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讀來十分沉重的書,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望。兩位作者既有學術的背景,也有豐富的經驗。書中描述當今發展中世界貧窮階層受到的暴力迫害與屈辱,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南亞、與東南亞各個國家。對貧窮階層來說,暴力無所不在、如影相隨,也使得脫離貧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作者稱之為「蝗蟲效應」,十分貼切。
雖是如此,發展的國家(台灣也是)對「蝗蟲效應」幾乎沒有瞭解,即使少數人有所認識,也都不願意去面對,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強調,如果我們不能消滅暴力,改變貧窮的努力,也必然事倍功半。
消除貧窮是一件十分艱辛的工作。既需要大量的資源,尤其需要價值觀的改變,涉及的面向涵蓋醫療、教育、就業、生活條件、住屋條件等等。如果我們同意作者的分析(我們又不能不同意),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十分地艱鉅。
回顧人類社會的歷史,貧窮在傳統的社會,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是人的意志與努力所能改變的。到了十九世紀初,科技的進步與利用,人類才擺脫了貧窮的主宰。然而,即使在今日,大多數經濟學者仍然將貧窮視為一個單純的經濟成長問題,不涉及文化、政治、社會的各個面向。誠然,這幾年來,這想法已經逐步受到挑戰。沈恩(Amartya Sen)教授主張發展是為了自由,自由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薩克思教授(Jeffrey Sachs)也提出「貧窮陷阱」的概念,以及破除的具體辦法。2000年,聯合國千禧年計畫,尤以消除貧窮為核心的工作。聯合國組織、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也都全力以赴,作了不少工作。但如本書作者所說,千禧年計畫幾乎沒有提到暴力的問題。
進一步的分析,暴力的問題來自於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各個國家的刑事司法體制的失能,警察、檢察官、法院與律師都不是為保障貧窮階層的基本權利而設置的。適得其反,他們都淪為政府或是社會上有錢有勢階層的幫兇。他們既歧視貧窮階層,也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不願為貧窮階層挺身而出。只有非常少數的警察、律師、檢察官與法官是例外的情形。普遍來看,貧窮階層不在法律保障之列。在許多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發展中的國家,貧窮階層世世代代生活在暴力與貧窮的陰影之下。
面對這樣難以改變的情勢,作者的答案又是什麼呢?他們一方面回顧十九世紀歐洲、美國、日本刑事司法體制的革新,包括在短時期內改善貪污、腐化、訓練與設備不足的問題,還有扭轉觀念,不再將暴力視為警察執行任務理所當然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又敘述當前國際民間團體的活動與努力,包括作者多年來所主持的「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在世界各地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在菲律賓宿霧(Cebu)城市,透過與政府、社區、律師、社工體系共同合作,所做的改革,深信我們應該保持信心與開放的視野,試探各種有效消滅暴力的途徑。
作者十分強調只有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的社區領導階層投入與行動,改變才有可能,這與十九世紀的改革運動,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當今的情勢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國際民間組織的出現與參與。早在二零年代、三零年代,國際民間組織已經逐步出現,比如說美國杜威教授(John Dewey)所領導的對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案件的調查,又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領導的反越戰運動,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情。到了七零年代,美國卡特總統倡議人權外交,國際民間組織投入改革的運動蓬勃發展、日新又新,普及世界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如國際特赦組織、樂施會等等。本書作者所主持的「國際正義使命團」,根據他們的自述,也深受國際特赦組織的影響。

對台灣來說,蝗蟲效應的問題並不那麼嚴重,但地方政府迫遷以及私人暴力討債的事件時有所聞。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新貧階層的出現,值得政府與民間組織密切地注意。

本書《蝗蟲效應》談一個看似與我們並無多大關係,但實際上卻是存在於我們身邊,曾經發生過,而且不能保證將來不會再度現身的悲慘世界。兩位作者都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而且都參與了企圖改變開發中國家刑事司法制度運作的非官方組織。他們寫下了觀察所得,也企圖揭開成功的序幕。
《蝗蟲效應》一書從一九九四年發生在盧安達的集團暴力屠殺事件談起。小教堂內的被害人幾乎都是被砍刀斬殺的。男人、女人、老人、幼童,都是些赤貧之人。之後,本書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詳述了在開發中國家發生的許多悲慘犯罪結果。
這些敘述都僅是為了說服讀者一件殘酷的事實。全世界有近二十億的赤貧階級,不管其多麼努力想改變自己的處境,也不管國際社會投入多少資源,透過糧食供應、醫療的提供、教育體制的改革等企圖改變現狀,只要沒有公共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保障,日常化的掠奪、性侵、人口販賣、奴役的拘禁等暴力犯罪,將會剝奪所有在福利、醫療、教育方面的援助所達成的效果。這種蔓延的、日常化的暴力犯罪,就像群聚的蝗蟲災害一樣,一旦發生,所有的生機都會停頓。這些赤貧的二十幾億人,他們受不了任何的摧殘,而且受殘害後,幾乎是無法復原。
作者進一步研究,為何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會如此功能不彰。根據其研究發現,帝國殖民時代所創設的現代刑事司法制度,其本意並不是為了保障被殖民者的權利,而僅是用來確保殖民者權益的制度。其後,取代殖民者地位的本土社會菁英顯然也會沿用以往的制度而企圖確保其政經社地位。再者,經濟的發達造成了貧富上的不均,私人的保全制度日益發達,菁英分子溫飽之餘,當然不會願意資助公共司法的建設,於是公權力的司法機關日益衰敗,毫無起色。尤有甚者,菁英分子更是利用了功能不彰的公共司法而進一步剝削窮人藉此獲利。
雖然作者不斷強調刑事司法的保障是確保所有援助功效的前提要件,但是事實上國際援助幾乎都不重視這個領域。表面上,刑事司法的執行本身就是個暴力犯罪;再者,先進國家中透過刑事司法所展開的嚴罰政策,其本身就對貧困階級不利;此外,刑事司法的執行沒有降低暴力犯罪的效能,硬要強化無效的刑事司法,則最後可能會影響到對其他救貧計畫的資源投入;這些都是國際組織不願意介入開發中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原因。事實上,先進國家投資以及協助的司法改革僅限於國際性犯罪的預防,例如毒品、恐怖活動的防制,以及透明商業機制的建設等;這些都是以不干預內國國權活動的名義下進行的活動,但是其本質不外是先進國家僅援助對其本國有利的他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而已。
二十世紀被謂為國際人權的世紀,而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權保障,都是透過三個階段而被實現的。此即,宣言、具有約束力的公約與實現的具體計畫。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二十年後六零年代的兩公約以及公約的國內法化,均實現了前兩個階段的要求,不過在最後一個階段,卻遭受到頓挫。
作者於本書的最後展現了最後一個階段的黎明曙光,其舉出許多成功的例子說明了前進兩步退後一步的荊棘進步。然而,果真前途就是如此地光明?

本書沒有提及台灣,或許作者並不認為台灣是正值司法改革的開發中國家,也或許作者並不認為台灣是個值得重視的國家。但是,不斷被殖民且企圖克服殖民的台灣、面臨兩公約的落實困境的台灣、缺乏最後踢出臨門一腳的社會菁英的台灣,縱然局勢不似本書所描述的非洲、南亞等國家般地悲慘,難道不是個歷經諸階段改革,但是卻在每個改革的階段都留下遺憾的國度?本書所論及的局勢貌似與台灣無關,但是點點滴滴都留下一些反省的材料。


在世界的視線之外,掠奪者普遍且觸犯罪刑的暴力,此刻摧毀著數十億窮苦鄰居的生命和夢想。對此種瘟疫般的獨特暴行,及其施加於全球貧民嘗試脫困的嚴厲衝擊,我們稱之為蝗蟲效應(the locust effect)。肆虐的掠奪暴力行為跟窮人面對的其他問題不同,是以蝗蟲效應的解決方案也肯定不同。在窮人的生活中,暴行有能力摧毀一切,而且我們應對貧窮的作法都無法阻擋暴力。這說得通,因為窮人的其他緊急需求也是如此,嚴重的飢餓和疾病同樣足以摧毀窮人的一切。但是能夠消除飢餓的事物不一定能消除疾病,對疾病有效的事物未必可以應用在飢餓時。差別在於這世界知道窮人苦於飢餓和疾病,並且忙著去滿足這兩種需求。

可是這世界渾然不知,作為窮人有個特性是容易受暴力攻擊,或者這麼說,如今暴行正以撲天蓋地之姿壓碾過全球的貧窮階級。無知的結果是沒人動起來,試著阻止暴力,從而形成環環相扣的悲劇。未能處理暴力問題,到頭來摧毀許多善心人士為了幫助窮人所做的事。

基於相當明顯的原因,假如你正閱讀這本書,我很確定你並不屬於世界上極度貧窮的那群人──僅靠一天幾美元餬口的數十億人。我也曉得你八成沒有長期處於飢餓,你不太可能因為完全可治癒的疾病而死去,你有適當的管道取用乾淨飲水,你識字,住在還可以的屋簷下。我還知道關於你的其他事。我打賭你過日子有一定的安全保障,遠離暴力。你大概不會常常受到被人奴役、監禁、毆打、強暴或搶劫的威脅。

但是假如你屬於世界上最貧窮的十億人,你會。這正是人們不了解貧窮階級之處,也是這本書所要著墨之處。我們將攜手開展一趟艱難的旅程,探究廣袤隱蔽的地下暴力世界,平凡窮人在此過活,遠離世上其他人的視線之外。我在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的同事鎮日行走於發展中國家最窮的鄰里社區,探訪不見天日的事實。在這本集子裡,他們的個人故事使資料與數據得以擁有血肉生命,格外觸動人心。
國際正義使命團是跨國人權機構,於發展中國家設置人數最多的一群本土駐地律師,直接幫助受暴力欺壓的受害貧民。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和東南亞的貧窮社區,國際正義使命團資助在地的律師、調查員、社工、社區推動者等團隊,全職協助遭到奴役、禁錮、毆打、性侵害或趕出自家土地的窮人。這些團隊與地方當局合作,援救受害人脫離凌虐,並將加害者繩之以法。接下來輪到跟地方社會服務夥伴攜手,陪伴受害人走上自長期折磨中復原重整的漫長路途。累積數千位案例後,他們的故事讓貧窮的另一面真相浮上檯面。

提及全球貧窮階級,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飢餓、疾病、無家可歸、不識字、不乾淨的飲水和欠缺教育,可是很少人腦裡會立刻浮現,全球窮人長期遭受的暴力對待──數量眾多且盛行的性暴力、強迫勞動、非法拘留、霸占土地、侵害、警方凌虐,以及隱藏於顯見的貧窮困乏背後的欺壓行為。

確切來說,我指的並不是偶發的大型暴力事件,例如盧安達種族屠殺,或有時占據新聞頭條的戰爭和內亂,因而波及貧民。與之相反,我指的是在盧安達那段日子其後數年,國際正義使命團同仁使我得見的事實──普遍的暴力罪行發生在除此之外堪稱穩定的發展中國家,折磨不可勝數的全球貧窮階級,規模與持續期間均超乎想像──並且不斷阻撓、限制他們的脫離貧窮之路。

然而我們卻不這麼看待貧窮,即使專家也是。或許處理全球貧窮現狀的基本優先順序,是由眾所注目的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界定。在二○○○年的聯合國千禧高峰會中,經一百九十三個國家認可的八項經濟發展目標,被視為激勵人們去解決全球貧窮的架構。不過在那份重大文件裡,竟未曾提及如何應對窮人切身的暴力困擾。

這一點尤其不幸,由於我們將看到,如今顯露的資料證實了一項常識的理解,即暴力對窮人掙扎脫貧具有毀滅性的影響,嚴重侵蝕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且直接減低扶助貧民措施的效力。結果是你可以供給窮人種種物品和服務,如同善心人士過去數十年做的;但是假如你沒能制止社區裡的惡霸施暴與偷竊,如同我們過去數十年沒做到的,那麼不免將會對努力的成效大失所望。

當然這不是說扶助貧窮的工作未能達到可觀成效,尤其是減緩最為極端的貧窮,例如一天僅靠一點二五美元生存的人。但是我們將看到,被迫一天以兩美元維生的人數(超過二十億人),三十年來幾乎沒有變動過,而且證實日常暴力與貧窮之間關聯的研究日益增加。沒有人會在本書找到任何論述主張縮減對抗貧窮的傳統作為,相反的,數十億深陷赤貧的人民仍舊迫切呼求,要我們把現在所能給的物資加倍。可是你會在書頁裡發覺聲聲急迫呼喚,要我們確切保護那些投入產出的果實,免遭蝗蟲群的掠奪暴行而白費。
事實上當你接觸這些個人故事,得知發展中國家的一般貧民是如何被無情的暴行伏擊,注意到他們忍受著何等的野蠻現實與駭人經歷──生產能力喪失,營生潛能被奪走,自信和安寧受創傷摧毀,掙扎求生人們的資源被剝奪,流入掠奪者的口袋。一旦細想發展中國家上百萬可怕個人悲劇的加總數據資料,你會察覺,未能對抗吞噬掉窮人希望的巨大暴力涵洞是多麼令人憤慨。

不過比起未能優先處理窮人面對的暴行,或許更驚人的是那些了解問題的人,卻忽略最為基本的解決方案──也是在其群體中最受仰賴的解決方案──法律的執行。我們將共同見證,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之所以承受如此的高度暴行,是因為他們居住的國家實際上淪於法治敗壞。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法律執行制度淪喪,以至於現時的國際研究證實多數窮人的生活不受法律保護。確切來說,發展中國家的法律體系使窮人更窮,更不能受到保障。這就像是世人終於醒覺,察覺發展中國家的醫院竟使得窮人的病加重,或是供水系統實際上汙染了窮人的飲水。

假如世人意識到此般現實,你會希望他們飛快承認並回應這不幸。然而可悲的是世人不僅沒有體認事實,也未提出能讓窮人抱有確切希望的回應。他們大多什麼都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做。我們將會明白,無能回應如此基本的需求──重點改善刑事司法制度,保護窮人免於日常暴行──對於上個世紀蔚為壯舉的兩種偉大搏鬥具有毀滅性影響,亦即終結赤貧和維護最基本人權,因而在二十一世紀絆阻底層貧民的發展。

對本世紀的全球貧窮階級來說,比起實現基本司法制度的確沒有更優先、意義更加深長的需求,因為司法可以保護他們不受日常暴力的可怕傷害。只要經歷過的人就知道,假如你的人身不安全,別的事再也無關緊要。

《蝗蟲效應》訴說一個驚人的故事,關於目無法紀的暴力禍患是如何摧毀這世界深深愛惜的兩種夢想:終止世界貧窮,以及維護窮人的最基本人權。本書也要揭露內情,講述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司法制度何以淪喪至此。殖民當權者離開發展中國家半世紀以後,許多法規改變了,可是法律執行體系沒有改變。這些制度從來就不是為了保護平民免於暴力而設計,也未曾改造過。

其次,由於公共司法制度殘缺,發展中國家的政商勢力在世人的視線以外,辦到了近代最重大的其中一項社會改革──建立完全平行的私人司法體系。他們擁有私人警衛和解決爭端的替代制度,拋下困於無用公共司法的窮人,且制度只會變得更糟。

最後,出於不可思議的歷史緣由(以及不幸的結果),緩解貧窮、促進經濟發展和人權的重要機構,均有意避免涉入發展中國家司法執行體系的強化改善。

為了務實面對這個挑戰,《蝗蟲效應》把重心放在有歷史軌跡可循的改變,對之寄予厚望,並關注現下正在靜默進展的轉型計畫。原來今日世上幾乎每一種適度運轉的公共司法體系,在歷史上均曾一度徹底失能、腐敗、遭到濫用。《蝗蟲效應》試圖尋回被遺忘的靈光,描述近代歷史中司法制度改頭換面,使得即使是最弱小的人民也能得到合理保護的故事。此外,從國際正義使命團和其他機構在全球實行的多項示範專案,描繪出希望的強烈跡象。這些專案證明改造發展中國家的破敗公共司法制度是可能的,使司法有效保護窮人,防治暴力。

然而為了確保懷抱期待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腳踏實地,認清現實。一廂情願的樂天想法發揮不了作用,如此是未能嚴肅正視問題的嚴重程度。在世人對愛滋病的流行得出對策以前,如同現在逐漸能做到的,過去世界各地數百萬完全健康的人,必須逼視另外數百萬以駭人方式死去之人的遭遇,程度可比末日災禍。經由勇敢拒絕把頭別開──全球數百萬人選擇這麼做,他們原本大可翻到下一頁,轉換頻道或點往他處──從艱困現實長出的希望得見天光,從黑暗處境脫困的隊伍堅定邁開步伐。

與之相似,唯有當我們願意與當世至窮的人並肩,走入藏於貧窮表面下的恐怖密境,他們才有可能過得更好。因此我們請求你忍耐前幾章言之確鑿的創傷,讓書頁帶領你通過黑暗,因為另一頭存在真實的希望。隨後我們會一齊爬梳歷史,發現不久前的真確提醒,另有截然不同的發展中社會反轉了全無秩序的暴力漩渦,建立起一度無望的安全秩序,程度各有千秋。我們也將探索今日眾多崛起中充滿希望的實例,包括國際正義使命團、其他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的專案,顯著降低某些極劣暴力形式對窮人造成的傷害,諸如性販運、奴役、性虐待、拷打和非法拘留。

進入正題前,有幾個關鍵的論點需要澄清。

本書不意味著任何議題的定論,主要擔任對話的起點,談論一個未經解決的重大問題,應該被視為急迫危機,得到周詳思索和資源卻不可得。書中引介多個極其複雜的龐大問題:窮人遭受犯罪暴力行為的嚴重程度和類型;暴力對經濟發展、脫貧、力爭現代人權的影響;殖民司法制度在發展中國家留下的傳統;援助計畫下的司法體系內情;法律執行的歷史發展;目前試驗中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其他更多議題。每一個主題都觸及廣泛領域的智識探索,重點介紹多位專家、學術文獻、專題論文和最新發表在網路上的研究篇章。因此全書並未徹底探究某個領域,希望做到的是將可信的論證以能引起討論的方式串在一起,使全球窮人面對的暴力危機,從不幸受到忽視的現況轉為得到立即有力的處置。

另一個關鍵點也必須在開頭指出,我與共同執筆者認為,獲得足以保護窮人免於日常犯罪暴力的法律執行,對於提升他們的生活安寧至關緊要。然而我們萬萬不認同法律執行是唯一能在暴力跟前保護窮人的手段。犯罪的暴力行為是高度複雜的社會現象,有許多需要設法解決的成因。我們提出的主張很簡單,假如有人試著要從源頭化解以消滅犯罪暴力,卻少了可靠的法律執行作為威嚇力量,如此做法終將走向失敗之途。(在發展中國家現正遭到挫敗。)此外,我們熟知且希望學習西方法律執行形式的成功點,身為人權律師,我們深深知曉自身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由於早期職業生涯在處理美國法律執行遭到有系統的濫用,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國外不至於發生我們在國內體系沒見過的濫用行徑、暴虐或貪汙腐敗。我們也不相信西方的刑事司法體系,有辦法原樣搬到其他國家一體適用。最佳解決方案將會是以下兩者的結合:孕育自本地、切合當地脈絡的補救策略,以及最有可能適用的外國做法。我們希求做到的,是使世上最貧窮的人享有刑事司法系統在當地所能發揮的最大效用,保護他們不受暴力侵擾,無論那會是何種形式。

本書的起點是納塔拉馬教堂裡的駭人大屠殺現場,經由漫長的路程,通往當代深藏的禍患,即全球貧窮階級每天面對的恐怖暴力。無論是哪種暴行,挑戰均在於直視暴力的本質,並且終止犯罪者不受懲罰、因而一再重演憾事的現況。一九九四年我們從納塔拉馬教堂撿拾出的骨骸,如今整齊堆放在建於同一位址的屠殺紀念館架上。層層骷顱提醒人們,什麼是我們對他人做得出的事,以及什麼是我們無能為他人做到的事。假如能夠激起人類本質中更良善──與更勇敢──的行動,那麼這就算是值得的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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