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巍峨高峰的上半部彷彿劃出一條警戒線,誰也越不過。癥結在於,到了海拔七千六百公尺以上,低氣壓對人體的影響極為劇烈,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艱困的登山活動,一場輕微的暴風雪就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唯有最完美的氣候和積雪情況能提供些微的成功機會,而在攀登的最後階段誰也不可能挑日子……
不,聖母峰在一開始沒讓人輕易得逞,這並不足為怪。說真的,聖母峰若輕易投降才叫人吃驚,而且將非常可悲,有失大山風範。也許我們有了冰爪和橡皮便鞋等優良新科技,有了長年以機械輕鬆征服萬物的歷史,變得有些傲慢了。我們忘記高山仍握有王牌,只在自己覺得恰當的時機頒出成功的獎牌。否則登山怎麼會深深蠱惑人心呢?
席普頓,一九三八年,《那座山上》
Eric Shipton, in 1938, Upon That Mountain
我跨在世界之巔,一腳踩著中國,一腳踩著尼泊爾,伸手清除氧氣罩上的冰雪,弓起一肩擋風,茫然俯視廣袤的西藏,恍惚地意識到腳下是幅極為壯闊的景觀。對於這一刻以及隨之而來的激動情緒,我已想像了許多個月。然而,等我終於置身此地,真正站上聖母峰頂,卻硬是使不出力氣來感受什麼。
時當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我已五十七個鐘頭沒有入睡。前三天我什麼都吃不下,只勉強吞下一碗拉麵湯和一把 m & m花生巧克力。劇烈咳嗽了幾星期後,我有兩根肋骨分離,連正常呼吸都像慘烈的考驗。在標高八八四八公尺的對流層,送到腦部的氧氣實在太少,我的智能只及一個發展遲緩的兒童。此情此境,我除了寒冷和疲倦,實在無法有其他感受。
我抵達峰頂,比另一支遠征隊的俄籍登山嚮導波克里夫慢幾分鐘,比我所屬的紐西蘭隊嚮導哈里斯早一點點。我跟波克里夫的交情不深,跟哈里斯則在前六個禮拜混得很熟,而且很喜歡他。我抓拍了四張哈里斯和波克里夫擺出的登頂英姿後,立刻轉身下山。我的手表指著下午一點十七分,也就是我在世界屋脊總共停留不到五分鐘。
不久之後,我又駐足拍了一張照片,這回是俯瞰我們上山所走的東南脊路線。我把鏡頭對準正往峰頂走來的兩位登山者,發現一個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現象:南方的天空一個鐘頭前還湛藍無比,如今濃雲已籠罩了普莫里峰、阿瑪達布蘭峰和其他環繞著聖母峰的小山峰。
後來(在大家尋獲六具屍體,另外兩具放棄搜尋,我的隊友威瑟斯生疽的右手開刀切除之後),人們會問:天氣既然開始惡化,為什麼高山上的登山者沒有發現徵兆?為什麼老練的喜馬拉雅嚮導繼續往上攀,帶領一群相對沒有經驗的業餘山友(每人付了六萬五千美金天價,只求有人安全帶他們上聖母峰的山友)走進明顯的死亡陷阱?
沒有人能代替兩支相關隊伍的領隊發言,因為兩人都死於山難。但我可以證明,五月十日下午稍早就我所見,完全看不出致命的暴風雪就要降臨。依據我缺氧的腦袋所做的判斷,沿著名叫「西冰斗」的大冰斗飄上來的只是一縷縷薄雲,毫無威脅性。雲朵在燦爛的正午艷陽下閃閃發亮,看起來跟幾乎每天下午都會由山谷升起的一縷縷無害的對流水氣沒什麼差別。
我舉步下山的時候非常焦急,但我的憂心和天氣沒有太大的關係。我檢查過我氧氣筒上的流量表,發現筒裡幾乎全空了。我必須盡快下山。
聖母峰東南脊最高的一段是結了厚厚雪簷的岩石和飽經風蝕的雪地,在頂峰和附屬的南峰間蜿蜒四百公尺左右。通過嶙峋的山脊不需要太難的技術,但是那條路線一點掩蔽都沒有,完全暴露在空中。離開峰頂之後,我小心翼翼在二千多公尺深淵上方挪移十五分鐘,來到了惡名昭彰的「希拉瑞之階」(The Hillary Step),這是山脊上一道明顯的狹窄通道,需要用上一些攀岩技術。當我把自己掛上固定繩,準備沿著邊緣下降時,突然看見一幅駭人的場面。
九公尺下方,有十幾個人在希拉瑞之階的底部排隊。有三個人已經順著我準備下攀的繩索往上爬。我別無他法,只能解開鉤環,離開共用的固定繩,往旁邊讓。
堵塞是三支遠征隊的登山者造成的:一支是我所屬的隊伍,由紐西蘭名嚮導霍爾領軍,是一群付費的客戶;一為美國人費雪率領的另一群人;一為非商業的台灣登山隊。在七千九百公尺以上海拔,慢如蝸牛的步調成了常態,一個個登山者就這樣辛辛苦苦攀上希拉瑞之階,我則緊張兮兮在一旁等待下降時機。
比我稍後離開頂峰的哈里斯很快就趕上來,停在我後面。我想盡可能節省氧氣筒中僅存的氧氣,就要求他伸手到我的背包內,關掉調節器上的活瓣,他照辦了。接下來十分鐘,我出奇的舒服,神清氣爽。事實上,我的精神似乎比氧氣開著的時候還要好。接著我突然透不過氣來,頭暈目眩,眼看就要失去知覺。
原來哈里斯因缺氧而神智不清,不但沒將我的氧氣關掉,反而誤將活瓣開到最大流量,氧氣筒一下就空了。我無端耗廢了最後的氧氣。七十多公尺下方的南峰另有一筒氧氣等著我,可是我必須不靠補充氧氣爬下整條路線中最裸露的地帶,才能抵達南峰。
而且我得先等混亂的人潮散去。我取下如今已毫無用處的氧氣罩,把冰斧插進高山上的硬冰層,蹲在山脊上。我跟魚貫走過的登山客互道千篇一律的恭喜,內心卻暗暗發狂:「快點,快點!」我默默哀求道,「你們大夥在這磨磨蹭蹭的時候,我的腦細胞正幾百萬幾百萬地壞死!」
走過的群眾大多屬於費雪那一團,不過我的兩個隊友霍爾和難波康子終於在行列尾端附近出現了。四十七歲的康子很矜持很拘謹,比有史以來登上聖母峰的最高齡女山友只年輕四十分鐘,且是第二位爬完各洲最高峰,亦即所謂「七頂峰」的日本女性。雖然她體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但麻雀般的體型中藏有無敵的決心。康子能爬上聖母峰,靠的是堅定不移的強烈欲望。
稍後韓森登上希拉瑞之階頂端。他是我們遠征隊的另一位隊員,在西雅圖郊區當郵局員工,這次上山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我迎風吼道,「勝利在望!」盡量顯得比實際樂觀些,快活些。韓森筋疲力盡,戴著氧氣罩咕噥了一句,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他有氣無力地跟我握了握手,繼續往上攀。
在固定繩上殿後的是費雪,我們倆都住西雅圖,有數面之緣。費雪的力氣和衝勁簡直神奇(一九九四年他以無氧攀登攻上聖母峰),所以我看他行動這麼遲緩,推開氧氣罩打招呼時表情這麼頹喪,真的大吃一驚。他用他註冊商標的大學兄弟會會員問候語勉強歡呼道,「布魯──斯」!我問他情況如何,他堅持說他感覺不錯,「今天不知為什麼有氣無力。沒什麼大不了。」希拉瑞之階終於淨空了,我把鉤環掛到橘紅色的繩索上,當費雪萎靡地倚著冰斧時,我迅速繞過他,順著邊緣往下垂降。
我下攀到南峰時已過了三點。此時縷縷迷霧正湧上標高八五一○公尺的洛子峰頂,裏上聖母峰的金字塔尖。天氣看來不再那麼和煦了。我抓起一支新鮮的氧氣筒,接上我的調節器,匆匆往下走進漸濃的雲霧中。我下南峰之後不久,天空就下起小雪,視線糟到極點。
一百二十公尺的垂直上方,藍天無瑕,峰頂仍沐浴著燦爛的陽光,我的同伴正在那兒慢吞吞地紀念他們抵達地球最高點,展旗拍照,耗盡每一分光陰。沒有人想到可怕的考驗正逼近。沒有人料到在長日將盡時,每一分鐘都是生死交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