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待...

從「四聲」探源，重大的文字設計實驗

從文體格式的角度看，駢文是中古時期出現的重大文字設計實驗。參與其中的六朝貴族，尤其是南朝文人，有意識地針對中國文字的特性，開展出特殊的設計方向。中國文字是「單字／單音」的，每個字都只有一個單一聲音，這是很早就確立下來、不會改變的。在這個時期，針對這樣的特性，出現了「對仗」和「協韻」的設計。

「對仗」和「協韻」的運用早就存在，比如《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在文義上是對仗的，而且也用到疊字所產生的聲音效果。不過到了六朝，當駢文的形式固定下來後，文人是有意識地尋找並建立「對仗」與「協韻」的規律，開發出過去光憑直覺不可能達到的嚴謹程度與眾多可能性。

後世對於聲韻的理解，例如一直使用到今天的「四聲」劃分——平、上、去、入，主要都是在六朝時形成的。六朝之前，中國特殊的「文、言分離」狀況下，文字不是表音符號，很明顯地使得中文的語音系統相對不發達。一直到南朝沈約、周顒之前，中國文字究竟應該發什麼樣的讀音，始終浮動不確定。最常用的是從音樂中借來的「宮、商、角、徵、羽」五聲分類，然而語言的音調和音樂的音調有很大的差距，很難真正配合得上。

要到南朝，借助印度語言傳入帶來的影響，中國才發展出更精確的標音工具。由巴利文或梵文這種印歐語言寫成的佛經進入中國，剛開始並沒有太多聲音上的問題，因為在「格義」階段，基本上是套用中國既有的語詞來翻譯佛經。不過格義方式能傳達的佛教概念很有限，到後來就開始改而採用直接音譯專有名詞的做法。如此一來，必然碰觸到多音語言如何對應中文的問題，還必然在外來語言的刺激下，引發對中國自身語音系統的省視。

於是佛經翻譯進入了新的階段，有更多的專門研究者出現，也有寺院組織推動佛經的解釋與推廣。

此外，佛教的傳揚不只包括對佛經的認識，還有像「梵唱」這樣的信仰儀式。佛教相信誦經可以累積功德，而所誦的經文並不是純粹中文的，因為都用中文的文本相對地沒有那種誦經儀式中所需要的流動音樂性。因而「梵唱」唱的，往往是介於梵文和中文之間的特別聲音，大量保留了像「南無阿彌陀佛」這樣模仿多音節語彙的聲音。梵文的Amitaba變成中文的「阿彌陀佛」，那聲音既非梵文、也非傳統的中文。

因為接觸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而那個系統中語言與文字間完全不一樣的關係，促使六朝時期的中國人重新省視自身的語、文關係，尤其是多音節語言的特性，刺激了對於既有語言的高度聲音意識。

陳寅恪先生早年寫過一篇論文，題目為〈四聲三問〉，即考據漢字「四聲」的來歷。依據他的整理，原本中國語言中最清楚的聲音是「入聲」，因為是短促向下的，最容易辨識，也最早有了標示的方法。至於另外三聲「平、上、去」，則是援用印度傳來的《聲明論》。藉由轉讀佛經的聲調，應用在美化中文上，於是使得「四聲」系統盛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齊武帝永明七年（西元四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當時的竟陵王蕭子良聚集了大批的僧侶，「造經唄新聲」，有意識地創造誦唸佛經的新音調，在訂定文字讀音上是歷史性的大事件。從此確立了「四聲」，而周顒、沈約就是那時候新的「四聲」理論和規律的代表人物。

「四聲」確立後又經過一些重要變化。從古早的「四聲」到現代漢語的「四聲」，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入聲字上。北方語言中入聲愈來愈不明顯，到後來和去聲混同了。不過發音的主流仍然維持「四聲」，取消了入聲，卻將平聲一分為二，有「陰平」和「陽平」之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語」裡的一聲、二聲。

「四聲」在六朝形成後，原本從音樂中挪用過來的「五聲」，相應就不再使用了。

＊　＊　＊

要了解隋唐的制度，好好看看北朝

中國中古史研究有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也是一直到今天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不能不讀的著作，那就是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這本書的書名藏著幾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字。書名叫做「稿」，表示未完成，只是先拿出來給大家看的稿本，還要再修訂。這是陳寅恪的謙讓習慣，事實上這本書的內容非常完整，立論也很堅實，已經是定本。另外，「略論」二字也不算精確，因為書中已經網羅了與此題目相關的主要史料，進行詳密的探討，提出非常精彩的論證，一點都不疏略。

最重要的是，書名提的是「隋唐」，但實際處理的，主要不是隋代、唐代的歷史，而是要追索其「淵源」，也就是要將我們在隋代、唐代歷史資料上看到的種種制度，仔細追索其來歷。

這本書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貢獻，在於糾正了過去「正統史觀」的偏見，凸顯了北朝的重要性。傳統史學中雖然將這段歷史並稱「南北朝」，但在概念上畢竟還是重南輕北，也就是從「朝代史觀」的連貫性來說，排列順序是曹魏、西晉、東晉、宋、齊、梁、陳、隋、唐……。這樣的概念深入人心，很自然地就將北朝視為偏枝旁統，看待歷史變化時也經常忽略北朝的影響。

陳寅恪的著作指引了現代史學在南北考量上的重新調整，提醒大家隋代、唐代真正的來歷為何。隋代的開國皇帝楊堅和唐代的開國皇帝李淵，他們都來自北方，在建國之前經歷了北魏分裂的東魏、西魏被北齊、北周取代的一系列變化；相對地，他們和南方的南朝並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先入為主的「正統史觀」從南朝的角度看隋代、唐代，就會有所偏差。陳寅恪以堅實的史證指出，要了解隋唐的制度，必須將眼光從南朝移開，好好看看北朝。

這本書絕對不是「稿」、不是「略論」，它比大部分的史著都更豐富、更有說服力，尤其建立了兩個明確的觀點。第一，陳寅恪要呈現的不只是隋唐和北朝的一般傳承關係，而是扎扎實實的「制度淵源」。過去對於隋唐與北朝的連結有些鬆散、普遍的說法，例如強調李家可能有外族血統，所以他們對家庭、家族的觀念和傳統漢族思想不一樣，以此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屠殺兄弟的「玄武門之變」……

這不是陳寅恪要談的。他在書中顯示的是，北朝對隋唐最大、最深遠的影響是制度。北朝所構想、制定和實施的制度，決定了後來的隋唐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帝國。隋唐是中國的「第二帝國」，和之前的秦漢帝國大不相同，我們必須透過北朝，才能真正說清楚從秦漢帝國轉折走向隋唐帝國的過程。

第二個觀念是，所謂源自「北朝」，不能被簡化看作源自「外族」或源自「草原民族」。對隋唐產生關鍵影響的這些制度，不是直接從草原帶進中原的，而是在北方原有的漢人文化和新進來的外族生活、外族組織之間漫長的涵化結果。如此出現了一種既非漢人也非草原的新思考、新精神，如果沒有這套新思考、新精神，新的隋唐帝國便無從成立。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提示了中國歷史上不同民族文化互動涵化的過程，格外值得重視。不是粗枝大葉地談論草原民族如何接受漢化，或倒過來草原民族的習俗文化如何改變漢民族；我們需要做的，是細緻地追索某個特定的草原民族的某種習俗文化，以什麼樣的方式和漢人既有的政治或社會組織進行了怎樣的互動，以至於產生了什麼樣的新制度。

從「四聲」探源，重大的文字設計實驗

從文體格式的角度看，駢文是中古時期出現的重大文字設計實驗。參與其中的六朝貴族，尤其是南朝文人，有意識地針對中國文字的特性，開展出特殊的設計方向。中國文字是「單字／單音」的，每個字都只有一個單一聲音，這是很早就確立下來、不會改變的。在這個時期，針對這樣的特性，出現了「對仗」和「協韻」的設計。

「對仗」和「協韻」的運用早就存在，比如《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在文義上是對仗的，而且也用到疊字所產生的聲音效果。不過到了六朝，當駢文的形式固定下來後...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

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 鳥瞰中國中古史
01朝代史觀的三個問題
02以大塊時段理解歷史的連續和斷裂現象
03中古史主題：帝國崩落和分裂個性
04軍事動員體制和相較古代的退步
05城郭消失了，代之以村莊
06貨幣與土地式微下，莊園隨世族而起
07屯田和均田，從私有到國有的新土地關係
08從古代到中古，人身平等的戲劇性變化
09貴族對皇帝的高度箝制能力
10異族血統、文化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
11微觀下的中古，負面黑暗的歐洲中古
12中古中國，高度發達的貴族社會

第二講 《人物志》與《世說新語》
01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
02天賦之不平，「中和」最珍貴
03要了解人，先了解「偏材」
04品鑑人物不在高下，而在分類
05以品味的態度看待人的多彩多姿
06與偏材呼應的「理」型人
07《人物志》的平行分類，目的在「識人」
08「品」高於「用」，藝術的「人學」態度
09魏晉名士的追求：清逸、風流、天地之棄才
10《世說新語》：品鑑人物到極致的奇書
11廣闊的人論光譜，人物的獨特修辭

第三講 佛教東來與中國思想大變遷
01佛教進入中國的途徑與最早的記錄
02佛教初來特色：受皇室喜好，和黃老並稱
03與黃老牽扯不清，西域人士有計畫譯經
04切合人心的神靈不滅、報應輪迴觀
05以無為解釋涅槃，省欲去奢的佛道呼應
06佛教的禪定、持息念和不淨觀
07佛教的戒殺樂施，涅槃的神通比喻
08從笮融事佛看佛教東來的階段變化
09從阿毘曇到都講，講經成為知識舞臺
10格義附會於老莊，寺院的集體修行

第四講 南朝的興衰沉浮
01南北朝：線性朝代史架構下的特殊例外
02肯定非常個性，誇張而無節制的時代
03司馬家皇族操戈的八王之亂
04非漢人外族武力趁亂入主中原
05偏安江南，「王與馬共天下」
06東晉內部兩支目標相異的軍事力量
07劉裕行土斷、砸琥珀，看皇權和世族的關係
08齊高帝重用寒門，梁武帝駁斥賀琛
09陳朝：南方人成立的南方政權
10世族才是六朝歷史中最醒目的現象

第五講 門第、僑姓與六朝經濟
01北方的農業殘破與大倒退
02北人南遷：酪的飲食習慣與階層組織
03各以貴賤占田，蔭人以為佃客
04壬辰詔書的頒與廢，占田占山成定制
05土地單位的扭曲，蔭客投靠於莊園
06從〈山居賦〉看莊園的廣大和自給自足
07貨幣的三種態度，以及絹帛取代銅錢
08炫耀鬥富下的奢侈品經濟和門第優勢
09黃籍和白籍，吳姓與僑姓
10外在的浮誇與內在的謹慎才是貴族全貌

第六講 樂府詩、五言詩、陶淵明的田園詩
01閱讀文學，需懂得「文類」
02漢代民歌〈上邪〉、〈有所思〉的聲音表現
03樂府詩傳達的民間底層情感
04〈古詩十九首〉的主題：別離和悲嘆時光
05五言詩的字詞規律，三祖陳王的愛好
06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
07曹操〈短歌行〉：文學史最後的四言詩傑作
08曹丕七言〈燕歌行〉，看文類慣性約束力
09曹植〈七哀詩〉：文人化背後的情感來歷
10遠離世俗：玄理詩和遊仙詩的新主題
11陶淵明〈挽歌詩〉，橫空出世的突破思路
12不做文體革命家，而是內容創新者
13田園詩：閒適自得、順其自然的情趣
14詩可以豁達，陶淵明無可取代的地位

第七講 重新評價六朝駢文
01古文運動打不倒，駢儷風吹拂千年
02應用文尚駢，文言文的最後據點
03讀劉琨〈勸進表〉，好好認識駢文
04為特定目的、無個人創意、格式先行的文體
05從「四聲」探源，重大的文字設計實驗
06駢文的堆砌，來自對仗和協韻
07從《昭明文選》看「文」和「筆」的不同
08為貴族文化墊高門檻的「用典」習慣
09近體詩的格律，站在駢文的設計基礎上
10〈與宋元思書〉：忘卻其為駢文的駢文佳作
11規律中尋找自由，以藝術的審慎面對文字

第八講 重新認識「五胡亂華」
01中國歷史上一條重要的地理分界線
02四百公釐等雨線以北的不同文明型態
03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的互動糾纏
04從匈奴人劉淵看「五胡亂華」的誤解
05匈奴人劉曜和氐人李班的事蹟
06羯人石勒是一位怎樣的君主？
07動態理解草原民族的遷徙變化
08五胡亂華動搖了過去的「王朝系統」
09「十六國」的此起彼落、政權更迭
10從北魏回看五胡亂華留下的印記

第九講 北魏入主中原及其統治
01要了解隋唐的制度，好好看看北朝
02鮮卑拓跋氏的崛起與壯大
03拓跋珪做一位中國式皇帝的累積條件
04北方大姓以塢堡自守，外族政權搶漢人領袖
05選擇城居的拓跋氏，拉攏世族清河崔氏
06崔浩的政治目標：齊整人倫，分明姓族
07從拓跋燾的兩道詔令看門第郡望的重整
08攻打涼州背後的政治路線之爭
09具備鮮卑特色的農業社會為何無法實現？
10國史之獄：北方世族的一大挫敗
11理解崔浩，才能理解北魏政權的特色

第十講 北魏的變革與瓦解
01均田令改變了外族政權對待漢人的態度
02寬、狹鄉的彈性，避開土地重新分配
03與均田配套的三長制、新租調制
04孝文帝遷都洛陽的層層考量
05從正音到改姓，漢化徹底改造種族認同
06改官制、立宗廟，以及太子的反抗
07贏得漢人大姓支持，創造鮮卑人的門第
08「從北方來的地位較低的人」
09既反朝廷又反漢人的六鎮之亂
10爾朱榮之亂與高歡的崛起
11另一股宇文泰的勢力與北齊、北周對峙

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 鳥瞰中國中古史
01朝代史觀的三個問題
02以大塊時段理解歷史的連續和斷裂現象
03中古史主題：帝國崩落和分裂個性
04軍事動員體制和相較古代的退步
05城郭消失了，代之以村莊
06貨幣與土地式微下，莊園隨世族而起
07屯田和均田，從私有到國有的新土地關係
08從古代到中古，人身平等的戲劇性變化
09貴族對皇帝的高度箝制能力
10異族血統、文化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
11微觀下的中古，負面黑暗的歐洲中古
12中古中國，高度發達的貴族社會

第二講 《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