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是度量單位
錢是衡量價值的單位，就跟直尺或時鐘一樣；只是，錢量的不是長度或時間，而是東西的價值。想想看，如果一小時有幾分鐘、一英尺有幾英寸等度量單位每天都在變化，結果會如何？我們的生活會變很麻煩。如果這週一小時是六十分鐘，下一週卻變成七十分鐘，音樂老師怎麼知道一小時鐘點費要收多少？如果今天一英尺是十二英寸，沒多久又變成十五英寸，建築師怎麼蓋房子？食譜說蛋糕要烤四十五分鐘，你卻得想辦法搞清楚這是名目的四十五分鐘還是計入通膨的四十五分鐘，怎麼烤蛋糕？
我們必須知道一英尺有幾英寸、一小時有幾分鐘；同理，經濟體中的我們也需要知道錢有多少價值。今天的錢價值又不斷波動，推升了市場的不確定性，而市場上原本已充滿不自然與破壞性的行為，也就是種種人為操控出來的飆漲與崩盤導致社會、經濟的惡果。明顯一戰後的德國、一九七○年代的美國，還有過去十年的情形，都是很好的例子。
發明錢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
習慣了老大哥發明的美元或其他貨幣的眾多人民，很少會想到其實錢並不是政府發明的。
錢，是市場上為了解決問題而形成的解決辦法，就跟湯匙或個人電腦一樣，都是為了滿足需求而生。「錢」這個工具要滿足的需求就是以穩定的價值單位來促進交易。
古代最早發明硬幣，就是為了解決以物易物的困難。以物易物時，買賣雙方若要交易，必須有經濟學家說的「互為需要」（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雙方都剛好想要對方那樣東西。
如果人類發明錢之前《富比士》雜誌就開始賣廣告，我們付的可能是一群山羊。為了方便說明，我們試舉例：如果還沒有錢的時代就有iPad，我們要為雜誌文章的作者買iPad，我們就會帶著自己的一群山羊來到蘋果專賣店（Apple Store）。可是店家告訴我們，他不要山羊，他要綿羊。於是，我們必須設法把山羊換成綿羊，過程中還得雇用牧羊人，確保綿羊不會被野狼吃掉。牧羊人想要的薪水是葡萄酒；我們有紅酒，但他要白酒。可以想見，如此以物易物多麼麻煩。
在經濟學的課堂上，我們都學過錢是交易的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也有特定的實體特徵。錢應該具有可替代性（fungible）；一單位的錢（如金條或硬幣），要能與另一單位交換，也應該要方便攜帶，並且方便儲存以供日後使用（所以雖然巧克力硬幣也包著金紙，卻不能當錢用，天氣熱的時候更不行）。
最重要的是，錢必須要穩定。
穩定貨幣的好處
要確保貨幣穩定，最好方式就是綁定原物料。許多世紀以來，貴金屬如銀，還有特別是黃金，就常發揮這個作用；此外，貝殼、皮草、魚、玉米、稻米、菸草等等的原物料，也都曾作為貨幣。在殖民時代，「菸鈔」（譯注：Tobacco note，可兌換特定重量的菸草）就曾當作錢使用。二次大戰期間，戰俘曾把香菸當作錢，戰後德國人也有好幾年這樣做。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經典之作《貨幣的危機》（Money Mischief）舉了個知名例子，就是南太平洋島民稱為「費」（fei）的巨大石幣作為交易工具。因為島民相信這種錢有其重要內在價值，所以「費」是可靠的價值指標。不過，這種貨幣的問題是攜帶不便。根據親眼見過的人說，這種貨幣「很大、很硬、很厚實，就像是石頭做的輪子，直徑從一英尺到十二英尺（譯注：約三．六六公尺。）都有」。島民若要滾動巨大石幣，就得在石幣中央穿過棒子。世上大概沒有比這更不方便的貨幣了。可是，這些巨石能作為貨幣，是因為這些太平洋島民相信石幣是可靠的價值單位。他們不擔心部落議會會突然決定將「費」的數量增為兩倍，導致他們的錢貶值。
當金錢失去作用
健全的紀錄也有助於強化貨幣。這件事一部分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消費物品短缺的共產國家，錢的價值很低。如果根本沒什麼東西可以買，你怎麼有辦法正確估量自己的錢有多少價值？舉例來說，古巴政府知道古巴比索（peso）幾乎毫無價值，所以要求觀光客用遠高於黑市匯率的美元價格兌換比索。
在蘇聯，消費者很想要品質好的蔬果肉類。但就算你有大把盧布，往往還是買不到這些稀有食品，除非你有門路，能靠特殊政治關係進入政黨精英的專用店舖。
在舊東德時期，就算把世上所有東德馬克加起來，也買不起一輛東德政府製造的「拖笨車」（Trabant）。這種出了名的爛車比BMW還難買；不是因為炙手可熱，而是因為基本上東德人只買得到「拖笨車」，但「拖笨車」的配給又嚴格管控。
也難怪，大家認為東德馬克與蘇聯盧布幾乎一文不值。共產國家貨幣的黑市匯率都遠低於官方匯率。這些共產政府看似維持了健全、穩定的貨幣，市場反映的現實卻恰恰相反：因為不知道今天買得到什麼商品，所以根本不知道手中的錢有多少購買力。
蘇聯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總結：「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薪水。」（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 us）也難怪，生產力與產品的品質是出了名地差。
共產國家貨幣與南太平洋島石幣彰顯了錢的第二項關鍵特徵：信任。
我們相信錢……嗎？
錢能建立買賣雙方對交易的信任，因而促進貿易。在以物易物的時代，如果你拿雞蛋換麵包，沒辦法知道拿到的麵包是新鮮的，還是已經放了一整天。但如果拿雞蛋換錢，你可以肯定拿到的東西有多少價值。
媒體常喜歡將錢塑造成衝突來源。但其實在人類歷史上，錢促進了人與人的合作，讓素未謀面的買賣方能夠使用同一套衡量價值的標準。歷史學家傑克．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等人就描述，錢如何降低家族等人際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因而推動社會的轉變。也因於相同的理由，錢塑造了「唯能力是問」的文化，讓小蝦米也得以挑戰既有秩序。
錢能夠形塑「唯能力是問」的文化，也因此在喬治．華盛頓時期，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案，讓新的美國鑄幣局製造小至美分與半美分的銅幣，以促成窮人能夠負擔的物價。
漢密爾頓生於西印度群島，生母為單親媽媽。他很瞭解，錢能創造充滿機會的文化，給外人崛起的機會。佛瑞斯特．麥唐納（Forrest McDonald）寫了漢密爾頓的傳記，他在書中寫道，漢密爾頓知道「錢不看階級、名望、膚色或地位，是終極、中立、不帶個人情感的裁判」。漢密爾頓建立了以錢與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期望美國變成麥唐納口中的「充滿流動性、追求美好的社會」。
人要相信錢，經濟與社會才能正常運作。錢的價值並非取決於材質是金屬還是紙作，而是人的觀念。
大眾大家失去對錢的信心有很多原因，如發生戰爭等重大事故。不過更常見的原因是政府因故（如推出福利國家政策或出資打仗）而增加貨幣數量，或將來很可能大量印鈔。
對錢的信心崩解可能不幸的預言成真，也就是造成外匯市場上大量拋售。最慘的情況下，這種攻擊可能導致幣值一落千丈，終至崩潰。這樣可能會加速本地的通膨，使政府大幅升息，讓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這樣的恐慌也可能擴散到其他國家。
二○一三年，聯準會表示將減碼QE，導致美國利率上升；新興國家如巴西、印度、土耳其、印尼的貨幣也因而貶值，因為一般預期銀行與企業會撤出資金，將資金投入升息的美國。
外匯市場也準備攻擊這些國家的貨幣，因為他們不相信這些政府會採取必要措施維持貨幣穩定。要維持貨幣穩定其實很簡單，只要這些政府用央行持有的美元來買本國貨幣，就能穩住幣值。可是，這些簡單作法卻很少受到採用或正確執行，因為今日的大多數國家都不瞭解穩定貨幣有多重要。
類似的信任危機也造成一九九七年的亞洲貨幣危機。泰國本身的寬鬆貨幣政策還有美元都是造成貨幣危機的原因；當時美國因為成長帶來減稅，加上聯準會無意間造成緊縮貨幣政策，使得美元持續走強好一段時間。
美國經濟強盛，使得投資人拋售泰銖等貨幣，轉買美元。觀察家認為，泰國政府印了太多泰銖來維持對美元的固定匯率。泰國央行就跟大多數貨幣官員一樣，不知如何守護泰銖；其實，他們應該暫時減少貨幣供給。只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稱IMF）給各國建議中不但沒提及這一點，甚至還建議讓貨幣貶值。
外匯交易商很快就瞭解到，泰國政府並未察覺維持貨幣穩定的重要性，因而對泰銖失去信心，導致泰銖受到致命打擊。
可信賴的錢：繁榮的基石
如果一個國家有穩定、可信的貨幣，結果就恰好相反：人民會想要持有這些貨幣。資金與投資會流向貨幣穩定的國家，這也是為什麼穩定貨幣是繁榮的基石。英國就是個經典例子。英鎊綁定黃金的固定匯率延用超過兩百年，創下穩定貨幣的紀錄。
一七一七年，英國正式採用英鎊金本位制，貸款人從此可以安心，因為他們知道從借款人手中拿到的錢不會貶值，英國的資金創造與投資水漲船高。英國貨幣走強，促進了資本市場，讓英國搖身一變，從二流國家變成世上第一工業強國。
英國有了穩定貨幣與資本市場的動力，為世人發明了蒸汽引擎、鐵路等數不清的創新，開啟了現代化時期。英國的成功故事也讓美國等國家追隨其腳步。十九世紀晚期是古典金本位制的時代。美國與多數歐洲國家，還有後來的日本，都採取金本位制的貨幣制度。十九世紀創造的財富，超過以往許多世紀加起來的財富總數。
在當今二十一世紀，已沒有所謂的穩定貨幣。但貨幣相對穩定的瑞士、新加坡與中國等國經濟表現也比較好；因為交易比較容易，所以經濟較為活絡。
在這個貨幣不穩定的時代，貨幣相對健全的國家有時也會樹大招風。二○一一年發生主權債信危機，重創歐元，許多資金流向瑞士法郎以求庇護。瑞士法郎對歐元的匯率一下升得太快，傷害瑞士的出口業者。瑞士政府後來不得不限制瑞士法郎對歐元的匯率。
貨幣需求的重要性
你的貨幣好，自然會產生全球需求。需求的重要性在於需求決定了錢的價值與供給，但這樣的重要性卻常廣為忽視。
對錢的需求來自強力、成長的經濟。相對來說，美元的供給大於加幣或澳幣，因為美元可以在全球更多地方使用。美元在世界上比其他貨幣更搶手，這是因為我們美國的經濟更大，資本市場的口袋也更深。
一國政府如何創造本國貨幣的需求？這裡要引用《王牌大賤諜》主角奧斯汀．鮑爾（Austin Powers）的話：別亂來（behave）。政府要透過能夠刺激經濟、對市場有利的計劃，並且在財政上節制，好讓市場知道未來貨幣不會貶。
一九九○年代晚期，美國實施減稅，花費甚鉅的全民健保改革也未通過，於是熱錢流向美國，讓美元走強。大家都想投資美國，也想要更多的美元。
凱因斯學派與貨幣學派將注意力過度集中於錢的供給，而非需求。如果沒有真正的需求，增加貨幣數量不過是一九三○年代的「推繩遊戲」（pushing on a string），對經濟毫無助益。
經濟停滯與美元信心危機
二○○八、○九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可說陷入停滯。過去數年來，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呈現爆炸性增長、刺激方案支出規模龐大，還有政府歷史性的擴權，其中特別是陶德—法蘭克（Dodd-Frank）金融改革與「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多達數千頁的法規，另外還有來到歷史新高的政府公債。這些方向錯誤的政策壓抑了經濟與貨幣需求，打擊了對美元的長期信心。
你可能還記得，二○一一年黃金價格漲到每盎司一千九百美元的天價。我們也知道，「標準普爾」在二○一一年將美國的信用評等降級。中國（美國最大的國外債權人）與其他許多國家擔心，美國債券可能終將違約，引發遠超過○八年規模的世界性金融災難，因而導致美元崩潰；就算大難不死，美元也難逃長期走貶的厄運。
中國認為，美國的經濟停滯不前，其領導地位也搖搖欲墜。他們看到美國政府正因政治分歧而自顧不暇。二○一三年美國部分政府單位停止運作時，中國官方新聞新華社就嚴厲批評道：
「華府週期性地因兩黨意見分歧而難以就聯邦政府預算與提高舉債上限達成協議，再度讓許多國
家的龐大美元資產陷入危機，也造成國際恐慌。」這篇社論等於是再度呼籲我們要「去美國化」，用新的準備貨幣「取代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元，國際社群才能從此免於美國國內政治風暴的池魚之殃」。
後來，美國國會與總統終於達成協議讓政府恢復正常運作，也避免了違約的危機。但是，這並未解決美元的種種隱憂，甚至可以說，情勢越來越危險：共和黨同意歐巴馬政府提高舉債上限，借更多的錢。部分觀察家不禁要想，也許美元的問題不是「會不會」崩潰，而是「什麼時候」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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