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1】信仰、理性與帝國
在當今我們這個世界，各種宗教基本教義派盛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在知性與文化上的重大成就，是「理性凌駕信仰」。但在目前的環境下，這個概念已經漸漸受到質疑與公開挑戰。某些基本教義派的擁護者甚至排斥現代科學與技術的成果，認為科技會腐化人心。於是，耶路撒冷古城的牆壁張貼著希伯來文海報，譴責使用網際網路或智慧型手機的人。然而，也有許多人抓住科技（特別是現代通訊技術）帶來的機會，全力宣揚他們的理念、爭取他們的訴求，其中尤以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為最。科技因此成為工具，為這些人認定的「真實信仰」服務。
如果以俗世觀點看待這個世界，可能會覺得這種態度自相矛盾。然而，某種意義上，啟蒙運動造成理性與信仰兩相對立，才是歷史的反常。最能清楚演示這點的，莫過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這座輝煌城市統治千餘年的基督教帝國的歷史。這個基督教帝國，就是我們所知的拜占庭（Byzantium）。
以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而言，拜占庭本質上不只是一個由神派駐人間的帝王統御管轄的基督教國度。很多人相信，神對世人的神聖分賜（divine dispensation），是以拜占庭帝國為核心。從神祕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人間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向外擴展，跟基督的天國交融、同化，合為一體。
這麼說來，以中心思想而言，拜占庭是個比周遭任何社會、王國或帝國更透徹的基督教國度。有人說，天國與人間在拜占庭合而為一。然而，拜占庭卻也是中世紀早期歐亞大陸西部科技最先進的政權，擁有足以嚇阻穆斯林入侵者的祕密武器「希臘火」（Greek fire，可能是以石油為基礎的混合物，利用虹吸作用噴射出去，燒毀敵人的船艦和士兵）。另外，拜占庭首都的公共場所和帝王所在的皇宮擺設許多大型機械裝置，也震懾了來自西方拉丁世界的訪客。
當然，正因為拜占庭披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啟蒙時代的作家和思想家才會對它不屑一顧。也因為這些人的無視，各級學校的歷史課程嚴重忽略拜占庭，直到不久之前才扭轉。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在英語世界知識分子心中留下濃重的一筆，他認為拜占庭歷史是「一段講述衰敗與苦難的故事，千篇一律冗長乏味。」他說，「我們勤於在王座上、軍營中與學校裡尋找值得傳誦的姓名與事蹟，卻是徒勞無功。」伏爾泰（Voltaire）表示，拜占庭歷史是「一系列無用的演說與奇蹟……是人類心靈的恥辱。」另一位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也有同感，他說拜占庭錯綜複雜的政治「不過是一連串叛亂、暴動與變節。」
如今我們用byzantine這個字來指稱積弊已久的複雜官僚體系、沒完沒了的陰謀詭計與普遍的貪污腐敗，首開先例的便是孟德斯鳩。德國辯證大師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同樣不以為然，他提醒讀者，拜占庭的歷史「普遍呈現令人作嘔的弱智傾向，卑劣乃至瘋狂的激情扼殺了思想、行為與個人的崇高面向。」政治暴虐無道，信仰高度虔誠，神聖拜占庭因此被視為一座知性與靈魂的囚牢。於是，拜占庭在知性與科學上的成就被漠視了。另外也很少人注意到，拜占庭的宗教文化其實比官方思想體系認可的更為豐富多元。
十九、二十世紀浪漫主義作家與神祕主義詩人（比如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與查爾斯．威廉斯等）之所以受拜占庭文化吸引，正是因為在世人心目中，拜占庭輕忽理性，並且隨同至高無上者昇華。對於一個飽受抹黑的文明，英國作家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沒有寫完他那本以十字軍東征為背景的拜占庭小說《巴黎的賀貝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或許是一樁幸事。那是司各特最浮誇的作品，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他是在別人的誘導下寫這本書。
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我們會看到，拜占庭文化與社會的複雜程度，都超過啟蒙時代的評論家或浪漫派擁護者的認知。但也正因為它的複雜，才如此令人著迷。拜占庭是個基督教社會，那裡的修士、神職人員與俗世信徒致力保存古希臘和異教的哲學、文學與知性成就。因此，那裡總會有某些人因為閱讀的關係，喜歡古希臘吟遊詩人荷馬勝於耶穌基督，或喜歡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勝過基督教使徒聖保羅。
拜占庭文化偏向守舊，卻又因為境內百姓來自許多不同種族，不可避免地產生無數文學、藝術與建築上的全新風格與形式。拜占庭這個世界強權與伊斯蘭衝突長達數百年，卻學會務實又巧妙地與鄰國相處，不像許多拉丁與西方世界對待東方的伊斯蘭那般，將「異於我者」妖魔化。另外，西元五世紀羅馬帝國失去對西歐的掌控之後，古典時代成熟的經濟制度，大多也是靠拜占庭這個經濟體，才能保留數百年之久。
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現代國家或政體能夠宣稱自己單獨承襲拜占庭文明，更沒有任何民族可以聲稱獨有它的遺產。包括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包括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更包括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敘利亞人及其他種族，都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自稱是拜占庭帝國的後裔，或擁有它的部分傳承。
【試閱2】為什麼是「拜占庭」？
前文提到拜占庭帝國，用了「這個基督教帝國，就是我們所知的拜占庭」這樣的語句，這是因為居住在帝國境內的人，幾乎都不以「拜占庭人」（Byzantine）自居。Byzantinos是形容詞，有時用來指稱來自君士坦丁堡的人。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的希臘文舊名是Byzantion，到了西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以自己的名字重新為這座城市命名，稱之為「新羅馬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upolis Nea Romê）。
然而，就連「拜占庭」這個詞的使用，主要也是文學上的矯飾。最早借用「拜占庭」這個詞的，是十六世紀德國古典學者赫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 1516–80），他用這個詞來指稱以希臘文描寫帝國事務的作家。到了十七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三世和路易十四世的宮廷贊助出版一系列「拜占庭」希臘文著作，延續了這種用法。自此之後這個詞就固定下來了，只不過，部分現代拜占庭學者還是偏好稱呼這個帝國與它的文明為「東羅馬」。
他們的理由很充分，因為所有「拜占庭」帝王和他們的許多子民都自認是羅馬人，而他們所在的帝國則是奧古斯都（Augustus）與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的羅馬帝國的延續。拜占庭不是羅馬的「後繼者」，它本身就是羅馬。他們以希臘語的「Rhomaioi」自稱，意思正是「羅馬人」。正如現代土耳其人稱呼某些使用希臘語的基督徒為羅馬人，而非希臘人，比如定居塞普勒斯（Cyprus）的希臘人和伊斯坦堡僅存的希臘人。在那些希臘人心目中，他們跟李維（Titus Livius）和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一樣，都是純正的羅馬人。為了探討原因，我們必須回顧三、四世紀幾乎撕裂羅馬世界的一連串權力傾軋，尤其必須探究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王朝。
【試閱3】新信仰
戴克里先信奉眾神之父朱比特，由此可知他的信仰態度偏向保守。他在位期間也曾迫害他認定的異教信徒，因為他認為帝國有這些人存在，會招致諸神的不滿。在各種異教之中，最令他反感的是基督徒。這些人信奉的宗教與帝國猶太子民的古老信仰一脈相傳，從中演變而來。
基督徒信奉他們心目中唯一的「真」神，聲稱神的兒子降世為人，成為巴勒斯坦的傳教士耶穌基督（基督的希臘語是Christos，意為受膏者）。在羅馬皇帝提比留斯（Tiberius）時期，耶穌被羅馬官方處死。當時羅馬帝國的子民依規定必須向帝國信奉的神祇獻祭，基督徒跟猶太教徒一樣拒絕聽從。
在重視傳統的羅馬人眼中，猶太人的行為情有可原，畢竟猶太人祖傳的信仰禁止崇拜偶像，而猶太教是非常古老的信仰，所以他們拒絕獻祭是為了維護祖先的傳統。在守舊派羅馬人看來，這種行為基本上是一種美德。但基督徒情況不一樣，因為他們信仰的是新宗教。很多羅馬人認為，所謂「新宗教」是一種矛盾：本質上，信仰必須夠古老，才能成為真正的宗教。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這些羅馬人聽見新任皇帝君士坦丁說他之所以在三一二年的米爾維亞橋之役取得重大勝利，是因為他也虔誠信奉基督教的神，想必震驚不已。後來君士坦丁進一步解釋，他會皈依基督教，是因為他在天空中看見神聖的十字符號。他進入羅馬城以後，拒絕跟歷任皇帝一樣在朱比特神廟的祭壇獻祭。相反地，從三一二年開始，他公開支持基督教會，對教會和神職人員的賞賜越來越慷慨。
很多人認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行為突兀又難以理解，勢必無情地改變人類歷史的軌跡。然而，從某些角度看來，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或許並沒有嚴重背離許多三世紀羅馬皇帝的宗教觀。
我們從戴克里先身上已經看到，三世紀的羅馬皇帝經常刻意跟某個特定的守護神或教派建立連結，藉此汲取力量。傳統羅馬人是多神信仰，亦即他們相信世上有許多神祇，羅馬的帝王因此有眾多潛在守護神可供選擇。
然而，到了二、三世紀，不但基督教漸漸盛行，也出現各種形式的「單一主神信仰」。基督教跟猶太教一樣，主張「一神論」，亦即相信世上只有一個神。而單一主神信仰則相信世上有許多神祇，但人只能信奉一位至高的神。單一主神信仰在軍方似乎特別受歡迎，而且通常崇拜跟太陽有關的神祇，比如密特拉（Mithras）或不敗的太陽神（Sol Invictus）。
由於三世紀軍人取得政權，各種信奉太陽的單一主神信仰在羅馬帝國的宗教舞台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活躍。比方說，戴克里先的前任瓦勒良和他的西方繼位者君士坦修斯一世都信奉不敗的太陽神，也公開宣揚他們跟太陽神的關係。重要的是，基督教似乎從早期開始就與信奉太陽神的教派一同在類似的社會階層流傳，本身也有明顯的太陽意象與詞彙。比方說，在《新約聖經》裡，基督被形容為「世界的光」或「曙光」。
因此，太陽單一主神信仰和與太陽有密切關聯的一神信仰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而君士坦丁就是來自這樣的宗教背景。將這點納入考量之後，三一二年君士坦丁從太陽單一主神信仰轉移到基督教，或許沒有後世看來那麼戲劇化。當然，到了三二三年，君士坦丁仍然在鑄造向「神聖同伴不敗的太陽」致敬的錢幣，並且在君士坦丁堡建造雕像，將自己塑造成太陽神阿波羅。在各種公開形象與宣傳活動中，君士坦丁持續使用某些形式、語句與圖案，雖然不全然屬於「異教」，卻既能吸引非基督徒，他的教友也能以基督教寓意加上理解。
這種做法不無務實的政治考量：君士坦丁必須步步為營，不能得罪帝國管理階層裡的異教勢力，因為他需要這些人的配合與支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的公共形象隱含的多重訊息，這本身或許就準確傳達他個人的信仰虔誠度。他與基督教的神建立的關係，跟長期以來東方統治者與諸神建立的關係沒有差別：他是神在人間的代理人。一般認為，信仰基督教的大臣樂意接受這種解讀：位高權貴的東方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甚至就這個主題對皇帝發表一篇演說。
從三一二年即位到三三七年駕崩，君士坦丁給予基督教會和教會領袖始終如一的支持。君士坦丁過世後，他的三個兒子君士坦斯一世（Constans I）、君士坦丁二世和君士坦修斯二世（337–61）各自分配到帝國部分領土，也都遵循他對基督教的政策。到了三六一年，信奉異教的朱里安（Julian）登上帝位，但他在位短短十八個月，就死在對波斯的戰爭中。
結果是，羅馬帝國官方的基督信仰更為公開，也更為激進。帝王開始立法推廣基督信仰，在公領域的措施包括建造教會，禁止異教徒公開獻祭，在私領域則是試圖禁止某些存在已久、但基督教會領袖不贊同的行為模式，尤其是婚姻與性方面。
於是越來越多羅馬官員為了討好皇帝，改信基督教。到了四世紀末情勢更明顯，基督教不只是君士坦丁時代那個受到帝王偏愛的信仰，而是變身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試閱4】秩序與混亂
中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商業上蓬勃發展，文化上海納百川。舉例來說，到了十二世紀，人口已經重回查士丁尼時代的高峰，並且可以透過商業管道取得足夠的糧食。
同樣地，雖然在拜占庭人心目中，「羅馬人」與「基督教徒」兩種身分漸漸畫上等號，城裡仍然有不少猶太人口。到了十世紀，城裡也有穆斯林阿拉伯商人聚居，合法擁有他們自己的清真寺。如先前所說，金角灣周邊地區在十一世紀變成義大利商人的聚居地。這些人分別來自威尼斯、熱那亞（Genoa）、比薩（Pisa）與阿瑪菲（Amalfi），會在帝國的經濟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到了七、八世紀，開始有亞美尼亞人（Armenian）與高加索人（Caucasian）成為帝國高官。
因此，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權力中心，也是交流中心，繁忙、混雜、南腔北調。正如拜占庭詩人約翰．策策斯（John Tzetzes）在十二世紀中葉寫下的名句：「當我跟塞西亞族群（Scythians）相處，你會發現我是塞西亞人；與拉丁人往來時，我會是拉丁人；和其他種族接觸時，你會認為我與他們同文同種……我用得體又恰當的言語跟每個人交談，深知這是最優質的行為表現。」
策策斯描寫的那個時期最大的變化在於，義大利貿易特區建立後，當地從六世紀開始衰退的經濟恢復了生機。另外，十一、十二世紀科穆寧王朝的帝王慢慢遷離競技場旁的舊皇宮，搬到西北邊的布拉赫奈宮（Blachernai），因為那裡離城牆近得多，方便帝王在軍事危機日益升高的時期掌控都城的防衛。
以拜占庭帝國的思維來說，皇帝必須效法神對宇宙的仁慈管理，維持秩序。在這方面，挑戰性最大的莫過於帝國首都，因為那裡的人口似乎永遠瀕臨失控。
前面討論過，查士丁尼在位時不得不設法安置從鄉村移入城市的大量人口，還得處理競技場黨派暴力問題。他頒布的法令也顯示，他試圖整肅帝都的黑暗面，比如打擊以鞋子或美食誘騙農村女孩進城、逼迫她們賣淫的人口販子，或立法禁止同性戀，也不准男女演員與妓女裝扮成修士、修女或神職人員來取悅觀眾或嫖客。
令人震驚的是，整個查士丁尼時代，已知因為同性戀行為受處罰的人都是主教。另外，根據普洛柯庇斯記載，北非駐君士坦丁堡的神職人員因為嫖妓被捕。這座城顯然不如官方宣揚的那般「神聖」，也並沒有因為修院如雨後春筍般建立，就變得更虔誠。
查士丁尼時代結束後，城內百姓的道德感依然沒有提升。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有一件雙面浮雕作品，一面是一頭威猛的熊，頸子套著鐵鍊，另一面是一個戴著狗頭面具的祼體男子，據估計是十一世紀的作品。這座浮雕是為誰而做，因何而做，實在耐人尋味。然而，不管是什麼樣的創作背景，都透著詭異。
就連宮廷也未必是一片淨土。拜占庭人跟更早之前的古羅馬人一樣，喜歡欣賞表演取樂，比如看弄臣嬉鬧。這些弄臣通常衣著清涼，戴一頂軟帽，拿兩根手杖。特別的是，他們會背對觀眾擺動裸露的臀部，逗觀眾發笑。根據一份語氣不友善的資料，荒淫無度的米海爾三世（Michael III, 842–67，綽號「醉鬼」）跟某個弄臣過從甚密，指示那人裝扮成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坐在他黃金宴會廳（Chrysotriklinos）的寶座旁。米海爾三世的母親狄奧多拉走進宴會廳，依禮跪在那假扮的牧首面前，請他為她禱告。據那份資料的作者描述，弄臣聽見虔誠太后的要求，轉身用臀部對著她，「汙濁的腸道發出驢子般的叫聲」。
城裡的百姓仍然極不安定，舉例來說，一一八二年暴民攻擊義大利特區，為科穆寧王朝與西方的關係帶來致命危機。確保充足的糧食與生活物資，百姓才願意安分地充當帝王的後盾。
比方說，君士坦丁堡牧首尼賽福祿（Nicephorus，約758–829）不滿八世紀的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反對聖像，對君士坦丁五世多所批評。他說，雖然百姓認為那是富足的年代，食物價格低廉，但事實上那個時代充斥著「瘟疫、地震、流星、饑荒和內戰。」他接著說，「然而，這些愚蠢的低等動物大聲誇耀那些豐衣足食的『好日子』。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期待的？」
那些人絕大多數連字母都不認識，往往鄙視並羞辱重視教育的人。其中最粗野、最無禮的人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像那種在街頭巷尾遊蕩的人，連自己的三餐溫飽都顧不上。
另外，七、八世紀拜占庭行政機構調整，只有少數單位沒有被裁撤或大幅改組，其中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Urban Prefect）。市政官負責維護城內治安，監督城裡的糧食供應，管理君士坦丁堡的「經濟制高點」。
一份九世紀末或十世紀初的文獻清楚闡釋這一點。這份文獻名為《市政官手冊》（Book of the Prefect），內容是市政官管理城市各種同業公會的指導方針，比如食物的買賣或生產、商業服務、金錢，以及宮廷儀典所需的物資。
因此，我們看到了針對各行各業的規章，比如販售麵包、雜貨、魚、國產紡織品或來自東方的穆斯林紡織品、香水、肥皂與蠟、香、豬肉、牛羊肉等商販，另外就是公證人、銀行家和錢幣兌換商。這些只是帝國當局最關注、急於監督與控制的行業，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沒有納入規範的商業活動。
很顯然，禽畜和其他日用品（比如木料）是從帝國各地長途運送，來到君士坦丁堡這個市場，就連宮廷儀典的舉行也經過調整，配合城市食物供應的節奏。根據十世紀編纂的帝國儀典手冊《禮儀書》（Book of Ceremonies）記載，帝王帶著隨行人員出巡，在城裡穿街走巷時，依規定必須正式視察將軍廣場（Strategion）的穀物筒倉。
糧食的供應不能心存僥倖，當然也不能輕信。正如《禮儀書》記載，「必須有個檢查員隨侍在側，如果皇帝想知道筒倉裡是不是確實儲存足量的穀物，檢查員就去測量皇帝指定的地方，據實回報。」皇帝得到滿意的答覆之後，御駕才會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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