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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世今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西元一四五三年）
一 帝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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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希臘人而言，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無疑是讓他們刻骨銘心的。拜占庭的燦爛與輝煌成就了這個帝國在世界文明舞臺的重要位置，一四五三年這一年卻是希臘人一段歷史的終結。昔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以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不過，這一說法未必是準確的，一段歷史的終結在很多時候很難找出絕對的標誌。實際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義大利及整個地中海世界已經興起了「文藝復興運動」。一四五三年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中世紀的思想仍然在北歐盛行。而一四五三年之前開端的地理大發現，在今天看來，它已經深深地影響並改變了整個世界。如果我們把拜占庭帝國的滅亡與鄂圖曼帝國的崛起聯繫起來，就會發現歐洲貿易或者整個世界的貿易在發生著微妙變化，而且這個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明顯。
一四五三年之前的半個世紀裡，許多拜占庭學者來到義大利謀求更好的發展，而此時依然有許多學者離開異教徒的土地遠赴歐洲淘金。鄂圖曼帝國崛起，以強硬的軍事手段和擴張野心阻礙了東地中海的貿易發展，其中尤以義大利至黑海的商業航線受到的影響最大。這當中，威尼斯、熱那亞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首當其衝的是熱那亞在拜占庭的商業區，隨後這個海上強國的商業霸權風雨飄搖、弱不禁風。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土耳其人具有重要意義，他們攻下這座文明城市，為其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座新都，還在於保護了帝國在歐洲部分領土的安全。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發揮扼守歐亞交通要道的作用，而且它還處於鄂圖曼帝國領土的中心，如果這座城堡一直掌握在拜占庭異教徒手中，土耳其人恐怕將難以入眠了。如果從君士坦丁堡再出現一支基督教十字軍，土耳其人會更覺如芒在背。
對希臘人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是他們心中的劇痛。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羅馬皇帝與這座城市一同殉難，希臘人的生存從此處於苦苦掙扎中。不過，希臘文明並未因此而消亡，這個文明內在的活力與希臘人的無限勇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與迦太基帝國滅亡一樣，悲劇的色彩同樣籠罩在希臘人身上。前世今生，今生未來，一切或許已有定數。
時間拉回到一四○○年的耶誕節，英王亨利四世在他的行宮伊森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中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拜占庭帝國皇帝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Ⅱ Palaiologos，一三九一—一四二五年在位）。他是希臘人的皇帝，有時候也被人稱作羅馬人的皇帝。這位皇帝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博學多才，遊歷了許多國家，受到君主和學者的喜愛。當然，我們也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位皇帝遊歷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尋求幫助。英國人為拜占庭人的高貴舉止傾倒，也為他乞求西方基督教國家幫助對抗東方入侵的穆斯林異教徒的行為感到詫異。不僅是英國人，法國人也拒絕了他，這些西方國家根本不相信這位皇帝的國家需要他們説明。對此，亨利四世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亞當（Adam of Usk，一三五二—一四三○年，威爾士神父、歷史學家）說道：「我細細忖量，如此高貴的基督教貴族卻被東方的薩拉森人逼迫得走投無路，以致要遠赴西方乞援。哦，古羅馬的榮耀如今何在？」
作為奧古斯都、君士坦丁的繼承人，曼努埃爾二世可謂生不逢時，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經過去。十一世紀塞爾柱突厥興起，西方的諾曼人也嘗試入侵拜占庭，東西兩線的危險讓這個帝國焦頭爛額。加之十字軍宣導的「聖戰」，其對拜占庭帝國是有危險的。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拜占庭也希望從十字軍那裡獲得益處，只是帝國的實力大不如前，在那個滿是戰亂的時代，一個帝國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則表明它的訴求在很多時候都不會得到應有的尊重。更何況，在一○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曼齊刻爾特（Manzikert）會戰中，拜占庭帝國皇帝羅曼努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慘敗給突厥人，帝國失去最重要的糧倉與兵源之地安納托利亞。會戰的失敗讓拜占庭幾乎失去小亞細亞，這成為帝國由盛轉衰的標誌。隨後，這個帝國更加依賴外國盟軍和雇傭軍，尤其是後者，拜占庭帝國需要支付大量傭金或者失去一些商業特權。而更加不幸的是，這一切又發生在帝國經濟衰退的年代。
這一時期的拜占庭帝國對待穆斯林的態度讓人費解。它既不支持後者與十字軍的對抗，也對十字軍沒有什麼熱情，帝國以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存在於兩者之間。到了十二世紀，因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的分裂，東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矛盾也更加明顯了。一二○四年，更可怕的危機到來了，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國的十字軍竟然反戈一擊，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並在這裡建立了拉丁帝國。這次事件影響是巨大的，它終結了東羅馬帝國的強國地位，直到大約半個世紀後，流亡到小亞細亞西部的拜占庭勢力，即尼西亞帝國才奪回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國的衰亡似乎讓拜占庭人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然而，米哈伊爾八世（Michael Ⅷ Palaiologos，一二二五—一二八二年）統治下的政權明顯後勁不足。這是屬於拜占庭末代的一個王朝，即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os Dynasty），君士坦丁堡在這一時期雖然還是東正教的中心，但是帝國的聲望已經大不如前了。加之還有其他拜占庭勢力建立的王國，譬如由拜占庭科穆寧皇室後裔於一二○四年建立的特拉布宗王國，這個王國擁有豐富的銀礦資源和傳統商路 ，幾乎不同巴列奧略王朝有什麼往來；在色雷斯地區由拜占庭皇室後裔建立的伊庇魯斯王國 ，也因爭奪君士坦丁堡與巴列奧略王朝爆發過戰爭。因此，昔日的輝煌幾乎不可能再重現了。更何況，還有巴爾幹的兩股重要勢力，即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存在，以及在希臘本土與周邊島嶼上義大利人和法蘭克人的勢力，拜占庭帝國陷入到遲暮之齡的困境。為了驅逐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後黑手威尼斯人，帝國決定引入熱那亞人的勢力，但是熱那亞人野心勃勃，他們幫助帝國的重要條件就是要獲取商業特權。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下，拜占庭答應了，隨之失去的是首都北部重要的商業區佩拉（Pere） 的商業控制權，帝國的財政狀況由此雪上加霜。
到了十四世紀，拜占庭受到強大的塞爾維亞王國 入侵，並大有被吞併之跡象。雇傭軍加泰羅尼亞傭兵團 的叛亂給帝國造成了很大的災難。一三四七年暴發了可怕的黑死病，導致帝國人口銳減。鄂圖曼帝國趁火打劫，利用拜占庭與巴爾幹諸國的紛爭大肆擴張，到十四世紀末，鄂圖曼帝國的勢力已經抵達多瑙河畔了。這意味著，拜占庭幾近處於鄂圖曼帝國的包圍圈中了——曾經偌大的帝國，現在差不多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 ，色雷斯的幾座城鎮，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鎮，以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大部分地區了。
雖然這一時期拜占庭帝國在藝術方面保持著高超的水準，並擁有大批優秀的學者，但君士坦丁堡已經淪為一座垂死的城市。十二世紀的時候，僅帝國首都及郊區人口就達到了一百萬，現在只剩下不足十萬了。更嚴峻的是，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首都郊區有一大半區域已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灣的佩拉也被熱那亞人控制。帝國最困難（指拉丁帝國末代皇帝鮑德溫二世在位的最困難時期）的時候，不得不將太子交給威尼斯債主作為「抵押」。昔日的大競技場僅剩殘垣斷壁，貴族子弟將它當作馬球場。因此，曼努埃爾二世接手的拜占庭帝國簡直就是一個爛攤子。儘管他想盡辦法尋求外援，依然回天無術——雖然許多歐洲貴族對這位皇帝頗為讚賞，但弱國無外交，能夠給予幫助的國家屈指可數。僅有法國於一三九九年派出了一支一千多人的軍隊向拜占庭帝國提供援助。不過，這等同於杯水車薪。
2
這個帝國就這樣待人宰割了嗎？
一四○二年，曼努埃爾二世正在尋求歐洲援助的途中，在得知鄂圖曼帝國蘇丹「雷霆」巴耶濟德一世（Bayezid Ⅰ，一三六○—一四○三年）意圖率軍攻占拜占庭首都後，不得不中斷訪問，火速趕回君士坦丁堡。幸運的是，他還沒有回到君士坦丁堡，這次危機就解除了。
原來，來自中亞的帖木兒大汗勇猛無比，他的軍隊在安卡拉戰役中擊敗了土耳其人，並俘虜了巴耶濟德一世。一四○三年，巴耶濟德一世死於帖木兒營中，群龍無首的鄂圖曼帝國由此陷入了將近20年的「空位期」。這對拜占庭帝國來說，是一個絕佳的喘息時期。
應該說，帖木兒的介入以及土耳其人內部的爭奪意外地讓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往後延遲了半個世紀。然而，聯合歐洲基督徒作戰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一支聯盟軍隊的組建和形成需要恰好的時間點和根本的共識。熱那亞人似乎只關心其商業利益，缺乏一個強權之國應有的長遠眼光，在對待帖木兒和鄂圖曼的問題上採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他們一方面派出大使向帖木兒示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海上優勢，「出動艦隊將戰敗的土耳其將士從小亞細亞運回歐洲」；威尼斯人與熱那亞人彼此不合，前者將後者視為最大的威脅，「要求其東方各殖民地長官嚴守中立」；教廷的形勢也不容樂觀，正處於大分裂時期，教皇與教皇之間相互傾軋，想要聯合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西歐諸國因百年戰爭的影響，特別是一三九六年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是中世紀時期最後一次發動的大規模十字軍東征）戰役的惡劣後果讓他們心有餘悸，加之一四一五年戰端又起，西歐自身的事務讓他們根本無暇顧及拜占庭帝國。
一四二五年，曼努埃爾二世去世，這位皇帝耗費了太多的精力想讓帝國東山再起卻終未實現。一四二一年，鄂圖曼蘇丹穆罕默德一世駕崩後，穆拉德二世（Murad Ⅱ，一四○四—一四五一年）繼位，這時的鄂圖曼帝國已經恢復元氣，國力強盛。根據著名學者格奧爾基‧奧斯特羅戈爾斯基（Georgy Ostrogorsky）的觀點，希臘人曾一度看好穆罕默德二世，覺得他雖然是穆斯林，但能與希臘人和睦相處。然而，「希望隨著一四二二年他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而落空了。雖然對拜占庭首都的進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勢頭給希臘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壓力，以至於曼努埃爾二世的第三子安德羅尼庫斯在絕望中將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賣給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是威尼斯共和國也無力回天，這次交易給了土耳其人藉口，塞薩洛尼基還是在一四三○年被鄂圖曼帝國攻陷了。之後數年，穆罕默德二世的擴張似乎停止了，不過這短暫的和平能持續多久呢？」。
約翰八世（John Ⅷ Palaiologos） ，曼努埃爾二世的長子，他或許做了一個艱難的抉擇：不顧父親的忠告，堅信只有尋求西方的幫助才能挽救這個遲暮帝國。只是，他忘記了父親在尋求他助時受到的冷遇了嗎？約翰八世認為羅馬教廷具備足夠的權威，可以將「一盤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諸國號召起來，援救東方的基督教兄弟」。
機會來了！一四一八年，在德國康斯坦茨（Constance）會議上選出了教皇馬丁五世，從而結束了長期有兩位教皇對立的時代。托這次大公會議運動 的福，約翰八世深知只有「透過某種普世大公會議才有可能使國民接受兩大教會的再次統一」。自一○五四年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後，東正教（即希臘正教）是不承認天主教單方面召開大公會議的。現在，唯有站在普世的角度才有可能讓分裂變為統一，約翰八世決定利用大公會議讓西方的基督教力量融入拯救帝國命運的事業中來。經過漫長的談判，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終於同意邀請拜占庭以代表團的形式前往義大利的費拉拉（Ferrara）進行會商。其實，約翰八世原本打算在君士坦丁堡召開會議，畢竟在帝國都城召開這樣的會議更具有深刻意義，但這一想法遭到了拒絕。一四三八年，拜占庭派出以宗主教（牧首）若瑟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費拉拉參加「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會議）。不過，這次會議可謂一波三折，曾兩次更換地方，可見爭執有多激烈。加之瘟疫在費拉拉城蔓延開來，一四三九年，會議地點移至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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