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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識慾和情慾：吸引愛因斯坦到柏林的力量
來自柏林的機會
一九一三年元月，哈伯與文化部長，即「教會暨課程事務部」〔Ministerium fuer geistliche und Unterrichts-Angelegenheiten〕施密特│奧特（Friedrich Schmidt-Ott），和已經答應出資的贊助者科佩爾（Leopold Koppel）會商後，提議在院內幫愛因斯坦安插重要的職位。哈伯的構想在於，既然范托夫（van 't Hoff）的化學能讓熱學獲致成功，「輻射學和電子力學」對化學也將有所幫助。所謂電子力學（Elektromechanik），不妨理解成電子理論，或解釋成具有電磁輻射的原子或分子的交互作用，而其電子力學性質當時仍然不明。哈伯認為普朗克的基本能量子新概念為理解所有分子過程不可或缺一事，逐漸明朗起來。這就迫切需要新式的實驗研究。假使愛因斯坦能夠進入哈伯的研究所，一定能以別開生面的方式達成這種奠基任務。為此，實驗設備的可觀經費和給這位年輕教授的優渥薪資，將大有助益。哈伯也以這個想法來說服在學術地位上僅次於愛因斯坦的普朗克。事情有了結果，且在後來幾個月，能斯脫也加入這兩人的商議，顯示能斯脫強調以勞厄和英國布喇格（Bragg）的Ｘ射線繞射（Roentgenbeugung）方法來探討晶體的結構，而只有普朗克還記得，由於愛因斯坦對引力理論深感興趣，更須天文學者的幫助。
在三位柏林科學家的研議下，規劃出讓愛因斯坦前來柏林的新計畫。按照這個計畫，他這時應該脫離哈伯的研究所，成為科學院全職院士，一如范托夫那樣。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二日，普朗克和能斯脫、盧本斯及瓦爾堡聯名推薦，在院務會議上宣布邀聘愛因斯坦為院士。愛因斯坦早就享譽國際，這是他的相對論原理 及其所引起的時間概念革新所致。然而，可以經驗證明的理論結果，卻處在可度量事物的邊緣。愛因斯坦的量子假說獲致的具有實踐意義的成果，包括了固體的比熱、晶體在彈性常數和光自然振動（optische Eigenschwingungen）之間的關聯，及光電和光化學效應。他對光量子的思考「有時也不得要領」。他更出色地把動力論和熱力學巧妙結合起來。他最近關於新引力論的論文，尚未得到公認。愛因斯坦進入柏林科學院這件事，「被整個物理學界看成科學院極具價值的收穫」。愛因斯坦的年俸是一萬兩千馬克，科佩爾答應十二年內都將負擔一半額度。我們在此比較一下：化學研究所所長恩斯特．貝克曼（Ernst Beckmann）年薪為一萬多馬克，身為大學正教授則還有九千馬克，總額比愛因斯坦還多。但是，相較於一般院士九百馬克的「名譽年俸」，他的薪資卻好得太多。在愛因斯坦既定的薪資外，也加計這份榮譽俸。同年（一九一三）七月初，科學院物理學數學組在只有一人反對的情況下，一致通過這項聘任案。「由於某位民間人士出面」（即科佩爾），七月十日的這場院務會議圓滿達成神聖任務。這事不得不急，因為大家還想在八、九月休既定的長假。
隔天，不等全體院士會議確認選舉結果，普朗克和能斯脫夫婦一行人便搭週五晚上的夜車，到蘇黎世拜訪愛因斯坦，以便在週六向他提出這項邀聘，也包括范托夫所擁有的柏林大學名譽教授職位。或許，更談了延攬愛因斯坦進他們自己所內的可能性。週日，普朗克他們到附近郊遊，讓愛因斯坦安靜考慮。在他們傍晚搭車回柏林前，要是看到愛因斯坦揮動一條白手帕時，就知道這個講定的信號表示他同意這件事。幾天後，他寫信給柏林的情人埃爾莎，說他「最晚明年春季」會來柏林，成為范托夫的接班人是極大榮譽，但他更期待「我倆相聚的甜美時光」。部長還得商定技術性的細節，需要一些時間。愛因斯坦的聘任也要「尊貴的皇帝陛下」「仁慈地」核准，由十一月十二日「至高無上的詔書」加以確認。月底，愛因斯坦收到科學院的入選通知。院方請他選定到柏林述職的日期，他在回函時表示，可以在隔年「四月初那幾天」。
在給埃爾莎的信中，愛因斯坦後悔接受聘任的想法，先是想放棄，後來又改口，說這項計畫要推遲到他來柏林的時候才決定，而柏林同仁則有相當具體的構想。一九一四年一月，哈伯、能斯脫、普朗克及贊助者科佩爾和文化部長開會時，意見紛歧。能斯脫的提案最為具體，他想籌備一間探討輻射線和固體理論的研究所，聘請發明測定放射性物質輻射計數器的蓋格爾（Hans Geiger），但也有人主張把愛因斯坦所屬的研究計畫「委託」給民間贊助的學術小組。後來一份由能斯脫起草，哈伯、普朗克、盧本斯和瓦爾堡聯名簽署呈交文化部的備忘錄，則提議設置「威廉皇帝物理學研究所」。這再次仰賴了科佩爾基金的財務後盾。這個新設研究所的籌備計畫遭到既有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即威廉皇帝學會的強烈反對。本來擁有掌理所務全權及其研究人員的所長，現在卻由委員小組職掌，沒有自己的人手，也沒有自己實驗設備的研究所。簡而言之，就是成立一個名為評議會（Kuratorium）的監督單位，一個名為委員會（Direktorium）、擁有一個工作小組的理事會。關於備忘錄中所謂的委員會：「身為常務名譽祕書，我們建議愛因斯坦教授先生，每三年重新遴選一次所屬成員。」新的威廉皇帝研究所的方針是：
結合並安排最適任的物理學研究人員，來解決重大且迫切的專門問題，進而按部就班，既透過數學—物理學考察方法，更透過所屬人員在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研究，對相關問題尋求最完善的解決方法。
為什麼要讓愛因斯坦擔任這種一人研究所所長呢？截至目前為止，他在主持研究所方面──不管在蘇黎世或布拉格，並無值得一提的經歷。這不僅要有發現新概念的創意，更要有諸如組織研究計畫及其過程、鼓勵工作夥伴和評價研究方案等等的能力。柏林同仁知道這點。根據普朗克的信函，愛因斯坦本人也不太有自信，在所長一職及其相關的計畫議定和支援任務方面，自己就是「最佳人選」。同僚們排擠愛因斯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自己的研究計畫得到更多經費。他們推薦自己擔任前三年的理事。另外，在專門領域方面的因素也有影響。前面提過，愛因斯坦及其柏林同仁共同的研究興趣，投注在新的量子觀及從中推導出的結論。這是塊不易耕耘的土地。除了玻爾的原子模型，沒人擁有令人振奮、深具潛力的構思。僅憑一位院士，就要來完成古典輻射理論的持續發展，似乎不太可能：未加釐清的效應太多，不同研究領域的經驗數據太多，概念和數學的問題太大。可以想見，想形成探討和決策的論壇，把論題分配給實驗和理論物理學者和物理化學專家，在在都需要許多人協助。這便是今天所謂的跨學科或科際合作。在同樣擁有資格的同儕間，理解量子物理學所需的研究大方針，交付給研究所及所長愛因斯坦。一如預期，這項研究則由其他研究者執行。
一九一四年四月，即愛因斯坦抵達柏林，哈伯提交另一份備忘錄後，威廉皇帝學會和科佩爾基金會於六月呈交普魯士文化部一份共同提案，申請成立理論物理學研究所。國家補助所需款項的三分之一，其餘均由基金會和學會負擔。科佩爾本人願意出資興建沒有實驗室的小型研究樓館。七月，這項申請案來到前兩天還在總動員進行杯葛的普魯士財政部。駁回的理由並非迫在眉睫的一次大戰，而是該所本身。資金若直接由相關的國家或大學的研究所，而不是間接透過威廉皇帝學會來負擔，事情會容易得多。這應該也是達到這種學術目標的合乎體系與程序的方式。於是，愛因斯坦及其同仁便只能在沒有自己研究所的情況下想辦法。
逃離婚姻
影響愛因斯坦決定來到柏林的因素，優渥待遇儘管重要，卻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項因素，則是他與米列娃（Mileva）．愛因斯坦（娘家姓馬里奇〔Marić〕），婚姻褪色及他和堂表姊埃爾莎的戀情。經過少時在慕尼黑相遇後，一九一二年四月，愛因斯坦和她在柏林重逢。埃爾莎既是愛因斯坦母系的表姊，也是他父系的堂姊。兩人情投意合，成為戀人：
才不過幾天，我就喜歡上你，不知如何對妳表白……
我倆不住在同一個城市，多麼可惜！我應聘到柏林的希望十分渺茫……你的阿爾伯特（Albert）獻上一吻。
一九一二到一三年間，愛因斯坦與埃爾莎祕密通信，他的信被保存下來，而他則按埃爾莎的意思銷毀她的信。這事不僅瞞著米列娃，恐怕也瞞著柏林的親戚。此事還瞞著埃爾莎的父母及其妹妹保拉，愛因斯坦也和後者有過一段「感情」。「我很難了解自己對她能有什麼情愫。事情其實很單純。她是位年輕可愛的姑娘，就這麼多了，其他事都摻和了過多的想像。」
愛因斯坦自怨自艾，不僅因他惦念埃爾莎，更因他不得不和米列娃生活。「我和她都是可憐人，被無情的義務給束縛住。」一九一二年五月，他試著跟埃爾莎一刀兩斷，表示不會再寫信給她，卻同時答應她，在搬到蘇黎世後會寫信告知新址，「妳就可以寫信給我」（譯註：就當時的用字習慣而言，「妳」〔Du〕字只用在極親密的對象上）。實際上，當埃爾莎隔年三月向他祝賀生日時，通信又再開始。「只要能跟妳相聚幾天，而不要帶著我的十字架，我願意付出一些代價……你的阿爾伯特。」
他的「十字架」米列娃自從懷了第三個孩子，即小兒子愛德華（Eduard）以來，就不再期待丈夫全心全意。她必須單獨陪孩子們待在家裡，日漸憂鬱，且患了風濕──還不提造成她跛行的先天性髖關節發育不良（Hueftschade）。愛因斯坦接受布拉格的聘任，並未改善她的處境。一家人不得已搬遷，使得愛德華經常中耳發炎且長期頭痛，米列娃更抱怨布拉格空氣不好且衛生很差。生性樂觀快活的愛因斯坦在為埃爾莎描述他的米札（Miza，譯註：即米列娃）時，不太留情，說她是「世上最最憂鬱的人。我害怕同時看到她和妳。就算她只從遠處看到妳，也會縮得跟蟲似的！」愛因斯坦晚年還說她的容貌已經變得醜不堪言，希望這樣的話不要傳到米列娃耳裡。這話不符實情，一九一一年，一張她和愛因斯坦的合照，顯示她有大而清秀的臉孔、靈巧的上唇和自信的眼神。在一張離婚後攝於蘇黎世的照片上，我們看到的女人有著一張和善的圓臉和有些滄桑的表情：和埃爾莎相比，並未比較漂亮，或比較難看。不過，愛因斯坦在婚後不久，卻寫信告訴好友貝索，說米列娃能打點大小事，廚藝好，「總是心情愉快」。但是，她的心情低落並非源於自己。愛因斯坦表示，米列娃經常抱怨，一天到晚想著「她要如何防範你們的監視」。這裡指的是柏林的親戚。愛因斯坦的母親隨時都想傷害米列娃：「我母親恨起人來也很惡毒的。」米列娃並不妥協，甚至以牙還牙。愛因斯坦自覺身在「苦海」，而讓知識帶領他「升上安靜的境界，沒有人間的紛擾和折磨」。埃爾莎和愛因斯坦母親也會有口角，卻會重新跟她和解。令人驚訝的是，她更介入了愛因斯坦的職場事宜，亦即她登門拜訪哈伯。一九一三年八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她時說，她的幫忙或許並非全無作用：哈伯多少聽了愛因斯坦這位好心堂表姊的話。「我應該以平常心看待科學院的事，留在熟悉的圈子裡……妳貿然登門造訪哈伯，確實有著自己的作風。妳有對誰說過，還是全賴自己的大膽性情？」
一九一三年八月，愛因斯坦和居禮夫人（Marie Curie）及其女兒一同漫遊瑞士恩加丁（Engadin）。九月，他和妻兒一道探望塞爾維亞的岳父母，隨後，他將在維也納的德國自然學者暨醫師大會上發表報告。米列娃似乎應該一同前往，然後再回到蘇黎世，這時卻發生爭吵，愛因斯坦獨自前去。於是，塞爾維亞丈人就讓兩個外孫在希臘正教教會受洗。愛因斯坦從維也納直接去柏林，商議新職務，且不帶「十字架」，和情人相聚。他愉快地回家：
現在總算有個人可以讓我以全然的喜悅來想念並為之生活了。如果我猜得不錯，妳的信告訴了我，那個人已經在那裡等著我……我們分離的這半年很快就會過去。
情勢已經底定：有利於身段軟、比較迷人的埃爾莎，而不利於米列娃。不過，柏林的住處依然需要身為人生伴侶的妻子本人來打點，愛因斯坦不會插手。於是，米列娃前去柏林，寄宿哈伯家，為這個形式上還在一起的家庭找了房子。她大概還奢望著能夠改善自己跟先生與孩子的爹的關係吧。
柏林──獨特的良機
愛因斯坦在蘇黎世一定問過自己，除了柏林，哪裡更能提供既不受干擾，同時又有高薪的研究工作。他尤其喜歡沒有教學義務這一點。在蘇黎世，他有既定的授課時數，參與舉辦文科中學教師的國家考試，甚至指導一兩位博士生的論文。在柏林，並無這些，或是由身為柏林大學教授的他自己決定。他屬於一所知名的歐洲學術機構，能在世界知名的學者圈中討論，甚至合作。在自己的研究所，就是有這種機會。設所之事雖遭到推遲，卻仍有希望。他三十四歲，最具創造力的時期或許已經過去──但誰知道呢？他能否像柏林物理學者所期許那樣，在量子現象領域「下金蛋」？答案仍不確定。但是，他可以確定自己完成了引力理論：他現在已經能夠預測其效應，而柏林則有不少能夠加以證實的天文行家，何況他還發現一位躍躍欲試的年輕天文學者弗羅因德利希呢。
這座世界都會為他提供了參與文化和社交活動的絕佳機會。蘇黎世、布拉格、萊頓、烏德勒支，甚至維也納，均望塵莫及。不過，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讓他很感冒，這位巴伐利亞人早就加以唾棄。對於以後必須長久相處的人，也不令他感到愉快。他寫信給埃爾莎時說，柏林人的缺點就是「素養不足」。相較於法國、英國人的言談和感受，柏林人頗為粗俗野蠻，簡言之，缺少人文素養。他這麼快就得到關於「柏林人」的結論，不禁令人訝異。這看法是從他跟柏林同事的交往得來的嗎？埃爾莎對他的感情，彌補了這點，愛因斯坦覺得這是種難得的快樂，是「一種同我極為投緣的樂事」。他期待能常和她在一起：「最美好的就是我倆在格魯內森林裡散步，及陰雨時，在妳閨房裡的相聚。」他相信，自己在柏林會更加振奮：他戀愛了。
一九一四年過去了。春天來臨，卻帶給我們極為劇烈且頻繁的風雨。大自然似乎失序了。幾乎每天都在閃電打雷，彷彿世界即將沈淪，接著就是去年所無的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當時大家沈浸在一種獨特的夢幻氣氛，擺盪於戰爭欲求與和平希望之間。人們大肆慶祝……
當愛因斯坦搭火車由萊頓經德國西部的亞琛（Aachen），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抵達柏林時，或許正如同作家多米尼克（Hans Dominik）所描繪一樣地風雨交加。他向荷蘭學者埃倫費斯特（Ehrenfest）講述了自己的引力理論，並一同討論量子物理學的現況。說不定哈伯在波茨坦站，或者在夏洛滕堡，或是有科隆列車靠站的市中心勒特爾（Lehrter）車站等他呢？三個月前，哈伯幫米列娃在市區西南邊的達冷埃倫堡街（Ehrenbergstrasse）三十三號找到房子，離哈伯在法拉戴路（Faradayweg）四號的研究所不遠。房屋重新裝修，一週後，家具也運到，不過，卻使愛因斯坦得暫住舅舅科赫家。同年（一九一四）四月一日，他在蘇黎世辦好離職手續，興奮地告訴情人埃爾莎，自己的妻兒還得在瑞士洛迦諾（Locarno）調養兩週，所以他們倆可以安心享受愛情。
米列娃和孩子們於四月下旬來到柏林。這個新家交通便利，鄰近城鄉快鐵利希特菲爾特西站（Lichterfelde-West），和聯繫符滕堡廣場，即「新西區」的地鐵提爾廣場（Thiel-platz）站。從快鐵站利希特菲爾特搭弗羅瑙（Frohnau）線，可達位於菩提樹下大街普魯士皇家圖書館附近的科學院及比鄰的大學。在達冷這人口不到一萬的鄉村別墅區，生活相當舒適。當時蓋瑞街（Garystrasse）往市區西南邊的策倫多夫方向，是片開闊的田園。住家附近更有植物園，佔地廣大、景色怡人，並有培育許多仙人掌的觀賞館和一座擁有棕櫚樹的熱帶館。但屋內的氣氛並不怎麼好。四歲的愛德華在中耳痊癒後，仍然病弱，跟母親待在家裡，漢斯則開始上學。米列娃跟夫家親戚不相往來，而先生常常連續幾天不在家，沒有交代理由或地址（當然是到埃爾莎家）。米列娃或許已經察覺箇中情況：這與其說和先生的「老朋友」有關，不如說和他的堂表姊有關。這個狀況從五月某週末埃倫費斯特夫婦來訪時，可以看出端倪。但客人來過便走，夫妻卻得單獨相對。當愛因斯坦沒有問過太太就租了個房間時，兩人大吵起來。她責怪他被親戚牽著鼻子走，大家正等著看這位教授先生會有什麼作為。愛因斯坦躲到埃爾莎家，米列娃則接受哈伯太太克拉拉（Clara）的邀請，帶著小孩搬到他們家。早在遷居前就冷卻的這層關係，如今降至冰點：看來分離會比較妥當。夫婦兩人仍然保持聯絡，但由哈伯代傳信件。關於孩子歸米列娃及其贍養費用的磋商，由律師進行，愛因斯坦則委託好友貝索去處理。談判因愛因斯坦嚴苛的條件和雙方的猜忌而破裂。七月底，愛因斯坦的妻兒回到蘇黎世。他把大部分家具寄給他們，而在威爾默斯多夫的維特爾斯巴赫街（Wittelsbacherstrasse）十三號租了較小的房子，只要步行一刻鐘便可到哈伯蘭街。一年後，大家才在蘇黎世再見面。柏林關心不了這種在眾多不幸中的一樁私事。
緹拉．迪里厄點出了一九一四年夏天的氣氛：
一步舞（One-Step）正風行，大家隨著流行歌曲〈鮑比你的頭髮呢？〉跳「木腳」舞，亦即僵著一條腿繞著舞池跛行。整個柏林陶醉其中……柏林洋溢著工作狂熱和生活快感，沒有人料到，在我們大跳其舞的同時，戰爭幽靈也亦步亦趨。誠然，是有些警告的聲音，但人們充耳不聞。彷彿每個人都受制於莫名的恐慌，要在大禍降臨之前盡情歡笑，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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