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節錄）

23 整日工作，整晚玩樂

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二年間，每天從午夜到凌晨四點這段時間，南韓人民不能在街上逗留。這個全國性的戒嚴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後的混亂期間開始，並在軍事獨裁期間被沿用。在朴正熙執政期間，他所採取的獨裁專政、家長式統治，以及讓職工盡量努力生產和服從的方式，構成了一些限制，如裙子的長度、髮型和晚上外出這種很單純的行為。如今從這種管控中解放出來的韓國人，可在這三方面擁有極度放縱的自由，而且很多人的確會如此放縱。這裡的夜生活特別活躍，並且被許多人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雖然在國際上並非人盡皆知，但事實上，首爾是一個派對城市。
有人將韓國人稱之為「東方的愛爾蘭人」──意指韓國人如愛爾蘭人一樣愛唱歌、跳舞，並且具有歷史悠久的醉酒傳統。韓國的「飲酒歌舞」這種自我形象的確印證了這個觀點，而這個「飲酒歌舞」的座右銘自然為許多人帶來了晚間的娛樂。飲酒也可能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在公司強制性的喝酒聚會中，與上司一起飲酒是司空見慣的事。

「讓我們喝到死！」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南韓每人每年的平均飲酒量為十四‧八公升，這數字稍稍超越英國，也超過與英國同屬凱爾特族的愛爾蘭。除了歐洲人以外，就屬韓國人最會喝酒，而且他們這十四‧八公升並不是以偶爾喝兩杯啤酒，或是進餐時配一杯葡萄酒這種有規律的方式飲用，而是像北歐人一樣，不是待在家裡很早去睡覺，就是出門玩到通宵達旦─並且整夜喊著「讓我們喝到死！」（Mashigojujka!）。
韓國人的好酒量，很久以來就是眾所皆知的事：歷史學家聶夫（Robert Neff）在二○一○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演講中曾經提到，西方海員在十九世紀到韓國的時候，韓國人的酒量早就超過他們。但很多人認為直到一九六○和七○年代工業化之後，這種喝到爛醉如泥的習慣才開始普及。公司的喝酒聚會原本是為了讓辛苦工作一整天的員工們聚一聚，但實際上，人們在這些聚會中經常飲酒過量。據韓國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一九八三年南韓每十萬名死亡人數中有四百九十四人是死於肝病，到了二○○九年人數又攀升到四千四百一十七人，這個死亡人數上升十倍的現象，以及肝臟疾病飆升的情況，與「喝酒聚會」文化及民眾習慣狂飲有很大的關聯。
但韓國人都喝些什麼酒呢？這個國家的酒類有很多選擇，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啤酒、烈酒和葡萄酒以外，本地出產的酒品項也很豐富，其中最普遍的即是「燒酒」，是一種用米製成的傳統酒。如今，一些如「安東燒酒」的高級「燒酒」還是以大米為主原料，但大眾市場的「燒酒」可能也會用馬鈴薯或是其他澱粉類食物製作。「燒酒」絕對不是有品味的人喝的酒，但它的好處就是廉價：一瓶三百七十五毫升的燒酒（酒精濃度二○％）在便利商店裡的售價不超過一千五百韓圓（約一‧四美元），在餐廳大約賣四千韓圓。
「燒酒」是一般平民喝的酒，它沒有特別的味道，價錢也極為低廉，但它的效果卻格外好─有人會說是過度的好。大多數的人通常會將「燒酒」倒入小酒杯中喝純的，但也有很多人喜歡將燒酒跟啤酒混合成一種強烈的「炸彈酒」，並以「人浪」（pado）這種一人接著一人乾杯的方式來喝這種酒。「燒酒調酒」則是將燒酒與果汁或是優酪乳混合，讓它變成比較好喝的調酒。由於它喝起來完全沒有酒精的味道，這會讓喝的人以為自己一點醉意都沒有─直到站起來，才發現雙腿已經不聽使喚了。
「燒酒」就跟「韓式餃子」一樣，與蒙古人有關係，這些入侵者在十三世紀帶來了「燒酒」的前身「阿剌吉」（arak）。這種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黎凡特地區（Levant，義大利以東的地中海地區），並從這裡往東傳到亞洲，往北傳到保加利亞一帶，也就是「拉基亞酒」（rakia）的前身，如今北韓有些地區還是將「燒酒」稱為「阿剌吉酒」（arakju）。「燒酒」不僅經歷了絲路那原始全球化和貿易的千年歷史，也將各地看似無關的文化牽連起來。
其他用小酒杯喝的酒還有「百歲酒」（baekseju），這也是一種由大米釀製而成的烈酒，但比較順口且酒精濃度也比較低，裡面也含有各種中藥及高麗蔘。「百歲酒」顧名思義，就是喝了可以讓人長命百歲，當然沒有人會信以為真。有些人喜歡將百歲酒和燒酒混合，並將其稱作「五十歲酒」（oshipseju），意指喝這種酒只能活到五十歲。另外，還有以本地產的覆盆子製成富水果香氣的「覆盆子酒」（bokbunja），以及味道有點像日本清酒的「韓國清酒」（cheongha）。
韓國實際上有太多的酒類，南韓文化遺產管理部門列出了八十六種酒，其中有許多是地方性的酒，所以沒有大量生產。但烈酒之王永遠都是「韓國燒酒」，根據韓國放送公社（KBS World）網站資料顯示，二十歲以上的韓國人在二○○六年平均每人喝掉九十瓶的「燒酒」，報告所附的文字即說明了一切：燒酒是「韓國的能量來源」，它不但「烘熱了孤獨人們的心」，也「建立新的感情並增強舊有的感情」。
在所有發酵製成的酒類中，有一種以大米為原料的「馬格利」（makgeolli），人們通常是用大杯子來喝這種牛奶色的米酒。這種酒的味道甜美，但常喝的人都知道它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宿醉。馬格利從前是農夫的飲品，被城市人視為沒品味，因此不願意沾碰。但這種酒在二○○○年代晚期再次興起，因為它的熱量比較低。現今一些時尚酒吧會以高價供應馬格利給那些不久之前絕對不願碰它的人，目前在市面上還是可以買到傳統的馬格利，而且在超級市場一瓶只售一美元。

14　政治與媒體

分裂的社會
韓國的政治也受到幾項嚴重分裂的問題所困擾，這些分裂是以區域、年齡和左右派意識型態來區分。這些分裂問題造成一些現象：當其中一方占優勢時，國家政策會有極端地轉變，這也導致政治人物以譁眾取寵的方式來贏得選票，不會認真參與慎重的辯論。新國家黨主席朴槿惠的一名支持者堅稱，基於這個問題，「韓國為民主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在區域性對立的兩個主要地區，是全羅道和慶尚道這兩個分別位於南韓西南和東南部的省分，它們之間的對立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新羅王國大致來說是位於目前的慶尚道地區，新羅王國於統一朝鮮半島（西元六六八年）之前，在西元六六○年征服了差不多位於現今全羅道的百濟王國。
在這之後發生了幾次百濟復興運動，包括後來在西元九○○到九三六年間分離的王國─後百濟。王建（高麗王朝的創始人，也是後百濟的征服者）掌權後，宣布後百濟是個「偏僻、紛亂的地區」，並指明該地區的人民不得被選派在政府部門服務。他的禁令引起一九六一到一九八七年間慶尚道地區出身的南韓軍事領袖的共鳴，那時出身全羅道的人都會被忽視，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的資助也落後其他各省。
長久以來，全羅道一直被看作叛亂不安的省分、一個充滿激烈對立態度的地方，近來則是左翼政治的堡壘。了解全羅道幾個世紀以來受到的待遇後，就很容易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為何會有這種傾向。一九八○年，光州市（全羅道最大的城市）人民奮起反抗新上任的獨裁者全斗煥。全斗煥是慶尚道人，他在朴正熙被暗殺後，奪取了軍事和國家的統帥權。面對光州市的反抗，他派遣軍隊屠殺了上百名示威者。
在二○○七年的總統選舉中，新國家黨候選人李明博以高票大勝當時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後來稱為大統合民主黨，UDP）候選人鄭東泳。李明博在每一個省分都打敗鄭東泳，除了全羅道─他在這裡的得票率只有九％。相反的，他在北慶尚道這個全國最保守的地區得票率為七二％。大邱廣域市這個北慶尚道最大的城市，鄭東泳只有六％的得票率。很明顯的，在全羅道和慶尚道這兩個省分，不論新國家黨和大統合民主黨提出什麼樣的政策或是候選人，結果幾乎早就可以預料得到。
所幸，以首爾為中心的都市化，也就是意謂「區域主義」的問題不再像以前那麼嚴重。在二十世紀中後期，有上百萬人從全羅道和慶尚道遷移到首爾，或許這些目前身為父母輩的人還保留一些區域認同感，但他們的子女則大多是在首爾出生的「首爾人」，對於以前的區域分裂問題比較不感興趣。首爾是一個搖擺的選區；首爾選民在二○○二年總統選舉中支持自由派的盧武鉉，但在二○○七年卻選擇保守派的李明博。
然而，在首爾選民中似乎有一種新的分裂，這種分裂是基於年齡。南韓年輕人飽受失業和缺乏就業機會之苦，該國經濟體每年大約創造十萬個「好的」就業機會，也就是指在財閥和政府單位的職位，但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有五十萬名。這個差距導致出現一大群不滿現狀及失業的年輕人，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缺乏信心和希望。
三十多歲的成年人也有金錢上的擔憂，雖然他們有工作，但養育年幼子女的費用太高，其他家庭必需品的價格也偏貴，例如食品，二○一一年韓國的食品價格膨脹率高達七‧九％，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二。首爾急速上升的住宅價格也讓他們受害，雖然他們的父母從暴增的房地產價格中獲益，但三十多歲的人們卻買不起住屋。據韓國發展銀行研究中心（Korea、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二○○八年首爾的房價所得比為十二‧六四倍，這表示一般民眾必須將所有收入都存起來，儲蓄十二‧六四年，才能在首爾買到一間普通公寓，但在紐約的房價所得比只有七‧二二倍。雖然銀行可以提供貸款，但飛漲的公寓價格顯示房貸相當沉重，而且似乎必須背負一輩子。
這些沒有工作的二十多歲年輕人，以及日子難過的三十多歲成年人，合起來就是《東亞日報》所謂的「憤怒的二十─四十」。在二○一一年的首爾市長選舉中，「憤怒的二十─四十」群體中有七五％的人將票投給當時無黨派的朴元淳，讓新國家黨大敗。朴元淳的政綱是以擴大福利制度以及提供負擔得起的住房為基礎。相反的，在超過六十歲的群體中，有七○％的人投票給新國家黨的候選人羅卿瑗。如此的投票結果雖然不像全羅道與慶尚道化分得那麼清晰，但也沒有相差太遠。
朴元淳當選首爾市長的事實，震撼了傳統的兩黨制度。朴元淳尚屬於自由派，他沒加入大統合民主黨（後來才在二○一二年二月加入該黨）。許多選民不太信任大統合民主黨，包括自由派者。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新國家黨的李明博總統在二○一二年一月的支持率低到只有二五％，但是，大統合民主黨還能在二○一二年四月的國會選舉中，以很小的差距輸給新國家黨。大統合民主黨時常涉入貪汙的舞弊案中，新國家黨也不例外（例如朴淵次案）。大統合民主黨內如孫鶴圭等領導人物則常出現「朝令夕改」的政策改變，比方說，先是支持「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但後來又改變態度。基於這些原因，許多「憤怒的二十─四十」選民對這兩個政黨都感到非常失望，一名二十九歲的首爾選民說：「這兩個政黨都一樣糟。」
選民對這兩大黨的失望，也為其他的選擇開啟了大門。二○一一年在南韓政壇出現了一位最受歡迎的人物，他甚至與政治不沾邊─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安哲秀，原是一位防毒軟體的大實業家。一名政治評論家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安哲秀，認為他是一位具有潛力的首爾市長候選人，這讓他的支持度立刻領先其他競選者，儘管他沒有宣布參選。傾向自由派的安哲秀後來支持朴元淳，協助他打敗羅卿瑗贏得選舉。但他還是可能參加二○一二年的總統競選，並且有機會獲勝：據二○一二年一月的民意調查顯示，假設這是一場兩位候選人的選舉，他會超出朴槿惠兩個百分點。安哲秀在韓國如此受到尊敬，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成就以及他所從事的慈善工作。此外，沒有政治包袱也是他更受歡迎的因素，因為這個比較單純的背景，他與喪失信譽的政客很少牽連，年輕人也比較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