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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著俐雅這本書，看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足印，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說教育要改革，廿幾年來，這話誰都會說，但說來說去，都說這是體制的問題，結構的問題，資源分配的問題…好吧，誰也不能說那些沒問題，我們只是納悶...

踩著學生喊無辜

我們曾舉辦過一個研討會，名稱是「校園性侵，國家有責」。 過去，校園性侵案固然可在刑事或民事上對加害人求償，但從來沒有國家賠償的先例。然而，在該研討會中，我們提出的幾個案例，都是經過數年努力，終於在司法上確認，國家負有校園性侵害的賠償責任。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的里程碑。 校園性侵國賠——化苦難為力量 這些案例中的導師或主任、校長並未對學生的安全把關，以致性侵時間、次數、 受害人數持續累增，最長的犯案時間跨越十五年以上，受害學生人數無法計算。這些案例中的校長，有人沒有開性平會、有人跟受害家屬建議讓雙方結婚、有人更改案發教室的裝潢破壞現場、有人在家長得知後不得不通報了，卻把性侵害通報為性騷擾、有人說：「其他學校也有發生，為何針對我們？」

在人本追究行政責任下，這些校長有申請退休者、有被監察院彈劾降職者，還有被暫調為督學者。

案例中，有學生兩次寫紙條向導師求救，導師說：「老師幫你，誰來幫老師？」讓該生持續九個月被恐嚇與性侵；有小四起就受害的學生向主任、校長求救，但他們並未處理，兩位行政主管的不作為，導致學生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反覆遭到侵犯。畢業前，這個孩子察覺到某小四學妹被老師鎖定了，他擔心學妹的遭遇，再度寫信給校長，但是學校仍然沒伸出援手。

提國賠是希望吸納這些苦難，化作進步的力量，透過已發生的缺憾改善現有體制的不足，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建立更完整的防範與處理機制，讓校園真正成為學生受教育的地方，而不是使學生遭受傷害的現場。如此，受害學生與家屬的痛苦才有意義。 研討會現場的質疑與回應 研討會現場，有位教師起身兩次，發表了一大串主張：「人本應跟學校合作，不是對立。」「性平法的精神是教育，不是懲處。」「希望外部監督力量可以促成內部體質提昇。」同時，他也提了幾個問題：「這個研討會為何要充滿肅殺之氣？」「那些沒有侵犯孩子的老師與主管不是很無辜嗎？」

座談會上，與談人對這位老師的回應包括：

「檢討某教育人員不是要所有教育人員對號入座。」

「這些有嚴重累犯紀錄的加害人適合留在學校嗎？」 　

「不懂得或不想處理性侵事件的校長，我們還要他繼續坐那個位置嗎？」

「性侵事件雖然讓同事或學校感到羞恥，但知情卻無任何讓傷害停止的行動就不羞恥嗎？」

「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傷害學生的老師，需要的是專業協助，不是同事們視而不見的包庇。」

不過，我感覺這位老師的疑慮似乎沒得到緩解。我本想回應他，卻接到記者的手機採訪，等回到現場，座談會已近尾聲。

我當時想告訴他的是： 1　如果幫學生對違法者提告就是與學校對立，那台灣的法律不就是與全民對立？人本是針對違法者非所有學校，法律也是針對違法者非全體國民。人本只是行使每個公民都有的權利。 2　如果讓性侵學生的老師離開教職就是與學校對立，那難道要包庇這樣的人，才是與學校合作？我相信校方不希望這樣的同事繼續留在校園，他們只是有人情包袱與當舉發者的壓力。 3　如果校長知情不處理，甚至湮滅證據，又怎麼會是無辜？領薪該維護校園安全的主責人不是校長嗎？為何指責沒支領國家半毛錢，且義務協助受害家庭的人本？對送孩子到校受教育的家長，或受老師傷害還求救無門的學生而言，如果校長是無辜的，那他們又是甚麼？

同時，我也想到：十幾年前，第一次處理校園性侵個案時，我在第三堂課到校拜訪，主任先是要我等校長用完午餐，後來又要我等午休結束。只用過早餐的我，獨自在樹下想：「為甚麼我一個『外人』是這麼急著要處理事情，而在體制內佔有力處理位置的他們，可以如此『再等一下』？」 學校並不無辜 校園性侵案中的加害老師能被解聘是近年來的事。在這之前，他們的處份多半是記過或申誡，最嚴重的也只是停聘兩年。停聘期間雖不授課，卻可以領半薪，期滿回校續職。而校教評會作為唯一能決定教師解聘與否的單位，其成員除一名家長代表，其他都是校內的主管與教職員。要解聘、停聘一名教師，因而極為不易。並且，由於懲處未定前，老師仍有上課權，使得受害者在調查期間仍得上加害者的課，曾有受害者痛苦不堪，割腕自殺。 所以我們知道，學生的痛苦不只來自於加害者，還包括漠視其痛苦，甚或加深其傷害的教育環境與體制。

面對體制，不具公權力的民間團體如我們，只能艱辛的陪伴個案並努力推動修法。一方面，我們到校門口拉布條來聲援學生，並要求教評會發揮功能；另一方面，我們整理案例、舉辦記者會，企圖影響社會，並與有心的立委合作修法。具體成果是：從九十九年底起，相關法規陸續通過。現在，教師只要受到性侵申訴，就須暫時停薪停職靜候調查，一旦調查屬實，便直接解聘。

但，這些都只是法律體制的改革。對學生而言，真正的保護人，仍應是校方，仍應是教育工作者。只有這些人員的意識覺醒，學生的求救才能真正被回應。校方有保護學生、維護教育品質的責任。當校方不作為，即使它不是直接加害者，卻並不無辜，甚至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加害者。性平法的立法精神雖是教育，但不能無限上綱到保障教育工作者「另一種形式的加害」。

想想，若依法對性侵負有通報責任的醫師，因知情不報而被法辦，會有人說法律與醫院對立嗎？會有人替醫師大喊無辜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們又怎麼能讓學校踩著學生喊無辜？

開展我們的抽象同情

有位國二的學生在學校自殘過三次，直到該生懷孕八個月快臨盆了，外界才知道他從幼稚園起，就遭到親生父親的性侵害。

某男生讀高中時，三年來只上過學校的廁所兩次，他被標籤化為娘娘腔，有些人對他的性別好奇，造成他不敢上廁所。每天早上七點不到就出門上學，晚上回到家也快七點了，整天沒上廁所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他敢喝水嗎？敢喝湯嗎？肚子痛了怎麼辦？尿急了又得忍成何等狀態啊？

有女生早上到校後，被同校男學生強押到廁所性侵，對方恐嚇該生，如果讓學校或家裡知道，將找黑道大哥殺害他們全家。痛苦不堪的女學生，曾試著留紙條給班導師，班導在第一次把紙條弄丟了，第二次解讀為有人對該女生性邀約，連個別約談都沒做。女學生在求救無門又擔心家人安危下，長達九個月持續被同一當事人性侵。

英國哲學家羅素（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曾說過，對於不是我們自身遭遇的處境，能有所想像而感到不忍，他稱這種同情為「抽象的同情」。他舉例說，如果一個老闆知道他的產品賣得好，是因為有一群童工被剝削了，是否會感到不忍而有所改變，就是有無抽象同情的展現。

對絕大多數的學生來講，他們可以尋求協助的對象除了家庭就是學校的大人，如果教職員工敏感度大一些，或平常展現的態度讓學生信任度夠，就有機會成為學生的重要他人。我曾在教師進修場合分享了三個小故事，希望有機會在老師們的心中播灑抽象同情的種子。

故事一

某天由小港機場下機後，有位水噹噹協會的成員坐我的車回家。他有感而發地說：「如果在他小時候就有人本，不知該有多好！」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我讀國小五年級時，班上有位女同學發育還不錯，導師常在午休時把他帶去保健室，他們都猜得到導師要做甚麼？學校其他大人也知道，但都沒去阻止事情的發生，於是情況持續，畢業幾年後，他聽族人說那位女同學精神異常了。」

那位女同學要如何拒絕導師的侵犯？他心裡應該會想：「為甚麼是他？能不去學校嗎？為何沒人幫他？」上課時那位講課的人，就是讓他擔心、惶恐的人，他如何聽得下？如何領略知識的可貴？被猥褻而不得拒絕時，他只能漠視自己的感覺，透過解離的過程才撐得下去，如此才能熬過一次又一次的被侵犯，但也讓他離身體愈遠， 感覺愈遠，慢慢地，對身體陌生了，對人與環境也疏離了！

我們的經驗中，會對學生逾越界線的老師，常不會是偶發事件，不是校內的人已有所耳聞，就是曾被家長或學生舉發，但很多學校就只是把該教師介聘到外校。校方這麼做，是顧及同事情誼，不忍讓對方失去工作，或認為對方經過懲處，會知道自我調整，結果卻造成更多的學生受害。

故事二

某學生老是學不會你正在教的，讓當老師的你很挫折，可是如果昨晚這個學生的父親酗酒打了媽媽，他是在驚恐中睡睡醒醒的，今天可能早餐還沒吃就來學校了，人來了，心裡卻想著爸爸為甚麼要喝酒？媽媽會不會被打死？放學後媽媽會不會已離家出走了？請問：這樣的一個孩子如何跟上學習？

故事三

某學生偶會被自己的父親性侵，他每天晚上是如何睡著的？隨時有人要來侵犯他，卻連房門都無法阻擋，也許我們看到的他，是一個人際關係不佳、學習跟不上、服裝儀容邋遢的學生，但我們是否想過，在校上課的這八小時，可能是他一天中唯一放心喘口氣的時間！



如果老師真正關心的話

坐在教室中的每雙眼睛，都有他不同的生命故事，那些身處在人間煉獄的學生，孤立無援的心正泣血著，他在找尋可以依靠的浮木；透過我們的眼神動作，我們是否展現出讓他信任的態度？我們有無機會成為他的浮木？他離我們不遠，就在聽得到我們說話，連粉筆都丟得到的範圍內。

在一次教師進修研習會後，有四位老師發現多件亂倫的個案；他們成了學生的重要他人，學生也因他們生命有了轉捩點。

陳老師發現聯絡簿上有夾著一張小紙條，上頭寫著：「老師！是不是甚麼事都可以問你？」老師判斷是學生不宜公開提問的事，所以私下找學生來談，發現學生是家庭亂倫的受害者，在他積極的協助處裡後，學生被安置到別的地方。這老師還探查出安置的家庭，他擔心學生是否有被善待？曾偷偷去觀察安置家庭與學生的互動，沒想到對方覺得該師行跡可疑還報警處理，後來才發現是誤會一場。

梁老師覺察到某小六女生的人際界線過度親密，會主動坐到男老師腿上，透過個談，得知該生有位同母異父的大哥，有時會猥褻他及他就讀國二的姊姊。梁老師主動告知姊姊的學校輔導室，但通報後社工要跑的案子很多，所以沒立即接手處裡，焦急的他自己就去家庭拜訪，讓大哥知道校方在關心學生。他請示校長後，校長要他找人本。

由於那位大哥會酗酒，且在家中藏有槍枝，為了避免發生意外，我與社工趁著案母到醫院洗腎時訪談母女，母親說他身體不好無從幫起，每次只能含淚要女兒們忍耐，談過後，他願意配合司法調查。學生與姊姊不願被安置處裡，他們說已經沒有父親了，不要再跟生病的母親分開，我跟社工協商後，以違反槍械法報警讓警方先帶走大哥，後續再處理猥褻事件。

邱主任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積極提供校內學生四小時的防治課程，也關心校方有無依性平法組織並運作性平會。他在自己的課程中隨機衛教學生身體權概念，主動發出訊息給學生，如果自己或發現有其他人有困惑都可以找他協助。有學生熱心地提供線索說，某同學的阿公會對某同學毛手毛腳，發現案例到通報、個案輔導、處遇計畫、援用法源、提供其他妥適的說明，邱主任一直與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

李校長來辦公室找我諮商，他說本來是幼稚園部的三位學生會彼此互摸身體，追查下去，才驚覺是三個家庭的亂倫事件，受害者除幼稚園生外，還有國小部的幾位學生，這個家族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望族，他千頭萬緒無從理起，需守密又擔心訊息曝光，怕是連現場轉播車都來了，我跟他說：「校園是社會的縮影，本來就會有大大小小的狀況，發生了就勇於面對並處理，教育人員能掌握的是教育的態度，說的做的都是教育，就算媒體把麥克風遞過來，校長仍以教育的眼光來看待，發言要展現教育家的風範，所論述的就是在啟發閱聽者的智慧，這樣事件本身就成了教育社會的題材。」我提醒他，須在二十四小時內跟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校安系統、社會局通報，學校召開會議成立危機處裡小組，在保護保密的原則下協助受害學生。

不要小看自己，只要我們願意，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別人的重要他人！

就是想愛你一些

事情是這樣的：有學生因作業未完成被老師罰站，老師在他手上掛水桶，然後說，「反正你們以後工作會很需要力氣，現在先磨練一下吧！」而受罰的是原住民小孩。有班上家長覺得那學生很可憐，又擔心其他學生經由這件事學到了歧視，就來找我商量要怎麼做。雖然我提供方法並鼓勵他們直接跟老師或校方談，但他們擔心自己孩子以後不好過，而且知道我學校跟教職員們都熟，真是不好意思，其實這也是我女兒的學校！

於是，我來

我去電校方敲定拜訪時間，還沒跟學校碰到面，我就接到朋友與某民代的電話，我理解他們受託於人不好拒絕的立場，也讓他們清楚我到校要說與做的步驟，重要的是，我想怎樣關照與協助老師。然後，他們就客氣地收手了。

在校長室我見到了那位老師，還有我的鄰居組長、主任、與校長。會談後校長偶會來電說明行政處理進度，或詢問我在調查與議決上的看法，以申訴案的受理情況而言，這是順利與明快的。我最感動的是收到該師寫的自我省思信，以及某個周日午後的來電。他說，他人在高雄，找了好幾家書局都買不到人本札記，因為週六在屏東沒找到，所以專程到高雄。他有點顫抖地說：「你說的話是我當多年老師從沒想過的，所以想透過札記理解更多人本對教育的看法！」

我，說了甚麼

我只是先同理他。他曾以為認真教學就是盡責、也擔心學生學不好以後會吃虧、他以為那句玩笑話可化解師生間的緊張、他以為不體罰、不過量罰寫就沒逾越界線，比起其他會混的、會打罵學生的同事，他曾委屈地以為自己有點倒楣！

他所以為的這些我都猜想過，所以先把自己投射到他的立場，感受他的委屈、無奈、受傷、挫折，我想著：我和他原在各自的軌道運行著，因緣際會相遇了，能否因此而帶些能量繼續各自的人生旅途？

我還陪他思考。我們一起猜想著，學生行為的可能原因是甚麼？可以嘗試的技巧有哪些？反作用力帶來的後遺症是啥？儘管學生暫時無法掌握學習，能否不讓他厭惡或放棄該科？老師雖然只是學生生命的短暫過客，一不小心影響的是學生終其一生對該科目的態度，教育不應因為某些科目就讓學生自覺是個沒希望的人。

另外，有些道理也得要談。比如，老師掛水桶後對學生說的那句話，學生不會認為那是玩笑話，會認真地認為自己將來得要當苦力，而且確實帶有歧視意味，更影響到學生們對不同職業間的態度。關於老師提到的界線，我說身體、感覺與思考都有界線，前者我們看得到，後兩者不只看不到，有無越界還是對方的主觀詮釋呢！

會談結束前，我真誠地說，他與他的藝術課很重要，在以國英數理化掛帥的校園生態中，美術音樂體育這些更不能缺席，它們是讓學生靈魂還保有柔軟、美感與想像的科目。他受寵若驚地看著我。我其實是有些使勁才不帶淚光地把話說清楚。校長認為我態度不卑不亢，而我其實只是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以待。還有想著多疼惜人一些，每個有緣相遇的人。

踩著學生喊無辜

我們曾舉辦過一個研討會，名稱是「校園性侵，國家有責」。 過去，校園性侵案固然可在刑事或民事上對加害人求償，但從來沒有國家賠償的先例。然而，在該研討會中，我們提出的幾個案例，都是經過數年努力，終於在司法上確認，國家負有校園性侵害的賠償責任。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的里程碑。 校園性侵國賠——化苦難為力量 這些案例中的導師或主任、校長並未對學生的安全把關，以致性侵時間、次數、 受害人數持續累增，最長的犯案時間跨越十五年以上，受害學生人數無法計算。這些案例中的校長，有人沒有開性平會、有人跟受害家屬...

推薦序

還要走到哪一天？──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史英

捧著俐雅這本書，看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足印，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說教育要改革，廿幾年來，這話誰都會說，但說來說去，都說這是體制的問題，結構的問題，資源分配的問題……好吧，誰也不能說那些沒問題，我們只是納悶，為什麼就不肯說是人有問題，人的思想意識有問題，體制內佔有巨大資源的人的所做所為很有問題？

體制、結構、資源都是「物」，隨你怎麼切割、重組、變造，它都不會說話；但人是活的，要想改變他的思想意識和所作所為，比登天還難。這些年來的教改，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多元入學方案，以及現在的十二年國教，莫不都是因此而踢到大塊的鐵板：無論形式上怎麼改，他們總是在實質上把它扭回去。

要明白這一點，似乎非常困難：一開始的時候，大家相信只要「鬆綁」了，讓老師們可以自由發揮，一切事情就會好了；到後來，事實証明這只是美麗的幻想，這時候說法就變成「都是家長的壓力」。奇怪的是，學校裡的人並不領家長的薪水，為什麼他們只聽家長的話向升學主義投降，卻不肯聽聽國家的教育政策是要求五育均衡發展呢？

事實上，所謂家長壓力，是要看你給的是什麼壓力；如果家長的要求，哪怕是稍稍忤逆了學校既有的走向，那也很難說他會有怎樣的下場。捧著俐雅這本書，看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足印，我不由得想起卅年前的往事。

簡先生有一對雙胞胎的女兒，就讀同一所國中；國一剛開學，妹妹被分到A+班，姊姊被分到後段班。有一天，姊妹倆在走廊上說了幾句話，沒想到被老師看到，當場賞了姐姐一個巴掌。簡先生氣得不得了，跑到學校去想要給一點「壓力」；沒想到老師說：「前、後段班的同學不可以交談，是學校統一的規定；即使是親姊妹也不可以例外，這叫做不能以私害公。」

隨著時日的推進，慢慢地妹妹變得不肯去學校了；簡先生問說：「妳受了什麼委屈？是老師打了妳嗎？」妹妹說：「老師不會打全校第一名的學生，只是我看班上同學每天都被打，實在是受不了。」簡先生其實也是有一點社會地位的人，但他對此束手無策。

當時還沒有人本教育基金會，好像是我們正在籌備的階段；透過朋友的朋友，我知道了這件事，立刻就想跑去找校長理論。簡先生雖然面有難色，但也攔不住年輕氣盛的我。話是這麼說，但記得當時我提出的要求其實非常低調，只不過是要求把妹妹轉到任何一個普通班，讓她不必每天看到地獄的景象。當然，也是因為簡先生再三懇求，叫我千萬不可太過激烈，因為小孩總還是要去上學。

校長的態度倒還客氣，說讓她想想辦法。但過了幾天，她就告訴我沒有老師願意接受「這種」沒出息的學生，居然想從人人羨慕的A+班轉到普通班。和她說來講去的，我的火氣越來越大，早就把簡先生的叮嚀忘到腦後去了；不但把姊姊被打的舊事又提出來，話也越說越重，大概就是說，你們這不是在辦學校，根本是在辦集中營，還加上說她個人不誠實、不誠懇、膽大妄為、違法犯紀的各種批評。

說到最後，校長居然哭了，說她長這麼大從來沒有被人家這樣搶白過；我雖然丟下一句「誰叫妳要做這種事情」，但還是匆匆結束，不敢再給任何壓力了。然而，事情並沒有任何進展，直到幾個禮拜之後，我對校長表示要帶媒體朋友到學校採訪能力分班，妹妹才終於轉班成功。

這是我的第一件申訴案（雖然案主還不是很情願），現在把它記在這裡，並不全然是因為想起從前，也是想要藉此向俐雅她們的工作致敬。俐雅她們後來的處理手法比我當年細緻很多，展現了更多的教育理念，並且對事情有較全面而周延的思考。所有這些，在這本書裡面都有詳實的記載。

捧著俐雅這本書，看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足印，我不由得有了一種自以為是的看法：任何人如果沒有看過這本書，就不足以談論教育，因為他不會了解他所談論的事情的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說話的資格。

然而，知道了真相，並不表示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我們只知道它是如此，但並不知道它何以如此的話。早些年，我們處理的比較多是體罰和能力分班的問題，那時候還可以說也許是雙方的教育理念有所不同（雖然我常覺得他們也不是基於什麼理念），或者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教育方法；但是到了性騷擾或性侵案的時候，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怎麼會有任何人可以放縱這種事情在學校裡發生而無動於衷？

前面說的簡先生的小孩，那是在台北縣的學校；下面的事情，則是發生在台北市：一位將屆退休的老師，常常叫全班的女生站起來，走過去一個一個觸摸她們的身體；我打電話給校長，建議把這位老師暫時調做行政（先保護小孩，再看可以怎麼幫助老師），沒想到校長居然說：「他如果會做行政，那就好了。」這是什麼話？因為沒有能力做行政就該去班上害小孩？我氣得想摔電話，卻還耐著性子慢慢跟他解釋，但一點用也沒有──所以，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平平都是人，校長想事情怎麼和我們「凡人」差這麼多？

我曾經拜託俐雅去找「這種」校長或主任、老師深入談一談（唉，一點也不難找），看看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到底是怎麼樣；俐雅把過程寫在〈改革不是把對方當敵人，是在挑戰他們背後的價值觀〉那一章裡，裡面那位S先生就是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多一點了解，只不過，留下來的問題說不定更多。

在這一章的最後，俐雅也記錄了「深談」回來後的討論。一位同仁認為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太過善良，以為任何人都可以再教育；對很多人來說，這恐怕還是新聞：我哪有他說的那麼慈眉善目，這些年來得罪的人還嫌少了嗎？

我完全無意於「再教育」任何人，恰恰相反，我倒是怕被他們「教育」了去：他們的問題就是無心，或只肯用心在自己有利的方向；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只肯用心在自以為正確的方向呢？我一直想要了解他們，首先就是不願意像他們那樣不能了解別人──他們就是不願了解小孩或弱勢者的痛苦；其次，當然也是為了找到真正能促進改革的方法。

這也不僅僅是為了教育改革，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裡，每個方面都會遇見抗拒的人；真正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只看他嘴上喊些什麼，是我們能夠成功的唯一可能。

捧著俐雅這本書，看著這些年來走過的足印，我不能不百感交集：台灣啊！我們的母親，這一條修復的漫漫長路，還要走到哪一天？

推薦序

還要走到哪一天？──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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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離我有多遠？
就讓所有矛頭都轉向我們吧！
面對事實：幫助老師，等於幫助學生
找人本好像也沒用？
他們病了，需要別人更多的諒解
發球
那個小孩揹書包被罰站，有時整天，有時整週
開展我們的抽象同情
踩著學生喊無辜
「不默許」的力量無窮
這所學校能喊無辜嗎
化作春泥更護花
長征
緊來啦！不災出啥代誌
師道？失道
辯事理，不攻擊人
就是想愛你一些
誰被欺負了
為何他∕她不拒絕
處理性騷擾案的省思
導師的一片天
那些年的一些事── 驀然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
老師！你到底相信甚麼
中城國小案外案
羅素是你們人本的甚麼人啊？
對話
讓人與事往好方向發展
跟我無關
讓我靠近你們一些
為了那個好不容易回學校的孩子
除了學生的問題
改革不是把對象當敵人，是挑戰他們背後的價值觀

附錄
防制性侵擾的功課──大家來談「性」
好好談性教育，孩子就會懂!──與南部特教學校學生的交流
戀愛是教育議題：談少年維特的煩惱
成為孩子的重要他人─ 創造性的生命態度才能限縮與回應生命的無奈
大人的性焦慮 V.S. 孩子的性教育──訪人本基金會南部辦公室工作專員黃俐雅
孩子想談性說愛，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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