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沒離開台灣《數位時代》總主筆一職，前往香港《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編輯，就不可能採訪到經常不在台灣的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那一年 Google Map 開始推動，地球的大街小巷被搜尋引擎重新定位。

Google Map 的照相車開始認識亞洲新世界，而混搭在巷弄間的小柑仔店（大陸叫夫妻老婆店）的經營模式早就超越了「三度空間」，不管是東南亞越南的胡志明市，或是東北亞中國黑龍江省的佳木斯，「品牌」在此像是第四度空間，代表不同於歐美的思維模式。就像《亞洲週刊》編輯部裡，有香港出生、有來自大陸文革前文革後還有八○後的記者和編輯，每個星期，大家都會為了自己觀察到挖掘到的重要事件而訴說而捍衛，我好像是其中一位「台灣代表」，爭取自己故事的曝光度，用最有影響力的故事來打動《亞洲週刊》的編輯台，而這樣的故事，必須同時具備「時代意義」、「地區影響」和「人物典範」。

蔡衍明做到了，我也做到了，蔡衍明在二○○八年終於登上《亞洲週刊》封面，儘管《亞洲週刊》同仁對蔡衍明還很陌生。兩個月後，「投資之神」邱永漢特別到上海參觀旺旺總部，那一天蔡衍明不在，邱永漢對總經理廖清圳說：「我很好奇，《亞洲週刊》為什麼會報導旺旺，現在我終於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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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沒有在四十歲生日前生下老大Chelsea，我不會了解「米果」對小朋友的重要性，這種兼具營養和收涎效果的零食，是歐美主導的食品產業幾乎缺席的一環，而像日本人發明的「蛋酥」，也就是旺旺的「小饅頭」，主原料馬鈴薯澱粉富含磷質，對幼兒早期腦部發展也很有益。二女兒 Michelle 滿一歲時，我更堅持用十四萬字來架構這個故事。

我不敢說，吃進嘴巴裡的東西，要比手上用、腳上穿的產品製造更不能出錯，但我很肯定食品加工業對農業的重要性，就像水壩之於水。歐洲富強之國如瑞士、丹麥、德國等，從食品加工方式到加工設備的銳意精進，農業，也可以是產業的火車頭，而台灣竟然把許多人才、資源和政策放在科技業和石化業，這實在太笨了；如果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日出國工廠》為習作範本，活生生的米果生產線肯定是最好的題材，我如果放過這個題材，那也太笨了。

台灣輕視農業及加工業，好險有蔡衍明做到了，我也做到了，一直到我寫完本書之後移民加拿大，米果和小饅頭都是我最重要的伴手禮，沾有糖霜的「雪餅」更是女兒法語班上最受歡迎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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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包米果不叫「旺旺」，而是叫「建國」、「復興」，就只能是一般的米果，也不可能從新加坡、香港到台灣先後掛牌，賣到全中國、全華人世界。「旺旺」將是全球商業史中想了解「品牌」不可跳過的章節。

如果，我當初沒有和前中國《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說好，準備到北京媒體工作，用月薪一萬七千元人民幣做為到當時大陸最好的財經媒體的代價，可惜這個人事案最後沒有得到背後主管單位中國證監會的批准，副主編王爍告訴我原因是媒體有「台灣人」太敏感，我可能不會開始思考個人和台灣媒體的捨離，最終選擇到香港《亞洲週刊》追溯華人產業新的章節。

如果我沒有親炙胡舒立的開創性、《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的歷史格局，更早之前受到《天下雜誌》總編輯吳迎春理想公義的媒體感召、《商業周刊》前總編輯王文靜對人性敏感度的淬鍊，接下來這個一輪資本主義、一輪社會主義升起的時代環境變化，就無法成為財經媒體工作者最好的寫作養分，而希望這個養分也可以給華人企業、華人品牌一點謀略、一點勇氣、一點視野，打造更幸福、更有內涵的生活方式，像本書主編心瑩知道我在編輯過程中最多的抱怨是：如果王雪紅能早一點看見這一本書，學一點蔡衍明的通路謀略、產品線安排邏輯、品牌促銷的細膩，宏達電今天不會跌得這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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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坐上那一部計程車，我可能不會感受到蔡衍明的「民間影響力」，那一次我從忠孝東路坐計程車到西寧北路，車抵達時，司機發現這裡是旺旺台北總公司，他告訴我：「我聽客人說，台灣曾到澳門賭博的大老闆裡，唯一沒有在賭桌上輸過的就是旺旺老闆！」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蔡董，他又氣又好笑地說：「我只是沒有倒啦！」和我以前採訪過成千上百的台灣老闆不同，他不是強調自己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工作狂，也不是諄諄教誨、滿口理論的企業導師，他不避諱談自己追求享樂旅行，不避諱談自己的迷失和失敗，要不是本書定位在企業經營歷程，我會多打探一些他買下小島和遊艇的過程。

我記得有一次和老長官詹偉雄在台北侯布匈（Robuchon）餐廳吃飯，他一面透露不甚滿意的表情，一面和我分享一個論點：他認為有錢人對社會有一重要責任，就是他們要想辦法創新和提升各種生活體驗，因為他們有這個資源和自信，甚至直覺。

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王永慶教我們喝咖啡要打包砂糖，或是郭台銘教我們上班要坐鐵椅子，這些首富們有沒有善盡「社會責任」我不知道，但是我誠心希望自己未來碰到的「首富」，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個性化、歡樂式的致富之道，而不只是對抗壓力和辛苦。儘管蔡衍明的成功背後，壓力和辛苦也絕不少，但就一種經營者典範來說，如果他不是用品牌、用感情、用真誠持續和消費者溝通，以此深入十三億人口的市場、以開創新事業來勉勵員工，我想，華人世界並不需要多一本辛苦成功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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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蔡衍明董事長一直不同意出書，最後我不會決定用第三人稱方式寫完這十四萬字，讓這位近五年來備受外界討論爭議的企業家，以我觀察的面貌，呈現給不了解他的台灣人，以及他始終最愛的這一片土地。

一連串的「如果」，就是「因緣具足」， 就是「因緣際會」；更深層思考，有感覺、有觸動，五蘊生起緣由，難怪「緣」歸於「因」，凡事有因，業必有果，極度理性的「物質不滅定律」。

自從二○○二年《虎與狐》問世，打破歌功誦德式的企業主自傳格局，雖然台灣沒有像《從A到A+》的寫作條件和環境，也沒有企業主會像《賈伯斯傳》傳主不看完成品的雅量，但是我仍相信新聞媒體及財經寫作的貢獻，正在於突破環境不良和社會框架，正在於提升正面價值。

撰寫本書這五年，我認為也是蔡董事長銳意改革最激烈的時期，光是我知道的事業單位級的組織變革就有三次，其中有重用進入集團不到五年的專業經理人，也有三十年老臣的職務調整；一方面要砍掉不賺錢的品牌，一方面要開拓新的通路；一方面要改善舊的組織，一方面要引進更強的管理技術。過去五年也是中國大陸市場通路前所未有的大變化時期，我希望這本書至少可以記錄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一家台灣企業如何建立品牌和通路的過程。

儘管這五年來採訪了數十位旺旺員工，包括現已高齡八十五的宜蘭食品日文祕書廖坤池，以及曾在緊急時貸款兩百萬元給旺旺的銀行經理陳志雄，也不代表這些就是蔡董的真正想法，但是我發現，自己其實是在描寫一個「大家庭」的故事，在這個「大家庭」之中，有挫折失望，也有很多不配合因素，然而面對多變的市場經營環境，一直保持敏感度、一直保持危機感、一直保持對應環境的適應力。

如果說這種天生的敏感度、能夠對應市場的感知能力，是專業經理人的天職，我在這個大家庭的背後看見的，則是一顆堅持不變的心：不隨價格引誘而動搖的心，不隨市場炒作而動搖的心，不隨對手的謾罵而動搖的心，這樣的心需要修鍊，需要定見。

要造就好的因緣業果，「心」很重要。有一連串的「如果」，但是「無心」，則註定緣起緣滅，徒留果業。所謂「歷事練心」，對照旺旺的五條「公司訓」（見第十二章），竟有神似，從「練心」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勉勵員工要學習認識、勇於反思，了解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裡，自然不會心有恐慌、存心隱瞞，心則能定。企業也是如此，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這五條「公司訓」原是蔡董事長自己的「座右銘」，後來他以之帶領員工「經而有驗」，也就是一種「歷事練心」。難怪許多來自大陸各地的官方訪客最常流連在這五句公司訓之前，並對蔡衍明坦言：「每次我看到這五句，都會有新一層體會。」

不同體會，不同感受，來自對於環境、對於他人感受的敏感，所以才有自我檢討，才有心的精進。所以旺仔娃娃的笑口常開，正展現內在的這一顆心，代表利益有情，利益眾生，口中之心，堅定不移，這是我用為書名之因。

所以我不敢說，賣米果的真會比賣牛仔褲和開銀行的更有能力做好媒體、會比較有良心，但是我從蔡董的「口中之心」看到他對世間的「有情」和「利他」。我和所有讀者一樣也會好奇，也會期待，「口中之心」會開創什麼樣的空前事業？

因為，目前真實的情況是，對岸十三億人口市場，不只是一般民眾，連許多官員參觀旺旺時都會驚訝地說：「啊，原來旺旺是台灣的品牌！」

旺旺，代表的是一種喜悅，一種願望，一種祝福，我們也期待台灣能夠一直保有這種帶給人幸福的能力。帶給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這種力量，雖然最初只是一個出生於台北大稻埕二十歲愛作夢的年輕人，因為硬著頭皮要做孝順的兒子而成為台灣的首富，卻也讓我想到大乘佛教經典《入行論》所言：

「夢中尚未夢，何能生利他。」（整句為：「於諸有情先，如是思自利，夢中尚未夢，何能生利他。」）

我把這句話解釋為：「連作夢都還沒有開始，如何能感諸眾生之情而行利他之法？」

三十年後，這本書將見證旺旺是來自台灣的品牌，而人生如夢，希望這本書能夠和「愛作夢」的年輕人分享，或許看看蔡衍明怎麼努力「作夢」，學習如何「作夢」，做為利益他人的開始。

浸潤於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

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蔡衍明，正是出生在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他是蔡家老么，出生時母親蔡陳招已經四十歲了，蔡陳招總共生了八個小孩，六女二男，長女是蔡澄江，蔡衍明出生時她剛滿二十歲，一手擔負起照顧眾多弟妹的責任。

蔡衍明的母親來自萬華望族陳家，家族擁有像是「大洋塑膠」等上市企業。陳招嫁給蔡阿仕之後，主要負責家中事業的總務總管，後來蔡阿仕的事業愈做愈大，蔡陳招的角色也愈來愈吃重，母親對內，而父親主要是對外。等到蔡衍明出生時，父親已把事業重心轉為以電影為主。

中央戲院主要是放映日本片在台灣的「首輪片」。當時的做法是蔡阿仕直接到日本電影公司購得膠卷，再帶回台灣放映，先從台北播放第一輪，並從台北的票房推估中南部市場的票房、訂出價格，再將電影膠卷出租給中南部的二輪、三輪戲院。

由於台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加上電視還沒有開播、台灣人對外在新鮮事物的渴望，讓中央戲院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光是《愛染桂》這部電影，就放映了三個月以上！」蔡衍明的大哥蔡衍榮還記得，這一部講述護士和醫生的日本愛情電影賣得人山人海，常常排隊買票的隊伍前進不到三分之一，票就賣光了，於是剩下三分之二的隊伍繼續排隊買下一場次的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家樓下的隊伍總是滿滿的人潮。」蔡衍榮解釋。

從早期流行的日片《里見八犬傳》、《青色山脈》、《宮本武藏》，以及風靡一時的日本明星三船敏郎、吉永小百合等，一直到流行西片《暴君焚城錄》、《地球防衛軍》等，都是由中央戲院開始引進。為了選片、購片，蔡阿仕常常前往日本，與松竹映畫、東寶映畫等電影公司洽談版權事宜，於是在東京後樂園附近買了房子，作為蔡家前往日本時的住宿場所。

蔡衍明大哥蔡衍榮在日本的大學念書時，也是住在東京後樂園寓所。這和早期台灣留學生出國念書往往必須一邊打工、一邊擠住租屋宿舍的情形完全不同，例如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就曾回憶，他留日求學時，還必須在東京搭乘山手線電車取暖，這說明了和一般台灣人家相比，蔡家當時的環境相當優渥，事業很成功。

其實中央戲院不但選片眼光好，地點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戲院位於現在的南京西路和承德路的交會地帶，正是圓環、大稻埕與後火車站之間的繁華地帶，特別是圓環附近有許多小吃和最流行的事物，只要有好電影，就能輕易地把圓環的人潮帶過來。

蔡衍明不但生長在電影的黃金年代，也等於生長在黃金年代的「中心」，因為中央戲院就在蔡衍明家正對面。

「當時賣票都賣到擠不進去！」如今位於民生西路的「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當年隨父親在蔡衍明家戲院對面擺攤賣油飯，他回憶小時候跟著父親到中央戲院入口處附近做生意，十五米寬的馬路上每天人潮川流不息。

也因為蔡衍明家樓下總是人山人海，所以母親蔡陳招不准小孩在晚上跑出去。「我是老大，所以被管得最嚴，常常在三樓陽台往下看著人潮發呆，常常就看到弟弟跑出去和各方小孩一起玩彈珠、玩紙牌。」蔡衍榮回憶自己在「鐵欄杆」後的心情。

每天總是要隨著最後一場九點的電影開場，承德路上的人潮才逐漸散去。也常在九點電影開場、票亭結算之後，蔡阿仕夫婦才帶著八個小孩，到舊時的重慶路、延平路一帶吃宵夜、逛夜市，這是屬於在地台北人最美好的回憶。

培養出行銷「戲胞」

在中央戲院時代，要代理日本片，就必須觀察、了解觀眾的喜好，這讓蔡衍明慢慢了解到，什麼叫做觀眾的「口味」。為了抓住顧客，最重要的是「獨特性」；而要開拓更多觀眾，就要維持題材的「新鮮感」。

這樣的體會，他也用在日後旺旺產品的規劃和行銷上。他一再告誡幹部，一方面要隨時注意市場的流行性，從口味到包裝皆然；另一方面從食材到話題，也要從中尋找不一樣的地方，這樣的產品才有廣大的市場空間，符合旺旺推出的產品講求「高利潤、高成長」的方向。他常問部下最簡單的一句話：「這個產品有什麼特別？」

產品有特色，正是旺旺後來在大陸可以做到「款到發貨」（付清款項才發貨）的重要原因（見第六章）。如果產品不夠特別，無法和別人的產品有夠多的差異，就會陷入惡性競爭，無法帶給經銷商和代理商「高利潤」，更無法要求經銷商做到「款到發貨」。

不過，蔡衍明小時候當然不會了解這一些，他只知道手握一些電影招待券，所有同學都會圍繞著他，希望拿到新上檔電影的招待券。一九六○年代，一張電影票十二元，而一名國小老師的一個月薪水只有二百元。

為了讓電影院容納更多觀眾、擠進更多的人，首先必須解決空調的問題。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央戲院剛開幕時只有大電風扇，當時還沒有大型的空調系統，如果在大熱天時場場爆滿，觀眾一定會燠熱難耐。

而正好蔡阿仕在基隆投資了製冰廠，於是他想出一個方式，利用電風扇吹著一堆一堆的大冰塊，吹出一波又一波的「冷風」，讓中央戲院率先提供「冷氣」給觀眾。

有時生意太好，還需要靠發電機輔助發電。「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便說：「這種時候，我的父親還會召集大家放下手邊生意，去幫中央戲院發電。」因為大家的生意都要靠中央戲院的人潮來帶動。

而蔡衍明家的小孩也常常光顧何明忠的小吃攤子，一直到後來圓環拆掉了，「何家油飯」搬到民生西路，蔡衍明只要回到台灣，還會常常帶著小孩一起去吃油飯呢。

（以上摘自《口中之心－蔡衍明兩岸旺旺崛起》第一章，更多精采內容，請見本書）

「龍書記，旺旺願意來湖南看看了！」當時是華湘集團的事務員、後來任職旺旺湖南長沙副廠長的傅集雅，忍不住騎著腳踏車前往湘江堤防旁，通知正在抗洪的湖南省望城縣書記龍雙武。

改革開放以來，位於內陸的湖南努力招商，他們期盼了半年，終於有企業要來這個距離香港二千公里的內陸城市開發區看一看了。

早從一九八七年兩岸開放觀光探親，一年內就有三十萬人次進入大陸，也持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

龍雙武是在一九九○年上任望城縣書記，當時他已五十歲了。由於正好遇到一九九一年開始的長江洪水，龍雙武幾乎都在堤防旁待命，站在第一線指揮「抗洪搶險」；傅集雅形容，幾乎每一次看見龍書記，他的褲管都是溼的，腳上穿著半截雨鞋，沾滿了泥水。

從一九九○年開始，短短半年內，旺旺的建廠考察一共考察了四十多個地方，特別是沿海一帶省分積極對外招商，於是旺旺也和許多台商一樣，先後考察了廣東、福建等沿海一帶，當時根本不會有人想到湖南。而蔡衍明在朋友介紹下，本來已決定在廣東珠海投資，主要考量是離港口近、交通方便，用水又充足。於是，旺旺買下了珠海四十畝的土地，準備建廠。

一通電話改變了全盤命運

前置作業結束之後，正好遇到星期日，投資大陸的先鋒部隊回台灣的機票要隔一天才有位子，於是五人考察小組到友誼商場逛街，順便考察一下市場狀況，沒想到接到來自台北的電話，幕僚室的祕書希望他們再到湖南長沙看一看。

這一通電話，改變了旺旺全盤計畫，也改變了廖清圳的命運。

「就當做去玩一趟吧！」廖清圳形容當時的心情，反正大家都沒去過湖南長沙。因為臨時改變行程，時間緊迫，只好搭夜班火車從珠海到長沙，但是一行五個人只買到四張有座位的票，而且還是慢車最普通的硬臥座位，於是只好五個人輪流坐、一個人輪流站著。

一路上車廂內很擠，有人吃甘蔗，還有人隨地吐痰。輪到廖清圳從座位上起來站著，讓其他同事坐下時，一位站在身旁的同車大陸旅客直接用手擤鼻涕，擤完後居然大手一揮，鼻涕正好就落在廖清圳的皮鞋上。

廖清圳嚇了一大跳，但畢竟這是內陸居民的習慣，在九○年代初期根本還沒有公共衛生的概念，只好一路忍著到達長沙。在車站迎接他們的，是「湖南華湘進出口集團」的毛祕書一行人。

原來華湘集團和旺旺聯絡了有半年之久，一直給旺旺總公司寫信，而且旺旺需要了解的資料，包括湖南當地各種氣候溫度、農產品生產狀況、稅務等相關資料，華湘很快就準備好，讓台北總公司行政人員也覺得很訝異，於是蔡衍明想，既然公司正好有人在大陸，順便去考察一下也很好。

前進希望之城

華湘進出口集團是當時湖南最大的一家貿易企業，負責整個湖南省的對外商貿事宜。為了吸引海外企業前來投資，華湘為有意到大陸投資的外商提供了許多湖南省市相關資料，現任旺旺湖南廠副廠長的傅集雅，當年就靠著一輛腳踏車，幫忙到長沙市各個單位找資料。

華湘集團帶廖清圳一行人參觀過長沙之後，就帶他們驅車前往有「希望之城」之稱的望城縣。

望城與長沙接壤，這個城市過去並不出名，許多台灣人根本沒聽過這個地名。望城在一九七八年剛和長沙分開，以湘江為界，獨立成一個縣級市；由於望城的水運較不發達，所以經濟方面比長沙貧困。而在交通方面，從長沙連接望城的是一條坑坑疤疤的「雷高公路」，其實是連柏油都沒鋪的「毛公路」，從長沙到望城十六公里的路，廖清圳等人坐車坐了三小時才到。

望城縣書記龍雙武已經等候多時。這名曾在湖南財經學院受訓，擔任過湖南省計畫委員會副主任、統計局長的縣府領導人深知，和沿海城市相比，望城的條件差了一截，人才也不充裕，但是他仍抱著一線希望，因為在他眼中「沒有辦不成的事，只有辦不成事的人」。

考察過許多地方，從廣東臨時受命、千里迢迢來到望城的廖清圳也不客套，了解望城的情況之後，馬上列出了「十大問題」，要求龍書記提出解決之道，包括前四項「三通一平」（通路、通訊、通電及整地）、水的來源、人力來源，最後四項則是稅金、租金、設備進口及內銷的問題。

在廖清圳眼中，望城一切百業待興。當時整個望城的建設連「落後」都談不上，全市只有一處紅綠燈、一座最高的四層樓平房。

但讓廖清圳驚訝的是望城領導人的決心。

「龍書記把未來對望城的計畫全部貼滿牆上，一一如數家珍地講解，讓我印象深刻！」廖清圳回憶，龍雙武在整面牆上掛滿了地圖，告訴廖清圳，將來要在湘江上游建造三十六萬立方米的水庫、在湘江下游建一千噸的碼頭，最後更決定要修築八十米寬的大馬路，也就是所謂的「雷鋒大道」，讓望城直通長沙市區只要四十分鐘。

當時長沙通望城的「毛公路」雷高公路也才路寬六米，龍雙武一下子提出八十米的雷鋒大道計畫，讓廖清圳嚇了一跳。

老省長解決電力問題

至於旺旺的十大問題，龍雙武也馬上回應，包括承諾將旺旺看上的整片山坡地推平，在半年內建好廠房，並將整個工業區以每畝四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旺旺；當時唯一沒有馬上承諾的主要是電力問題，因為旺旺要求兩千瓩的電力站，但是根據當時的計畫經濟制度，超過五百瓩的電力，需要由中央的「三電辦」（「三電」指的是計畫用電、經濟用電、安全用電）批准。

廖清圳結束考察離去之後，湖南省長馬上請老省長劉正出馬，請他寫一封信給任職於北京能源部的舊日部屬，而正好當時的能源部長就是湖南人，經過來回聯繫，終於能從軍方使用的電力站拉一條工業專業用電輸電線到望城。

另一方面，望城也承諾旺旺解決產品內銷的問題。原來，一般地方對於三資企業（指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這三類外商投資企業）的「二免三減半」優惠，即投資前兩年免繳企業所得稅、後三年只需繳一半稅收的優惠，主要是針對「出口」企業而言，當時還沒有針對做「內銷」市場的三資企業開放優惠。

於是望城領導建議「雙管齊下」，一是將投資額從一千萬美元降為九百九十萬美元，因為投資額超過一千萬美元需中央審批，若未超過則只需省方審批；另一方面以「生產品質尚未成熟」為由向省領導說明，投資設廠的初期先以內銷為主，未來待生產環境成熟之後，再將三分之一的產品改做外銷。

有了望城領導的建議，以及華湘企業的積極協助，最後望城更開出了比照電子業高新企業（高科技產業）的條件，這讓原本決定在珠海投資的廖清圳真的猶豫了起來。

儘管廣東珠海的基礎設施環境成熟、離香港又近，然而湖南望城什麼都沒有，卻有「辦實事」的精神。廖清圳無法決定，只有請示蔡衍明裁奪，而蔡明衍直接批示：「哪邊熱情，往哪邊去！」

答案很明顯了，於是旺旺將已圈好的珠海土地轉讓出去，旺旺集團正式與華湘集團聯姻，合作成立旺旺集團在大陸的首家企業：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雙方在榮園賓館正式舉辦了簽約儀式，湖南省為了迎接這件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投資案，五套班子黨、省、政、軍、人大領導全部到齊，包括當時省長陳邦柱、副書記孫文盛、汪笑峰（主管外貿）、副省長董志文等，盛況可謂空前。

但是對旺旺來說，空前的挑戰才正要展開。

（以上摘自《口中之心－蔡衍明兩岸旺旺崛起》第四章，更多精采內容，請見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