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壓力下的優雅，字裡行間，既顯現一般人所熟悉的、經濟學家的理性思維；又帶著作者特有的、汲汲追求社會共好願景的浪漫情懷。從宏觀的大師理論到公平會的具體案例，跳脫一般人對『經濟』的狹窄想像，從社會公義、國家興衰、甚至時尚的人工智慧科技，都可以從經濟學出發，以人為本，找到創新的答案。
書中提到一個例子：蘑菇之類的真菌植物會透過分泌特定化學物質，默默的改變周遭環境和地貌，因此往往是滿地廢墟中最先出現的生物。我覺得，作者此書，就好比是一顆努力的蘑菇，不喧噪（看過哪顆蘑菇大聲吵鬧嗎）、不虛飾（太美...

臺灣經濟轉大人：從物質角度到以人為本
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Thomas Humphrey Marshall，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在講述現代公民如何誕生時，根據歐洲從十八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把人類對自由的爭取和享有歸納成三大層次。依序為公民自由（人身尊嚴、思想言論、財產權等）、政治參與（選舉權等，以及獲得基本商品和服務（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健保等）的權利。前兩者大致可由民主來概括，最後一項則和社會經濟權有關。
台灣戰後發展至今，從威權走到民主，從貧困走到富裕，就馬歇爾所提示的這三項公民指標來看，台灣的表現可說相當亮眼。即便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領域，仍有不少地方尚待深化和優化，但終究因為民主還在，所以仍然擁有嘗試錯誤與持續改善的實驗機會。
仔細想想，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且富足的國家，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且被高度祝福的事。就經濟發展而言，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或評價既有成就，並用何種思維來回應當前各種挑戰？特別是如何擺脫過去物質匱乏經驗所導致的思考與視野限制，讓經濟發展的目的、乃至手段，逐漸回到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這個概念幾乎無所不在，特別是在教育、醫療、企業經營，甚至交通安全政策，都各有詮釋和應用，但在經濟領域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以人為本的發展思維
德裔英國經濟學家修馬赫（E. F. Schumacher，一九一一年—一九七七年）有一本名著《小即是美：彷彿把人當一回事的經濟學》，一九七三年出版。原書名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用的是和事實相反的假設語氣，可推測作者並不認為主流經濟論述把人當一回事，所以必須有所改變。
修馬赫除了反對規模崇拜（大就是好）之外，更主張生態和社群利益應優先於企業利益，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極為深刻。他所提倡的「在地購買」和「公平貿易」等理念，在全球各地都吸引了不少支持者，甚至引發跨國行動串連。
在修馬赫眼中，經濟活動的目標不應只是盡量生產更多的東西、過度消費，而是讓人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下，求取更舒適的生活和更大的快樂，也就是人的全面發展。對修馬赫來說，發展是一漸進的過程，不是瞬間創造。而且，經濟發展不由物質開始，而是始於人。資源、資本、基礎建設不足並不是最大的發展限制，重要的是人的教育、組織和紀律。有人說，修馬赫的經濟學非常佛系，但我覺得他對經濟發展的思維方式恰恰符合台灣當前所需。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更指出，經濟發展並不只是和所得、價格、生產有關，更在於積極增進人的實質自由。其內涵除了免於匱乏和飢荒、克服不安全感和差別待遇之外，更能夠進一步擁有過更充實人生的可能性。例如：參與經濟交易和政治活動的能力。
就經濟意義而言，自由可視為機會。發展過程即在減少各式各樣的不自由，尤指被排除於各種機會之外。重點在於，這些不自由會限制人們發揮「能動性」（agency）。沈恩也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應是人的發展，尤其是必須不停地提問，如何擴大人的自由和能力？這和傳統經濟學主要從物質面向切入，強調資源使用效率和效用滿足等視角迥然不同。除了擴大自由的內涵之外，此一發展視角也隱含新的責任意識。例如：如果真的要談永續發展，人們也應該做為未來世代福祉的守門員。

兩大成就：擺脫物質匱乏與跨越「中等所得陷阱」
本章接下來將回顧台灣從戰後到一九九○年代的兩大經濟發展成就：擺脫物質匱乏與跨越中等所得陷阱。然後談談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台灣在面對中國經濟崛起和龐大的市場吸引力，何以一度幾乎失去經濟自信，最後藉由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洗禮，重新確認台灣主體性和經貿自主性。要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一定要先克服資源匱乏的障礙。正因為台灣歷經這些艱辛過程並成功克服挑戰，為回歸以人為本的發展思維奠定物質基礎並留下餘裕空間。
以衡量國家經濟產能和人民生活水準最常用的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為例，二○二一年全球疫情肆虐來到高峰，但台灣拜高達六．四五％的經濟成長率之賜，人均GDP首度超過三萬美元。不僅超越韓國，更逼近日本（部分原因來自近年來日圓大幅貶值）。
放眼全球，目前人口超過兩千萬且人均GDP跨過三萬美元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一共也才十一個。而且這裡提到的三萬美元是市場價值或所謂的「名目」數據，真要看出特定國家的經濟實力或人民經濟福祉，仍需考慮各國之間的物價水準或生活成本差異，亦即藉由「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做調整。
為什麼要採用此種評估方法呢？其一，如果要做經濟福祉比較，應該參考消費者能享有商品或勞務的數量多寡；其二，各國物價水準不一，以致相同單位的貨幣購買力跟著不同，即使透過匯率轉為同一種貨幣（例如美元）來做比較也是如此。因此經由購買力平價調整過的數據，更能精準反映人民經濟福祉。
主要由於台灣的物價水準長年系統性偏低，相對於美歐日韓等國更是如此，這讓台灣的實際經濟規模或人民生活水準更加突出。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國情報告資料顯示，若以二○一七年為基準（全球平均物價水平為一○○），在一七六個國家或經濟體中，台灣的物價指數約為七七．五，排名第七十三位，低於美國（一五○．○）、日本（一四○．九）、南韓（一一五．六）、新加坡（九六．二），但高於泰國（五六．八）。我國一般物價偏低的主因，是包括水電運輸等公用事業的服務費用，都是由政府補貼或人為管制，凍漲或緩漲由來已久。
不管如何，從各種數據來看，台灣都不能再說是個小國，甚至已晉身中等規模、已開發國家之林。更難能可貴的是，台灣除了擺脫貧窮，早從一九九○年代就跨越「中等所得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目前國際標準把中等所得門檻訂在人均GDP大約一萬三千二百美元，超過即為高所得國家。
何以中等所得容易成為陷阱，擺脫不易？背後道理在於，除非一國產業轉型、產品升級獲得成功，否則由於生產活動必然受到「資本報酬遞減」鐵律的制約，即使投入再多機器設備（資本累積），生產力的提昇終將無以為繼。最後導致中等所得國家在成本優勢方面拚不過後進國家，生產技術優勢則比不上先進國家，卡在中間。說穿了就是初級工業化不難，而且模仿遠比創新來得輕鬆，許多國家因此容易在達到人均GDP一萬美元上下的「小康」狀態久久徘徊，彷彿踏入陷阱。
知名經濟學者陳添枝在其著作《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中，對台灣戰後產業發展的歷程和挑戰、政府產業政策的功過，提出相當到位的觀察和評價。
他認為，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早年台灣之所以能脫貧，主要得利於活力旺盛的中小企業；近三十年來，台灣不僅大幅跨越中等所得陷阱，甚至邁向富裕之路，成長動能則來自資訊電子產業，特別是由台積電領軍的半導體（晶片）產業。
另外，在傳統產業部分，台灣除了提昇自身的技術，和合作夥伴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例如國內許多紡織服飾業，不同於過往單純代工，還進一步為知名領導品牌提供高級布料，成為另一個成功突圍的產業案例。
台灣無論是高科技或傳統產業，都頗能透過優異的跨國資源整合能力創造產品獨特性與附加價值。從早年的生產合作轉為創新合作，進而突破本身市場狹小和缺乏自有品牌這兩大限制，在在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不能自滿的地方。例如服務業的生產力相對低落（效率問題），以及如何把經濟成長轉化成更多人的幸福（公平問題），而不只是停留在帳面上的好看數據，這些都有待加把勁。

臺灣經濟轉大人：從物質角度到以人為本
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Thomas Humphrey Marshall，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在講述現代公民如何誕生時，根據歐洲從十八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把人類對自由的爭取和享有歸納成三大層次。依序為公民自由（人身尊嚴、思想言論、財產權等）、政治參與（選舉權等，以及獲得基本商品和服務（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健保等）的權利。前兩者大致可由民主來概括，最後一項則和社會經濟權有關。
台灣戰後發展至今，從威權走到民主，從貧困走到富裕，就馬歇爾所提示的這三項公民指標來看，台灣的表現可...

推薦序：二○二○年代的勇氣
周奕成（世代文化協會發起人）

1. 一九二○年代的勇氣
財隆博士的新書，定名為《壓力下的優雅》。
很多人都知道，這是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名句，最早出現在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寫給另一位美國作家費茲傑羅的信中。
海明威要談的不是壓力，也不是優雅，而是勇氣。Courage is grace under pressure.
為什麼勇氣是壓力下的優雅，留在這篇序文的最末再談。
先談談海明威、費茲傑羅，以及為什麼他們在一九二○年代要討論勇氣的問題。
海明威在歐戰期間，曾擔任軍用救護車駕駛，在戰地出生入死。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冒險者，以野外狩獵做為自我挑戰，在他筆下最著名的小說人物，都是勇氣的象徵。
費茲傑羅的名句則是「給我一個英雄，我就為你寫一個悲劇」，言下之意是每一個英雄故事都是悲劇。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九二○年代。
那是法國巴黎做為「流動的饗宴」的時代，是美國上演著《大亨小傳》的時代。
一九二○年代是大蕭條之前的繁榮、大獨裁之前的自由、大戰爭之前的和平。作家們當時未必意識到世界將再巨變。但必定感受到在活潑的水面下有潛伏的逆流。
勇氣在任何時代都是文學的主題，在巨變之前更是如此。

2. 二○二○年代的壓力
洪財隆《壓力下的優雅》出版之時，是二○二五年二月。
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川普剛宣誓就職，展開第二次美國總統任期。
這可能是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壞的時代。
川普是否及如何執行提高關稅、退出國際組織，乃至調停俄烏戰爭？如何處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科技、戰略矛盾？
對台灣，他和他的政府將如何看待？而台灣，我們和我們的政府將如何應對？
到了川普就職前幾天，除了他的堅信者之外，全世界多數人仍在猜測。
但世界會有更大的變化，是可以預測的。
這就是深深的二○年代—一九二○年代會再來。
但全世界的二○二○年代，是一九九○年代的產物。
三十年全球化開展了人類歷史少有的承平時期，也醞釀了新的動盪。
貿易的全球化，擴大世界規模的不平等，也讓中國成為G2之一。
一世紀以來，財富分配從未如此集中於極少數人。在百年大疫之後，各國政府擴大公共支出，推升了物價，卻未能改善貧富差距。
三十年全球化在各國內部拉大社會不平等，卻也拉近中國與美國的國力差距。這兩個因素都對民主自由造成威脅，致使廣大的「不滿族」在各國內部崛起。
在威權國家，不滿族很難反抗威權；在民主國家，不滿族卻可以顛覆民主。
民主國家可能從內部失敗。這正是二○二○年代的民主弔詭。
而在過去三十年，中國快速取得科技與生產力，也取得挑戰民主國家的能力。現在與未來，中國式科技威權主義將在全世界與民主主義相競爭。民主不僅遭逢內部質變，也遇到外部挑戰。
全世界民主國家遭受著壓力。其中受到最大壓力的就是台灣。

3. 不平等與政治
在這本書中，洪財隆談到貧窮與不平等的問題。這是當代經濟學及社會學的主要議題之一。
貧窮是個體和家戶生活條件的絕對值。不平等則是社會群體相互比較的概念。消除貧窮是必須的，再困難都要做。消除不平等則幾乎不可能。
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用統計圖表呈現不平等情況。全球的分配不平等，從一九一○到一九二○年代最高，在一九四○年代大戰後逐漸下降，至一九七○年代最低。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平等再度升高，直至二○一○年代再攀更高峰。
可以預見的，二○二○年代之後，財富更趨集中，不平等會更嚴重。
更嚴重的不平等，持續成為極端主義民粹政治的溫床。

4. 台灣的韌性
在物理上，韌性指材料斷裂前能吸收多大的能量；在一個社會和國家，韌性則關係到制度和人的連結。
洪財隆認為，「能動性」是「韌性」的來源。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部分的個體都具有能動性，則韌性就會加強。
在這本書裡，幾乎每個主要論題都和台灣的韌性有關。
洪財隆談到以人為本的經濟思維、幸福經濟學。假設我們以「人」做為經濟思維的中心，那將讓社會各個部門的能動性加強。
在這本書出版前的二○二三年，全球AI技術經濟巨大進展，並擴大應用規模。從馬克思主義的科技與經濟決定論角度，這是人類社會進入下一階段的基礎。
對於AI與人本經濟、幸福經濟，我們期待後續有更深更廣的討論。

5. 洪財隆的優雅
這本書唯一提到「壓力下的優雅」，是在第四章。
原本作者可以採用其他篇章做為書名。比如「尋找幸福經濟學」或「國家韌性從何而來」。用這麼文學性的「壓力下的優雅」，而非更具經濟學或公共政策意涵的書名，必然有他的思考。
他顯然要談台灣，但也在談他自己。
在壓力下仍能保持優雅，是因為鎮定，也是由於韌性。
有勇氣的人不畏後果，心裡得以鎮定。有強烈求生求勝意志，就產生韌性。
所以說，勇氣是壓力下的優雅。
在同一章最末，洪財隆提到「來自蘑菇的啟示」。
在最惡劣污染的環境，蘑菇是最先長出來的生物。
蘑菇會分泌有利的物質，緩慢地去改變環境，使其恢復生機。
在令人失望的環境中，蘑菇會默默地散發訊息，提供希望。
這是洪財隆的優雅，也是洪財隆的勇氣。


──寫於日本九州福岡空港

推薦序：二○二○年代的勇氣
周奕成（世代文化協會發起人）

1. 一九二○年代的勇氣
財隆博士的新書，定名為《壓力下的優雅》。
很多人都知道，這是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名句，最早出現在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寫給另一位美國作家費茲傑羅的信中。
海明威要談的不是壓力，也不是優雅，而是勇氣。Courage is grace under pressure.
為什麼勇氣是壓力下的優雅，留在這篇序文的最末再談。
先談談海明威、費茲傑羅，以及為什麼他們在一九二○年代要討論勇氣的問題。
海明威在歐戰期間，曾擔任軍用救護車駕駛，在戰地出生入死。他也是一位知...

自序 有感時刻的蒐集
這本書主要是為自己和下一世代而寫，講一些對台灣也許不是那麼急迫，但如想更上一層樓卻很重要的意識和觀念。起心動念並能夠成書則和幾份邀約有關。
二○二三年八月初，民主前輩劉進興教授替《人本教育札記》雙月刊的「認識台灣」專欄向我邀稿，希望我能就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和挑戰寫篇文章，對外界傳達我們「不應自滿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此一訊息。
鄭重其事的劉老師約我在師大附近巷弄的「天曉得」藝文餐廳見面。除了分享他一輩子對自由和公平理念的層層感悟之外，更送我前幾期刊物當作參考。這本雜誌風格清新且內容多元繽紛，選題和呈現俱見用心。構思稿約期間翻著翻著，不知不覺間台灣經濟轉大人、以人為本這些想法很自然地就在我腦海中浮現。
其中，台灣能在二十一世紀前夕擺脫物質匱乏（貧窮）並跨越中等所得陷阱是世人稱羨的兩大成就，二十一世紀以來面臨中國經濟崛起則對我們的經貿自主性和國家主體性帶來巨大挑戰。這些成就和挑戰都可視為台灣經濟轉大人，甚至回到人本政策思考的基礎和催化元素。
沒想到文章刊出後主編們覺得這種說法很新鮮，問我能不能再多談一點，
尤其是經濟政策如何連結到人本思想這部分，大家深感好奇。恭敬不如從命，於是有了「突破隧道視野回歸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做為續篇。談雖然我們早已擺脫物質匱乏，但可能源於過去那段匱乏經驗的集體心理陰影，以致至今仍緊咬「拚經濟」（成長）的奶嘴不放，無論是政策框架或語言都普遍缺乏想像力。
如何把發展視角從物質、產值轉移到人的身上，應是台灣各方面如想轉大人的關鍵，但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看我們對只做表面處理和虛假的「效率文化」容忍度那麼高，可知一斑。
就在準備續篇的寫作素材期間，因為剛好到屏東小旅行，順道拜訪一位老友。也許是心有靈犀，無意中在老友住處看到國史館二○○八年出版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同時發現李前總統早有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手段都應該回到人的身上這種講法。驚喜之餘，也挑起我一探登輝伯經濟思想的念頭，後來寫成〈在潮州遇見李登輝〉共三篇致敬文，一併收錄於本書。
另一份寫作邀請則來自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小姐。本書第一和第三部分的不少文章內容都曾在她主編的週日版「自由共和國」發表過。談論主題從包容式經濟成長模式的特色、幸福經濟學的內涵，到經濟不安與分配不均孰輕孰重、國家韌性究竟從何而來？乃至如何因應民粹主義興起和數位經濟時代來臨，幾乎都能從以人為本的發展思維找到解方或線索。
鄒總編輯知道我是個老派的人，而「老派的人需要用老派的方式對待」，講的就是我到現在還是喜歡自己的文章印在紙本上，因為那裡有美美的版面和天地線。這份品味看似懷舊，卻是帶領我繼續寫作的秘密動力來源。
第三份邀請則是好友央廣董事長賴秀如的敦促和預約。看過我前一本書《隱藏的說客》的朋友應該都會對秀如那篇生動活潑、惺惺相惜的推薦序印象深刻。
記得就在二○二三年台北國際書展的新書發表會上，我跟大家說我這個資深異議份子，貌似溫和安靜（沉默之中自有千言萬語），但從小到大就喜歡對立思考。乍看之下就只是喜歡唱反調、高調，其實是想從中找到切入縫隙。坦白說那是我的生命跡象或活著的證據，但也深知這在我們這種講究表面和諧的社會並不討喜。
特別是在公平會擔任委員這些年來，更因法律授權「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加上任期保障，所以不只口頭發言「沉著痛快」，八年期間針對個案審理更是寫下無數書面意見。其中包括十二篇正式的「不同意見書」，另有十餘件補充意見置於委員會議的會議紀錄，都隨案公布在公平會官網。
乾脆下一本書就叫做「隱藏的刺客」好了，當時我開玩笑地說。沒想到人在現場的秀如很認真地回應我：應該是「不同意見書」才對吧！她後來還真的多次提醒我要動筆，為國人留下一份一位讀書人闖蕩公部門八年的珍貴見聞。
終究我還是沒有能耐把整本書寫成不同意見書，倒是以「公平會手札」為篇名，特別選了其中最有感和具有代表性的幾則案例和大家分享。大致可歸類成執法不足和過度執法這兩大類。
前者包括近年來我在會內會外不斷高聲疾呼的跨國科技巨擘治理議題（含競爭、數據隱私和消保法制的現代化），尤其是數位廣告市場所潛藏的競爭疑慮，更攸關本地廠商發展和消費者權益甚鉅，可惜公平會至今仍紋風不動。知我者應該不難看出，這裡講的其實是一則「無彩」（浪費）的故事。
另在超市、量販等大型零售通路的結合（併購）審查和後續監督，以及在公平會同意其結合申請，事業成功變大後對上游供應商是否濫用其市場力等問題上，更由於公平會的執法力道不足，已經累積不少民怨。
競爭法機關好好執法也能促進社會公平。這甚至遠比把上游供應商、更上游的中小企業和農民弄窮之後，再讓他們去尋求政府補貼還來得更徹底有效，也更接近以人為本思想的原旨。
過度執法的部分則選了屢屢被指控進行聯合行為的「同業公會」做為案例。我倒不敢說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一定正確無誤，但藉由留下一份不同意見書，一方面表達對無差異執法的高度疑慮，另一方面也是反思，是否會因為我們的執法過當而傷害民間自治團體的功能與活力？
「天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和「公平會不思議」這兩篇則嘗試交代我對政策的信念和在公部門的處世哲學，無非是對權力、知識和勇氣的思索、實踐和體驗。最重要的是，經由這些思辨和歷練過程更加認識自己。
如同我在很多地方都提過，公平會做為台灣第一個專業、獨立、合議機關，成立三十多年來在很多前輩、優秀文官和學者專家的努力和經營之下，不僅建制完備且擁有很多優良傳統。其獨立性和專業性更是值得護持和珍惜，因為這和台灣能否出現優質的競爭環境和商業文明密切相關。
最後一篇講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包括其與AI人工智慧系出同源又相互影響、數位時代的資訊經濟學如何翻新內容，又如何透過行為科學看清當代社群媒體環伺中的隱私本質，以及為什麼注意力經濟和無聊、好奇心這些人類心理脫不了干係。有趣的是，我在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一九一○年—二○○二年）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無快樂的經濟》（The Joyless Economy）這本奇書，也在文中略加介紹。
西托夫斯基當年所提倡的消費和休閒技巧，對實際上早已擺脫物質匱乏但心理上卻仍在抗拒、防衛的台灣來說，或許正是一帖不錯的處方箋。近年來我一直在幫忙倡導遊戲人（Homo Ludens）這個概念，背後其實也有這層策略用意。說了那麼多大道理，什麼能動性、遊戲規則、公平意識、勇氣……，倒不如鼓勵大家去從事哪項單純好玩、過程即目的的遊戲更能直接且快速體會。
「遊戲是未來的線索。趁現在認真培育遊戲，或許是我們唯一的救贖。」舒茲（Bernard Suits，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在其名著《蚱蜢：遊戲、生命與烏托邦》如此預言。期待哪一天，我們的社會真把遊戲和理性、生產製造視為同等重要。
最後來說說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句成語：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是法國詩人拉封登所創作，一則有關猴子與貓的寓言故事。敘述一隻狡猾的猴子騙貓從火中取出栗子，結果貓爪上的毛被火燒掉，而栗子卻全被猴子吃光（引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另根據國語辭典的解釋，火中取栗的意思是為人作嫁，相反詞則是坐享其成。
但我覺得，即使寓言中的小貓是被騙，這個畫面仍然很美。想像小貓快速伸出貓爪探火取栗的模樣，燙呼呼然後一臉無辜。說不定，還是小貓自己願意做這樣的嘗試呢，因為牠覺得在劈哩啪啦、充滿溫度的火堆裡找東西很有趣。
雖然帶點自虐，卻像極了思考和寫作。
本書的每一個段落都是有感時刻，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感而發。希望您會喜歡。

自序 有感時刻的蒐集
這本書主要是為自己和下一世代而寫，講一些對台灣也許不是那麼急迫，但如想更上一層樓卻很重要的意識和觀念。起心動念並能夠成書則和幾份邀約有關。
二○二三年八月初，民主前輩劉進興教授替《人本教育札記》雙月刊的「認識台灣」專欄向我邀稿，希望我能就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和挑戰寫篇文章，對外界傳達我們「不應自滿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此一訊息。
鄭重其事的劉老師約我在師大附近巷弄的「天曉得」藝文餐廳見面。除了分享他一輩子對自由和公平理念的層層感悟之外，更送我前幾期刊物當作參考。這本雜誌風格清新且內...

二○二○年代的勇氣 周奕成
自序 有感時刻的蒐集
I 台灣經濟轉大人
一 從物質角度到以人為本
二 突破隧道視野 回歸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
專欄一：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速讀
三 尋找幸福經濟學 什麼是包容式經濟成長？
四 國家韌性從何而來？來自蘑菇的啟示
五 歐美民粹主義的興起與升級 不滿族在反撲什麼？
專欄二：拉丁美洲的廚師
六 二○二三 服貿退散兩帖
你的服貿 我們的問題
重啟服貿談判 機關算盡或政治斷片？
七 國家興衰和AI的雙面性：艾塞默魯等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代意義

II 公平會手札
一 天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權力、知識、勇氣
我的《不同意見書》：關於商品、贈品與再審之爭議
二 Google跨越反壟斷法紅線：梅塔法官判決對台灣的意義
專欄三：競爭政策、數據和隱私
三 執法不足：數位平台上有佃農？
我的《不同意見書》：關於「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
四 過度執法？求其生而不可得
我的《不同意見書》：化石價格？關於台北市公證公會的聯合行為
五 競爭法如何促進社會公平？
我的《不同意見書》：關於零售通路的最惠客戶條款
六 公平會不思議

III 兩顆公共心靈
一 尋找李前總統的經濟學家印記
在潮州遇見李登輝（上）
馬克斯先生和舒茲教授（中）
農民的收入、主體性與能動性（下）
二 AI、資訊和行為經濟學—─向康納曼（一九三四─二○二四）致敬
專欄四：無聊、好奇心和注意力經濟
後記 不願散去的傻氣

二○二○年代的勇氣 周奕成
自序 有感時刻的蒐集
I 台灣經濟轉大人
一 從物質角度到以人為本
二 突破隧道視野 回歸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
專欄一：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速讀
三 尋找幸福經濟學 什麼是包容式經濟成長？
四 國家韌性從何而來？來自蘑菇的啟示
五 歐美民粹主義的興起與升級 不滿族在反撲什麼？
專欄二：拉丁美洲的廚師
六 二○二三 服貿退散兩帖
你的服貿 我們的問題
重啟服貿談判 機關算盡或政治斷片？
七 國家興衰和AI的雙面性：艾塞默魯等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代意義

II 公平會手札
一 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