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弓冰川（Bow Glacier）有約750公尺長的冰，宛如舌頭般，從華普達冰原（Wapta Icefield）伸出。過去曾有巨大的冰河往東流，切出同名的廣闊河谷，而弓冰川是殘存的一段。冰川在顛峰時期深度超過1公里。兩萬兩千年前，冰川從洛磯山脈往東延伸，進入山麓，短暫接觸到今日卡加利所在的大平原。
如果你在春天讀到這段文字，這時融水正開始從冰層流到湖裡，自幾處瀑布滾落。水帶著塵土，那是從岩床上刮下來的岩石微粒，證明冰川在劇烈運動。在溪流中，這種「岩粉」讓河水看起來像稀釋的乳品。到了湖泊，顆粒聚集在一起，將湖水染成美不勝收、令人難忘的綠松色。湖水在東南邊流入弓河（Bow River），這條河蜿蜒流經露易絲湖（Lake Louise）、班夫（Banff）、坎莫爾（Canmore）、科克倫（Cochrane）和卡加利，流向哈德遜灣。今天在卡加利喝杯水，有五成的機率會嘗到冰川的滋味。要是一輩子住在這座城市，你的身體會充滿那些藍色的石灰岩分子。山脈就在你的骨子裡，毫不誇張的說法。
冰川的水流到城市需要一些時間。若在星期天早上將一艘小玩具船放到弓湖，而這艘船如果夠幸運，沒在半途卡住或沉沒，那麼你在星期三傍晚可走上卡加利的和平橋，看著它從你腳下漂流而過。若你沒那麼有耐心，就把船放到你的車上，從礫石路肩出發，開到冰原公路，然後從湖泊往東南方駛向城市。如果路況不差，只要兩個半小時。
我有一張弓冰川的黑白照片，將近一百年前拍的。照片中一名男子站著，雙手插口袋，凝視著湖面和高處的冰。他旁邊有個大大的圓錐形帳篷，搭在礫石島上。在前景中，帳篷和部分山景倒映於寧靜的水面上，畫面美極了。照片中的弓冰川相當壯闊，左右兩邊的山峰似乎根本無法阻擋它，它以三條巨大的河道注入下方河谷。林線上方，一切都刮得乾乾淨淨，被數千年的冰沖刷殆盡。
這張照片的布局是當時自然攝影的典型做法，對攝影師拜倫・哈蒙（Byron Harmon）來說也是日常慣例。他的探險隊有七匹馬、三名嚮導，以及《國家地理雜誌》作家、曾任戰地記者的路易斯・弗里曼（Lewis Freeman）——一行人在前一天下午很晚的時候才抵達湖邊。他們沒能找到適合馬匹的糧草，被迫穿過厚厚的積雪前行，終於在天黑前找到一些草和可用的營地。隔天早上，他們沿著原路返回，在濕漉漉的礫石上搭起圓錐帳篷，開始等待。洛磯山脈天氣狂暴，難以預測。哈蒙常得耗上一整天，等待光、雪、寒霧配合。對他來說，連一張照片都沒拍就離開也不稀奇。在這奇特的早晨，雲消散了三十分鐘，哈蒙拍下這張照片。
1903年，哈蒙從奧勒岡州來到班夫。過去二十年間，他的工作室經營得很成功，除了製作旅遊明信片，也為鎮上的富裕居民拍肖像。多年來，他的夢想是為華普達冰原上數十條冰川的每一條拍照，也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對象——弗里曼。弗里曼剛結束從芝加哥搭船經五大湖到紐約的行程，在1924年夏末來到班夫。準備幾天之後，他們出發了。這趟旅程相當艱辛。他們為此行準備了好幾個月，餵養馬匹，讓牠們休養生息，第二天晚上卻有三匹走失了。替代的馬匹不適應整天穿過厚厚積雪的嚴酷徒步行程，總是筋疲力竭、未能飽足。兩天後，他們在一次倒楣的渡河過程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補給品和另一匹馬。
渡河過程中並未遺失的兩個箱子，或許最能展現出弗里曼和哈蒙的性格，也透露出這次探險的整體意向。其中一只箱子裡裝的是無線電器材，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裝置，重量超過一百磅。另一箱則是八隻信鴿。弗里曼想要證明，洛磯山脈並非如專家預測的無線電「死角」，而哈蒙則想看看這些信鴿備受稱讚的導航能力，是不是能克服這一帶高峰與蜿蜒谷地帶來的挑戰。無線電發揮功用了。幾週後，他們收到警告，早期暴風雪將來襲，決定提早結束探險，這時他們已在山區待了七十天，走了超過8046公里。哈蒙拍了四百張靜物照，以及逾2100公尺的膠卷。至於鴿子雖然綁著打在油紙上的訊息（弗里曼還為這項特殊任務打包了打字機），但沒有再回來班夫。
2017年5月，直升機把我和一支小團隊送到可以在哈蒙的照片中看見的雪地上，就位於冰川南緣的山峰旁。我們大半個早上搬運數百磅重的電池和其他設備，搬到一年前找到的崎嶇石灰岩山脊上。我們倚靠在能擋風的岩石旁快速吃午餐，之後設法鑽出一些夠深的錨栓孔，蓋好感測站的框架。
然後，暴風雪降臨。
正如哈蒙和弗里曼所熟知的，高山天氣瞬息萬變，原本晴朗多風的天氣說變就變。風帶來雨，雨變成雪。在冰川淨白山脊上方翻滾的雲朵，和岩石一樣呈深灰色。任何大雪都會讓我們面臨雪崩危機，加上能見度差，讓工作變得困難又危險。我們盡快把裝備收納在篷布和防潮箱裡，然後展開九十分鐘的雪鞋徒步旅行，到達一座空蕩蕩的高山小屋。這棟建物剛映入眼簾，暴風雪就席捲了我們。
接下來兩天，我們都待在室內。我望向窗外，柴堆上有厚厚的積雪。狂風怒吼。我們玩骰子遊戲「快艇骰子」（Yahtzee），設法分配隨身攜帶的那少得可憐的威士忌。隨著分分秒秒過去，我越來越緊張。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獲准在公園安裝設備，而那張許可文件一點彈性都沒有。再過一天半，無論能運作的感測站是否已經建好，直升機都會來接我們。只要暴風雪稍微減弱，我就會用小小的紅色衛星追蹤器，猛發訊息給紐約的團隊，但沒有收到回覆訊息。
我徹夜難眠，滿腦子是最壞的情況，心想雪會繼續下，又得再困在小屋一天。我們會錯過直升機到來之前的空檔；雪剛下，徒步返回冰川山脊太危險。我們的感測站會和哈蒙的鴿子一樣在嚴苛地理環境中失效，只不過昂貴許多。正以為自己輾轉難眠時，我醒了。陽光流瀉進入窗戶。
我們吃了早餐，收拾行囊；經過兩小時小心翼翼的雪鞋慢行之後，回到站點。山脊的風吹走了雪，一切都和當初離開時一樣。我們趕緊動工，焊接、連線、安裝、測試，設法把三天的工作量擠在一天完成。隔天一早，我們就透過無線電橋，送出第一則數據到建在6公里外山下的第二處無線電站。我用紅色追蹤器發文字訊息給在紐約市的團隊，幾分鐘後收到回覆。來自冰川的數據送上了雲端，透過我們的API傳輸。我從感測站複製貼上一大塊數據，寫程式碼把數據繪製到筆電螢幕上。沒有多少東西可看，只有長條圖，但無疑是有訊號的。這不是電視雜訊的隨機數字，而是更結構化的東西，感覺⋯⋯嗯，好像是活的。山上沒風的時候，一片詭異的純然寂靜。然而，看著數據在螢幕上捲動，我明白冰並非表面的模樣；表面上的靜止掩蓋了快速而持續的運動。兩小時後，直升機出現來接我們。
我們在冰川旁建立的感測站有三個感測器，稱為地震檢波器，會沿著不同軸（北／南、東／西、上／下）測量岩床的運動。石灰岩的移動會推動懸吊在每個設備內線圈中的微小磁體，這種運動轉換成電，再轉換為數位訊號。感測站的數據透過無線電橋發射4公里，傳送到弓湖邊緣的松貂旅館（Num-Ti-Jah Lodge），然後透過衛星上傳。五分鐘內，冰的碎裂和移動被轉化成聲音，傳送到布魯克菲爾德大樓（Brookfield Place）前的廣場。這棟光鮮亮麗的辦公大樓有五十六層樓高，加拿大最大石油與天然氣業者之一西諾沃斯能源公司（Cenovus）的總部。建築物的入口，一組高大的七個LED陣列，把冰川的數據轉化為一片扭動的彩色線條。到了晚上，燈光投射到廣場的石頭上，那裡有大約七千塊獨特的花崗岩，如此切割是為了描繪冰川冰原的地質力量。在冬日，初雪讓聲音和光線變得柔和。
班・魯賓（Ben Rubin）是我的長期合作夥伴，也是這項計畫的合作藝術家，他為《使者／預言者》計畫（Herald/Harbinger）寫音訊軟體。這項計畫把冰川的地震訊號流轉化成聲音，成為來自冰川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廣播。來自冰川的訊號在十六個環場音效聲道播放，掃過廣場。冰汩汩作響、劈啪破裂、砰的爆裂。卡加利以第七大道上經過的東行卡加利輕鐵聲、滿載垃圾車的轟隆聲、通勤者踩著高跟鞋穿越人行道的咔嗒聲作為回應。在LED陣列上，整座城市的交通模式和穿過廣場的人行步道，與來自冰川的數據共享空間，對話永不停歇。通常我們上班時，冰川會沉寂好一段時間，呢喃的訊號在尖峰時間的噪音背後幾不可聞。其他時候，深夜時分，城市安安靜靜，廣場會突然活絡起來，180公里外的冰瀑聲在街道上迴盪。
班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卡加利裝置這件作品。我們坐在第一與第七大道廣場中央臨時的辦公桌前，低頭傾聽冰的聲音。我們在一個不應該存在的地方，那裡既是有六千萬年歷史的山脈、高2450公尺之處，也是加拿大成長最快的城市中心。我們坐在公共空間的一處裂縫中，既是在弓冰川冰層的邊緣，也在眾多玻璃帷幕摩天大樓中間，到處是雄心勃勃的石油天然氣公司主管和礦業工程師。我們一腳在更新世，另一腳在人類世。
有一張弓冰川的照片比哈蒙拍的照片更早，那是1902年一位來自費城的業餘攝影師暨登山家喬治・沃克斯（George Vaux）在度假時拍攝的。這張照片隨興多了，前景什麼都沒有，但眺望點幾乎和哈蒙一樣。那裡有湖，有林線，冰川兩側有兩座山峰，還有那巨大的冰塊。1924年，冰川剛好停在林線上方，只是這張照片的冰川向前傾流，在山谷的低矮之處繼續挖鑿。你可以看到照片右下方有薄薄一片白色，即使在溫暖夏日，冰也幾乎到達湖邊。
這張照片拍攝後幾乎整整百年，喬治的孫子亨利走到這座湖邊，拍下另一張照片，盡量符合先前畫面的角度和取景。這兩張照片非常相似，幾乎可以在Photoshop裡相互疊圖，進行差異化混合——這項技法是把兩張圖中相同的部分全部隱藏起來，只顯示一個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在如幽魂般的殘留像素中，是一種緩慢、不可逆的消退。
從亨利拍照至今，弓冰川的冰已退得更遠，而在我寫下這段文字到你讀到它之間的時間裡，又會退得更遠。或許冰川現已退落到兩座山峰後方，或許我們的感測器現在遠離任何冰塊，只能記錄到偶爾發生的落石。或許卡加利廣場幽暗沉寂。這是我們的計畫無可避免的結局，也是根本的目的。在數據中見證弓冰川的死亡。不是以低調、隱藏的頻率，而是公開、大聲播放出最後的遺言，讓人人聽見。
終有一日，《使者／預言者》計畫中，仍存在的冰川的聲音會逐漸消失，廣場上又會只迴盪著我們的腳步聲和車輛的轟隆聲。在那之前，這件作品是一場臨終秀。它提醒卡加利人，儘管五十六層閃閃發光的玻璃擋住了山景，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透過他們喝的水和呼吸的空氣，將他們與岩石和冰連結起來。「advocate」（倡言）一詞源自於拉丁文的「advocare」，意思是尋求幫助。《使者／預言者》計畫為冰川倡言（雖然看似徒勞），繼而又想像如何將數據放入公共空間，代替地方、動植物倡言，否則那些事物無法持久發聲。
每一項計畫都延長了我們與數據相處的時間，擴展了我們能從何處、與誰一起聽到數據聲音的想法。藉由讓數據在更大的規模內訴說，並藉由共同傾聽，我們是否可能更理解、更善加處理今天的緊迫議題？氣候變遷、金融不平等、後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發生在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尺度上，即使沒有超越我們想像的極限，也不受限於我們螢幕的邊界。我們需要的或許不只是一次性的論據，而是長久、持續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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