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一書源於過去的一本著作，即1997年出版的《長城與空城計》（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我們原本要寫的是該書的一個更新修訂本，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變化太大，以至於最後我們整出了幾乎全新的一本書。分析的方法仍然不變：我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安全難題，以求分析出中國的決策者是怎樣試圖解決這些難題。基本的結論也仍然有效：中國太沉陷於國內及其周邊的安全挑戰之中，所以無法威脅到西方世界，除非西方自身削弱，竟然到了實力真空的地步。
然而，在其他方面，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經改觀。1997年時，它是一個脆弱的國家，採用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防衛性的，旨在防止國內的不穩定；避免失去台灣與西藏等歷史上曾擁有的領土；以及修復與日本、俄國和印度等有潛在威脅性的強鄰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周邊近鄰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地方，它沒有重大的利益或重要的影響手段。在歐洲、北美洲或南美洲、非洲或中東地區，它也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但是，1997年的《長城與空城計》預見了事情會起變化，書中說，「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龐大和經濟上最有活力的新興大國。它打算在下一世紀作為一個大國立足於世界之林。」這個新的世紀已經到來，而且中國已經實現了它的意圖。「大國」是一個模糊的措詞，但不論按什麼標準，中國都當之無愧：其領土的幅員及戰略位置，其人口的規模及能量，其經濟的價值和成長率，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巨大占比，其軍力的規模和現代化程度，其外交利益能及的範圍，以及其文化影響的水準。它已經變成能在世界各地都擁有重大國家利益——通常是為了尋求資源——的少數國家之一。在解決每一個全球問題時，它的聲音都必須被聽到。它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際組織，不管樂意還是不情願，都不可小覷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它也廣泛地被視為最有可能威脅到美國霸權的唯一國家。
人們很容易忘記，中國的崛起恰是西方所需要的。理查．尼克森為「接觸及參與」（engagement）的政策奠定了基礎，1967年時，他聲稱，「我們還真的負擔不起讓中國永久地置身於大家庭之外，容忍它滋生離奇的幻想，培育仇恨並威脅其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沒有地方可讓其十億最有潛力的民眾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他以1972年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訪華之行，開啟了接觸及參與的政策。從那時起，每一任美國總統都聲言說，中國的繁榮與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
「接觸及參與」這種策略，旨在透過讓中國嘗到參與世界經濟的甜頭，進而放棄毛澤東所追求的永久革命。在30年的過程中，西方打開了自己的市場，提供了貸款與投資，轉讓了技術（但涉及軍事應用則有所限制），培訓了中國的學生，就立法和制度規章提供建議，並幫助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雖然就中國加入的條件進行了艱鉅的協商；見第十章）。美國和更普遍的西方支持，對中國來說，在財政上和技術上具有極大的價值；因此，說西方的支持使得中國的崛起成為可能，並不是誇大其辭。
「對你所希望之事要小心」的勸告，極少會這麼恰當的。在國內，中國確實拋棄了毛澤東的激進主義，但它並沒有民主化。代之的是，經濟成長強化了一黨專政對權力的掌控。在國外，如「接觸及參與」的推動者所意欲的，中國成了全球體系中一個與現狀利害攸關的全職參賽者。但現在，美國人想知道，一個強大的中國是否構成了戰略上的威脅。
三十五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僅僅只是增加中國的資源就會在相對力量上產生一些轉變。但是，由於中國的競爭對手表現較差，中國的崛起反而顯得更加突出。當中國奔騰向前時，蘇聯崩潰了，後繼的俄國政府努力地想扮演一個國際角色。日本經濟上停滯不前，安全防衛上搖擺不定：是依賴美國呢，還是對自己的防務承擔更多的責任。比起中國來說，印度涉入世界經濟的程度不那麼深，而且它把大部分的安全能量關注在鄰近的敵人巴基斯坦身上。而當中國與任何樂於聯手的國家培養互相合作的關係時，美國卻在一連串的戰爭和對抗中敗壞了自己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優勢地位，這些戰爭和對抗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它在全球的影響力。基於所有這些原因，中國相對的實力變化，比起在沒有這些原因時原本該出現的改變，就要顯得更為驚人。
這些發展引起了兩個與中國外交政策有關且互相連結的爭論。第一，中國是一個有足夠的資源去壓服其鄰國、並創造一個中國將「統治世界」的「中國人的世紀」、那樣具侵略性與擴張主義的國家呢？還是一個長期面臨眾多安全威脅的弱國呢？在此我們提出會引起爭論的觀點，那就是，脆弱仍然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驅動力。這就是為什麼前一本書的副標題，《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感》，就成了這個修訂版的書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仍然是防衛性的：削弱破壞其穩定的外國勢力，避免國土喪失，減輕周邊國家對它的懷疑，創造能持續經濟成長的國際條件。有所改變的則是，這些內部和區域性的優先事項，現在已融入一個更大的追求之中：即界定一個全球性的位置，既服務中國的利益，又贏得其他國家的接納。
我們增加上一段最後的那個限定性語句，是因為給一個新興大國定位並不是一個單方面的過程。十年前，中國該如何確保自己的安全，主要還是中國自身的事（除了對台灣問題的處理，對此，美國有權力限制中國的選擇；見第四章）。但是，由於中國的核心利益已經逐步從地區性演變到了全球性，與其他主要大國的核心利益也越來越相交，不只合作的可能性變大，衝突的可能性也變大。隨著中國的影響力增加，其他國家導引或限制此一影響力的努力也增加了。崛起的實力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施展空間，也帶來了新的制衡力量。中國將不得不通過互動來給自己定位；而互動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行動者發生爭議，甚至變成衝突，這就使得了解是什麼在驅動中國外交政策一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這也是我們為何要在第一章從地理和人口統計學的基本知識開始——中國位於地圖上的什麼地方，什麼人住在哪裡，人口是如何分布的，以及周邊都是哪些國家。這些事實的關聯性，就是外交政策的研究取徑所強調的「地緣戰略性」（geostrategic）或「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這種方法認為，從地圖的每一點上看來，世界並不是一樣的。中國人並沒有待在我們所處的地方，他們也不是我們這樣的人，所以我們必須要看他們的處境，來理解他們的行動。從地理發揮作用這一事實來看，中國並不特殊；中國特殊的是——就如同每一個國家——其地緣政治處境的特性。
第一章也考慮到文化和意識形態。人們是以對其有意義和可理解的話語，來思考和談論其國家處境和國家利益的。我們需要知道他們所使用的概念，以理解他們的論述。關注文化並不意味著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一個國家的核心安全利益，對來自任何文化的分析人士來說，都是可理解的。但是，要理解這些利益是如何地被談論，則需要一個闡釋的過程。
從現場的事實到政策產生的因果道路，得要穿過行動者和制度——即制定政策的人，以及讓他們這樣做的制度。這些人和制度將在第二章加以討論。有時，聯繫是直來直往的。有時，會被下列因素所扭曲：認知因素（資訊錯誤、估算錯誤），感知因素（對他人動機的猜測錯誤），信奉的價值觀（對安全之外的價值偏好）或是制度的習慣及結構，國內的政治需要，以及領導的缺點。於是，我們可能有時無法找到一個從利益出發的解釋，讓外交政策的某一特定部分聽起來言之成理。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我們會轉向其他因素，以解釋中國為何也會像其他國家一樣，有時採用了明顯不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政策。正如我們所展示的，這種情況的發生相對稀少，即使是在毛澤東時期，而且從那時以後便極少發生。作為尋求安全的一部分，中國的外交政策通常是有其道理的。中國的政策為什麼比某些國家更經常地以利益為基礎，正是我們在書中幾處，特別是在前四章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崛起所引起的第二個爭論是，其決策過程是更偏向由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對「百年屈辱」的憤恨所驅動呢？還是更偏向由運用現有的資源去達到具體的安全目標這樣一種務實的算計所驅動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傾向於一種立場（雖然又會引起爭議），即中國的外交決策在大多情況下，並非不理性。誠然，中國的行為初看之下會令人迷惑不解。為什麼中國在1950年與蘇聯正式結盟，十年後又分道揚鑣？為什麼在1971年與美國從敵對走向修好？為什麼在某些時候就歷史問題與日本爭執不已，而另些時候卻偃旗息鼓？既然要尋求與台灣的統一，為什麼從1990年代初以來即對該島採用導彈威脅的反效果手段，而且聲稱如果台灣要「分裂」就會使用武力？為什麼要與北朝鮮、蘇丹、伊朗和緬甸等「流氓國家」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何在？在南海的領土目標又是什麼？
毫無疑問，每一項決定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官僚政治、錯誤感知、國際間的信號——因為是祕而不宣的，我們通常都不會知道。但是，這樣的行動和政策也會形成較大的模式，對此，作為觀察者的我們還是能夠加以識別。我們發現，中國外交政策之謎，最容易透過一種叫做「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來得到答案；該理論認為外交政策是由國家的自身利益所驅動——自身利益進而意味戰略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或者就是我們在本書所稱的「安全」。因中國幅員廣大及資源豐富之故，在安全環境上有著廣泛的脆弱之處，這個題目我們會在第一章裡詳述。又因中國快速的社會變化和眾多民族之故，在國內也並不安全穩固；在其周邊，中國同許多鄰居（韓國、日本、台灣、越南、印度、俄國）都有過交戰的歷史；在每一個相鄰區域，中國都面臨不穩定的因素；在亞洲以外的區域，中國的經濟安全則受制於它所控制不了的力量。現實主義的理論認為，就是這些挑戰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議程。
關於如何理解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受到什麼力量所驅動，國際關係政治學還提供了另外兩個有用的看法：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這種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利益及其獲取這些利益的策略，是透過行動者使用感知、價值觀和思想去理解並反應其處境來加以構建的；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這種理論強調，國家一旦參與到制度性的安排（諸如條約和國際組織）之中，就會被制度的規則所限制，因為個別國家透過這些預先安排的管道與他國為了共同目標而合作並從中獲取利益，而這樣的結果將形成一種「複雜的互相依存」模式。我們偶爾也會採用第四種理論，自由主義（liberalism），這種理論關注一個國家的國內利益團體在制定外交政策過程中的作用。但是，該理論在談到中國時卻無法告訴我們太多東西，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表明的，中國的大多數外交政策都是由一小撮精英所主導，極少受到其他政治機構和社會力量的干擾。對外經濟政策在某些部分是例外，相較於其他領域，國內利益團體在這個領域有著更大的影響力（第十章）。當然，社會利益團體未來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作用可能會有所增加。我們使用後三種理論傳統來微調我們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分析，我們相信各種不同的觀點與方法並不相互排斥。
現實主義告訴我們，安全是對自身政權、經濟、生活方式、邊界和人口實施有效控制的能力。實現安全的手段，就是各種各樣的實力。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西方文獻，關注中國實力的五大要素：軍力；經濟力（包括貿易、投資、進入市場的機會、獲取資源的方法，以及外匯儲備）；相互依存的實力（中國對國界外的環境、公共衛生，以及其他全球性問題的影響）；外交實力（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等場域中，在針對北朝鮮問題的會談中，在涉及伊朗、蘇丹及其他問題國家的談判中所發揮的作用）；軟實力（中國價值觀的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模式的影響，國際間對中國文化及語言的興趣等等）。中國自己的分析家則使用了所謂「綜合國力」的概念，其中有各種組成部分，而他們傾向於整體加以評估。在本書中，我們關注所有的五大要素，並在第四部詳述其中三種。
我們同意建構主義者的看法，即安全是一個動態的、而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在中國複雜的環境中，決策者對國家安全利益的概念，必須適應不斷變動的資訊和機會。在1950年代，中國領導人把美國當作主要敵人；到了1960年代，大敵是蘇聯；到了1970年代，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領導第三世界對抗兩個超級大國，以尋求一個足以發展的和平及安定的世界；然後，在1990年代，他們似乎又把美國視為其安全上的主要威脅；而現在，當美國可能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在行為上更單邊主義，也在中國周圍部署更多軍力時，中國反而相信，兩個國家可以找到一種方法，去相互平衡並合作，以實現共同的利益。
建構主義認為，政策的決定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領導人的感知和價值觀，還有他們制定並實施決策所要透過的制度。在第二章裡，我們審視制定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思想和制度，其中包括派系政治和官僚政治，以及中央—地方關係。我們發現，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個重要特點是，既是中央集權又相互協調，更多時候甚至容許有缺陷的人為制度來執行現實主義的政策。
現實主義則爭辯說，安全利益交叉的任何兩個國家（可能發生在領土方面，或經濟利益方面，或力量投射的潛在可能性方面），都會陷入一個動態之中，羅伯特．傑維思（Robert Jervis）把該動態定為「安全困境」。當一個國家企圖增強能力來保護自身，以改變實力的相對平衡，進而減弱另一國的安全時，安全困境就出現了。當中國在自己所處的區域內崛起並強化其安全範圍而與美國在全亞洲早就確立的地位相互交叉時，當中國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其經濟擴展與美國及其歐洲、日本盟友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早已確立的經濟地位帶來日益增加的互動時，這個「安全困境」的動態很容易就出現在中美關係之間了。
然而，制度主義的學者已經指出，即使在競爭加劇時，各國也能在國際體系中體會到「合作帶來的收穫」。例如，中國經濟的成長已經藉由為美國貨物提供一個市場，供應廉價、優質的消費品，以及藉由吸收美國國債等多種方法，從而使美國經濟受惠。在公共衛生、環境問題上的合作，同樣也創造了共同的好處。為了使這些收穫不致曇花一現，它們必得以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的形式加以制度化。中美關係就說明了這些動態：接觸及參與的做法讓中國陷入一系列制度之中，卻也讓中國為了這些收穫而開始珍視這些制度。中國依從許多國際體系（貿易、投資、軍備限制）的紀錄，在幾十年中，經歷了從不存在到強烈存在的過程；在其他體制中，中國也參與了，但依從程度則落後，例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和人權。就合作可能增加行動者的實力和安全這一點來看，制度主義的理論與現實主義是一致的。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也有一致之處：行動者必須察覺收穫的機會，創造與學習規則，並且建立收穫所需的國內和國際官僚機構——學者將這個過程稱為「學習」或「社會化」。
然而，合作帶來的收穫也有可能在成本分攤及好處分配上產生新的摩擦。為了讓產品適合美國的衛生及安全標準，中國得接受多少美國的干預呢？而這些標準公平嗎？當雙方的貿易量非常之大，任一方對匯率的控制究竟會對另一方造成多大的影響？當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合作，以對付這種或那種傳染病時，得在資訊自主權上放棄什麼？為了阻止全球氣候變遷，是誰要付出成本？而比例又是多少？這樣的摩擦很激烈，但是需要被放置在大局中，作為合作過程的一部分來看待。
軍事利益也有可能重疊，正如美國和中國在朝鮮半島的非核問題上具有共用利益。然而，朝鮮半島的例子也顯示，與經濟、公共衛生或全球秩序等問題的合致相比，這樣的利益重疊鮮少能夠擴大範圍或長久維持。雖然中國或美國都不想要一個有核武器的朝鮮半島，但雙方也都想爭奪在半島上的長期霸權。因此，雙方在近期目標上的合作，既受制於雙方對如何達到目標的不同偏好，也受制於雙方在最終所形成的結局當中是利益分歧的。
當利益的地緣戰略衝突既難解又激烈時，很容易被表現為文化衝突，這點對建構主義者來說很重要。中日關係便是說明這種動態的好例子。大多數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者對於中日關係惡劣到今日這個地步都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在解釋這個謎時，通常會提到歷史和文化或民族主義，視之為無法控制的集體情緒，或是政治上有心人士發明出來的產物。我們在第五章所提供的解釋更多是基於現實主義：這兩個軍事上強大、地理上又緊密相鄰的國家，在東海、尖閣群島（釣魚島、釣魚台）、日本海、朝鮮半島、俄國遠東地區、台灣地區、更遼闊的太平洋，以及穿過南海甚至更遠處的海上通道，都有著交互重疊、相互競爭的核心安全利益。雙方都沒有足以對付對方的堅實防衛，要是發生軍事衝突雙方一定都輸。這些長期以來即存在的地緣戰略事實，衍生了一段漫長的不信任和鬥爭的歷史。在第五章，我們把歷史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的衝突，解釋為這種根本性的安全困境外在的表現，從而結合了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觀點。
根據現實主義的理論，隨著實力擴張，雄心也伴之而來。但是，實力不能無限地擴張，因為實力是互有關聯的：對方總會有某種方法來抵制。這樣的關係使得在抽象上說中國（或任何別的行動者）有多少實力這件事毫無意義。要評估中國的實力，就必須把它與潛在盟友及對手的實力連在一起看，而且還要看在特定的情勢下是否可用。中國的實力正在擴張這項簡單明瞭的事實，並不能告訴我們：這樣的實力將往什麼地方擴張（東南亞？中亞？非洲？拉丁美洲？），或如何擴張（軍事上？經濟上？），或將如何被使用。正如湯瑪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所說，即使中國軍力仍然不如美國，它卻有能力對在西太平洋活動的美國武力提出嚴重的挑戰。【17】然而，經濟學家卻爭辯說，即使中國到2010年4月就持有近一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及其他以美元計算的資產，〔3〕它仍無法利用這筆資源給美國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因為這麼做會讓中國自身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實力並非可以代換的：它只能根據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位置、資產及脆弱性，或者根據對手的資產與部署，然後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發揮。
■長城和空城計
本書所根據的稍早著作《長城和空城計》，書名就提及了中國戰略傳統的兩大要素，這兩大要素直到現在仍然值得關注。
長城是沿著中國人口腹地的北部邊緣所修建的綿延萬里的城牆和要塞網。這個防衛網的各個部分，是在千百年中由不同的王朝所建設——作為不同的統治者為保護內地不受中亞鐵騎侵略所採用的策略之一。長城既是軟弱的象徵，因為標誌著對入侵的敏感；又是力量的象徵，因為代表著大牆之內這片土地上經濟發達、文化優越，以及那多產的居民有能力用工程的技藝和不懈的警戒來阻止入侵。
今日的入侵者比較可能是百貨商店的買主、投資的資本家、旅遊者、基金會辦事員，而不是騎馬的遊牧者，但中國對控制他們帶來的影響一事，卻絲毫不會掉以輕心。現在，保護的方法比較接近虛擬，而不是實體——包括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阻止外資充分進入國內經濟而在規章制度上設置障礙，壓制與國外有聯繫的獨立公民團體，公安密切監視外國人及與外國人有聯繫的中國人，設立所謂的防火牆以限制中國的網際網路進入國際網路。
同樣地在地理上，中國現在仍然易受侵略或裂解，即使目前並沒有哪個國家有興趣進行這種冒險。過去的入侵者都具有機動靈活、兵力集中和凶猛暴力等優勢。但是，就算他們突破了北方的邊塞，在能夠征服全中國之前，都得面臨數十年的抵抗。然後，除非同化於中國文明，不然就無法穩住自己的統治基礎，元（1271~1368）和清（1644~1911）莫不如此。滿族之後，再也沒有外國人征服過中國。中國面對侵略時不再脆弱，並不是因為擁有了足夠強大的邊防力量能夠趕走決意進犯的侵略者，而是因為它威脅著要使入侵者深陷泥淖之中抽不出身，無論是十九世紀的西方帝國主義還是二十世紀的日本軍國主義都未能拿下中國。我們將在第三章說明，在毛的統治下，這個泥淖的威脅足以阻止美國和蘇聯兩國。
今天，中國的決策者更關心守衛自己的領土，而不是加以擴張。中國維持著一支近海的海軍，強大的邊防軍，遍及全國的防空能力，還有一支嚇阻性的核子武力。正如我們在第十一章所詳述的，部署這些武力，是為了保衛中國現有的領土以及尚未解決的領土爭議。甚至中國核武的態勢，也只是嚇阻性而不是脅迫性的。但我們還是討論了中國是否正在替未來建設力量投射的能力，如果真是這樣，那又是為了預防哪種意外。
前一本書使用了「空城」，就像「長城」一樣，作為軟弱和力量混合的一個象徵。「空城」來自《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軍師諸葛亮以極少數的兵力鎮守西城。他藏匿旌旗，下令兵卒躲起來，大開城門，悠閒地坐在城樓上曬太陽，觀看著敵軍。敵方看到他如此淡定，認定該城一定有重兵防守，諸葛亮正設法引誘他們中埋伏呢。於是，他們沒有攻城就撤軍了。
這個古老的故事象徵中國戰略家的能力，他們誇大有限的資源，虛張聲勢，以嚇阻敵人的進攻或顛覆，並等待時機以逐步增強實力。即使在中國崛起之後的今天，這個象徵的解讀仍然很貼切。中國的實力是真實的，但是外國人傾向於把中國評估得比其真實面目更為可怕。相較之下，美國有著更龐大的經濟，更強大的軍力，真的是全球無處不到。日本有一支財力更雄厚、技術更先進的軍隊。印度的人口與領土與中國規模近似，儘管國內生產毛額（GDP）稍小，卻有著一個更有利的地緣戰略位置和一支裝備更精良的海軍和空軍。歐盟也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占據大陸的戰略位置，GDP更大，技術也更先進。那麼，為什麼除了美國之外，這些別的國家相形之下卻彷彿藏匿在全球舞台的昏暗之處，失去了活力，無法像中國那樣讓人尊敬和讓人恐懼呢？
我們在第一章中所探索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獨特敏感的地緣戰略位置，處在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之間的關鍵點上，在我們稱為東北亞、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大洋洲、南亞和中亞六個複雜重要的地區性亞體系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還有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外交政策領導層控制資訊和感知的能力，足以創造出一種力量的神祕感。他們這樣做也有一些不利之處，例如作為美國的首要潛在對手而惹人關注。但是這樣做的好處是，從別國贏得的敬重超出中國的客觀實力所能擔保的程度。
中國的實力就算有時是過分誇大了，但確實也不是虛幻之事。前領導人鄧小平用他的四字箴言告誡同志要「韜光養晦」，這可不是要把中國的軟弱藏起來，而是把它那正在蒸蒸日上的力量藏起來。鄧小平1997年去世後，中國繼續它那讓人放心的低調策略——告訴別的國家，它的外交政策目標是有限的，與大多數鄰國尋求解決或擱置領土爭議，加入越來越多有關軍備限制、人權及環境的條約。這些合作姿態是表明，中國已經成熟到成為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並願意支持全球遊戲規則了嗎？或者這只是中國在增強自身挑戰該體系的能力時，引誘他國自滿的策略？我們將在第十三章中詳論這些問題。
最後，我們懷疑今日中國的領導人對未來擁有一個確定的藍圖。他們將為中國界定一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這不僅取決於他們自己的目標及行為，也取決於全世界的他國如何與他們互動。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樂觀地相信，中國與西方在地緣戰略利益上並沒有必不可免的衝突；但是，我們也必須現實地承認，在國際事務中通向合作的道路，如果找得到的話，也只有透過摩擦與爭執才有辦法。
中國古代兵書《三十六計》用下列的妙語來結束：「走為上計。」但是，中國並不打算走開，而且我們也走不開。它還繼續待在那兒，全世界還不得不與它打交道。這本書的目的，是盡可能去分析世界——就像北京決策者分析世界一樣——以理解是什麼在驅動中國的政策。以中國在世界的位置這樣的觀點來理解中國的政策，這個企圖不應被解讀為同意或非難那種政策。對於那些想遷就中國目標的人士，對於那些想挫敗這些目標的人士，對於那些只是尋求理解它們的人士，我們的分析應該是同樣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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