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新中國：價值觀的競爭與結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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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徐斯勤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其綜合國力的持續成長，以及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已使其成為各國學界與實務界，在諸多不同議題上最為關注鑽研的對象之一。對於臺灣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弔詭的是，臺灣社會多數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理解或認識，往往停留在經濟發展上實力強大、政治體制威權封閉、社會文化上與臺灣同文同源卻也存在諸多差異的印象裡。特別是，從1970年代末兩岸社會接觸以來，這種刻板印象基本上未曾發生重大改變。然而，中國大陸社會經過將近四十年的劇烈變化，這種刻板印象早已無法概括其許多重要的集體文化與行為層面變遷。中國大陸社會本身對於出生在不同世代人群之間，其觀念與行為的明顯差異，早已用所謂「70後」、「80後」、「90後」等概念做了清晰明確的劃分。但臺灣的多數民眾，恐怕很少察覺到這種世代交替對於中國大陸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所帶來的結構性影響。
而吳峻鋕博士在其臺大政治系博士論文基礎上，進行強化後所完成的本書，對於國內多數民眾的上述盲點，恰好能提供資訊乃至觀點及意義上的重要補充，同時也為國內的當代中國研究學術社群，做出重要貢獻。這種貢獻，來自本書的三項主要工作：第一，檢視中國的不同世代，在與政治有關的一般性價值觀上，存在何種不同的取向，以及這些不同取向在不同世代當中的分布型態。第二，針對價值觀作為一項自變數（原因），如何影響了中國大陸民眾以民族主義、對國內政治體制的期待和判斷、國內政治機構可被信任的程度、國內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對民主與威權的一般性認知和評價為對象的態度（結果），以及如何影響了中國大陸民眾在政治參與上的實際行為（結果），進行分析。第三，探討中國大陸民眾的上述政治態度變遷，對於其未來的民主化政治變遷可能帶來何種影響。這些分析和討論，植基於當代全球政治學界研究政治文化和民主化最重要的資料庫之一──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2011年的調查訪問數據，並運用統計方法，來發現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本書在上述三項工作中前兩項的研究發現，顯示了中國大陸經過將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民眾的政治文化或政治態度，的確有所轉變；在一般性價值觀上，在改革開放後環境中成長的「70後」與「80後」人群，比更早世代的人群，持有較多的民主價值觀，以及較少的傳統性價值觀（本書中所謂「儒家」價值觀）。在價值觀變遷的影響上，「80後」世代整體，以及持有民主價值觀的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都較低，對於政治體制的正當性認可也較低，同時對於威權體制的排斥態度也較為明顯。換言之，現代化理論所說，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結構與主觀理念及價值取向轉變，同樣適用於中國大陸；就這部分而言，事實證明中國大陸無法脫離歷史的規律，與其他社會並無太大不同。至於在最後一項工作，本書提供的線索以及可能衍生的討論，則較多不確定性。持有民主價值觀者，對於民主的原則性偏好並未高於傳統價值觀，也並未從事更多的抗議型政治參與行為。也就是說，大部分人最關心的問題：政治價值觀的改變，是否必然導致與原有體制截然不同的政治民主化？目前似乎還缺乏決定性的證據，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之所以看來還無法提供確定答案，是來自一個多數政治學者往往忽略的事實：民眾的價值取向或政治文化，長期而言，多半是重大政治變遷的必要條件，但未必是充分條件。對於現有政治體制在主觀上的滿意度變化，有待許多其他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配合，才能產生較大幅度的民主化。在中國大陸當前的環境和脈絡下，最重要的主觀條件之一，是民眾對於取代現有體制和政權的選項，預期其是否真的可能產生比現狀更好的結果，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個人本身是願意負擔那些由於參與推動劇烈變革而給個人帶來的各種成本。前面提到本書發現抱持民主價值觀者，並未比其他價值觀者更積極進行抗議型的政治參與，正好說明了主觀態度和實際行動之間，仍舊會受到個人得失計算的干擾。而最重要的客觀條件之一，是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否隨著經濟與社會的變化，來進行學習和調適，使得政治現實不致和民眾的需求和期待之間產生過大的落差。臺灣一般民眾很少察覺到，宏觀層面看來鐵板一塊的中共黨國體制內部，這些年來從微觀層面來觀察，在權力制約、資訊透明、民眾參與、對於官員和幹部的課責程度等各方面，其實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漸進式演變。當然，這些演進產生後的結果，距離一般民主國家的各項民主指標平均值還很遠，但是對於緩解現實與期待之間落差，以及因應體制的正當性危機方面，仍然具有某些功用。
如果綜合考量上述主觀和客觀條件兩者，就不難理解為何西方政治學者所稱，中共政治體制具有所謂「威權韌性」，亦即能隨環境變遷而持續穩定存在的事實。可喜的是，本書也正視此一議題，結合了經驗證據和理論概念加以討論。在我看來，如何理解和評估中共政權的威權韌性，應該特別注意兩點，而這兩點恰恰也是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較少注意到的。第一，威權韌性下是否必然不可能產生民主化？這裡的關鍵在於，我們採取何種民主化的定義和標準。如果以民主化最核心的標準──是否存在具有足夠公平性和競爭性的選舉，來決定國家最高政治權力的歸屬──那麼兩者是互斥的。但如果採用民主化重要學者LarryDiamond討論民主化時廣義的測量指標體系－－國家機關的有效性、法治、水平課責與控制腐敗、競爭、參與、垂直課責、自由、平等、政府的回應性－－那麼中共政權的上述自我調適，其實也就是在這些指標上都有些許成長。第二，當這些調適出現時，那麼中共政權的「韌性」固然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原因正是由於這些調適使得「威權」的程度開始出現初步的鬆動。換言之威權韌性不是一個靜態而固化的概念，而是一個內部存在邏輯上的扞格，而且時間愈久此種扞格愈明顯的概念。
以上的思考都說明了：本書是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總體性政治變遷不可或缺的佳作；在本書所提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深入的思考與更豐富的研究議
程，將得以開展。我認為，本書無論是用於大學部的相關課程，或作為研究所課程的參考讀物，都十分合適。我願在此向一般社會大眾以及高等教育學府，鄭重推薦此書。

推薦序／張佑宗

中國大陸政治改革何時發生？以什麼方式進行？目前主流看法認為中國大陸將結合威權統治與善治（goodgovernance）（類似新加坡模式），而且能夠長期存續下來，可稱之為「中國式民主」（Chinese-styledemocracy）。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不可避免帶動中國社會轉型，這些經社發展的後果難道不會衝擊威權統治？
峻鋕長期專注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並具備足夠的量化研究能力，在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中，試圖找出新的切入點。峻鋕認為要理解複雜的中國政治轉型問題，需回到過去的文化變遷與世代差異理論，尤其是Inglehart等人提出的「公民賦權」理論。依照文化變遷與世代差異理論，峻鋕的研究重點認為中國未來政治改變，應該在政治體制之外進行觀察，尤其是來自社會內部的變遷。其次，要解釋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發展趨勢，必須先瞭解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後，人民的政治價值如何改變。第三，必須研究新世代的價值變遷，才能具體回答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軌跡與可能性。
透過隨機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民眾的政治態度、信念與評價，特別是1980年後出生的群體。峻鋕的研究發現，中國在經濟生活獲得改善後，政治價值正處於變遷的過程，新世代的民主價值逐漸在增長。當新世代逐漸具備西方民主價值後，會減低他們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支持，以及對政治機構的信任。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社會的政治價值在不同世代之間逐漸有所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也會影響統治的正當性。雖然政治價值對政治參與尚未產生關聯，但中國正從經濟賦權走到文化賦權的階段。
裴敏欣認為中國經濟奇蹟會「陷入轉型的困境」，缺乏民主改革的中國就會喪失持續驚人的成長和發展能力。黎安友以「威權韌性」（ResilientAuthoritarianism）判斷中國將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異例。相較之下，峻鋕以大量經驗資料為基礎，補充上述兩種理論觀點不足之處，尤其政治文化因素在經社轉型和政治轉型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經濟生活改善後，還需要價值變遷，才有可能讓中國由威權邁向民主政治。
從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再從文化賦權到體制賦權，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正在經歷第二個發展階段。峻鋕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預測中國是否會發生政治改革的資訊尚未充足，但未來前景已經可以預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