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孔子臨淵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自幼以孱弱之軀，向未想到不舍晝夜的活到今年已七十八歲。兒女輩均以不知我之往事為憾，懃懃勸余作自傳，藉供觀摩。最初，余認為：自傳乃西方名人的夙技，內容難免誇張自己，貶損人若物之客觀事實，即俗語所謂自拉自唱是也，中國文人學士之修養，不立意以鳴高，不炫美以為德，如是「人心方趨敦厚，教化方昭純美」。我又以為，最好的自傳，莫如自己之著作，我既已刊行數百萬言的著述，有以自見於世，並不為權勢而稍屈，是非總可由後人釐定，何必陷入俗士之窠臼。聖如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後代無數名賢碩德，一意以裨益世教為務，從未曾寫自傳，以鳴得意，卒之光輝萬丈，照耀古今。我雖稍具學問及閱歷，但置之茫茫宇宙，及日進不已之文化中，似不足道。古往今來人類累集之知識愈多，文明發展之水準愈高，則個人分享之知識愈少。我之有待於人者與人之有待於我者，不啻霄壤之別。真理乃天下之公器，果執理而真也，不患其不傳，立論而妄也，我不自毀，人亦將毀之。莊生云：「計人之所知，不若其不知」，則個人之微末知識為事跡，自後人觀之，已成雞毛蒜皮之小事，傳與不傳，其歸趨一也。
但兒女輩仍堅請不休，內子尤殷勤敦勸。兒女所謂：「我們經父母的培育，幸已成人，從未受過不可逾越的困苦，不似父親一生艱難，受盡人所不堪的折磨，做了許多人所不願為、所不敢為的事業，砥柱中流，有益世道，吾人所知，不及百一，雖父親胸襟廣闊，無意於宣揚自己，但不寫出，我們無從獲得更多的教訓。再有進者，父親生當新舊遞嬗、文化交流之會，備具古今及東西各方的學問，交遊既廣，切磋又多，文章另具號載，在人文科學哲學方面，總算結集了自清末維新以來的成果，雖後事不可知，前事已可師法。但父親過去為文，向未受到應值得的注意，何況後代？當代語體文流行，中學生以上均看不懂古文及文言文。父親的文章識解，論古，確是超越前賢。蓋前賢只能作論政、紀事及辭章靡麗之文，且所論之政，所經之事，非後今日之政及今日之事。不似父親之文，匯集古今中西名家之言，如淵似海，閱歷繁複，亦非前人所可企及。夷夏之分已被打破，新舊之爭，亦已如量論正。且寫今世之事，不免新創術語，有心人讀之，亦祇半知半解，且岐義百出，誰能識父親之本懷，且今日之當政，正貶抑正士及知識，崇獎庸俗及無知，父親決不似古人之幸運，能垂名文以自見。盍稍貶焉，寫一本實的自傳，乃避艱深之探討，務期閱者人人能解，反較專門著述有益於世用。」內子則曰：「文化由累積而成，君亦有其貢獻，傳之後世，不亦善乎？」余為其所感乃稍變原意。
接受彼等之意見後，原只擬寫一本：「我與國民黨的點滴」。我非黨國大員，出生既晚，未嘗加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以及民國二年之大國民黨。自民國十五年後方參與政治活動，自無資格寫國民黨史，且自三十歲後，執見又與中山異執狺狺者流爭吠所怪，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所閱官方文書狂悖謬妄，如尊陳其美如神智，抑黃克強如鬼。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強奸民意，敗壞士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憶民國五年袁世凱篡國，蔡松坡將軍率二千疲敝之卒，宣告於眾曰：「中華四億人民若讓袁世凱做了皇帝，豈非全民族之恥？余將不計生死成敗以反對之。」今日尚有蔡公其人乎？予自民國初年叨渥庭訓，民國九年後追隨先君與上述各會人士交往，厥後躬聆各方人士之言論，已歷五十餘年，所知或顯著或隱微之實跡，深銘於懷，紀之可補正史之闕，真相稍明，後之覽者或將有感於斯文。孔子布衣也，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之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都為弒父弒君，亡國虐民，亂倫犯紀之大事，後世垂為典範，其禪意教仕，豈有窮期？孔子道至大而不當其位，乃毅然述作，代行聖帝明王史官及大法官之職掌，而無所怯。春秋實為當代一部大野史。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末如予，何能望此，然而所述既皆事實，此物此志，亦其類也。至於個人一生任教仕宦小事，轉瞬即成煙塵，故凡涉及私人恩怨者一概泯除，只述有關國運及風氣之大事，既只限於個人經歷，漏述必多。故改名曰「予之一生與國民黨之點滴」，如是則先世亦可納入矣。形勢所逼，又落入西方人士寫自傳之陷阱，自相違迕，幸讀者諒之。然而行文亦自有限制：
（一）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屢遭誣構，一概不書，與小人爭，自己又居於何等？此類不平之細故，檔卷俱存，兒女欲知予為何等風格，可自行翻閱，不以公之於世！兒女欲加整理問世，則予之骨已朽，任之而已！所謂不立意以鳴高也。
（二）又著「附錄」多篇，自關人之大節，並紀一生讀書心得，或已存有得而未筆之於書者，或早已存作今已佚失者。又今日印刷術昌明，當路在勢者各蓄徒眾，欺矇群眾，敗壞風氣莫此為甚，濫肆宣傳，帷爬梳闕失行文必有根據及典則，方能讓人信服，故此「附錄」，不免繁褥，有志之士，其能深究愚衷乎！
（三）斯書寫成之後必顯國事之艱危及前人所犯之錯誤，國家必須改弦易轍，重加整建，故殿之以「跋文」，標出重建國家之大綱及原則。此雖個人之見，然戀往事，思來者，又融合中西哲理及法制，或不無一得。且任何主義乃環境促成，迨其屢試失敗，若仍拘泥不仕，必導致更大之悲劇。故獨標新見，願與世人共勉！
（四）作者身居國外，典籍不全，所紀之事，時日或有乖迕，深望讀者通其意，即為已足。司馬遷著＜五帝本紀＞贊曰：「顧第勿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惟余紀身歷之事，不虞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則所自勵。他說多有，可備相互參證。是為序。
公曆一九七八年二月於美國之加州洛杉磯
尊德性齋老人 周德偉
他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周渝父親周德偉先生生於民國前九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二年，陰曆九月十五日，據說正好是當年陽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百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一百零九歲冥誕。他的父親，也就是距離我出生已相當遙遠的祖父，周壽椿先生，直接影響了父親的人生起步。祖父的中國經學與史學根底深厚，雖然命運坎坷，但家中藏書卻不斷累積豐富。他不恥科舉，以中醫為業。以他寬闊的胸襟與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學的重要。他幼年居處與黃克強先生為鄰，是為世交與好友。他曾秘密參與華興會，曾為革命招募民勇帶兵打仗。父親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懷大志，他這輩子的情志與生命，可說是全部奉獻給了重建中華的大業；一輩子為追求理想，維持人格而忍受艱辛、孤獨、挫折、屈辱與痛苦，母親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擔，說是全家受難也不為過。這當是一個胸懷經世濟民大使命感的儒者個人及家庭命運。希望父親遺留下來扎根的這個靈魂深處的痛苦噩夢，能隨著這本回憶錄的終於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億人口龐大中國的政經結構走入瓶頸，亟需新的視野與願景來引導，來轉入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與軌道的當口...。
父親於一九二○年進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內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看他是個外地來的窮學生，想他可能會有階級觀念，曾吸收他做會員，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鬧翻退出了。一九二五年春，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中山主義，感動了無數青年學子，父親也就在那時與一些同學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舞台與國民黨內的複雜矛盾的艱辛歲月。因此這本回憶錄，他命名為：「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由於父親特有的稟賦與人格特質，讀書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實，中國經史之學的根底不必說，西學方面，在中學時，就開始念《甲寅》雜誌、《天演論》等翻譯名著。有系統地開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憲政、法治與自由的思想與理論。進入北大後，師從陶孟和、顧孟餘等北大教授，讀到了《原富》及其他經學及法學名著，而知識論與社會科學方法學也深深地吸引了他，開始研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由於他念中學時外語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學是直接從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實的研究與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民權主義，只提到人民的公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對於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權，毫未提及，反而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如真實施，恐怕製造的問題比原有的問題更多。但當時汪精衛在北方宣揚鼓動的氣氛下，知識份子普遍希望中國能即早脫離軍閥割據與混戰，在文人主導下，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父親在自傳內說：「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負，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見第五章）
一九二八年，父親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鼓吹實行憲政，反對軍人主政，反對打內戰，主張南方好好發展經濟、厚植實力，軍閥勢力自然會被歷史淘汰...。但到了一九二九年--「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
「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
「當時萬念叢生，真不知如何著手，曾思獨組一自由黨闡明吾說，只使政府職權協助人民自由發展，而當時謀生不暇，資歷聲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資號召，只有構想而已，終身無成愧恨而已。」（見第十二章）
由這裡可看到，為中國建立一個以保護人民權利與自由，促使社會自然演化、文化與學術自由創造與發展的「自由黨」，應是父親畢生嚮往的大夢罷！
隨即他加入了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秘密組織。
一九三二年汪、蔣復合，父親在黨內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錯的前途，他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尚不足挑起治國的大業，尤其要救中國，必須要在經濟學上下功夫。在別人積極從事政黨活動時，他卻用功研讀，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拿到鐵道部獎學金，負笈英倫，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海耶克，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返國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時，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又陸續用中文將它寫出。這篇經典論文，是在論述貨幣與生產必須維持穩定而平衡的關係，並闡明其原則與方法，以避免遭到經濟起伏膨脹收縮的干擾，這不只是維持社會經濟成長創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國經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立貨幣」的意義！
衡諸今天的中國及可見的未來，這仍是一篇極有價值與針對性的經典著作，卻是完成在七十餘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親去逝後，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細讀這篇論文，告訴我說，這篇不易讀的論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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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他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灣--
「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委與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
早年羅家倫做主任，尚能有所節制，只是許多文件不敢公佈。
「現在更不像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現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
父親描述道出的民國初及北伐前後，以及抗日戰爭前親身參與，歷經與體會認識的歷史，讀之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父親下筆握住民國以來有識的知識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憲政的大目標，與蔣氏這個嗜好殺人，常採取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新軍閥頭頭的艱苦辛酸的鬥爭競逐場面，令人讀之不勝唏噓，升起無窮感慨。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父親認為他如不寫，歷史的是非黑白、顛倒冤屈永無以得正。這實是民族歷史、道德與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圖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的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讓）後世垂為典範...。」
而他寫到自己的部分：「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書...。」
這就是周德偉（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傳--更是一部民國史--的告別人生的力作。
父親是在一九七五年與母親一同赴美兄姐處即未再回來，行前已寫了若干篇章。由於長年以來，我們家常被監視，電話更是被監聽。在台灣書寫這樣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沒有安全感。他去國前，身體已很不好，胃痛從年輕時就未斷過，晚年更是全身到處疼痛，這可能是由於年輕時一心努力，不注意身體。母親說他在英國留學時，身體瘦得只剩下九十幾磅，當時穿的英國呢料西裝，居然後來成為我家念中學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裝外套！在他離開台灣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親對他辛苦的照顧與扶持，心痛不已。他在一九六七年退休後，抱病翻譯了海耶克的大部頭巨著：《自由的憲章》，似乎就是這部書，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終於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改變了他對傳統的態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他的影響力，將另有一番景象。
父親是自幼讀中國經史，為文又受到章士釗及英國學界寫精鍊文章的影響。他帶文言的筆法，可能會使現在年輕讀者感到困難。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當可發現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與深度思想見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讀來可能有些累贅，建議讀者可從第三章念起，將來有興趣再回頭讀前二章。
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寫到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時期。可能是體能轉差，精神不繼，未得完成；也或許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寫完這一部份，認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從此停筆了。
這部父親的回憶錄能夠整理出來，有幾位女士與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協會秘書長林慧峰女士，是她的魄力與毅力，力促並操作在紫藤廬三十週年時，把這本尊德性齋老主人最後的遺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謝劉佳奇女士，是她尋找到願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對、排印的進度，並參與細校，使這部書能按期呈現出來。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這位找了許多人後才找到的，願意耐心辨識手稿難認的字跡，逐步打出全書；她做了這份一般人都不願做的工作，我想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須深深地表達對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鄭村棋先生，他邀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先生共同為這部回憶錄作了艱辛的初校工作；這份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我來做的。
感謝戴芫品小姐，她費了許多精神，細心地查核史料，並對比手稿、鄭先生的校稿與排版稿；她也做了對父親其他手稿的整理與編排工作，而這份從散亂手稿整理起的工作，是在四、五年前由張志雲先生著手初編，在此也一并致謝。
我要感謝溫洽溢先生，以他的專業協助校正現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號等。
最後，要感謝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以出版家的眼光與使命感，把這部著作列入重頭出版；而吳家恆先生細心地在原書中找出「落筆驚風雨」的文句作為書名。
當然，對幾位為這部著作作序的學者：尉天驄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吳惠林先生，他們清晰地認識到周德偉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與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與關鍵價值，對他們這種深刻地用心與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與看歷史的角度闡明並介紹出來，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對最早發現並呈顯父親重要性的陳明先生、朱學勤先生與賀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這本書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親在天之靈，也告慰了民國以來一些曾有偉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靈魂；也為後世人留下一份正義與悲憫；更希望革命以來，已歷經好幾個世代的犧牲與苦難的中國人，終能摸索到正道，正確而逐步地建立起未來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周渝，紫藤廬茶館創辦人。大學時期研習經濟學、哲學及文學。畢業後曾任記者，創立「耕莘實驗劇團」，參與台灣早期民主運動，對民主發展及藝術人文皆懷抱極大熱情與理想，在戒嚴封閉的年代曾不遺餘力贊助新生代藝術家。一九八一年創立文化茶館「紫藤廬」，長期推廣茶道美學、國際茶文化交流及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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