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講道德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意識形態信徒各有其配方。功利派會要求一個父權、全球政府，挑起安排財稅轉移的責任，以達成「最多人的最大快樂」。勞爾派的律師在聯合國影響力日增，伸張「人權」。參加這齣大合唱的還有女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感情大放送的民粹名流，堪稱有心無腦，要的是「全球和平」。
相反地，假如我們運用第二章的核心準則，我們就可以設想一個道德世界，可堪比擬道德國家、道德企業及倫理家庭。
準則一：體察到對其他社會，有並不看互惠而定的責任，那便是「救援的義務」。這些包含對一些團體的責任，比如難民、罹遭大難的社會，以及連初級司法都沒有的地方。
準則二：在那些有意願更進一步的國家當中，建構影響廣遠的互惠責任。
準則三：支持這種互惠的，是體認到團體裡，大家都是成員，依據共同目標的行動而促進每個參與者的開明利己。
1945年的國際局勢，與講道德世界相去之遠，實非想像所能企及。當時有四個行之以久的夢魘。我父母那一輩人打從知曉人事以來，三分之一時間活在全球戰火當中。他們出生時，全球經濟很興旺，但接下來崩潰，進入保護主義「叫你鄰居變乞丐」的投機競賽，而導致彼此元氣大傷，貧弱下來。他們歷經帝國時代──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及義大利──而時代在各帝國道德荒謬太明顯的壓力下解體。他們經歷過法西斯及馬克思意識形態導致的恐怖；兩種意識形態分別控制了德國、俄國、西班牙及義大利。這些災難沒消散，二戰結束又新添了兩個：第一，新成立的共產政權侵略成性，已控制世上約三分之一人口，看來還想征服剩下來的人；第二，大家馬上面臨現實，中歐大亂，導致大批難民出現。
當時的政治領袖按道理很可能會被「此時不宜」的感受所壓倒。但是相反地，他們開始整合出講道德的世界，使用了前述三大準則。他們察覺出對其他社會，有些責任──救援的義務──不必在意是否互惠，而且開始設法滿足責任。他們開始取用國際間，互惠責任既龐大又沒被開發過的潛力，方法是建立新而使命明確的聯誼組織。他們用因果鏈強化這些組織，用開明利己，取代投機式的追逐自己馬上得利。這些行動成就驚人，而且大有收穫：世界逐漸往好的方向轉變。
但「幸運世代」領袖們繼承了他們的成功，卻不了解創造的過程。聰明的務實主義，由大戰劫灰打造出成功，卻讓位給功利派及勞爾派誘人的意識形態敘事；兩派人馬蠶食掉上一輩傳承下來的東西。當今世界不道德的程度，當然不像1945年，但再次有很多工作要做。當初成就非凡，後來惡化，以及未來的任務，合組成本章的架構。
建設講道德的世界
1945年，領袖們的基本見解乃是：個別國家的投機行為，必須要由同儕施壓，代之以共同責任。但同儕施壓仰賴都體察共有認同，而那是1930年代沒有的東西。新聯誼組織成員國願意接受互惠責任，是循著有使命的行動而共有歸屬感，逐漸累積起來的。
最急切的首要之務在國際安全。為因應蘇聯造出來的恐懼氣氛，新的聯誼組織1949年成形，那便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組織中心原則，是成員國之間有互惠的安全保障。共有認同便是民主國家面臨共同威脅。有幾個國家搭便車沒錯，但這種新責任，因為最可靠的開明利己敘事，而得以強化：團結起來，不然就得死。大家言行一致，最關鍵時刻便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還有1980年代初期部署巡弋飛彈。這些新的互惠責任就維持世界和平，做得很成功，同一時間，共產世界的內部緊張則累積起來。
雖說蘇聯成為新威脅，但歐洲內部，德國這個舊日恐懼揮之不散。僅僅七十年間，法國與德國打過三次生死大戰。開明利己的目標，雖然更為明顯，但居中作梗的，是那幾次戰爭衍生的仇恨。解方則是務實、緩慢、溫和但不斷重複地共同努力，這項過程始於1951年，而且擴大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跟北約一樣，這個聯誼組織的中心原則便是接受互惠責任。
為了拆散1930年代的「叫你鄰居變乞丐」保護主義，另一個聯誼組織成立了，那便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關貿總協）。1947至1964年間，關貿總協敲定六輪互惠的貿易自由化。關鍵動力一樣是開明利己；人人都察覺出保護主義導致什麼慘況。
為因應1930年代的大蕭條，又一個新的各國聯誼組織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堪稱公開銀行，加入基金必須付明確的會員費用，致力於遵守一組規則及監督，獲取的回報則是碰到危機時，有資格貸款。效果上，基金便是一個龐大的互助保險系統。
支撐這些聯誼組織的共同互惠原則，因「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立，進一步強化。該組織旨在創造同儕壓力。它透過排行榜（比如「國際學生評估計畫」，評比教育表現）及同儕審核國家政策，來鼓勵各國互相比較。
這些目標特定的聯誼組織各自有其明確、限定的會員權、團體內有互惠責任，以及可信的開明利己，逐漸地轉化這個世界。每個組織以其自己的速度而開花結果，然而，它們累積起來的成就十分驚人。
1989年，北約催生出壯闊結果，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歐洲範圍內，逐漸安定各國，比如西班牙、希臘及葡萄牙，都成為民主政體；同一時間深化貿易整合，讓較窮國家能趕得上較富國。關貿總協1986年最後一輪磋商，奠定好基礎，讓接下來國際貿易擴張，取得龐大經濟利益。國際貨幣基金擋住多次金融危機，整個這段期間，它最大的紓困行動，便是1976年協助英國解決政治危機；紐約時報當時預測英國危機的走向，寫篇標題為「再見了英國，很高興認識你」的新聞，局面因國際貨幣基金紓困而扭轉。英國獲救，是因為凱因斯等英國前一世代官員建立起國際貨幣基金，因應這種可能狀況。他們稱得上國家英雄。
除了這些互惠責任式的聯誼組織外，全球領袖還建立新組織，旨在履行救援的義務。他們再次發揮智慧。不是把這些救援義務委付個別富庶國家，而是建立起全球機構，使用那些富國之間的互惠原則，以執行新準則，履行救援他國的義務。聯合國難民署（UNHCR）之創設，是為了照顧難民；「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之創設，是饑荒時提供食物；世界衛生組織之創設，是想在最貧窮社會，提供更好的衛生照顧。但登峰造極的組織是世界銀行。它的會員分為兩群，富裕國家約束彼此要捐助，而較窮國家則收受那些匯聚起來的錢財。
在當時，這些集體因應救援義務的行動，是空前未有的；是高尚的行動，與互惠責任的崛起相互烘托。沒半個國家質疑任何救援義務該不該做，而且群策群力。事後回想，沒有爭議真是了不起。
與這些新的聯誼組織及履行救援職責義務並行的，是全球領袖在1945年重新建立一種世界政府的原型、全球各國的集會。一戰之後建立的國聯已經失敗且停轉，於是成立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用意在戒護世界秩序。安理會跟國聯一樣，儘管善意殷殷，但罕能發揮功效。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這個團體夠小，可以讓互惠實現，但美國及蘇聯的意識形態兩極化，讓該組織無法建立開明利己所需的信任。弔詭的是，聯合國做得最成功的事，是轉化自己成為被排除國的聯誼組織；在那些聯誼組織無法強力發聲的國家，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Club 77）。
道德世界受到腐蝕
這些聯誼組織靠互惠而運作，支撐它們的準則是忠誠及公平。隨著實用主義遭意識形態取代，兩項價值也遭「西高工富發」鍾愛的關懷及平等所汰換，接下來要求包容一切則基於需求。為了回應這麼高尚的雄心，聯誼組織都把自己的會員數及抱負給擴大了。
北約由最初十二成員國，成長到目前的二十九國，勢力範圍往東擴大。相形原始那群國家有些真純的互惠元素，北約擴張本質上算是美國把國防安全保障，供應給欠缺國防戰力的國家。歐洲經濟共同體由最早的六成員國俱樂部，擴張成二十八國的歐洲聯盟。法規的領域，由貿易及民主大為擴張，直到涵蓋大多數層面的公共政策。關貿總協自我解散，變成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數擴大到全球都包下來，相應地法規領域也大為膨脹到農業、服務業及智慧財產。相同的還有國際貨幣基金已膨脹到幾乎全球都會員，撥款量也增加。
隨著這些界定嚴明的團體擴張，原先強化互惠責任的黏合劑開始變弱。接下來這些組織要不是變得沒那麼有效，不然就轉變為類似帝國的東西，由核心圈成員國經營，他們透過懲罰加諸下屬成員國，來執行規矩。有些組織走前一條路，另些走第二條。
先談第一條路，就是變得碩大無力。互助心即便在北約原始成員國之間，都告下降。目前二十九個成員國當中，僅有五個按組織規定，投入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在國防方面。相應地，美國的投入已開始減少。但一個強力聯誼組織蛻變成無能而全球都納入的組織，其經典例子便是世界貿易組織。相形關貿總協前十七年間，達成六輪互惠貿易談判，世貿組織在成立二十三年之間，連一輪也辦不到。
現在談更有爭議的走向帝國之路。歐洲經濟共同體擴張成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由互助銀行變成貸款給窮國的全球基金；兩者都變成類帝國的實體，有些政府透過它們告訴其他政府該做什麼。在歐盟，原本灌輸以使命感而讓會員國遵守的開明利己，現已遭範圍很廣的規定性準則所取代，準則由核心國團體制定、執行，而他們目前跟三群入盟的國家齟齬之中：東歐、南歐及英國。我不想對歐盟準則下判決，也不想誇大轉變的過程；由其他方面考量，歐盟還是一個價值無限的聯誼組織，而且有潛力，成就能夠更大。但毫不含糊地說，歐盟不再是互助的俱樂部；變成強國告訴其他國家該做什麼。
國際貨幣基金蛻變成有如世界銀行的全球基金，而世界銀行的成立基礎在履行救援的義務。按其本質，救援的義務既不是互惠也不該設有條件。但兩個組織變得被核心圈金主國支配，把義務化為權力。金主們先替援助開出條件，叫收受國採納特定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點子本身就很糟糕了，又很快遭到政治性質很強的非營利組織所劫持。目前，西方援助就環保及人權等要求，經常條件設定得太嚴格，即使在富裕社會都很難履行。舉個例子，世界銀行的一切專案都得有「環境影響評估」。水力發電專案變得不可能注資，原因是非營利組織認為它們侵犯人權。即便城市道路拓寬，都被西方人權倡議者擋下。碳排放標準，強加在世銀給貧窮國家的專案，比起在高收入國家的要高很多──鑑於非洲電力嚴重短絀，這件事備受憎恨。在此一樣，我不願誇大這種狀況：兩個組織依然造福極大，而且是主要工具，讓我們未來做更多好事。但它們已遭俘虜，待辦事項不同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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