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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節錄）

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發生四十年來最急劇的變化，我們通常將這個時間點標誌為「解嚴」的開始，以此預告一個具備多元文化的市民社會以及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治時代即將到臨。從反對黨成立、威權體制瓦解、報禁解除、言論尺度鬆綁、開放大陸探親等等，一連串政治性的改革使得原本封閉禁錮的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自由活潑的氣息。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婦女、同志、原住民、環保、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強化解嚴後的台灣人民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意識。國家認同、族群、階級、性別、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等等議題，也因國內外政治環境改變以及台灣經濟能力的提升，相對受到更多的重視。

擺脫過去威權統治時代的箝制壓抑，解嚴後爆發的旺盛活絡的社會力、表現在文化層面上的熱鬧喧囂狀態，以及時時躁動不安的國家定位與身分認同問題，莫不成為人文社會學科高度關注的範疇。解嚴後的台灣文學，帶有鮮明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與「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文化屬性，不僅突顯文學創作前所未見的駁雜性與多變性，更做為當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快速變遷與複雜形構的重要表徵之一。此中不少優秀的作品都能將現實問題化簡為繁，引發層層反思、批判、對話的可能。大量翻譯轉介的西方思潮，為台灣當代文化場域提供反叛舊秩序的理論基礎，也為文學藝術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觸媒和現實動能。活躍在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者，開始採取後結構主義的思維邏輯來思考問題，並且形諸於創作。

在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當代文學挑戰、打破傳統美學成規的藝術性表現。例如孟樊列舉了台灣後現代主義詩的七大特徵：「文類界線的泯滅」、「後設語言的嵌入」、「博議（bricolage）的拼貼與整合」、「意符的遊戲」、「事件的即興演出」、「圖像詩與字體的形式實驗」、「諧擬的大量引用」（2003）。對此，廖咸浩也有類似的看法與分類：「文字物質性的深掘」、「日常感動常在無心處」、「政治議題與文本交歡」、「情慾的歡慶、無奈與顛狂」、「網路文化與想像未來」（1998：36-50）。至於解嚴後的台灣小說表現，不論是強調解構主體性、去歷史深度、身分流動多元，抑或者關注族群和性別等文化建構過程、重構國家與族群身分、致力本土歷史的挖掘與架構，這些大多是奠基在廣義的後現代思維下所衍生的闡釋。因此，當我們看到「政治解嚴、文字解禁、身體解放」、「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專撒謊」，或是「歷史流散，主義量產」（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編輯前言）諸如此類對於九○年代小說的描述，都鮮活地概括出當代文學百無禁忌甚且多元張狂的時代特質。

過去的二十年間，我們常見借用「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反駁「單音獨鳴」（monoglossia）的語言觀，來描述解嚴以降活潑、豐富且難以劃歸的文學書寫現象。走過二十世紀末，我們在新世紀初應該沈澱以往那種激動和焦躁的情緒，重新回頭檢視過去二、三十年間台灣社會文化場域變動與文學生產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再次調整觀看的焦距，我認為自解嚴以迄整個九○年代的台灣小說，不應該只有從題旨、技巧和美學意識上表現其豐富（aboundance）與華麗（florid）的特質，事實上更應該注意到當代小說美學發展已過度飽和（oversaturated）甚至出現疲軟（exhausted）的狀態。幾經思量，我決定採用「奢華」（over-luxuriance）一詞來取代以往「眾聲喧嘩」的概括，不僅希望能夠更精準地掌握解嚴後台灣小說的美學特質，也可以進一步連結當代小說的藝術形塑、美學意識與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脈動。

本書所謂美學上的「奢華」，有著兩種看似對立、實則相互依存的複合意涵。「奢華」美學本來就直指「奢」（excess）與「華」（florid）兩種同存並置的條件。因此，「奢華」可以是意謂華麗豐富的正面修辭，同時也可以是指涉奢侈揮霍、過度消耗的負面意涵。從九○年代的台灣小說裡不難察覺，有一種注重感官、強調細節鋪陳、知識炫耀、文字煉金、形式浮腫、結構迤邐的「奢華美學」正在流行。這裡不妨先就朱天文、朱天心、舞鶴、施叔青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百科全書」風格為例，來稍事說明我所謂的「奢華美學」。

朱天文、舞鶴等人在九○年代以後的創作，偏好引錄各種龐大的知識內容，包括歷史資料、科學資訊、名哲嘉言、學術論述以及日常生活細節，並且刻意突顯個人對這些知識的另類／感性詮釋。這個現象可從一九九○年朱天文出版《世紀末的華麗》一書做為肇端。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這部短篇裡大量描繪細膩的感官經驗，例如對流行時尚的如數家珍、衣飾和花草一類細節的描摹、建築物設計的欣賞耽溺等等。文本表現出對形式、意符、物品表象的高度關注姿態。又如朱天心的〈古都〉，似乎是刻意要營造某種過度負荷的閱讀效果──小說不僅透過敘述者過去和現在經驗的對比來堆疊各式各樣記憶，另外還龐雜地援引了包括歷代文獻、殖民記載、地方縣志，以及勞倫斯、梭羅、萊特、佛洛斯特等作家的文字。舞鶴的《餘生》企圖紀錄原住民部落文化，文本集各種書寫形式於一爐，包括田野調查、報導文學、民族誌、以及小說的虛構想像等等，不僅翻轉讀者對小說形式的認知，也不斷挑戰閱眾的品鑑耐力。至於施叔青在《微醺彩妝》裡引經據典、砌築材料，戮力刻劃二十世紀末台北的全球流行文化現象。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紅酒、香水、名牌服飾乃至音樂、建築、繪畫藝術各方面急欲表現出來的傲人文化素養，可能要超過文本實際能夠傳遞的意涵。

當代台灣小說帶有鮮明的「智性化」傾向，這更是加速奢華美學形塑的重要原因。舉例來說，李昂、張大春以及平路無疑是當代文學思潮的代言人，他們的創作往往是抽象深奧理論的註腳，與台灣社會時興的議題有著高度契合的關係。在八○年代即為媒體寵兒的張大春，對小說形式的過度實驗便被視為是智性的賣弄和技巧表演。從歷史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鄉野傳奇乃至他自己發明的新聞小說、週記小說，張大春對形式的不斷研發，似乎是想藉此見證作者本人的「否定論」文學信仰。平路的小說刻意遺留互文與後設的書寫印跡，例如〈五印封緘〉匯合不同領域的各式文本：經典小說〈傾城之戀〉、電影〈前世有約〉和〈竹籬笆外的春天〉、港劇〈上海灘〉、新約啟示錄、馬奎斯筆下的黃蝴蝶等等，在凸顯創作者才情的同時，也挑戰閱讀者的文本閱歷。又例如九○年代的李昂，其小說創作一本她向來偏愛的性題材，並藉此帶出性別、經濟、權力、情慾、政治、國族等一連串糾纏關係與複雜議題。這些作品為當代人文學科提供一連串豐富的論述材料，也為時下流行的社會議題創造出更具辯證性的想像空間。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進行多重組合搭配，不斷衍生各種文本分析公式，例如國族＋女性的搭配，歷史＋記憶，性別＋情慾，乃或者國族＋情慾＋階級等組合，逐步帶出看似複雜、實可預期的詮釋套式。

解嚴後的「奢華」文學，直指「奢」（excess）與「華」（florid）兩種同存並置的美學條件，應該可以從上述小說例證裡略見一二。這些發生在台灣當代小說藝術形式上的變革，自然招致褒貶不一的評價：

不是浮而不實的「使命文學」，就是只是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後現代文學」。這些當代作品好像都只在「耍」什麼，而不是在「思考」什麼、在「寫」什麼，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看他們「耍」？（呂正惠 1993，引自鄭喻如 2003）

解嚴後的漢族小說固然看似百無禁忌，但有的使命感過重，有的過度沈迷於實驗性和形式技巧的賣弄，光怪陸離反而喪失了生命力和對讀者的親和力。（彭小妍 1994）

在台灣現在看小說越來越勞累了，每個人都在玩各種不同的遊戲，整個文學和讀者的關係越來越遠，甚至連當代越來越多的作家都撈過界了，都成了似通非通的符號學家、政治學家、語言學家等，跟小說越來越沒有關係。（南方朔 1995，引自鄭喻如 2003）

回顧前此現代小說創作的環境，我們還真找不出一個時期，能容許如此眾聲喧嘩的場面。政治依然是多數小說家念之寫之的對象，但「感時憂國」以外，性別、情色、族群、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交鋒。更不提文字、形式實驗本身所隱含的頡頏玩忽姿態。……我們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編輯前言）

上述學者或文化人的意見，不論他們對當代小說抱持負面批評也好、正面讚頌也罷，都可以證明文本的「奢華」美學表徵。

從內緣到外沿，九○年代台灣小說的奢華美學不但充分反映文學內部與消費社會文化的互動，和政治場域的變遷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和曖昧關係。就台灣的脈絡來說，政治社會的變化往往是造成台灣文學場域內部秩序重整的主要力量，而藝術自主觀念的勃發過程又與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運動同時發生，因此更增加其複雜性。「奢華」不僅是用來描述、形容當代台灣小說的藝術特質，它在現代經濟、社會活動（通常我們會用「奢侈」一詞來指稱）發展過程中，更是一個重要的概念，這有助於我們將文學生產與社經脈動做一折射性的觀察。自八○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文化脈動，顯然與資本主義經濟型態有越來越頻繁的互動，以及越來越密切的相生關係。再加上解嚴後伴隨而來的政治秩序混亂、公共領域因各種不確定性而帶動的興奮感、九○年代消費文化與文化全球化社會的成形，這些對台灣當代小說創作活動都產生相當顯著而有意思的影響，是喜愛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不可輕忽的環節。

《奢華美學》的目的，正是企圖將九○年代台灣小說的內部敘事形式與外在歷史變化做出某些有意義的連結。整個研究聚焦在解嚴以降台灣小說文本的形塑過程，解讀文化符碼的組成特性，並檢視文本生產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在展開相關觀察與分析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先瞭解近年來台灣當代小說研究的整體趨勢，這個作法同時也是彰顯本書的撰述立場。縱觀過去二十年來對於台灣當代小說研究的整體走向，可以尋得幾個明顯的論述模式。例如，學院特別側重在「性別」、「情慾」、「國族」、「族群」、「歷史」、「記憶」等一連串圍繞著「主體性／認同／差異」的主題與理論所開展的分析與詮釋框架。是類代表有《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後殖民及其外》（邱貴芬 1997、2003）；《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范銘如 2002）；《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情色世紀末》、《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劉亮雅 1998、2001、2006）；《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周英雄、劉紀蕙編 2000）；《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陳芳明 2002）；《孤兒、女神、負面書寫》（劉紀蕙 2000b）等作品。上述研究方法不論是選擇議題性的探討，抑或者理論性的文本分析，無一不是突顯台灣人文學科日漸倚重新興社會思潮研究以及文化批評的趨勢。在當代台灣文學的研究領域，不但可見其斐然的成績，對當下的研究走向也具有指標性的引領作用。

台灣文學的研究趨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文學新思潮在台灣的流通與影響；而文學批評與創作之間的關係，也隨著不同的時代以及對不同問題的關注而有密切的調整。當代台灣文學研究漸趨挪用外來的文化範式來闡釋台灣，為台灣尋找一個新的觀看或者言說位置。在此過程中，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處於理論和實踐之間，更展現了富於後現代自覺意義的示範作用。文學觀從過去注重作家心靈的探討，轉變成現在對「讀者反應」方法論更積極的實踐，閱讀方式的改變亦同時深刻地影響今日文學評論的寫作。當詮釋活動本身已被視為是重建的產物，讀者對作品的反應也不可能有一個完全客觀的評斷立場，批評家更不再恪守所謂超然客觀的論述原則，反而是刻意以某種參與性的言說策略來凸顯個人的政治姿態。甚至跨越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借重其詮釋方法和認知架構，將新的思考方式與多元角度的視野帶進文學批評活動，開拓研究的範疇。

在解構的年代裡，我們對於文本的閱讀已經走向某種寓言式的詮釋，對於創作技巧等藝術層面的美學思考，亦轉移到在文本的意符網絡中找尋意識型態的再現與建構。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警覺於當前研究的思維窠臼，即過度耽溺於「後學邏輯」（例如以小搏大、以邊緣抵抗中心）而欠缺反思，最後同樣難以避免地落入單向度的樂觀主義批評。美國文學理論批評家海若•亞當斯（Hazard Adams）曾經在幾場回顧及展望西方文學批評發展的演講中指出：

解構將其對統一性的質疑應用於任何語言表達方式，而就是在這一點上，解構不僅影響了所謂美學這一陣營，又影響了社會學這一陣營：它在近年來已逐漸蛻變為文化研究。（傅士珍譯 2000：149）

現在人們常掛嘴邊的時髦用語「政治正確性」（politically correct）──不要霸權、不要典律、不要精英主義、不要主流敘述、不要利益階級論述。很多批評者已經指出這裡的弔詭之處：一群強調「差異」的運動，例如結構主義和解構，還有強調多元文化的意識型態運動，竟都凝結在主張一致性的道路上。不過，事情又要比這個複雜得多。這些運動的努力方向，是在打破階級的垂直結構之同時，卻又接受並稱頌平等的人與人，語言跟語言，種族和種族間的差異。（153）

九○年代「眾聲喧嘩」的當代小說配合晚近的文學研究一再強調的「差異」、「邊緣」、「多元」的分析取向，在一個沒有獲得適當且較全面的觀察軸距裡，在失卻對於整體文學生產環境的關照下，這些狀似豐富多元的文本閱讀與批評，最終會陷入單一複製的危險。讓國族、歷史、性別、情慾、記憶…等議題「合縱連橫」，熱熱鬧鬧地鑲嵌在學界理論及藝術創作的文本當中。當代研究者普遍樂於藉著檢視這些文本／文化癥狀，來證明台灣的確處於後現代與／或後殖民的情境，從而確立自我主體的多元身分認同。問題是，當我們採用發展得相當深奧複雜的內緣批評理論，去分析那些未經適當歷史定位的當代作家作品時，一則不能夠正面有系統地處理發生在歷史脈絡裡極端複雜的文學現象，二則無法充分釐清政治、經濟甚至是文化思想領域裡的歷史動力如何作用於文學生產活動上，因此常常產生本末倒置、頭重腳輕的疑慮。

《奢華美學》主要以九○年代的台灣小說做為討論對象，目的在於觀察解嚴以降的台灣文化形構，分析外部的刺激動力與內部的文學轉化，進一步釐析九○年代美學特質及其文化意識型態的特性。我認為將文學及其相關活動置於一個龐大而繁複的動力網絡中來思考，闡明主／客體（文本／作家／外在環境）之間彼此滲透的途徑，有助於彌補我們過去動輒以理論概念或文類流派來思考九○年代文學的研究慣性。

解嚴前後各種基進思潮的衝擊，使得台灣社會耳目一新，許多人因此樂於將戰後與國府體制共生的軟性威權主導文化暫時拋給歷史，並與之劃清界線。跨越二十世紀末、進入二十一世紀初，現下正是再次調整觀看焦距、重新回顧檢視二十世紀末這段絢爛文化的好時機。例如，從七○年代中期起扮演「反對文化」的角色，與主導文化爭取資源，也和「現代派」衝擊性思潮對立的「本土」文學文化，不僅在威權體制瓦解後的九○年代需要重新評量，進入新世紀之後的變化更值得進一步追蹤。此外，我們也應重新面對蔚為九○年代文化主流的衝擊性思潮，例如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將注意力從已被絕對值化的思潮內容，轉移至這些外來的文學符碼所帶來的各種意義系統（包括認知形式與美學原則）被當代作家吸收採納的情況，觀察它們在本地文化場域中擴散、生根、轉化的過程以及對文學內外部的影響。《奢華美學》一書，正是這個研究意圖下的初步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