有的人去十來里地外的合作社買豆麵，扛著5公斤一袋豆麵走回來，卻倒在水壩上死去。
父親依然記得楊泰泉，他牢記著當右派的教訓「禍從口出」。從1958年4月到農場，直到1961年1月餓死，他從未開口說過一句話。2014年5月我去印度。一個夜晚，在喜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殿附近，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那是一位24歲的修行者，在那裡已經修行了六年。修行期間，這個青年從不說話，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靈之中，人們稱他靜聖。但是楊泰泉絕不自願當靜聖！
1960年秋，右派汪淼割完了大豆，挑著行李回駐地時倒在了路邊，難友楊崇道親手埋葬了他。右派吳中准因寒冷飢餓於1959年11月突然去世，他的屍體放在地窩棚裡，兩天後才被難友們掩埋於附近的清涼山。半個世紀之後，吳的長女吳江梅北上尋找父親的屍骨，兩次均失望而歸。據吳永良記載，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收割大豆之後的田野裡，勞累凍餓奪去了四個右派的生命。在850農場勞改的右派中，有34人去世，47人下落不明。「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楊泰泉、吳中准、汪淼……，這些受難者最終被楊崇道先生記錄在《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中。為了這個名單，楊先生花費七年的時間，自費奔走十餘個省市。這本右派名錄不僅是一份千人名單，也是反右運動受難者的存傳。
我父親挺了過來，甘培根也挺了過來，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
據甘育群回憶：「我那時還不懂右派是什麼，只記得有一天，媽媽帶著我和5歲的弟弟到火車站送爸爸，說是要去很遠的地方，事後我才知道父親被送到北大荒853農場勞動改造。爸爸一走，我們家的日子也一落千丈，母親因為父親的問題從黨報調到一所中學教語文，我們家搬到了南城香廠路。我現在還能清晰地想起來，那是一座舊社會妓院改造的房子……。那時我只感到爸爸每星期都會給媽媽來信，而且是一寫好多頁紙，在信中爸爸總是講北大荒的趣事，很少談及他的痛苦。爸爸信中告訴我們，他被分在農場炊事班，這是農場最好的工作了，只是每天要在零下40度的氣溫下從河裡挑幾十擔水。好在是炊事班，起碼可以填飽肚子，在60年代初才沒有被餓死。我知道封封家信是支撐父親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的精神支柱，母親不離不棄的愛情、兒女天真無邪的親情給了父親活下來的信心和勇氣。他每封信都表示自己一定認真改造世界觀，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沉重的心理壓力，艱苦的勞動環境，落後的醫療條件，終於使他病倒了……。」
在雁窩島，甘培根每天要到冰河裡挑幾十擔水，半夜還要挑著擔子，走幾十里地，給連夜工作的拖拉機手送飯。他走著走著，感到關節疼痛，最初不以為意，忍著疼繼續走。沒想到，連續幾天，他的關節一直疼，而且越來越厲害。先是疼得無法走路，然後無法站立，最後無論怎樣都感到疼痛。他開始發高燒，躺下之後就爬不起來了。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如果打一兩針青黴素，這病就可以治癒，至少不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可是當時853農場根本無藥。
據甘育群回憶：「他發著高燒，孤獨地躺在場區醫院兩個多月。當時通訊條件很差，爸爸在信中又不願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母親，所以當母親得到消息時，父親的病已到了醫院認為非截肢才能保住性命的時候。」農場通知甘培根的妻子：「人已經不行了。妳要來就趕快，但不能保證他還活著。」
接到消息後，康力當機立斷，「記得那天我放學回家，只見母親在家中匆忙準備行裝，說是要隻身一人去北大荒救父親。母親是一位膽大心細的女人，幹事潑辣果斷，給我留下些生活費，叮囑我照看好小弟，毅然地提著個旅行袋去了火車站。當她一人深夜從北大荒小火車上下來時，四周是一望無垠的荒野，茫茫黑夜，不時還聽到狼嚎聲。下車時列車員手指遠方一排燈光，告訴母親朝燈光處走就是醫院。母親後來告訴我們，那時她只想早點到醫院看看父親的病情，所以當時一點都不怕，她右手握根木棍，左手舉著手電筒，踏在積雪融化的茫茫荒野上，朝著遠處的燈光走去。」（摘自甘育群回憶）
康力見到丈夫，發現他還活著。同屋的人說：「沒人能靠近他。一陣微風，一點兒震動，都會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會讓他疼得低聲呻吟。」這幾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無聲無息，猶如一具石像。可是當人走近，這石像的嘴角就會抽搐。疼啊！
甘平說：「必須帶他離開這裡，必須救他！那大概是媽媽當時唯一的想法和盡力去做的事情。」「在父親生命垂危時刻，母親同醫院派出的大夫和護士用擔架把父親抬上回北京的火車。」「我看見爸爸從火車窗口抬出來。抬的時候，大人們一直說：『輕一點兒，慢一點兒。』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動讓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說話，哪怕遠遠地叫聲爸爸，可是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
將丈夫帶回北京之後，康力四處奔波，輾轉找到協和醫院的周大夫。這位大夫是梁啟超的女婿，也是留學歸來的，應該是當時最好的骨科醫生。周大夫為甘培根切除了壞死的關節。因為當時沒有人工關節，大夫只能用鋼釘將腿固定連接起來。他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卻短了一截。
那年甘培根35歲，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柺杖，而且要穿一種特製的鞋。那條腿又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彎曲，下蹲十分困難。在中國，蹲式廁所占絕大多數，個中之艱難，旁人難以想像。我父親說：「年輕時的甘姑父十分活躍，多才多藝，會拉二胡，會畫畫，還會唱京戲。他和力姑媽談戀愛時，經常騎車去野外郊遊。他有180公分高，因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籃球，也打網球。他還喜歡跳舞，在交誼舞會上，他的舞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成年後，第一次見甘姑父，他總是沉默寡言地坐著，站起來時，殘腿使他身體總是左傾，整個人矮了一大截，我根本不能想像他當年的翩翩風采。
我父親被召集到農場總場後，並未如願回家，他又被分發到虎饒農墾局的燒炭隊。「燒炭隊有四十多個人。我們從雲山畜牧場出發，走啊走啊，走進一片茫茫的雪原。到那裡一看，燒炭隊原來是勞改隊。原有的勞改犯人遷走了，留下了一座很大的地窩棚。」父親回憶著。「我走進窩棚，只見兩排條子床，床間的火坑。草棚上每隔一段放著一塊玻璃採光。晚間，掛著的柴油燈冒著黑煙，火坑裡燃著木柴，黑暗，寒冷，煙熏火燎，我想起高爾基的《在底層》。」
周圍的森林已被胡亂砍伐過，炭窯外堆著永遠燒不熟的生炭。儘管如此，父親還要每天上山砍樹。從事這樣重的體力勞動，一般人每天需要兩三斤糧食，但當時每人只配給七兩糧食，不幹活的人只有三兩，而那些所謂的糧食不過豆餅之類。伐木的山並不高，但父親餓得爬不上去，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先坐下來歇很久，才能有力氣拉鋸，一個人一天鋸不下幾段木頭，但不去伐木，就吃不上配給的七兩糧食。父親餓得在雪地裡找東西吃，運氣好的時候能撿到木耳。
白天幹完活，右派們撿點木頭回去燒。夜晚，地窩棚裡的四十幾個人絕望得無話可說，只有木柴燃燒的劈啪聲。因為飢餓，有人開始偷別人的東西吃。熄燈後，四處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人們偷偷地吃著家裡寄來的食品。父親說：「那時，我們在山上找到一種薄薄的東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帶回來，把它放在搪瓷盤裡炒一炒，反正嚼碎了可以填肚子。我們稱它『餅乾』。一天晚上，在一片沉默中，坐在旁邊的老周悄悄地捅了捅我，背著手遞過來一塊椴樹皮。那椴樹皮可是寶呀，我偷偷接過來，吃了。」
「那時餓死的都是強勞力，他們身體棒，需要的多。我當時還算能幹活的，不能幹活的那些人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窩棚外掛了一塊很厚的草簾子保暖，白天也很暗。中午回去吃飯，剛進窩棚時什麼都看不見。待一會兒，就看到玻璃上透過來的一束光，順著那束光慢慢看過去，火坑裡的火有些已經熄滅了，有些還有餘燼。再仔細看去，就能看到躺著的人的哈氣，我們知道他還活著。出去打飯，就給他帶點兒回來，有的人還能掙扎著起來吃一點，有的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就在那裡躺著。次日清晨，如果看不到他呼出來的水氣，就知道那人沒了。」「有個人死了，我只知道他比我歲數小。我們一行人把他抬出去，外面到處都是雪，抬的人也沒力氣在雪地裡挖個坑埋他，就找個像坑的地方，抓幾把土，撿一些樹枝，就算把他埋了。」唉，那一片雪色的北大荒，那深雪中的受難者，我的父輩啊！
很多人餓死後，伐木隊的倖存者回到了雲山畜牧場。父親回憶道：「那年很冷，雲山農場凍死了一些羊。破天荒地，我們買到了羊肉，還發了一斤白麵。那是幾個月以來的第一頓飽飯，老周連帶毛的羊皮都吃了下去。次日通知去總場報到，發給我們兩斤餅乾。我們等著車子，就把餅乾吃完了。車子來了，卻熄了火，我們去推車。我滑倒在車下，突然車子發動了，我被推著走，幸虧有人看到，把我拽了出來，我又撿了一條命。到達850總場後，食堂開飯，吃的是很稠的小米粥。我吃一盆不飽，又吃一盆，一連吃了十四盆。我這輩子從來沒吃過這麼多。第二天，我們去洗澡了。我已一年多沒洗過澡了。洗著洗著，鼻子開始流水，過了兩三天，鼻子就變黑了，原來是凍傷，就是從宿舍走到食堂的那一百米的路上凍的。」
「那時很多人都餓得浮腫，皮下似乎能擠出水來。我沒有浮腫，但檢查身體後，也讓我去農墾局的培德醫院。到醫院才知我是營養不良的乾癟型病人，那時我的腿最粗的地方是膝蓋。在醫院，我碰到一個原單位的同事。他看見我，非常吃驚，他聽說我早就死了。」
當時最好的治療是吃飽飯，可惜好景不長，發糧票的人請假回家，病人們領不到糧票。父親說：「當時醫院食堂規定必須買主食才能吃飯，我怕斷糧，每頓飯只敢買半兩飯票的主食。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就跟一夥人下山去買泥鰍魚吃。」黑龍江河湖冬天結冰，但人們會在冰上鑿洞捕魚，特別是饑荒時期。「一天，我到那裡時，泥鰍魚已賣光了。眼看著一段小坡，我就是邁不動步。低頭喘息時，突然看到地上丟了兩條泥鰍魚，我撿起來，拍掉上面的沙子就吃下去。一位老人正好路過，他看到我的慘狀，就說：『兄弟啊，我看你餓得厲害。我那裡還有一碗飯，你要是不嫌埋汰（東北話骯髒之意）就拿去吃吧。』」父親來到老人的家，端起那碗飯，「那高粱米飯隔在火牆上已經餿了，不過我很快就吃完了。老大爺，活菩薩！」父親說。
好不容易熬過了年，領到了糧票，父親狠狠地吃了一頓飽飯。父親出院後，他給母親寫信：「嫈，我總算回到農場。病雖然沒有根除，但總算好轉，人也胖了一點。出院時，我秤了秤體重有一百十一斤了。我想妳知道一定會高興。我們的欣兒怎麼樣了。4月25日是她8歲生日。從照片上看，她已經是大孩子了，妳說過，妳曾問過女兒長大幹什麼，她說要當醫生。不知道誰把這麼一個理想灌進她腦子裡，恐怕是因為我總在生病吧？她知道醫生能治病，她在給我信上也說爸爸我長大了，給你看病。我的女兒，可惜爸爸對不起妳，妳跟著爸爸只能倒楣受連累啊。」父親寫給母親這封信時，我已經上小學。在小學裡，我的同學時不時會比他們的爸爸軍服肩章上的槓槓星星。
父親被借調到850農場文工團，在那裡他碰到了李銳（1917年～）。李銳曾任毛澤東的祕書。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然後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發配農場勞動改造。父親說那時李銳白天在農場賣菜籽，晚上到文工團來打牌。借調結束後，父親又回到農場。因身體不好，他被分配去「轟雞」，也就是不讓雞刨出種子吃掉。苞米長大了，父親又去看青。父親回憶著：「農村苦啊！有次碰到一個老頭和一個小閨女來偷苞米。看到我過來，他們想跑，卻餓得跑不動，那個女孩還啃著剛掰下來的苞米。老頭給我跪下說，『同志，行行好，俺們不是故意偷，俺們糧食交多了，不夠吃的，孩子餓得直哭，求求你，行行好。』我說，『你起來，快走快走。』誰知到了晚上，農場開會說一定要抓住偷青的。第二天，我抓著一個半大小子。他籃子裡只有幾穗苞米。他哭著說餓得受不了了。我知道挨餓的滋味，就跟他說：『這樣吧，你跟我到隊部去，我給你我的中飯，但你要把苞米留下。』到了隊部，我算交差了，隊部其實也不能把他怎麼樣，訓斥了幾句就放了。我把午飯的高粱麵糕給他，他狼吞虎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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