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歧見》前言

為什麼有理性的人會相信陰謀論──即使它們完全沒有根據？為什麼假資訊得以散布，有時候甚至可以鼓動暴力？人類到底有哪些權利？我們有受教育或是得到醫療的權利嗎？什麼會讓人感到快樂？動物有權利嗎？婚姻是一種權利嗎？如果是，誰可以結婚？美國應該為氣候變遷賠償貧窮國家嗎？在最根本的歧見中，尤其是針對上述這些問題，我們如何才能繼續前進？而到底什麼是最小主義者，什麼是權衡主義者？

我寫過數百篇學術論文，最具爭議性的都在這裡了。學術論文不常受人注意，但是本書有好幾個章節逃過沒沒無聞的命運。甚至有些還獲得一定程度的惡名。其中一個原因是電視和廣播界名人格林．貝克（Glenn Beck），曾經多次在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中形容我是「美國的頭號危險分子」──他這麼說，顯然是因為收錄在這裡的文章，尤其是其中關於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陰謀論和動物權的文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實際讀過這些文章，但我知道它們確實引來許多恐嚇信（和少數的死亡威脅）。

我之所以背負了這些意料之外的惡名，是因為在二○○九年至二○一二年間，我有幸擔任白宮資訊與法規事務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主任。資訊與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常被稱為這個國家的「管制沙皇」，雖然美國事實上並沒有沙皇，但是這個職位的確擁有不小的權力。要得到這個職位的人必須由總統提名，並經過參議院同意任命。至少在當下這個時期，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的任命者，著作勢必會受到強力檢視。而如果有幸獲得任命的人著述很多，那麼他的著作將持續受到檢視，在任期之內固不待言，甚至還可能延續到他卸任之後。我事先並未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更沒想到本書中的某些文章會招來這麼深的敵意。

在許多國家，理性的人最終卻相信了瘋狂的事物，包括（假的）陰謀論。那些瘋狂的想法可能帶來暴力，包括恐怖主義。許多恐怖行動都是被假陰謀論挑起的，因此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這些理論，有些恐怖行為不會發生。最關鍵的一點，也是在某種意義上最令人費解和不安的一點，在於擁有瘋狂想法的人，通常一點都不瘋狂。

有關陰謀論的文章，是我在九一一攻擊事件之後所寫的，但是這件事帶給我們的教訓應該更具一般性。這篇文章原本由我和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教授佛謬（Adrian Vermeule）共同執筆，但是收錄於本書的版本又經過我的大幅改寫和更新。本書的焦點放在當其他國家的人相信關於美國的假陰謀論時，隨之而來的威脅，尤其是恐怖威脅。我的主要目標是探索資訊如何在想法相似的人們之間傳播，甚至像病毒一樣散布。雖然有些人認為陰謀論這個主題十分狹隘而且專門，但是這個討論其實與許多不同種類的假資訊的散播有關，尤其是在網路時代。

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是「極端主義下殘缺的認識論」──這個聰明的用語是我從政治學者哈丁（Russell Hardin）那兒借用的。我認為，殘缺的認識論這個概念充滿各種意涵。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有個殘缺的認識論，也就是說，我們都有許多不知道的事，因此我們都必須仰賴我們所信任的人。對於大部分腦中所想的事──尤其是關於政治和政府的事，我們都缺乏直接或個人的證據。我們通常都對自己相信的事非常有信心，雖然其實沒有理由如此。我們知道的許多事都可能是大錯特錯的。第一章探討的是什麼機制造成了這個讓人憂心的事實，這一點在全世界都很重要。而雖然主要焦點在於陰謀論如何傳播──而不是應該如何回應陰謀論──我仍簡短討論了一個可能的回應方式，也就是透過「認知的滲透」來反制殘缺的認識論，這個詞彙無疑具有煽動性（我承認，可能還不太恰當），用意在指出說真話的人可以如何消除謬誤。

不知為何，這篇文章的論點或是它的某個版本，像病毒一般廣為散布──至少在某些圈子中。諷刺的是，這篇文章本身，也成為它所探討的假資訊傳播機制的對象。那些機制運作得如此直接而精準，以至於許多人聲稱、並且顯然還繼續相信，當我在政府任職時，曾試著「實施」據說我在文中提出的某些做法。（我在歐巴馬政權的任內並沒有涉及這類議題。）

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Salon網站上有一篇很長的文章，標題是〈歐巴馬心腹令人毛骨悚然的提案〉（Obama Confidant’s Spine-Chilling Proposal），文中說我想要「『從認知上滲透』反政府團體」。有一篇相關的部落格文章叫做〈法西斯主義復活？〉（Got Fascism?）。事實上，還有人為這篇文章寫了一整本書，題為《認知的滲透：一位歐巴馬任命官員破壞九一一陰謀論的計畫》（Cognitive Infiltration: An Obama Appointee’s Plan to Undermine the 9/11 Conspiracy Theory）。（在我書寫的當下，這本書在亞馬遜網站有四十一則評論，四十一則都給了它五顆星的最高評價。）這篇文章之所以被認為是危險的，有部分是因為它被解讀為我不僅「計畫」要滲透到外國組織中（這些組織認為美國要為九一一攻擊事件負責，而且意欲危害我們的安全），還計畫要滲透到所有保守組織中。（這當然跟我的想法天差地遠。）

小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提出了《第二權利清單》（Second Bill of Rights），其中包括受教育、醫療照護、社會安全和工作的權利（第二章）。我認為羅斯福總統被許多人忽略的這篇演說堪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演說之一，並且影響了世界各地對權利的思考。二○一○年制定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也許可被視為反映了羅斯福的願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當然，政治人物往往是實用主義者，而不是哲學家，他們往往把「權利」視為保護人類重要利益的實用工具。羅斯福並不是在回應自然權利理論、邊沁（Jeremy Bentham）或康德（Immanuel Kant）的思想，而是在主張政府應該尊重、並且試著促進讓人民擁有適當機會和最低限度安全的權利。美國後來的發展在許多方面和他的想法一致。

但還是有許多人對於《第二權利清單》的概念懷有惡感。他們認為這與美國的傳統相扞格，而且屬於社會主義，或甚至更糟。針對羅斯福的《第二權利清單》，確實可以提出許多合理的問題。但是公眾的反應並不只限於那些問題。（格林．貝克有一番很具有代表性的評論：「為什麼需要《第二權利清單》……如果政府為每個人提供工作、薪水、房子和醫療，那是什麼情況？很簡單：共產主義。」）

成本效益分析現在深植於美國管制實務中。它甚至可以被當成在美國這個管制國家中，非正式、不成文憲法的一部分。它最核心的目標是要確保政府在行動之前，對於不同選項會對人民造成何種後果有所瞭解，並且選擇對人民最有利的做法。成本效益分析就是企圖對這個過程加以規範。

然而，成本效益分析仍然飽受爭議，尤其在左派陣營。以研究真實人類的行為、而非經濟教科書中那些理性的行為者為目標的行為經濟學也備受爭議，或許是因為它被用來合理化某些形式的家長式管理（paternalism）。第三章借助了行為經濟學來討論成本效益分析。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果不易得知，我們的許多直覺最後也證明是錯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提供重要的修正方法。

近期在社會科學領域最讓人興奮的一些研究探討了何謂快樂或主觀上的幸福。這類研究在華盛頓和其他地方受到嘲笑。不應該如此。我們從中學到很多，也很重要。例如：我們現在知道，有些看來起很嚴重的損失，其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糟糕。如果你失去了一根手指，甚至是一耳的聽力或一隻手或一條腿，你所受的苦可能遠比你預期的少（至少在你並未感到疼痛時是如此）。人類能夠適應許多不利的事件（和有利的事件）──而且我們不會預期到自己的適應能力。相比之下，心理疾病、身體的痛楚和失業狀態會帶來許多痛苦，而試著減輕這些痛苦有其必要。第四章將探討我們所學到的東西對於某些法律和政策議題的意涵。

動物到底有沒有權利呢？我認為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動物是有權利的，至少在有限度的觀念上是如此，如我們都同意不可以殘酷地對待動物，而且動物所受的苦難不應該被漠視。文明國家都有反虐待動物法。當然，對於動物是否、和在何種意義下應該被認為享有「權利」，仍有激烈爭議。但是有極大數量的動物遭受的殘忍對待和承受的痛苦，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減少動物遭受這種殘忍對待和痛苦，應該是一項重要的社會目標。至少是本書第五章的核心主張。

我對動物權的著述碰觸到一條特別敏感的神經——實際上還危及到參議院對我的任命案的同意。就我所知，這些負面的關注，部分是因為許多人只要碰到歐巴馬政權的相關人士必反。但也有許多人有強烈的經濟誘因，造成他們詆毀或是嘲諷任何認真看待動物福利的人。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相關的道德議題很棘手，而理性的人也會有分歧。第五章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釐清最基本的關注點，揭示各方在哪些地方有歧異，哪些地方是相同的。

關於同性婚姻的爭論，在國際間引起對婚姻制度本質的爭辯。「結婚的權利」這整個概念帶出許多疑問。如果是三個人、四個人或是五個人，他們可以結婚嗎？一個人可以和他的姑姑、阿姨、或他的狗結婚嗎？為什麼不行？第六章就要討論這些問題。過程中會探討一個極為基進的觀點，即婚姻私有化。根據這個想法，國家不應該使用「婚姻」（marriage）這個詞。私人機構當然可以完成和承認婚姻，但是政府只能談及民事結合（civil union）和契約。我最後並不接受婚姻私有化的論點。但我同時強調，只要婚姻屬於法律範疇，反對同性婚姻就沒有充足的立論點。

第七章是我與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小波斯納（Eric Posner）合寫的，我們認為氣候變遷是嚴重的威脅，而且強烈建議美國要有所行動。但是該章始終反對美國應該因為正義的理由，簽訂不符合美國最佳利益的氣候變遷協議。在這方面，該章採取強硬態度，反對許多貧窮國家人民、以及許多非常關心氣候變遷的人所支持的論點。不過該章也主張，富裕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給貧窮國家是個絕佳的主意──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額外的一些錢所能帶給窮人的好處，遠比能為富人帶來的好處多。

在許多宗教組織中，性別歧視十分普遍；它是某些宗教行為基本結構的一部分。如果宗教組織可以免於禁止歧視的法律，那勢必存在許多歧視──而若考慮到宗教組織是形塑偏好和信仰的力量之一，因此可能很早就灌輸人們這些帶有歧視的常規，這就成為值得注意的問題了。但另一方面，宗教自由又深植於自由社會的核心。第八章將討論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衝突。

二十世紀大半時期，政治爭論造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相信市場機制的人，和崇尚計畫的人。第九章同時點出了這兩種做法的問題，並且試圖描繪另一個方案，也就是一種新進步主義（New Progressivism），不僅對自由放任的不足之處保持警醒，也對政府計畫的許多問題有清楚認知。這一章也探討了可能有助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獨特挑戰的一些［經濟］路線（從引發經濟誘因到公私協力的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最後幾章──我承認也是我最喜歡的幾章──不在於討論備受爭議的問題。這幾章處理的是與所有這類問題都相關的基本問題。亦即，既然人們有如此深層、而且顯然無可化解的歧見，人們如何能夠互相對話、一起生活、工作和進行治理呢？最小主義者也許是解答之一；他們會試著解決眼前的特定問題，而不會同時試著去解決其他議題或處理重大的理論歧見（第十章）。若以簡單的口號式說法來表達，最小主義者想要讓人們在問題需要解決時，再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讓人們非得要解決那些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可以證明最小主義者在政府中是極為有用的。有時候，把最大的問題先歸納在一起，改天再說，不僅可行、也是比較好的做法。理論爭議在政府內部往往無關緊要，所以如果事情要往前進，其實沒有必要處理這些問題。

說起來，在政府內部更有用的做法是權衡（trimming），而且我相信這在許多領域都會是一個重要而且有成效的做法（第十一章）。權衡主義者和極簡主義者不同，他們不希望讓問題懸而未決。相反的，他們會尋求、甚至渴望解決問題，畫上句點。但是他們希望解決問題的方式會兼顧而且保護到各方合理的考量。他們不希望任何人受到排擠、忽視或是傷害。權衡主義者很可能妥協，但是當他們妥協的時候，往往會希望把相關方的最佳論點納入解決方案。在政府中，尋求權衡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官員之間常常有歧見。他們大部分是講道理而且有知識的人。當然，他們之中有些人的意見是錯的。但就算是那些人，也往往有合理的考量，而最終的解決方案應該要照顧到這些考量。

如果我的這些文章可以重新再寫過，最後一定會和目前書中呈現的不一樣。以陰謀論為例，我會投注更大心力去釐清我提出的應對之道，免得造成錯誤印象，讓人以為認知的滲透就是支持以下作為：對不信任政府的美國人進行監視。公民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基礎，而雖然這篇文章的本意是把這一點當成不證自明的背景事實，文中還是應該把這一點清楚點明。本文的焦點是海外的重大恐怖威脅。

而關於動物，現在的我會處理得更謹慎──不是要迴避文中的基本論點，而是更清楚地指出其中牽涉的妥協。我確實也為本書修改了文中原本的討論，並且大幅軟化了某些立場或加以釐清，以便導正一些可能的誤解，同時確保它們不至於偏離我現在的想法太遠。儘管如此，我並沒有從根本上重塑我的論點。如果部分內容沒有筆者現在會有的謹慎或有所修飾，我只能說，謹慎和修飾並不總是比較好。

但我的確想談談學術和公共領域之間的差異。兩者的差異不可謂不大。政府官員向來對公開發言極為謹慎──不論是口頭的或是書面的。他們是團隊的一部分，不應該、也不能夠無所忌憚的發言。反之，他們應該與包括溝通部門在內的其他人合作，確保發言是恰當的。高階官員不可以在未經正式許可程序以確保他的言論符合政府政策以前，進行演講或者發表文章。許多想法可以是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但不應該由政府官員提出，單純因為他們身分特殊。

這對我在學術圈的朋友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也因此令他們深感挫折，對於我在媒體界的朋友而言，更是如此。當我在政府部門的時候，曾受邀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學術性的工作坊，也包括本文所探討的幾個主題。但是我必須婉拒。其實說起來，是不是要婉拒，可能是我在擔任公職時必須回答的問題中最簡單的了。在美國總統的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工作的公職人員絕對不應該對陰謀論、羅斯福的《第二權利清單》或動物權做出純理論的發言。這類官員也不應該在學術工作坊中透露他們現在的想法。這些事情和他們服務公眾的工作無關，而且對於其他服務公眾的人而言可能形成干擾，且必然是有害的。

記者也常想試著從我口中問出這裡所提到的一些看法；當然我也必須拒絕。對任何行政部門而言，人員統一說法都是極為重要的，尤其因為他們都為總統工作。小心謹慎有其必要，尤其因為許多人都急於、也能夠以最具煽動性或惡意的方式呈現官方發言，或是斷章取義，以顯示政府有部分人員正往危險或愚昧的方向移動。媒體會用這種方式下一些不友善的標題，對政府官員造成干擾。

有一點與此息息相關。政府時常用「常識」這個詞，而且總是充滿讚許的意味。不管哪個政黨，不少民選官員都會說：「我支持符合常識的解決方式。」沒有一個民選官員會說：「在這件事上，我將棄常識於不顧。」但很不幸的是，常識也很可能是錯的，或沒什麼幫助。如果要決定如何處理懸浮粒子所造成的空氣汙染，或者是不是要規定冰箱必須更為節能，常識或許不是全然無關，但也無法提供太多資訊。

不過，有時候常識和可行性結合起來，確實可以明確劃定政府的工作範圍。公職人員必須保持謙卑；他們必須知道自己在最深層的意義上終究是，公僕。如果一個政策顯然背離常識，便不太可能順利進行。（不管誰入主白宮，總是需要一個溝通團隊，有一部分原因便是要協助解釋政策和常識之間的關係。）不可行的想法──不論是基於經濟或政治理由──便不值得太多討論。

在學術的世界中，常識當然不是限制。如果一篇學術論文只是重申常識、或大部分人已經知道的想法，這篇文章或許根本不應該出版。誰能從裡面學到什麼呢？今天的常識是昨日大膽的學術推測。當然，學者為常識辯護、解釋常識背後的原因，或是描述它的歷史，這些都可能是有用的──但它們都不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學術論文的目標在於提出一些有新意或具啟發性的說法，即使或正是因為這種說法違背了常識。而是否有人應該依照論文提出的想法行事，則是另一個議題。在運行良好的民主體制中，這個問題會由一大群官員決定。其中有些是最小主義者，有些是權衡主義者，但他們全都是由公眾選出、受公眾監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