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日本讀者書評

濃郁有趣，好像私小說一樣讓人讀了備受衝擊，連人生觀也隨之改變。_kichirika

明明知道是小說，但許多情節實在太真了，讓人一讀就停不下來，整個掉進了故事中。白石原本就是我很鍾愛的作者，又跟我同鄉，年紀也差不多，我很佩服他的人生觀，很震撼。

很久沒讀到這麼棒的好書了，整個胸口都被揪緊，非常期待有更多讀者能看見這本好書。

白石作品中特別易讀的一本，人生菁華盡皆濃縮其中。_itaokayamami

這是一本讓人從書裡回首人生，對今後將要走的人生路能得到許多收穫的好書。

精妙好書！_Kindle讀者

這是...

去年也有兩個認識的人死了。

一個是我還在當上班族時的上司，另一個是和前妻協議離婚時幫了不少忙的律師。

前上司七十五歲，律師比我大三歲，才六十二歲。我不確定在「六十二歲」之前用「才」字對不對，只是對明年還曆的我來說，六十二歲不過是三年後的事，確實有一種「這年紀死去還太早」的感覺。

七十五歲的前上司是我進A公司（出版社）時最早隸屬的部門主管，也就是週刊雜誌的總編輯。

週刊雜誌的編輯部有五十多名員工，在出版社裡是大部門，對菜鳥來說，總編不是隨時都能看到的人。話雖如此，在這個有三百多名員工的出版社，隸屬週刊編輯部的記者只有二十五人左右（剩下的是稱為「特派」的約聘記者），就算是菜鳥，還是有一定的機會直接和總編說上話。

那年公司錄用的應屆畢業生有四個男生（另有四個短大畢業的女生），我和T被分發到週刊雜誌，另外兩個男生分別去了財務部和資訊系統室。T後來換工作，去了電視台，我也在四十二歲那年成為專職作家，現在還在A出版社的同屆男同事只剩兩人了（女生也剩兩個）。

週刊雜誌的編輯部分成三組，一是每週輪流做新聞的專題組，一是負責攝影頁的攝影組，另外就是負責連載文章的連載組。我隸屬專題組，T則是連載組。

前上司在我們進公司那年四月才剛從首席主編升任總編，以總編來說也還是個菜鳥。確定分發單位那天，我和T很快就被帶到位於公司地下室的員工餐廳，參加在那裡舉行的新總編就職典禮（其實就是自助餐形式的慶祝派對），縮在餐廳一角聽他發表就任致詞。

那是一段非常沒幹勁的致詞。

「沒想到自己必須擔起總編的重責大任，像我這種不學無術的人，怎麼想也扛不起這個擔子。但是，既然接下來，那也只能去做了，現在我終於能下定決心這麼說……」

他用含混不清的語氣和一看就沒自信的態度說出這番話，連聽的人都為他擔憂起來。

說到《A週刊》，近年來揭露了不少震撼世人的八卦醜聞，儼然男性週刊雜誌代表，當年也已以強勢聞名，在寫真雜誌掀起風潮前的週刊雜誌林立期，帶動了一定程度的週刊銷售量。然而，這位總編給人的印象，一點也不像這類雜誌的領導人物，他究竟怎麼爬上總編的位置，實在令當時的我（我想T也是）詫異不已。

不料，這位S總編不僅就任第一年便創下佳績（揭露發生在洛杉磯那起家喻戶曉「日本人妻槍擊事件」的駭人真相），不久更當上月刊雜誌的總編，挖出二戰結束時昭和天皇留下的珍貴發言紀錄，達成前所未有的雜誌銷量後，又在陸續掌握其他種種八卦醜聞之間，轉眼坐上社長大位。

俗話常說「人不可貌相」，年輕的我從S總編身上學到的則是「人不只不可貌相，就算仔細觀察了一個人待人接物的態度與遣詞用字，還是無法輕易理解對方」。

電腦就不用說了，在那個連文字處理機也不普及的年代，公司配給菜鳥記者的電子產品頂多只有隨身呼叫器。而且還是連顯示對方電話號碼或傳送簡訊等機能都沒有的型號，呼叫器一響，我們只能急忙衝向距離最近的電話亭，回撥給留守編輯部的責任主編。

記者用鉛筆或原子筆，在週刊雜誌專用的一行十四字稿紙上寫下報導內容，再由責任主編以手寫方式拿紅筆在原稿上訂正，為段落下標，排版後交給印刷廠。到了印刷廠，由排版師傅一一揀出鉛字排版，這時印出的還只是打樣。上述一連串過程中，沒有一處用到電腦。

正常來說，週刊每週四發行，記者們從星期一深夜開始熬夜寫稿，星期二一大早將稿子送到印刷廠。這些專題報導於星期二中午過後印成初校打樣，S總編和U首席主編會帶著一名菜鳥（換句話說，不是我就是T）前往板橋區的印刷廠內附設辦公室，在那裡做打樣的最後確認，再將校對過的打樣還給印刷廠。這一趟工作我們稱為「出差校對」。

大致上，我和T隔週輪流出差校對，不過遇到我熬夜寫稿的那星期，T就會幫忙連續出差兩次。

說是校對打樣，身為菜鳥的我們也不可能亂改前輩記者寫的原稿，在那棟建築老舊但格局分外寬敞的出差校對室裡，頂多只能為總編和主編泡泡茶、削削鉛筆、訂訂外賣或跑跑腿，剩下的，就是偷聽S總編和U主編閒聊或討論版面配置，不然只能默默盯著打樣上的報導內容閱讀了。

在公司裡向來給人溫厚印象的總編與主編，一到了出差校對室，竟展現出判若兩人的另一面。

「U啊，話說回來，那個○○寫的報導到底是什麼跟什麼，蒐集的材料根本不夠，內容一點都不犀利也不聳動嘛。以後再也不要把這種重要報導交給○○了，我看他就是個扶不起的阿斗。」

一邊用紅筆在當週頭條的內容上飛快訂正，S總編一邊講著撰寫那篇報導的前輩記者壞話。平時常帶這位○○前輩去新宿喝兩杯的U主編也一點沒有要幫忙緩頰的意思：

「好吧，暫時只能讓他寫寫無關緊要的小事了。」

立刻就和總編一個鼻孔出氣。

他們當著我這個菜鳥的面滿不在乎地說這些話固然令人錯愕，更驚人的是兩天後，在集合起來開企劃會議的編輯部成員中看到○○前輩時，S總編立刻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

「哎呀！這不是○○嗎，這期的報導寫得很好，你真有兩把刷子。」

竟然不當一回事的把他捧上天了。

這時我深深領悟，在這間公司就算做了加分的事也拿不到太大好評，但是只要一不小心犯錯，立刻會遭重貶。



「扣分主義」雖是有礙企業成長的弊端，後來我以記者身份採訪過諸多企業，又親身體驗了公司內部的人事鬥爭後，也就漸漸理解企業面對人事時為何難免陷入「扣分主義」的窠臼。

就像我待過的那間出版社，這些只錄取高學歷員工的企業裡，整體來說每個人都很「優秀」。說來也是理所當然，以A出版社為例，男性員工（當時只錄用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幾乎由東大、慶應、早稻田畢業生三分天下，剩下幾個則是京大、一橋或上智的畢業生。

在這種只有學霸進得了的公司裡，更別說經過一番激烈競爭（我當初進A出版社時的錄取率是四百分之一）才擠進來的人材，要在十年內分出高下，無論如何都會走上「扣分主義」這條路（一個員工能否出人頭地必須在三十五歲前決定，這是多數企業內部不成文的規定，判斷基準的細節暫且省略，只能說也算符合邏輯）。

判斷立功與否的標準往往淪為上司的自由心證。然而，改由是否搞砸上頭交辦的任務、是否只能獲得平均數字以下的收益，或是否造成公司損失等觀點來評價員工的能力時，反而確保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 這麼一來，能生存到最後的，通常是「連一次也沒犯過錯」的人。

這種考核方式的規則，與社會上視為最公平的升學或證照考試規則十分相似。參加考試，比的是誰最接近滿分。換句話說，「如何讓自己扣最少分」就成了決定排名的關鍵。企業的「扣分主義」人事政策，和這可說如出一轍。

追根究柢，從錄用新員工時「重視學歷勝過一切」的方針，就能看出日本企業有多信賴這套名為「升學考試」的能力評鑑，又是如何受到這套便宜行事的評鑑法毒害。

說得更簡單一點，在用人偏重學歷的企業，人事考核走向「扣分主義」不過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想提高公司的創造性，撐過一般企業約莫三十年的「壽命」，實現永續繁榮的經營，首先或許必須一掃錄用人材時學歷至上的思維。日本人應該盡快拋棄「東大學生頭腦最好」的想法，別再迷信那種除了考試成績之外，別無其他根據的草率偏見。真要說的話，社會上種種問題根本就不像升學考那般，存在著早已準備好的「標準答案」。

我當編輯時認識了許多東大人（主要是學者與政府官員），卻從未在他們之中發現有誰具備令人驚嘆的好腦袋。唯一的例外是某部會一位年輕官員，但他也很快辭官，幾年後主掌了一個牽引證券市場的操盤手集團。A出版社內部狀況也差不多，儘管東大人擅長分析、評論與整合，在這方面能夠發揮平均值以上的能力，當遇到需要創意、嶄新思考與冒險心時，東大人明顯比不上其他大學的畢業生。

近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極少出自政府官員，正好證明由東大人佔據大半名額的中央政府人材急需汰舊換新。舉例來說，宮澤喜一（東大畢業後進入大藏省任官）推翻自民黨與社民黨長期維持的五五年體制之後，接下來的十四任總理大臣中，東大畢業者除了宮澤之外，只有一個鳩山由紀夫。鳩山成為政治家前也不是官員，他的本職是學者。戰後經濟成長路線轉彎，日本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色開始產生大幅變化，擅長維持與管理既有體制的東大出身官員也就迅速派不上用場。

在中央政府幾乎已成東大校友會的狀態下，要是不趕緊立法將東大畢業生錄用人數限制在所有官員人數四分之一之下，今後日本政府就不可能改頭換面，也永遠無法成為具備創造力的組織。

去年也有兩個認識的人死了。

一個是我還在當上班族時的上司，另一個是和前妻協議離婚時幫了不少忙的律師。

前上司七十五歲，律師比我大三歲，才六十二歲。我不確定在「六十二歲」之前用「才」字對不對，只是對明年還曆的我來說，六十二歲不過是三年後的事，確實有一種「這年紀死去還太早」的感覺。

七十五歲的前上司是我進A公司（出版社）時最早隸屬的部門主管，也就是週刊雜誌的總編輯。

週刊雜誌的編輯部有五十多名員工，在出版社裡是大部門，對菜鳥來說，總編不是隨時都能看到的人。話雖如此，在這個有三百多名員工的出版社，隸屬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