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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請自行選擇：
1.唯有「V型選擇」，台灣才能反敗為勝
2.耶魯最會賺錢的「志工企業家」——史文遜投資長的故事
【文章標題】唯有「V型選擇」，台灣才能反敗為勝
（一）什麼是「V型選擇」？
用這個名詞，有三層意義：
第一：V型選擇是英文「Victory」勝利一字的手勢，也正就是二次大戰中，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德軍猛烈轟炸倫敦的危險時刻，宣示「終必戰勝納粹」的招牌手勢；此處是指我們要選擇「勝利」。
第二：【圖一】所示：V型左邊的斜線—DO—一直向右下滑，也就是意指各種綜合指標都在下降；到了谷底之後，終必要出現另一股拉抬力量，那就是右邊上升的斜線—OA—。
第三：谷底翻升的力量，不會從天而降。在民主社會就要看民意的選擇。我認為主流民意是：和平、繁榮、融合。
作者根據當前台灣情勢，提出七個改善因素，希望能促使右斜線—OA—的出現。這七個因素分別為：
（1） 願景（Vision）
（2） 誠信（Integrity）
（3） 承諾（Commitment）
（4） 人才（Talent）
（5） 開放（Openness）
（6） 和解（Reconciliation）
（7） 年輕一代（Youth）
把七個因素的英文名詞，連結第一個字母就是VICTORY。
（二）為什麼民間信心衰退？
【表一】列舉了七個原因，指出政府決策階層的缺失：
（1） 願景（Vision）模糊。
（2） 誠信（Integrity）衰退。
（3） 承諾（Commitment）破產。
（4） 人才（Talent）折損。
（5） 開放（Openness）萎縮。
（6） 和解（Reconciliation）僵持。
（7） 年輕一代（Youth）迷惘。
（三）要用什麼對策來挽救？
【表一】列舉了七項策略，如能切實推動，三年之內台灣社會就會再度充滿生機。這七項策略是：
（1） 訂定清晰的長程與短程願景，全力以赴。
（2） 民無信不立，政界與商界要共同重建聲譽。
（3） 政策要透明、持續、連貫、及可預測性。
（4） 用人才、借腦袋、開創新局。
（5） 唯有加速開放，台灣才有生路與出路。
（6） 唯有追求兩岸雙贏，經濟才有生機，人心才會安定。
（7） 去政治化之後，各種「想像的可能」就變成「真實的可能」。年輕一代，重拾信心。
（四）為什麼提倡「把『可能』變『可能』」？
我曾經寫過：奇蹟創造者是「化不可能為可能」；麻煩製造者是「化可能為不可能」。三月上旬的杜拜行，再度親身看到了他們創造了不可能為可能的沙漠奇蹟。
回到台灣，雖然氣餒，但不能放棄，因此我想在現況下，如果大家勇敢地面對現實，切切實實把「想像的可能」變成「真實的可能」，台灣也就可以避免再往下沉淪。
在全球快速移動的經濟版圖上，一出國門，更會警覺到在被邊緣化中的台灣是愈來愈無足輕重了：國際航線改道了；跨國企業辦公室搬家了；大部分的外資都投向大陸了；大公司也改在別處上市了；跨國企業總裁與國際著名學者，即使順道，也常不路過了；國際會議—即使小型的區域會議—也避免在台北召開了；國際運動比賽，也很難在台灣舉辦了，重要國家的政要當然已經幾十年沒來過台灣了，台灣在世界地圖上慢慢被遺忘。
兩岸沒有直航是一個關鍵性的限制因素。沒有直航，對岸沒有直接損失，卻嚴重地傷害到了我們自己。當這種直航「可能」仍然是「不可能」時，我們就不得不沉痛地說：讓「可能」變成「可能」，真是當前最重要的政策。
我要以六句簡單有力的英文句子，呼籲台灣選民理性思考，共同努力使二○○八年變成V型選擇的元年：
（1） Let’s get it done.
（讓我們做好它）
（2） Make it happen.
（把它實現）
（3） Make a point, no more; make a difference, by all means.
（不要再空談，全力去改變）
（4）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5） We deserve better.
（我們值得更好）
（6） Get Taiwan moving again.
（台灣再出發）
（摘自本書【第一部】V型選擇的架構）
【文章標題】耶魯最會賺錢的「志工企業家」——史文遜投資長的故事
《志工企業家》作者大衛．柏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旋風式地來台演講訪問，帶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他與星雲大師、證嚴法師充滿智慧的對談，以及與陳長文（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姚仁祿（前大愛電視總監）的同台演講，再度展現：美國社會的可愛，就在於它們終有知識分子，在鼓吹人性中的奉獻與大愛，這就是軟性實力的根源。
很湊巧地，他走後，在台北又出現了一個成就非凡的志工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以企業家的精神，為非營利事業賺大錢。
（一）為教育賺錢是最有意義的工作
他就是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經在華爾街兩間著名的投資公司擔任過資深副總裁，後來被他的指導教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托賓勸說回到耶魯，擔任耶魯大學校務基金投資長（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決定：他以原來五分之一的薪水回到紐哈芬（New Haven，耶魯校址）擔任新職。
他興奮地告訴住在威州的雙親：「我接受了一個最有意義的工作，去為教育賺錢；賺了錢是為了教育，而不是為那些華爾街的大亨們；我要把耶魯變成一個財力雄厚的長春藤大學。」
他沒有誇口。二十年前接任時，耶魯基金是十三億美元，每年投資賺來的錢，可以支持學校預算一○％；二十年後，耶魯基金已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每年投資獲利的錢支持了學校三分之一的總預算。耶魯校務基金總額全美排名第二，僅次於哈佛，但是基金二十年來的平均報酬率高達十六％～十七％，成績遠遠超過同輩。因此校園中流行著一個說法：「耶魯有三個不可或缺的人物：校長、球隊教練及基金投資長；但是其重要性要倒過來。」
經濟學大師托賓在耶魯退休的酒會上致詞：「我對耶魯最大的貢獻，是把大衛從華爾街找回來。」站在旁邊的他靦腆地回答：「沒有托賓教授的指導，就沒有決定投資的知識，功勞全在我的老師。」掌聲響起時，他這兩年對耶魯的貢獻是每一年超過二十億美元，相當於六百六十億台幣。
（二）為第三世界打開耶魯大門
為母校投資基金賺錢，他最自豪的是：「沒有一個被耶魯接受的學生—大學生或研究生，尤其來自第三世界，會因為繳不起學費而進不了耶魯。」他接著說：「走在校園，看見膚色不一樣、性別不一樣、國籍不一樣的年輕人，都能在耶魯接受這麼好的教育，我再也不會覺得賺很多錢是難為情的！」
如果「世界真是平的」，那麼他與他的投資團隊（共二十位專家）剷平了通往耶魯這所貴族學校之路。事實上，我們中國第一位去美國讀書的學生，名字是容閎，就讀的大學就是耶魯，在一八五四年畢業。
以這位投資長在投資上的貢獻，如果用其他名校採用紅利分享制度，他的年薪應當是三千四百五十萬美元；但是他堅持年薪不能超過一百萬美元。他說：「一百萬美元對耶魯預算來說微不足道，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數字，我不會接受超過這個數目。」
（三）樂當資本主義的異數
整天在數字中打轉，整年為耶魯賺幾十億美元的他，真是華爾街的「叛徒」、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數」。也許正如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一樣：賺錢時就要拚命賺錢，捐錢時就要拚命捐錢。
把他的成就移轉到台灣經濟起飛年代：那就是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趙耀東等，他們替社會做大事、幫企業賺大錢。他們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是視為「應盡的責任」；他們對自己的潔身自愛，是視為「理所當然」。
史文遜的投資獲利被視為「天才」，當華爾街的投資者不斷地向他請教時，他決定寫書，把他的經驗「不自私地與大家分享」。他的兩本著作分別是《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與《Unconventional Succes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這兩本書都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他把版稅都捐出來。他婉謝很多以幾萬美元邀請他談如何投資的演講，但是選擇性地擔任了非營利事業的獨立董事（如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卡內基基金會）。
當他常被問起：「你怎麼會有這麼重視教育、輕視財富的價值觀？」他的回答是：「我的祖父與父親是一輩子的大學教授，母親是牧師。全家都是基督徒，六個兄弟姊妹都擁有這種價值觀。」有時，他會再補充：「我還有一位使我本來要念數學而後改讀經濟的中國教授。」
他是我三十多年來在威大（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教過品學最優的一位學生，選過我四門課，全是A。在贈送我的著作扉頁上，他寫了：「是你的教誨，打開了我學習經濟之門。」
當他去年七月底第一次來台北，接受《遠見》獨家採訪時，他也已經五十二歲了；望著些許白髮的他，我充滿了驕傲。聯想到台灣高等教育的預算不足，不禁要問：台灣的史文遜在哪裡？
（摘自本書【第二部】七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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