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狂飆的時間病

「人出生、結婚、生活、死亡，一切顯得如此混亂而急切，彷彿隨時都可能發瘋。」 ——一九○七年，霍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

一九八五年某個酷熱的夏日午後，當時仍是青少年的我正在歐洲旅行，但行程卻在羅馬近郊的一處廣場嘎然而止：回市區的巴士已經遲到二十分鐘，而且毫無出現的跡象。不過車班的延誤並未令我感到困擾。我既沒有在人行道上焦急地踱步，也沒有打電話到巴士公司投訴，而是塞上隨身聽的耳機，躺在長凳上，聆聽賽門與葛芬柯唱出放慢腳步、延續當下時刻的喜悅。那一幕的每個細節都深深刻印在我腦海中：兩個小男孩在一座中古噴泉旁邊踢足球；枝葉輕輕擦過石牆頂端；一位老寡婦用網袋提著蔬菜正要回家。

十五年匆匆而過，一切都改觀了。景象一變而成羅馬繁忙的達文西機場，而我則成了趕搭飛機回倫敦的駐外記者。我不再一路踢著小石頭，感到快樂得不得了，而是快速地衝過候機室，一面暗暗詛咒那些走得比較慢而擋住去路的人。我也不再聽著廉價隨身聽裡的民歌，而是透過手機和幾千哩外的編輯交談。

到了登機門前，我排在一列長長的隊伍最後，在這裡還真是什麼事都做不了。但我已經無法無所事事。為了讓等待更具效益，為了讓自己少一點枯候的感覺，我便開始瀏覽報紙。就在這個時候，我瞄到一篇文章，後來激發了我寫一本關於放慢腳步的書的靈感。

從「一分鐘床邊故事」說起

「一分鐘床邊故事」：我當下立刻被這幾個字吸引住。為了幫助家長節省應付孩子的時間，多位作家將古典童話故事濃縮成六十秒鐘的錄音精選。想想看，安徒生童話改寫成執行概要，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想高呼萬歲！現在我每天晚上都得和兩歲的兒子進行拔河，他喜歡節奏緩慢、情節曲折的長篇故事，我卻總是誘導他挑最短的故事書，然後快快唸完。我們經常為此爭執。「你唸太快了。」他會大聲抗議。或者當我向門邊走去時，他會大喊：「還要再聽一個！」當我敷衍著床邊故事的例行公事時，內心半為自己的自私深感愧疚，另一方面卻又忍不住想趕著去做下一件該做的事——吃晚飯、收發電子郵件、看書、查看帳單、繼續未完的工作、看電視新聞快報。要我花時間悠遊於兒童文學作家蘇斯博士（Dr. Seuss）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事。那步調太慢了。

因此乍看之下，一分鐘床邊故事集簡直是個令人不敢置信的美夢。一口氣說上六七個「故事」，還花不到十分鐘——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接著當我開始考慮上Amazon訂購，多快可以收到整套書時，腦中浮現的一個反問句及時救了我：我該不會是瘋了吧？出境的隊伍已經開始朝登機門緩緩移動，我這才丟開報紙開始細想。我的人生已經變成一份匆忙的習題，不斷擠壓著每個時刻。我有如手持馬錶的小氣財神，一心只想節省最後一丁點時間，這裡多個一分鐘，那裡多個幾秒鐘。然而並不只有我如此。我周遭的每個人——同事、朋友、親人——都同樣陷在這個漩渦中。

一九八二年，有一位美國醫師勞瑞‧鐸西（Larry Dossey）眼見有人執著地認為「時間不斷流逝，怎麼也不夠用，你必須不斷加快腳步才能追趕得上」，而創出「時間病」這個名詞。今時今日，全世界的人都罹患了時間病，都盲目地崇拜速度。我排隊等著搭機返回倫敦之際，不禁開始動腦筋想釐清本書中探討的核心問題：我們為什麼總是如此匆忙？該如何治療時間病？我們可不可能放慢腳步，又或者放慢腳步是不是比較好？

適者生存，而不是快者生存

在此二十一世紀初期，每件事、每個人都不得不加快腳步。不久前，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暨主席施偉伯（Klaus Schwab）便中肯地道出現代人對速度的需求：「我們已經從一個大吃小的世界轉變成一個快吃慢的世界。」這句警語迴響的範圍遠遠超出了適者生存的商業世界。在現今這熙攘忙碌的時代，一切都在與時間競賽。英國心理學家柯雷克斯頓（Guy Claxton）更認為加速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我們已經發展出一種重視速度、省時與最高效率的內在心理，而且一天比一天強烈。」

但如今也該到了我們破解凡事求更快的執著心態的時刻了。速度並非絕對是上策。人類進化的原則是適者生存，而不是快者生存。別忘了，龜兔賽跑的結果是誰贏了？當我們匆忙度日，將每個時刻塞得更滿的同時，也將自己繃到了極限。

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要先聲明一點：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對速度宣戰。速度曾幫助我們將世界改造得更美好而自由。現在有誰願意過沒有網際網路或噴射飛行的生活呢？但問題是我們對速度的熱愛，我們不斷想用更少時間做更多事的執著心態，已經太過度了，甚至已經變成一種癮，一種盲目的崇拜。即使速度開始產生反效果，我們仍堅守「還要更快」的信條。工作進度落後了？換個更快速的網路連線。沒有時間看聖誕節收到的小說禮物？學學速讀。減肥無效？試試抽脂。太忙了沒空煮飯？買個微波爐。但有些事情卻是不能也不應該加快速度，而是需要花費時間，需要慢慢來。當你讓不該加速的事情加速了，當你忘記如何放慢腳步，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價。

「快速」與「緩慢」的定義

我在羅馬機場因床邊故事頓悟了之後，帶著一項使命返回倫敦：調查速度的代價，以及在這個沉迷於快還要更快的世界裡放慢腳步的前景。我們都會埋怨行程排得太緊湊，但有人確實去想辦法解決嗎？顯然是有的。當全世界全力衝刺之際，有一個愈來愈龐大的少數團體卻選擇不要做每件事都踩足油門。對於你想像得到的每項人類的努力，從性、工作、運動到飲食、醫藥與都市設計，這支反對團體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緩慢騰出空間來。值得欣慰的是這個減速運動成功了。儘管「速度狂」諄諄地告誡，但放慢之後卻經常有較好的結果——較好的健康、較好的工作、較好的事業、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運動成果、較好的烹飪與較好的性生活。

這種情形以前便發生過。十九世紀的人也和今天的我們一樣，用類似的方法抗拒加快腳步的壓力。各個組織團體呼籲人們挪出更多休閒時間；過度緊繃的都會人逃往鄉間休養生息；畫家與詩人、作家與手工藝家則盡力在機械時代保留緩慢美學。然而到了今日，對速度的反彈卻是挾著前所未有的急迫性成為主流。在基層民間，不管是在廚房、辦公室、音樂廳、工廠、健身房、臥室、社區、藝廊、醫院，或是住家附近的休閒中心與學校，都有愈來愈多人拒絕接受愈快愈好的強制令。而他們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減速舉動，也播下了全球緩慢運動的種子。

現在也該為這幾個名詞下定義了。在本書中，「快速」與「緩慢」不僅僅是用來形容轉換的速度，也是一種生存方式或生活哲學的簡單說法。快速就代表忙碌、控制慾、攻擊性、匆促、重分析、壓迫感、表面的、缺乏耐心、衝動、量重於質。緩慢則恰恰相反：冷靜、謹慎、樂於接納、平靜、重直覺、不慌不忙、有耐心、思考周密、質重於量，如此才能與人、與文化、與工作、與食物、與一切建立真實而有意義的接觸。但矛盾的是緩慢並不一定真的慢。從後文中我們將會發現：以緩慢的態度從事一項工作通常會獲致更快的結果。而且做事迅速之際保持緩慢的心境也並非不可能。一百年前，作家吉卜林寫了：當你週遭所有人都失去理智，你要保持清醒，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人們卻要學習如何保持冷靜，即使急著要在期限內完成工作或是準時去接孩子放學，也要懂得如何維持內在的緩慢。本書的目的之一便是告訴大家這些人如何做到。

正確的速度

不管某些評論家怎麼說，其實緩慢運動並不是將每件事牛步化，也不是要像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盧德份子那般，試圖將整個地球拉回工業革命前的某個烏托邦世界。相反地，推動這項運動的人就和你我一樣，希望活在一個更美好的、快速而現代化的世界。因此一言以蔽之：緩慢哲學便是平衡。該快則快，能慢則慢。盡量以音樂家所謂的tempo giusto（正確的速度）生活。

義大利人佩屈尼（Carlo Petrini）是減速的主要擁護者之一，也是慢食運動的發起人，這項國際性運動乃是致力於一個非常文明的概念：我們吃的東西應該以緩和的步調加以培植、烹煮與食用。雖然慢食運動的主戰場在餐桌上，但這絕對不只是拉長午餐時間的一個藉口。慢食組織的聲明就等於向各種形式的速度崇拜宣戰：「我們這個世代在工業文明的標記下開始發展，首先發明了機器，接著採取機器式的生活模式。我們被速度奴役，全都受到同樣的惡性病毒——快速生活——危害，這種生活粉碎了我們的習慣，侵犯我們家庭的隱私並迫使我們吃速食。」

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我在義大利皮蒙特的小鎮布拉——慢食組織的總部所在——與佩屈尼晤談片刻。他所譜的生活樂曲絕對有現代的弦音。「如果你老是慢吞吞的，就是愚蠢——這也絕非我們的目標。」他對我說：「慢慢來的意思是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節奏。在任何情況下，你都能決定自己要多快。如果今天我想快，我就快，如果明天我想慢，我就慢。我們所要爭取的是決定自己步調的權利。」

這個極簡哲學已經逐漸普及到許多領域。在工作場上，有數百萬人努力爭取——也獲得了——工作與生活之間更好的平衡。在臥室裡，人們也開始透過譚崔（Tantra）與其他性愛減速形式，發現了緩慢性愛的樂趣。愈慢愈好的觀念使得運動養生法——從瑜珈到太極——與另類療法——從草藥到順勢療法——蓬勃發展，人們開始以溫和而全面的方式對待身體。城市裡到處都經過重新規劃，以鼓勵民眾少開車、多走路。許多孩子也離開了快車道，因為父母將他們的行程減少了。

緩慢運動難免會與反全球化運動有部份重疊。兩方的支持者都認為渦輪資本主義為地球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提供了一張通往耗竭的單程車票。據他們的說法，如果以較為合理的步調飲食、製造與工作，我們就能過得更好。然而緩慢運動者卻是和溫和的反全球化主義者一樣，並不主張毀滅資本主義系統，反而希望賦予它人性的一面。佩屈尼自己也提到「具有美德的全球化」。不過緩慢運動觸及的層面卻比單純的經濟改革更深、更廣。它瞄準速度這個冒牌天神，擊中了問題的核心：在此矽晶片時代，何謂人性？倘若一點一滴地實踐緩慢信條，便能有一點一滴的獲益。但要想從緩慢運動獲得完整的好處，我們便得更加深入，並重新思考一切事情的做法。一個真正的緩慢世界其實就代表著生活型態的革命。

緩慢運動仍在逐漸成型之中。沒有總部或網址，沒有單一領袖，沒有傳達主旨的政黨。許多人決定放慢腳步，卻從未感覺到自己加入某個文化趨勢，更不用說是全球運動了。然而，重要的是這個選擇緩慢、拒絕速度的少數團體愈來愈龐大，而每一個減速的動作都將緩慢運動又往前推了一步。

緩慢運動者也和反全球化趨勢的群眾一樣，正透過國際會議、網際網路與傳播媒體，建立起聯繫網絡、架構力量並琢磨他們的哲學。支持緩慢的團體正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有些只是針對生活中某個環節，如慢食組織。有些則是較廣泛地支持緩慢哲學。其中包括了日本的樹懶俱樂部（Sloth Club）、以美國為據點的今日永存基金會（Long Now Foundation）以及歐洲的時間減速協會（Society for the Deceleration of Time）。緩慢運動的成長將多半得利於各團體間的相互交流。慢食運動已經有了一些衍生團體。義大利國內外已經有六十幾個城鎮打著緩慢城市的旗幟，努力轉型為寧靜的綠洲。布拉也是緩慢性愛的發源地，在此有一支團體致力於將急促趕出臥室。在美國，佩屈尼理論也啟發了一名教育先驅的靈感，開啟「緩慢教育」運動。

我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將緩慢運動介紹給更多讀者，向大家解釋這個運動有何意義、如何發展、面對何種障礙以及為何所有人都能從中獲利。然而，我的動機並不全然是無私的。我是個速度狂，因此這本書也是我個人的歷程。我希望寫到最後，能重新找回些許當初在羅馬等公車時的平靜。我希望為兒子說故事時，不會再瞄時鐘。

我和多數人一樣，也希望藉由快與慢的平衡，找到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

序文：狂飆的時間病

「人出生、結婚、生活、死亡，一切顯得如此混亂而急切，彷彿隨時都可能發瘋。」 ——一九○七年，霍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

一九八五年某個酷熱的夏日午後，當時仍是青少年的我正在歐洲旅行，但行程卻在羅馬近郊的一處廣場嘎然而止：回市區的巴士已經遲到二十分鐘，而且毫無出現的跡象。不過車班的延誤並未令我感到困擾。我既沒有在人行道上焦急地踱步，也沒有打電話到巴士公司投訴，而是塞上隨身聽的耳機，躺在長凳上，聆聽賽門與葛芬柯唱出放慢腳步、延續當下時刻的喜悅。那一幕的每個細節都深深刻印在我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