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榆樹谷的秘密
我們的想像，比現實更常傷害我們。
——塞內卡
美國紐約州伊頓鎮的某個郵局，矗立著一座假燈塔。郵局以前是加油站，改裝的時候把這座兩層樓高的建築物保留了下來，紅白相間的螺旋讓人想起舊時代理髮店的柱子。這座假燈塔位於紐約州的柔軟肚臍，一個只有幾千人的鄉下小鎮，大約一個世紀以前，它默默見證了一件你從未聽說過的關鍵民意調查。
一九二八年，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有一個叫作理查．山克（Richard Schanck）的博士生。他是日後社會心理學的開山鼻祖之一，當時剛剛搬到伊頓，想要研究每個個體如何形塑自己的觀點。他之所以選擇伊頓，是因為這裡規模很小、連結緊密、信仰虔誠，這裡沒有大都會的繁華生活，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山克後來在一二八頁的博士論文中把這個小鎮稱為「榆樹谷」，它就像每個鄉下小鎮一樣，每個人都密切關注著每個人。這裡的八卦傳得很快，無論是張三的孩子放學路上偷摘了鄰居的蘋果，還是李四深夜回家的時候走得太急被樹根絆了一下，都不用多久就會傳遍整個小鎮。
榆樹谷的居民都知道，山克搬來這裡是為了研究他們的社會行為；但沒過多久，他們還是把這個大都會的學者跟他的妻子當成了自己人。山克夫妻在榆樹谷的三年中跟當地人打成一片，而且因為他們每個禮拜都上教堂，榆樹谷的人也邀請他們參加自己的洗禮、婚禮、葬禮，甚至邀到家裡來共進晚餐。
山克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觀察到什麼行為就記在本子上。他經常請教居民對於各種行為舉止的看法，尤其是布道者在講臺上提過的那些禁忌。舉例來說，他會問「洗禮必須全身浸到水中嗎？還是只要在身上灑水就可以？」「禮拜天可以去看戲嗎？」「可以用撲克牌玩紙牌遊戲嗎？」（榆樹谷都是清教徒，清教徒厭惡賭博之類的骯髒娛樂活動，而且JQK牌面上的封建圖案，讓人想起他們討厭的英國皇室）之類的問題。調查的結果相當一致，當他在公開場合問這些問題，絕大多數人都說不能用撲克牌玩遊戲，就算拿來打橋牌也不行。
不過山克光是第一年就發現，榆樹谷的村民全都說一套做一套。例如他們在公開場合都反對抽菸喝酒打牌，可是只要一回到家裡，就大大方方地跟其他成年人一起做這些事。山克覺得這種前後不一很有意思：為什麼在這個社區裡，大部分的人都會公然反對某些事情，私底下卻理所當然地做那些事情？
所以山克偷偷問他的那些新朋友，他們的行為到底是怎麼回事。山克的問題很有趣，它的答案不僅從此改變了人類對大眾輿論的看法，也讓我們決定出版這本書。
「你覺得鎮上大部分的人，對抽菸喝酒打橋牌的看法是怎樣啊？」
「大部分都會說，」村民回答，「這些事情罪大惡極吧。」
根據山克的紀錄，百分之七十七的榆樹谷居民都認為用撲克牌來打牌沒有任何問題，但同時又相信鎮上大部分的人都對此深惡痛絕。這些人顯然不知道，他們全都是沉默的多數。整個小鎮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偷偷沉迷於某些「惡習」，就連年輕敢言、不斷在公開場合高呼浸信會基本教義的牧師法格森，私底下其實都是一個愛打橋牌、口風很緊的自由派。
其他宗教問題跟世俗問題也一樣，例如這個鎮該不該跟隔壁社區一起合辦一所新高中（結果村民討論的時候引發激烈衝突，甚至爆發鬥毆）。山克發現，榆樹谷的村民在很多事情上都公開說一套，私底下相信另一套，而他認為背後的原因是，人們希望盡量在公開場合中表達出主流意見，藉此獲得這個社群的認可。但這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這些文化規範不僅他們自己不喜歡，而且其實整個鎮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在公共場合講？這個小鎮的人，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地誤解彼此？
山克調查之後發現，這些規範很可能都來自一位叫作紹特夫人的富有寡婦。紹特夫人的父親之前是法格森那個教堂的牧師，所以她認為自己應該維持整個教會的歷史與道德準則。另外，她也是該教會最大的金主，如果她不捐款，法格森的薪水大概就沒了。
紹特夫人用自己的鐵腕，牢牢掌握了一整個世代的村民。她強而有力地做出指示，決定了全村每一個人在公開場合的言行舉止。山克寫道，「紹特活力無限，經常公開表達立場。所以她的立場就變成了鎮上教會經常可以聽到的意見，許多村民都在沒有思考過有多少人接受的情況下，把紹特的立場當成了主流。」
這位婆婆去世之後沒多久，村民的行為就開始改變。乍看之下死守基本教義的法格森牧師，某天晚上跟妻子一起參加橋牌派對，在公共場合玩撲克牌。消息一出，流言蜚語很快就傳遍了榆樹谷，而且讓人們開始質疑所謂的主流意見：畢竟如果連牧師都在打橋牌，那到底還有誰不打？他們開始討論，然後發現大家幾乎都在偷偷地打，接著立刻開始檢查其他每一道禁忌。榆樹谷的魔咒，就這樣被打破了。
理查．山克在研究結果中表示，榆樹谷的居民之所以會臣服於紹特夫人，其實只是因為誤以為她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心聲。而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即使在一個連結緊密的小鎮，人們彼此了解的程度，也很可能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高。山克的研究告訴我們，社會中只要有一小群很敢講話的人，人們對主流意見的印象，以及整個社會的行為，就很容易被扭曲；而且有時候甚至不需要一群人，只需要一個很敢講話的人就行了，畢竟榆樹谷就是這樣。而這項研究結果，就是這本書要討論的。
山克博士是最早研究「集體錯覺」的學者之一。* 簡單來說，集體錯覺就是社會編織的謊言，當群體中大部分的人私底下都拒絕某個觀點，卻誤以為大部分人都接受，他們就會在公開場合附和這個觀點。有時候，這會讓每一個人都去做「大家」希望他做的事，最後就都選擇了那些沒有人想要的結果。集體錯覺就是這麼可怕。
*學者過去一直把這個現象稱為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但我認為這個名字沒有抓到要點，而且令人誤解。我們之所以搞錯主流意見，並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大多數人的看法；而是因為我們誤以為自己知道。這不像是無知，比較像是錯覺，所以我叫它集體錯覺（Collective Illusion）。
集體錯覺最有名的例子你一定聽過，那就是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一八三七年出版的《國王的新衣》（The Emperor 's New Clothes）：兩個騙子唬了一個自負的國王，讓國王相信他們正在編織一件華服，這件衣服非常漂亮，但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到。當然，沒有人想被當笨蛋，所以每個人都照著騙子的期待，說這件衣服有多漂亮。直到國王光著屁股，洋洋得意地穿過城市的時候，一個小男孩說出了真相，魔咒才被打破。
當然，如果集體錯覺只會出現在童話裡，或者只會出現在宗教場合，那它就不值得寫成一本書了。但事實是，集體錯覺在當代社會無所不在，而且越來越危險。
現代人的常見誤解
先來問一個問題吧：下面有兩個標準，你會用哪一個標準，來衡量自己的人生「是否成功」？
A. 根據自己的興趣跟才華，把自己在乎的事情做到最好。
B. 腰纏萬貫、頭銜閃亮、聞名遐邇。
選好了嗎？另外問你一下，你覺得大部分的人會選哪一個？
如果你選了A，而且覺得大多數人會選B，那麼你就中了集體錯覺。
這是我的智庫「個體機會中心」（Populace）在二○一九年做的一項研究，我們訪問了五千二百多個美國人，看看大家對「成功」的定義是什麼，結果發現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選了A，同時卻有百分之九十二認為大多數人會選B。
這項發現只是個例子，我們用了一些方法，找出人們在沒有社會壓力的情況下，對於事物的優先排序。結果發現大多數人都認為，成功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培養良好人格、與人正確交往，以及接受教育；但同一群人卻說，大部分人都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財富、地位、權力這些可以跟人比較的東西。
就連人們對於名聲的看法也是一樣。我們請受訪者在七十六個選項中，選出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結果大部分的人都把「成名」排在最後一名，卻同時認為大部分人都會把「成名」放在第一名。
沒錯：大部分的美國人根本就不在乎名氣；但同時又認為其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出名。「個體機會中心」的民調給我們一個清楚的教訓：我們絕大多數人既想追求有目的、有意義的生活，卻又同時相信大多數人並不那麼重視這些東西；於是我們不斷去迎合想像中的社會期待，生活過得越來越扭曲。
除了人生成功的定義以外，「個體機會中心」發現，人們在很多其他地方也都有集體錯覺。我的組織在短短幾年之內就發現一大堆集體錯覺，這些錯覺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影響我們對國家的期待、影響我們如何判斷其他人是否可信、甚至影響我們對於刑事審判、教育、健保這類體制的看法。我們發現，美國社會幾乎每一個重要領域，都看得到集體錯覺的影響。
這種研究不是只有「個體機會中心」在做。近年來學者發現，無論世界哪個角落，社會的哪個層面，都存在集體錯覺。從我們對戰爭與氣候變遷的看法，到我們的政治，集體幻覺無所不在。它影響性別的刻板印象、影響我們的心理健康、影響我們認為怎樣的身材才有魅力；它影響我們的道德行為、甚至影響我們去吃什麼食物。
舉例來說，大部分美國人都希望公司能提供一些對生活有幫助的重要福利，例如彈性的工作安排、育兒津貼、親友員工價之類的東西；但同時也相信大多數人不重視這些福利。所以這些人明明希望利用這些福利，實際上又不敢放手去用。
更糟的是，集體錯覺很容易放大既有的刻板印象。在中國，很多人都誤以為其他人很討厭日本，所以自己就在公開場合表達出嚴重的反日傾向。在日本，很多男性都想休產假，但又以為大部分男性都不想休，所以就把填好的假單硬生生收了回去。在加州，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持者，都把對方的立場想像得比實際更極端，於是自己為了對抗，就必須變得更極端，於是就實現了這個政治極化的自我預言。在美國的學校，大部分校隊隊員都重視認真讀書，但又認為其他人根本不看重學業成績，所以自己想讀又不敢讀，成績一直好不起來，同時也強化了集體錯覺。
集體錯覺的普及度跟影響力不斷快速增加，光是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就已經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關鍵特徵。它的影響非常重大。舉個例子，政治圈的性別失衡非常嚴重，女性明明占美國人口的一半以上，女性政治人物卻非常稀少。對於這個問題，最常見的答案就是美國人有性別歧視，但其實這只能解釋一部分的現象，「個體機會中心」的民調發現，百分之七十九的受訪者同意「女性的能力和男性一樣可以成為優秀的美國總統」。而事實上，無論是在地方選舉、州選舉，還是全國性選舉中，女性候選人的勝率也跟男性相同。
但如果把問題改成「女性當選的可能性跟男性一樣嗎？」事情就完全不一樣。因為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本質上並不是取決於每個候選人的實力，而是取決於你認為其他人怎麼想。政治學家芮吉娜．貝特森（Regina Bateson）發現，大部分人其實都不在乎候選人是什麼性別，但只要看到候選人名單中有一個是白人男性，絕大多數就會相信這人最可能當選。這部分就是因為社會偏見。 因為美國的政治採取贏者全拿的規則，選民經常投給「能贏的人」，他們在投票時會想「我本身沒有性別歧視，但大部分人都有。要讓我支持的政黨獲勝，我還是只能投給白人男性」。你看，集體錯覺多可怕。你明明是這個星球上最平權的人，卻因為誤解了其他人，不知不覺地做出了很多強化性別歧視的行為。
而且這個問題不只是假設，它在二○二○年總統大選中真的發生影響。民調公司雪崩之視（Avalanche Insights）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民調中，問受訪者如果明天就要選舉，你會選誰，最多人選的答案是喬•拜登（Joe Biden），其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第三名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但如果把問題換成「如果你有一根魔杖，揮一下就能讓某人成為美國總統，你會讓誰來當？」絕大多數受訪者都回答伊莉莎白•華倫。
這種現象貝特森稱為「策略性歧視」（strategic discrimination），「它跟直接歧視不同，抱有直接歧視的人會對該候選人持有敵意；陷入策略性歧視的人卻是因為相信候選人的身分會讓其他人不願意捐款、不願意當她的志工、不願意投票給她，而放棄這位候選人。」而「在候選人能力相同的情況下，美國人相信白人男性比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更容易當選，也比黑人男性更容易當選一些。」
集體錯覺不是只會影響政治，而是幾乎影響了社會上所有重要事物的核心。隨便講一個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然後說出你認為社會上大部分人對那件事的看法吧，我敢賭你想錯了。而且這種事到處都是。
集體錯覺的傷害，大到我們必須認真處理。但要能夠處理，我們就得先了解它是怎麼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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