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先行者：生態運動關鍵12人

名人推薦：「西方這些先行者思想觀念的『沃土』是怎麼來的？先是『個人』從人類社會集體主義的緊箍咒中解放出來，其次把道德關懷的對象從個『人』擴大到『動物』。而當工業社會與人口成長的壓力已經威脅到了整體的環境，綠色運動也就應運而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　朱增宏專文推薦

小野（作家、「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發起人）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 創辦人、董事長）
李喬（作家、第十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李玲玲（台大生命科學系 教授）
陳建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理事長）
鄭國威（泛科學 總編輯）
羅文嘉（水牛文...

生態主義的先知——亨利梭羅

很多人不曉得，梭羅（1817∼1862）與達爾文（1809∼1882）是同時代的人，而且還相當受到達爾文的影響。事實上，達爾文的《物種源起》傳到美國之後，第一批拜讀的知識份子，多集中在新英格蘭，也就是梭羅的家鄉一帶。梭羅與他的恩師兼益友愛默森（Ralph Emerson）大致上贊成達爾文的演化論，雖然當時主流如阿格西（Louis Agassi，自然史學者）等的多數人，都激烈反對。
梭羅閱讀《物種源起》，發覺可以支持他自一八四○年以降所觀察到的、新英格蘭地區的植物演替現象，於是寫了這封「給達爾文的信」，讚揚達爾文敢於與眾不同。梭羅在信中也提到，他的旅行沒有遠到異國，但他還是可以觀察大自然；日後他在著作中說：「其實，在自己的國家中旅行，或是在鄰近的區域走走，你就可以對動、植物做到相當周詳的考察。」
無論是《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湖濱散記》、《緬因森林》或《種子的信仰》、《野果》等，都是梭羅一年四季、長年累月考察他自己鄰近的鄉野之記錄，在他一九六二年去世前，除了《康》、《湖》兩本已出版的書籍及長短文章，還留下三十多冊、兩千多頁日記，有文字、有繪圖，尤其是對植物的記載，至今已成為西方學者研究美國生物多樣性的寶貴素材。

做為一個鄉土作家…
梭羅並非一開始便以「生態作家」之姿，出現在西方文化的舞台上；「生態主義」四字，是一九八○年代以後才流行的思潮。他的狀況有點像十二世紀義大利亞西西的聖方濟，鼓吹一種推及於動植物的、同胞物與的精神意識，到很後來才廣泛受到生態運動者的引用與鑽研。最初，不妨說梭羅是個「鄉土作家」。
一八四九年五月，梭羅自費出版了《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儘管他在書中自信的寫道：「一本好書絕不會被埋沒，它的主題將會走在時代的尖端；它的作者在著書時經常和自然諮商，它便等於和所有偉大的前人與後人諮商。」這本書卻給他帶來前有未有的財務壓力。這時剛好梭羅的姊姊海倫去世（三十七歲），她是繼約翰（死於一八四二年，二十七歲）之後，梭羅失去的第二個關係親密的手足。但他還是鼓起鬥志，開始為新書促銷。「自然並不認識死亡，因為自然永遠能以新的形式再生。…當我們眺望田野，我們不會因為花草之將枯萎而感到悲傷，因為它們的死亡定律即是新生命的定律。…人類的情形應該也是如此。」（1842/3，給愛默生的信）
梭羅滿懷著希望，讀者會接納他的文字獻禮，書評會欣賞他的文學嘗試，書賣得好，可以增加收入，而且此後演講的機會將更多。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四年多之後，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梭羅在日記上寫著：
「今天我的書會以快遞送達，總共七○六本，恰好裝滿整部郵車。我曾斥資印行一千本，至今仍未付清出版費。今天我投資的產品將寄達我手中，我有機會審視它們。至於二九四本不在其列的，有七十五本是我贈送給他人的，其餘才是真正賣出去的。現在，我的書房裡有九百本藏書，其中七百多本是我自己的作品。」
因為深曉「焉知非福」的道理，梭羅接下來說：「我相信這樣的結局比起一千個人買下我的書對我更具啟發性也更有益處，我的私生活可以較不受影響，我更能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這就是典型的梭羅反應，你可以說他很豁達，也可以說他很阿Ｑ。

哈佛畢業的「無業遊民」
一八五三年，梭羅離開華騰湖他蓋的獨居小屋六年了。這段期間，他回到家族的事業鉛筆工廠做管事。為了出版《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他已付了兩百九十元，卻仍負債一百元，必須立即清償，他只好在自家工廠製造價值一千元的鉛筆，賤價出售以償清債務。所以，這個阿Ｑ還是個很有責任感的阿Ｑ。
往後因為《湖濱散記》的聲名與年俱增，許多人以為梭羅在華騰湖住了一輩子，或至少是住了很久，實際上不然，他只住了兩年又兩個月（1845/7/4∼1847/9/6）。但這是極其有價值的兩年兩個月，《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的書稿，是在他隱居期間整理出來的，他離開華騰湖之前，《湖濱散記》也已完成初稿。在十九世紀美國作家的出版物中，《湖濱散記》是二十世紀之後再版次數最多、最被世人廣為閱讀的一本書。
「如果你張開雙臂迎接白天和黑夜的來臨，你的生命也會散發出花香及香草般的芳香，而且更富彈性、更閃亮如星、更趨於不朽，這就是你成功之所在。」（見《湖濱散記》）如今讀到像這樣的句子，會讓你感受到梭羅先知般的氤氳。然而他不像聖經裡的先知往往來自神秘的曠野，他先是在一個充滿親情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後又得到作家愛默生等益友無間歇的幫助，才走上寫作自然這條艱苦的路，且從未停止關心世間之事。
事情是這樣的：雖然梭羅父親的事業一直不順遂，他們一家人倒是和樂融融，尤其母親愛書，天性又非常愉悅，就任由小梭羅長成他自己希望的樣子。梭羅喜歡自然與獨處，似乎是天生的，由於頭腦特別好，難免全家對他寄與厚望：他十六歲就完成了所有大學的預備課程，家族卻湊不出他進哈佛大學的費用，幸好姊姊海倫這時開始教書，加上幾位姨媽的贊助，以及成績優秀拿到的獎學金，他終於在一八三三年註冊入學。
梭羅在哈佛大學學習古典文學、修辭學、數學、自然史、解剖學、礦業學，以及四種外國語文（義、法、德、西），成績還過得去，課堂上卻常常心不在焉，可是勤跑圖書館，算得上博覽群書。一八三七年畢業時，他於畢業詞中主張，世人對於每週的七天，應該略加變換使用，以一天去工作，「其餘六天是情感與靈魂的安息日，應徜徉於宇宙的大花園中，接受大自然的潛移默化。」事後，他發現拿畢業文憑還得再繳兩塊錢，便乾脆不要了。
一八四○年代末期，在回應哈佛對校友所舉辦的一八三七年班校友狀況調查時，梭羅寫道：「我不知道自己從事的，究竟算不算是一種職業或工作。…我是私人教師、測量員、園丁、農人、油漆匠、木匠、泥水匠、製鉛筆工人、製玻璃紙工人、作家，有時也是詩人。…我最固定的工作——如果它可稱為工作的話——是保持自己的最佳狀況，以便應付天堂或地球發生的事情。」
當然，在人口不到一千人的康考德鄉民看來，梭羅只是個沒有好好運用大學文憑，找個正當差事的無業遊民罷了。

愛默森．華騰湖．隱居
至於梭羅與愛默森是怎麼認識的，據梭羅傳記作家的說法，梭羅的日記從不涉及他人隱私，他的家人常常傳閱討論，有一天，他姊姊拿給一度寄居梭羅家的布朗太太看，說是觀點與愛默森很像，布朗太太剛好是愛默森第二任太太的姊姊，她立刻和剛搬到康考德（Concord）的愛默森通報有這麼一個年輕人，於是梭羅被邀請到愛默森家。
梭羅小愛默森十四歲，是讀愛默森的《自然》及歌德的著作長大的，他曾為了聽愛默森的演講，步行十四英哩到波士頓，聽完後再摸著黑回家。在愛默森的日記中有一則寫道：「亨利梭羅來訪。…那孩子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令人感到愉悅，雖然談話之間的意義是無比的嚴肅。」那年是一八三五年，愛默森後來也贊助了部分梭羅的哈佛學費。
一八三八年，大學畢業的梭羅和哥哥約翰一起進入康考德學院教書。該校是一所，怎麼講，「森林中學」，私人辦的，梭羅兄弟接管後，經常帶著學生去戶外教學，並趁機教導學生認識大自然。這所學校強調絕不體罰學生，有許多慕名而來的住宿學生。那段期間，梭羅不時和哥哥約翰外出渡假，他的第一本書《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就是根據當時的沿途筆記寫的：
「薄暮裡，空氣顯得輕盈無比，農舍和樹林之上的天空彷彿叮噹作響。我們攀爬上岸，躺在正趨成熟的越蔓橘漿果上。漿果經過數月以來點滴的成長，只為了供我們今夜食用。」（曾永莉譯本）
值得注意的是，梭羅寫作《康考德及梅里麥克河一週遊》才三十歲，卻已熟諳世間之事，藉著自然現象嘲諷文明的風格，在此書已表露無疑。日後的《湖濱散記》則是進一步以華騰湖的隱居生活為中心，將他的生命哲學闡釋的更細密一些。
但梭羅終究自認不適合做正式的老師，之後愛默森聘他為孩子們的家教，自己不在家時，又找梭羅替自己管家。因為愛默森的建議，梭羅也去紐約看看，然而他的感想是：「我不喜歡所謂的城市，我要的是一整片陸地能夠俯仰其間，還有充分的孤獨和寧靜。這是華爾街全部的財富所不能買到的。」（1843/5/6，致母親及故鄉好友信函）
梭羅協助愛默森編輯「日晷」雜誌，可是曲高和寡，「日晷」最後也關門了。一八四四年十月，愛默森在距離康考德市街近郊的華騰湖附近買下十一英畝的土地，上面長滿松、柏、石南等樹，友人戲稱為「荊棘之地」。一八四五年三月，愛默森寫信給梭羅說：「我認為世間沒有比『荊棘之地』更適合你的地方，快去那裡搭個棚帳，過你的生活吧！」
這段故事成為西方文壇不朽的佳話。可能兩人都未曾想到，它竟也成為世界生態運動中一則大事。

生態主義的先知——亨利梭羅

很多人不曉得，梭羅（1817∼1862）與達爾文（1809∼1882）是同時代的人，而且還相當受到達爾文的影響。事實上，達爾文的《物種源起》傳到美國之後，第一批拜讀的知識份子，多集中在新英格蘭，也就是梭羅的家鄉一帶。梭羅與他的恩師兼益友愛默森（Ralph Emerson）大致上贊成達爾文的演化論，雖然當時主流如阿格西（Louis Agassi，自然史學者）等的多數人，都激烈反對。
梭羅閱讀《物種源起》，發覺可以支持他自一八四○年以降所觀察到的、新英格蘭地區的植物演替現象，於是寫了這封「給達爾文的信」，讚揚達...

《綠色先行者》之所以能夠成書，首先得感謝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札記月刊從二○一一年秋季開始，連載「解放地球系列一」的十六篇長文，這在坊間一般雜誌而言，是較不可能的，生態固然是人人琅琅上口的當代重要議題，卻不是大家都願意花時間細究的熱門話題。我要謝謝人本的夥伴們，喬蘭、麗芬、淑美、朱朱、史英等，多年來對我寫作的鼓勵與扶助，你們正是聖經詩篇中所說：「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其次我要謝謝梭羅，也就是本書第一篇文章的主角，他不但是生態主義的先知，也是我個人命運的先知。四十年前，就憑著他老大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不與他的同伴亦步亦趨，那可能是因為他聽到不同的鼓聲。就讓他隨著自己的樂聲前進吧！」我毅然叛離聯考教育體系，另覓一生做為知識份子的軌轍。三十年來，我以編輯為業，以寫作為志，是為了要效仿梭羅，做一個自由思考、自由行動的人；就像史懷哲三十歲才奮力學醫、行醫，就為了要效仿耶穌，以及基督之愛。

從嚴格的定義來說，我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但是感謝我的朋友孟祥森，在我青年時代便提醒我，要親近佛陀，要景仰史懷哲，他們眾生平等的博愛實踐，已是人間的奇蹟。因為老孟，我結識早期「關懷生命協會」的一群綠色先行者，他們指導我如何運用文字，散播對動物之愛的種子，讓保護動物以至於野生動物的思潮，可以實踐在台灣社會，進而成為許多人真正的信仰。其中最重要的是悟泓法師（朱增宏），他特地為本書寫了一篇序，提點我，好生之路何其漫長，吾輩當繼續努力。

就和所有的愛生信徒一樣，我在綠色先行者的足跡裡尋找真理。我閱讀，我辯證，我追索他們的行蹤，跟著他們一起苦惱與突破，其中最吸引我的十二人，我寫在這本書中。或許還遺漏一人，就是十二世紀的聖方濟，那位光頭的小聖人，那位以太陽為兄弟、以月亮為姊妹的僧侶，友愛一切生物，並說出那句曠世名言：「主啊，希望你幫助我了解一切我所不寬容的，也希望你幫助我寬容一切我所不了解的。」假使有這種態度，讀者或能明白，我介紹的綠色先行者，是介紹一種他們對於大自然的探究精神，一種打破現代文明為我們設下與大自然藩籬的膽識，這裡面有愛，也有知識，因此本書中的科學家不少，例如瑞秋卡森、愛德華威爾遜、喬治夏勒、洛夫洛克、馬古利斯、路易士湯瑪斯，都是一流的科學家，甚至史懷哲，以其宗教家及科學家的雙重屬性，檢視文明之病，並為其下處方。
寫作《綠色先行者》期間，我最早養的兩隻貓黑咪、BOBO去世了，一隻我父母鍾愛的黃狗去世了，我父親也去世了。貓狗都極其高齡，一如八十八歲的父親，我看著牠們老病、衰頹、嚥氣，當骨灰燒就，我才曉得，聖嚴法師所言的「本來就沒有」，是怎麼回事。當然可以說，牠們什麼也沒有留下，卻也可以說，牠們留下這個愛牠們的世界。愛，使牠們走得沒有怨尤。

當我想到生態運動時，常常會想到許多曾經陪伴過我的生命，以及歲月的珍美。或久或暫，所有的生命都是地球的過客，最基本的心態，該是如何「讓自己活，也讓其他的生命能夠活」。更深一層說，就是「讓自己愛，也讓其他生命能夠愛。」
美國幽默的科幻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主持人鄭重問他：「假使要你給未來的世代留一句話，你會怎麼說？」他毫不猶豫的回答：「我會說，未來的世代，請接受我們的道歉，我們把這個世界搞砸了。」
做為一個生態主義者，馮內果是悲觀的。我卻認為，世界愈糟，我們愈沒有悲觀的權利。
黃怡　　二○一三年十月於三芝

《綠色先行者》之所以能夠成書，首先得感謝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札記月刊從二○一一年秋季開始，連載「解放地球系列一」的十六篇長文，這在坊間一般雜誌而言，是較不可能的，生態固然是人人琅琅上口的當代重要議題，卻不是大家都願意花時間細究的熱門話題。我要謝謝人本的夥伴們，喬蘭、麗芬、淑美、朱朱、史英等，多年來對我寫作的鼓勵與扶助，你們正是聖經詩篇中所說：「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其次我要謝謝梭羅，也就是本書第一篇文章的主角，他不但是生態主義的先知，也是我個人命運的先知。四十年前，就憑著他老大一句話：「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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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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