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曾千方百計地把紅軍從中國南方地區趕走，紅軍能夠在中國南部或西南地區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區去；如果蔣當時調去西北剿共的不是東北軍，而是中央軍；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產國際召開了轉變統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沒有及時
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繼續他們過去那種視一切國民黨上層勢力為仇讎的作法，那麼，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
可是，反過來，只要蔣介石當時的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先統一後禦侮，只要這一政策意味著必須暫時犧牲中國東北等地以及相當一部分地方勢力，蔣就很難不用張學良的東北軍來剿共，張學良也很難不對蔣的這一政策逐漸產生反感。而只要中共改變了早先的政策，它就必定會注意到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這種矛盾，一旦它注意到了這種矛盾，西安事變或者其他什麼更嚴重的事變的發生，也就成了一件難以避免的事情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複雜和矛盾。
問題是，不管西安事變的發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過上面所舉的邏輯與事實，就不難得出結論，即西安事變不僅僅是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事情，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響並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因此，要談論西安事變，就不能不談論中共，就不能不注意中共對張學良和蔣介石的政策及其變化。而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張學良走向西安事變的所有步驟，都是從他和紅軍在陝北接觸以後開始的。所以說，真正想直接切入西安事變的史實，只要說明中共為什麼到西北來，又為什麼對張學良發生興趣，並成功地施以統戰工作就可以了。
中共和紅軍為什麼會到西北來呢？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為，中共和紅軍一步步從比較富庶的中國南方退向貧瘠荒蕪的西北地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蔣介石基於安內攘外政策，必欲消滅紅軍，至少也是要把紅軍趕出中國心臟地帶，因此其頻頻圍剿和進攻，弄得力量本來就弱小的紅軍越來越難以在南方安身。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當時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這也就是說，即使那個時候中共與張學良有所接觸，事情也搞不成後來那個樣子。因為，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和紅軍至少曾經有過兩次十分類似的機會可以和國民黨反蔣派結成較大規模的反蔣聯盟，結果卻一事無成。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三三年，馮玉祥在共產黨的推動下發起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員遠比後來張學良在西北時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微晚些時候，即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十九路軍將領揭旗反蔣和發動「福建人民政府」，那時與之毗鄰的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和紅軍曾經與之成立了同樣的反蔣協定。但這兩次機會都沒有抓住。因為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主張堅持涇渭分明的階級路線，反對與國民黨任何上層人物建立真誠的統戰關係，只想暫時利用這些上層人物來奪取他們的軍隊。結果，不僅這些反蔣派被蔣介石的中央軍各個擊破，中共紅軍也因孤立無援而無法繼續在南方各個根據地立足，最後損兵折將，不得不開始了後人所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固然是中共以前政策、觀念及其軍事路線諸多錯誤的結果，但它恰恰是我們了解西安事變來龍去脈的必要出發點。這是因為，導致西安事變的一切主觀和客觀條件都是從長征開始生長起來的。表面看起來，長征以後的國共力量對比越來越對中共不利，紅軍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可正是由於中共為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尋求蘇聯幫助，得到共產國際關於改變統戰政策的指示，又恰巧與因急於抗日而對蔣心存不滿的張學良東北軍相逢，結果兩相結合，終於造成了石破天驚的大舉動，迫使看上去已經勝券在握的蔣介石最終放棄了安內攘外政策，歷史的天秤由此竟漸漸轉向了有利於共產黨的一邊。由此可見，談論西安事變，確實應該了解紅軍是怎樣來到西北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蘇區，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事情。當時，在經過多年的鏖戰之後，勢力越來越強大的南京國民黨集團終於占領了共產黨在中國南方的最後一塊根據地，迫使共產黨的軍隊從此遠離中國的心臟地區，向西南偏遠地區轉移。
不過，率先退向中國西南地區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領導的中國紅軍第四方面軍。共產黨的這支軍隊原先經營著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塊重要根據地，北臨淮河，西抵京漢鐵路，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但該部還在一九三二年就因反「圍剿」戰爭失敗而輾轉退入四川北部地區，在那裡建立了自己新的根據地。幾乎同時退向西南地區的是曾經經營著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第三軍，它在被迫離開湘鄂西之後，轉戰將近兩年之久，終於也在貴州東部建立起一塊根據地。隨後進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經長期堅持湘贛邊根據地的紅軍第六軍團，它於一九三四年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實行西征，一方面為中央紅軍向西退卻探索道路，另一方面準備會合紅三軍後回師接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所謂西南地區，主要指的是雲、貴、滇、川、康五省區。這一帶不僅山多路險、交通不便，而且多數地區物質條件差，少數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以至近代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幾乎都不能在這裡實行有效的統治。紅軍之所以紛紛退向西南地區，同樣是注意到這樣一些條件。既然在靠近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中再也無法堅持下去，而國民黨南京政府這時又同歷屆中央政府一樣，尚無迅速實現一統天下之能力，到遠離南京政府統治圈以外的地區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紅軍實力的一種好辦法。
【未完，完整內容請見本書內文】

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曾千方百計地把紅軍從中國南方地區趕走，紅軍能夠在中國南部或西南地區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區去；如果蔣當時調去西北剿共的不是東北軍，而是中央軍；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產國際召開了轉變統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沒有及時
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繼續他們過去那種視一切國民黨上層勢力為仇讎的作法，那麼，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
可是，反過來，只要蔣介石當時的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先統一後禦侮，只要這一政策意味著必須暫時犧牲中國東北等地以及相當一部分地方勢力，蔣就很難不用張學良的東...

修訂二版序
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社還能夠再印這本書，我既感意外，也頗覺慶幸。因為這說明，儘管書出後臺灣國史館、黨史會大量開放相關檔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更提供蔣介石日記手稿供研究者閱覽，各種新資料和新研究層出不窮，本書並沒有受到衝擊。
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史料研究，正所謂「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因為作為「證據」的關鍵史料的取得，每每受到主客觀因素的種種局限。而且越是近現代，由於教育日漸普及，資訊手段愈益發達，一方面各種公私史料浩如煙海，另一方面政治上、法律上的限制，也包括私權利的影響，都極大地影響著歷史研究者尋找、發掘史料的進程。僅以西安事變研究為例，拋開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的困擾不論，相信熟悉這方面研究進展的讀者都很清楚，單純就一些關鍵性的史實論證而言，距今越近的研究成果明顯要比那些距今較遠的研究成果，來得準確得多。很明顯，事情過去得愈久，當事人及其家屬故去的時間愈長，相關史料的敏感度相對也就愈低，學者發掘、利用、研究的條件相對也愈好些。
但反過來其實也一樣。歷史距今愈遠，重要史料散失、損毀，甚至被人為造假的危險也愈大。這也是上個世紀末以來現當代史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呼籲開放檔案和「搶救」史料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本書來，也恰恰就是搭上了中國大陸、臺灣和俄羅斯，幾乎同時開放檔案的「順風車」。而我之所以沒有把研究重心放在西安事變本身上，只是側重考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來龍去脈，主要也正是因為當年對我而言，能夠捷足先登地看到中共的檔案和共產國際的相關檔案，實在是可遇不可求的千載一時之機。
我是在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初期，即一九八四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制訂「檔案法」，準備以三十年為期逐年依次解密檔案的歷史背景下，得以進入中共中央檔案館，斷斷續續花了幾年時間在那裡查檔案。主要查閱的就是中共長征到陝北後，對國民黨，特別是對張學良等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工作的相關檔案史料。
由於西安事變前後中共當時的政策方針幾乎完全是在莫斯科，亦即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形成和變動的，因此，只看中共保存的相關檔案是不夠的。恰在這時蘇聯解體了，一九九三年俄羅斯通過檔案法，同樣宣布以三十年為期，逐年開放歷史檔案。我馬上抓住這一機會，前往莫斯科，進到前蘇共中央檔案館（時稱「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查閱了西安事變前後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往來電報及其他相關文獻。
由上可知，正是這兩個難得的機遇成就了我的這項研究。因此，我也非常感念在我查檔的過程中，特別是那些在我爭取得到進入這兩個檔案館的資格的過程中，給予了我種種幫助的前輩們和朋友們。
最後還想要補充說明三點情況。
一是一九九五年這本書出版後，我又有機會多次來到臺灣，查閱了國史館、黨史會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的許多相關檔案。二〇〇六年後也多次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了蔣介石日記手稿。雖然，新發現的史料不無可以進一步充實本書細節之處，但考慮到就張學良與中共關係這一主題來說，本書的任務事實上已經完成，大可不必為錦上添花去變動版面，故此次只對個別文字進行了修訂。
二是在本書出版兩年後，中共中央檔案館就編輯出版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檔案資料集，即《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那裡面披露的歷史文獻不少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雖然幾乎所有關鍵性的文獻我都已經在書中引用到了，但有個別當年沒有標明出處，或標出的是俄國檔案館的檔案號。由於這次再版不擬變動版面，故在這裡僅略做一說明而已。
三是本書出版當年，中共東北軍黨史組編撰出版了《中共東北軍地下黨工作回憶》，之後二〇〇〇年和二〇一七年，鄧伍文、張友坤等又進一步編撰出版了《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和《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人暨西安事變記事》等著作。這些回憶和研究文章提供了不少中共（主要是當年的「前共產黨人」）在東北軍中從事統戰工作的歷史情況。有關心中共當年在張學良東北軍這方面活動情況的讀者，或可找來做一參考。
最後，仍要特別感謝蔣永敬教授，張玉法教授當年的大力提攜，同時也要再度感謝東大圖書劉董事長和責編們所給予的無私幫助。
楊奎松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於京都

修訂二版序
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社還能夠再印這本書，我既感意外，也頗覺慶幸。因為這說明，儘管書出後臺灣國史館、黨史會大量開放相關檔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更提供蔣介石日記手稿供研究者閱覽，各種新資料和新研究層出不窮，本書並沒有受到衝擊。
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史料研究，正所謂「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因為作為「證據」的關鍵史料的取得，每每受到主客觀因素的種種局限。而且越是近現代，由於教育日漸普及，資訊手段愈益發達，一方面各種公私史料浩如煙海，另一方面政治上、法律上的限制，也包括私權利的影響，都...

增訂二版序

主編者序

蔣序

自序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第二節 陝北稱雄

第三節 洛川諒解

第四節 延安撥霧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三節 八面來風

第四節 引弦待發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第二節 艱難交涉

第三節 兵敗黃河

第四節 暗度陳倉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第二節 破釜沉舟

第三節 戰耶和耶？

第四節 孰進孰退？



第五章 從「革命」到「兵諫」

第一節 皆大歡喜

第二節 風雲突變

第三節 福兮禍兮？

第四節 柳暗花明



後記

參考書目

增訂二版序

主編者序

蔣序

自序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第二節 陝北稱雄

第三節 洛川諒解

第四節 延安撥霧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三節 八面來風

第四節 引弦待發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第二節 艱難交涉

第三節 兵敗黃河

第四節 暗度陳倉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第二節 破釜沉舟

第三節 戰耶和耶？

第四節 孰進孰退？



第五章 從「革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