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生受制於人的秦始皇
讀者看了這個題目，也許會產生懷疑，覺得我考慮欠周，或者是出了筆誤。因為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秦始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有人說他英明、偉大，統一了全國，成為「千古一帝」，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皇帝的鼻祖；有人說他專制、暴虐，嚴刑峻法，焚書坑儒，一生做盡了坑害老百姓的壞事，是古今少見的大暴君。不論是褒是貶，總之認為他一定是個有性格、有主見、有膽識、有決斷的人物，怎麼會是一生受制於人的無能之輩呢！
我不妨坦誠相告，我之有此說法，是經過長期深思熟慮，絕非一時信口開河。竊以為：評價歷史人物，不宜只憑傳聞，先入為主；或者輕信舊說，人云亦云。有關兩千年前的歷史，現存的史料並不太多，我們是不是可以動動手翻閱一遍，然後再動動腦筋考慮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如果發現秦始皇一生之中確有很多時間受制於人，自己做不了主，那麼，在鐵一般的史實面前，我們豈能不信！
作者不贊成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因為這種稱呼有對他過分拔高之嫌；但是贊成稱他為「千古第一帝」。不管他是雄才大略的大皇帝也好，遺臭萬年的大暴君也好，在首創「皇帝」這種稱呼，在首先登上皇帝寶座這件事情上，他總是個始作俑者。不論對他評價如何，這種稱呼絕對不錯。
一個大投機商的投機產品
秦始皇名嬴政，名義上出身於戰國時代秦國的王室，秦國王室姓嬴，他也就姓了嬴，事實上他與秦國的王室並無任何血緣關係，只是一個衛國的大投機商人呂不韋的私生子，生母是趙國女子，一個邯鄲的歌姬，高級三陪小姐式的人物。由於呂不韋挖空心思，做成了當時一筆最大的投機生意，他的私生子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鑽進了秦國的王宮，登上了王位。
戰國晚期，趙國的都城邯鄲是北方最繁華的大城市，有個衛國的大商人呂不韋在這裡做珠寶生意。有一天，他很偶然地結識了一位名叫異人的潦倒王孫，突然靈機一動，覺得有一筆極大的投機生意可做，於是就蓄意與之結交。異人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當時被秦國作為人質派到了趙國。由於秦、趙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趙國很恨秦國，當然不會善待異人。異人遠在異國他鄉，處境艱險，日子難過。雖然如此，但他日後仍有回到秦國登上王位的一線希望，如果和他結為至交，說不定將來會有攀龍附鳳直上青雲的機會。於是，呂不韋視異人為「奇貨可居」，不惜下大本錢，有計劃有步驟地和他建立交情。異人在艱難困苦的處境中不斷得到呂不韋的幫助，自然十分感激，推心置腹，引為知己，酒酣耳熱，無話不談，兩人就遂漸成為鐵哥兒們，經常在一起商量如何謀取秦國王位的大計。
當時秦國在位的秦昭王已經年老，太子安國君的歲數也已不小，安國君一共有二十多個兒子，大家爭當嫡嗣（太子的接班人），但是一直沒有定下來。這時候在安國君面前最說得起話的是寵姬華陽夫人，可惜華陽夫人自己又不能生育。她很擔心，如果自己青春逝去，色衰愛弛，就會一朝失勢；萬一安國君去世，自己無兒無女，全無依靠，就很悲慘。在安國君的諸子中，他很想認一個乾兒子，作為心腹，並願為之出力，爭取成為嫡嗣，可惜又沒有人來求她。呂不韋打聽到這些隱情，十分高興。大投機商人自有一套鑽營的本領，他鐵了心要想鑽營的事，豈有鑽不通的！呂不韋立即幫異人出主意，要他拜華陽夫人為母，表現得十分孝順。華陽夫人為楚國人，異人就改名為子楚，每次拜見夫人，都改穿楚國服裝，以贏得夫人的歡心。從此，呂不韋就奔走於邯鄲與咸陽之間，不斷地在邯鄲搜求奇珍異寶名貴狐裘代子楚送進夫人府中。這樣經年累月，拍馬居然見效，子楚終於得到安國君的認可，立為嫡嗣，繼位有望。到了這時，呂不韋更想入非非，在邯鄲市上物色到一位美姬，先使之懷孕，然後才找一個適當的機會，作為一份厚禮送給子楚。到了子楚家裡，「姬自匿有身」（不讓子楚知道自己已經有孕），後來生下一個兒子，就是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呂不韋的投機生意真做絕了，竟把自己的兒子偷偷塞進秦國的王室，以後居然當上秦國的國王。也可以說，秦始皇還在娘胎裡就已經成了呂不韋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筆投機生意的回報物，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特大投機產品。
呂不韋的如意算盤後來竟像玩魔術似的一一實現。西元前二五一年，秦昭王去世，安國君繼位，是為秦孝文王。前二五○年秦孝文王病故，子楚繼位，是為秦莊襄王。秦莊襄王感謝呂不韋對自己多年的支持，封之為丞相、文信侯，以洛陽的十萬戶作為他的食邑。這時呂不韋家中，賓客數千，奴婢萬人，榮華富貴，位極人臣，立即就從一個大商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大貴族。秦莊襄王在位三年後去世，太子繼位，太子就是嬴政，就是趙姬的兒子，又是呂不韋的私生子，他即王位時只有十三歲。呂不韋以一個大商人的投機取巧，巴結權貴，謀求富貴，算是在一場豪賭中當了贏家，這還不算離奇。只有他把趙姬送給子楚，妄想把私生子塞進秦國王宮去當國王的想法，才真是想入非非，荒唐透頂。這種機緣奇巧的事情後來居然出現，秦國的國王在五六年中連續換了三次，呂不韋的妄想狂圖最後竟然打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親政前生活在呂不韋的控制之下
嬴政從十三歲繼位為王，到他二十二歲時宮廷中發生一場大亂，他才被迫走上前臺，實行「親政」（親自管理政事）。在十三歲到二十二歲的九年中，他名為國君，實際上只是個傀儡，一切國家大事，都由他的「仲父」（其實是真父）呂不韋一手裁決，他不過是個「學徒國君」而已。
作為一個投機商人，呂不韋確實神通廣大，一本萬利，事事成功。可惜他卻缺少政治眼光與政治手腕，做事優柔寡斷，拖泥帶水。他一生的大事業來自趙姬的肚皮，可是事業成功之後他卻控制不了這個任性的趙姬。趙姬自從登上了太后的寶座，她的任性妄為就在不斷地替呂不韋找麻煩。呂不韋雖掌大權，但是對於和太后私通一事，還是有所顧忌。他自己是衛國人，太后是趙國人，這樣胡作非為，容易引起秦國群臣的敵視，一旦引起衝突，會有不測之禍。他自己相府中美女如雲，也很想擺脫太后的糾纏，所以就物色了一個美男子嫪毐，假扮成太監，送入宮中服侍太后。以後太后竟和此人生下了兩個兒子（也就是嬴政同母異父的弟弟），真是膽大包天。
嫪毐這個假太監如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過是個男妓，其職責僅僅是陪太后睡覺，不要多管閒事，也許還可以相安一時；可他偏不知趣，以為能和太后睡覺，就成了太上皇，要想干政，還想奪權。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這樣一來，積壓多年的矛盾一旦爆發，那就只有喋血京城，大家以兵戎相見了。本來宮廷中的醜事，大家能不管就不管，秦國的群臣已經算是夠容忍的了。這時候既然鬧到公開叛亂，秦國群臣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能不奮起鎮壓。雙方激戰的結果，是嫪毐敗死，遭到族誅。大家追究責任，不能不追到呂不韋的頭上，於是他被罷官。
在呂不韋受牽連而罷相之時，嬴政的身後一直有兩股勢力在明爭暗鬥。一股是秦國本土的百官，他們知道是一批外來的政客在秦國掌了權，才造成了這次大亂。為了維護秦國的利益，他們力主驅逐外來的客卿，嬴政下逐客令，就反映了他們的意願。另一股勢力是呂不韋的賓客，各國人都有，長期以呂不韋為核心，在秦國把持大權。呂不韋雖然罷相，他們潛在的勢力仍然不小，絕不甘心從此退出政治舞臺。因此以李斯為代表，向嬴政上〈諫逐客書〉，請求收回成命，力圖保住他們的陣地。從表面上看，是嬴政主意不定，一時要逐客，一時又收回成命。好像之所以收回成命，是因為李斯的文章寫得好；如果文章寫得不好，就不會收回成命了。於是〈諫逐客書〉就成了傳誦千古的名篇。其實事情絕非如此簡單，如果忽視兩派政治勢力的長期鬥爭，把逐客與收回成命只看成嬴政與李斯個人之間產生的一個偶然事件，那就把問題看得太膚淺了。
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兩股勢力終於取得妥協，以嬴政親政擺脫呂不韋的控制為前提，凡是沒有參與叛亂的客卿可以留任，不加驅逐，大家共同效忠秦國。可是呂不韋久掌大權，根深蒂固，要想清除其勢力並非易事。在秦國群臣的支持下，嬴政處理呂不韋分為三步走，一是免官、罷相；二是貶謫，遷於蜀地；三是逼令自盡。走完這三個過程，前後用了三年時間。
親政後又走進了李斯的陰影之中
在秦國內部的這些動亂之中，有許多人都在不停地活動。把嫪毐進獻給老情人趙姬一事，是呂不韋決定的；小人受寵，頭腦發熱，貿然發動叛亂，是嫪毐自己決定的；為了保護秦國的江山社稷，也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奮起反擊叛亂者，這是秦國群臣決定的。在這麼一件大事中最應該作出決定的是嬴政本人，可他就是無所作為，一切等著別人安排。
在呂不韋獨掌大權的時候，嬴政事事受制於他，那是大勢使然，事非得已，無須多說。但在叛亂平息之後，嬴政得到秦國群臣的衷心擁護（許多不知內情的秦國官員與軍民還以為他真是秦國的王室之胄），宣布「親政」，那正好是一個力爭自己做主奮發有為的好機會。可惜他做不到這一點，在走出呂不韋的陰影之後不久，就又不自覺地走進了李斯的陰影之中。不過這兩次「陰影」在形式上略有不同。呂不韋與他實際上是父子關係，又受封丞相，公開主政，可以毫不掩飾地控制他，並不怕人指責。李斯就不一樣，他是外來的客卿，在嫪毐發動叛亂，呂不韋受牽連而失勢之時，他乘機攫取大權，成為外來客卿的領袖。他最會玩弄權術，表面上十分尊重嬴政，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絕對服從的假象，實際上把秦國的大權逐漸攬到自己的手中，玩嬴政於股掌之上。
李斯是楚國人，在他打算西行入秦謀求富貴之時，他的祖國──楚國正處於多災多難，風雨飄搖之中。不久之前，秦兵攻陷了楚國的都城郢城，楚頃襄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與李斯的老家上蔡近在咫尺）。經過秦兵的一再蹂躪，楚國已是田園寥落，骨肉流離。被秦國扣留的楚懷王憂鬱致病，客死他鄉。這時，愛國大詩人，楚三閭大夫屈原眼見國破家亡，哀傷憔悴，作懷沙之賦，投汨羅江而死。當時年紀輕輕的李斯，面對著一片殘破的故鄉，不願為生活在苦難中的家鄉父老出一點力，卻興高采烈地跑到千里外的秦廷去謀求富貴。若與高風亮節，懷沙自沉的屈大夫相比，李斯算個什麼東西！李斯進入秦國之後，看準了目標，一頭鑽進呂不韋的相府，又吹又拍。「不韋賢之，任以為郎」，並引見秦王嬴政，加以重用。呂不韋被貶之後，李斯迅速投井下石，取而代之，成為秦廷的謀主。我們只要舉出幾件大事，就足以說明嬴政已經逐漸受制於李斯，直到自己在沙丘死得不明不白為止。
韓非無辜被害說明什麼問題
韓非何許人也？請先一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兩段話：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嬴政）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向他學習），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戰國時代，秦國群臣重視法家學說，已經相習成風。嬴政本人竟然說出「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這樣的話，足見仰慕之深。既然如此，韓非入秦，他就應該加以重用。但是李斯一進讒言（認為韓非是韓國貴族，終為韓不為秦，久留不用，必為後患，不如藉故誅之），他就同意把韓非下獄問罪。他後來後悔了，遣人前去赦之，但韓非已被李斯毒死，他也不加追究，不了了之。足見他這個人毫無主見，別人怎麼說，他就怎麼聽。
李斯和韓非都曾師事荀卿，算是同學。韓非口吃，不善言辭而善著書，李斯自愧不如。李斯如果真正忠於秦國，對於韓非之來，應該表示歡迎，為秦國慶幸得人。作為老同學，還應該極力推薦，使才能超過自己的韓非得居上位。即或做不到這一點，也應該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共同為秦國出力。可是李斯根本不顧秦國的大局，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視韓非為眼中釘，趁韓非下獄之際，立即派人送去毒藥，逼令自盡。被秦始皇如此看重的韓非無辜被害，絕非小事一樁。不過在三年之前，李斯還在上〈諫逐客書〉，反對逐客，主張要從各國大量引進人才，此時言猶在耳，他自己卻不僅逐客，而且在殺客了，且所殺之客，正是嬴政十分欣賞的特殊人才，李斯膽量之大，行為之卑劣，也就可想而知。
李斯必殺韓非，自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他棄楚就秦獵取富貴，是他一生的既定方針，他為此已經奮鬥了十多年，與預定的目標已經逐漸接近，如果因為韓非之來受到衝擊，豈不可惜！再說，他自己只是個半瓶醋，對於治國的學問，遠不如韓非的功底深厚。殺了韓非，他就可以放手剽竊其學說據為己有。幸而韓非的一些著作早已問世，早已流傳；否則，也許我們今天見到的書就不叫《韓非子》而叫《李斯子》了。
秦始皇為何如此優柔寡斷
秦始皇的出生地是趙國都城邯鄲，當時北方最繁華的大城市。出生的時間正是秦軍大舉圍攻邯鄲，後由魏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多事之秋。他的生父是大投機商呂不韋，生母是邯鄲諸姬中的「絕好善舞者」。這樣的時間、地點，這樣的生父、生母，再加上他的特殊身分──私生子──就決定了他從小過的是東躲西藏遮遮掩掩的隱蔽生活。他不乏小聰明，但卻缺少魄力，因為他的生活不正常，只能聽從別人安排，自己無法做主。
讓秦始皇最感到壓抑的，是他從小缺少母愛。趙姬是個特殊女人，既是交際花，又像女間諜。她長期周旋於丈夫與情人之間，還得應付許多瞬息萬變的政治事件，壓力太大，為求宣洩，生活放蕩，對於兒子並不那麼關心。秦始皇漸漸長大了，對於母親的放蕩行為感到極為難堪而又無可奈何，這是他終身難忘的傷痛。他由仇恨母親而發展為仇視一切女性，認為女人都不可靠，這就是他雖然縱慾、多子女，卻終生不立皇后的真正原因。他之所以養成優柔寡斷的性格，是因為他在正式「親政」之後，最後被人謀害之前，一直遭受小人挾制，對任何事情自己都做不了主；長期處於被動、壓抑、惶恐的心情之中，只靠經常大發脾氣來自己壯膽。
過去大家都認為焚書坑儒、全盤否定歷史文化的事都是秦始皇幹的。即使命令、詔書是李斯起草，那也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事情還是由秦始皇做主。這是想當然耳，歷史真相並非如此。
西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置酒於咸陽宮，大會群臣，商量國家大計。博士淳於越大膽進言，認為殷王朝、周王朝的國祚能夠相繼維持一千多年，其治國的方法，必有值得借鑒之處。「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秦始皇當場表示，此建議可以交付討論。可是身為丞相的李斯卻迫不及待地公開反對再作討論，並且立即發布由他制訂的「焚書之令」，一意孤行，不留退路。
「焚書之令」的關鍵部分，在於最後的幾句話：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以吏為師。
也就是說，在秦始皇本人覺得還有商量餘地的同時，李斯已經拿出了蓄謀已久要消滅一切歷史文化的「焚書之令」。誰敢談及任何歷史文化的一點點內容就要被殺頭（「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有敢說今不如昔者要被族誅（「以古非今者族」）。這樣，誰還敢開口說話？這真是一次浩劫，如果不是秦朝很快地滅亡，如果李斯的這個「焚書之令」真能貫徹下去，則秦以前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光輝燦爛的學術文化將會掃地以盡，蕩然無存。李斯這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意孤行的結果，大大激化了各種矛盾。三年之後，陳勝在大澤鄉起義，秦王朝很快就垮了臺。可以說，一紙「焚書之令」，正是秦王朝的玩火自焚，也是李斯本人的玩火自焚。他為博取富貴，不遠千里來到秦國，在政治上下賭注，不惜豪賭一番，最後輸得乾乾淨淨，既害了秦王朝，更害苦了天下的老百姓，當然也害了自己。
焚書，已經下了一個「焚書之令」，第二年又坑儒，是否還有一個「坑儒之令」呢？沒有。因為焚書之令要層層下達，長期執行；坑儒，只是一次性行動，由李斯具體布置，堅決執行就行了。好在被坑的只有四百六十多人，李斯把少數附和自己主張的讀書人拉到身邊，給予「吏」的身分，讓他們放手大幹；對於一批反對自己的讀書人自然會採取激烈手段加以處置。否則，焚書之令就執行不下去。
既有金湯之固又有累卵之危
在秦王朝最後的二十多年中間，秦國與關東六國之間的戰事日漸頻繁，六國的政府雖然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秦始皇與天下萬民之間的衝突也迅速激化，他本人被刺的事連續發生：西元前二二七年，荊軻刺秦王；前二一八年，秦始皇東巡，遇刺客於博浪沙中；前二一六年，秦始皇在咸陽微行，又遇刺客。前二一○年，東郡有人在隕石上書寫「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盡誅附近居民。如果秦始皇是個穩重一點的人，堅強一點的人，能夠沉著應付局勢，這個貌似強大的秦王朝也許還可以多支撐一段時間。可他內心空虛，感情脆弱，完全沉不住氣，遇事張皇失措。他的處理不當，使得本來十分安全的地方，也出現了許多漏洞；本有金湯之固的地方，也出現了累卵之危。對於秦王朝來說，秦始皇絕對是個無能之輩，不稱職的接班人。
從西元前二一二年起，秦始皇深居宮中，不見外人，對於處理國事，既不委託丞相與百官，也不讓家人協助，只相信太監趙高一人為他傳語發詔。在外出巡遊之時，他只蜷伏在自己的轀涼車中，窺視外面的情況，外面的人卻見不到他的面。從車的名稱，可以想見其中必有保溫保冷的設備。車子用獸力拖動，長約三米左右。每次出發，在幾十輛外觀完全一樣的車隊之中，究竟哪一輛是秦始皇的專車，只有趙高一個人知道，隨時可以調整轉換。因此，在巡遊途中，不得趙高的同意，任何人都見不到秦始皇。
西元前二一○年，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在歸途中的平原津生了病。什麼病，不知道；病況如何，也不知道，只知道病勢不輕。所以才有召見李斯口授遺詔的行動。詔書的內容是：讓長子扶蘇從邊境回到京城來繼承帝位。據史書記載：「書已封……未授使者。」這樣重要的詔書，為什麼封而不發。原來這時趙高心裡懷了鬼胎。當時扶蘇在蒙恬軍中監軍，趙高知道此人生性耿直，他如繼位，一定會用蒙恬為相，自己的權位就會不保，而且過去的胡作非為會被揭發，受到嚴懲，不如和李斯、胡亥串通，共同偽造詔旨，傳位胡亥。以保持李斯和自己的權勢。至於對扶蘇與蒙恬，可以假傳詔旨，勒令自盡。因為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三個人一商量，一拍即合，立即行動，結果扶蘇自殺，蒙恬對詔旨有懷疑，最後仍被襲殺，小人們的陰謀居然得逞。據史書記載，秦始皇是病死的。但從上述情況看來，應該是被害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也不難分析。秦始皇先生了病，這大概是事實。但是趙高既然決定偽造詔旨，逼死扶蘇與蒙恬，他就不能讓秦始皇活著回到咸陽，以免事情敗露。因此，秦始皇是病死的可能性很小，他既已生了病，趙高又封鎖消息，不讓醫生前來給他治病，讓他病情加重，直至不起，因此是拖死的。還有一種可能是乘病加以謀害。
秦王朝統治集團為了以最快的速度攫取最多的利益，一直窮兵黷武，大肆侵略，與東方六國為敵，與天下萬民為敵，讓自己長期伏在老虎背上，能上不能下。秦始皇作為一個私生子，本無資格爬上這個虎背，是他的生父費了極大的氣力才把他捧上去的。既已上了虎背，就只有兩手緊緊抓住老虎的頸子，千萬不能掉下來，掉下來就得粉身碎骨。老虎跑到什麼時候為止，一切都只有聽天由命，直到他被人害死，還是死在虎背之上。
自小缺少關愛，一生只知道運用權術互相傾軋的秦始皇，對於任何人都不相信，最後才使自己完全孤立，落入了趙高一人的手中，死於非命。他如果能夠像朱元璋那樣，找到一個賢內助──大腳馬皇后，下場就不致如此悲慘。他對能夠保護自己的一道道防線，陸續撤防，只信任一個無知無識、無德無才的小人趙高。一旦生病，由於不能就醫，無可奈何，死後只好與臭鮑魚為伍（趙高買些鮑魚來壓住屍首的腐臭味，真是遺臭萬年）。
秦始皇的結局給後人的教訓
在沙丘之變這個大陰謀中，趙高、李斯、胡亥三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劃了偽造詔書，假傳聖旨的嚴重事件。小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來，這原不足為奇。當時的情況是，一支強大的軍隊由蒙恬率領鎮守邊疆，防禦匈奴，扶蘇奉命監軍，他為人忠厚，很有人望，與蒙恬的關係和諧。一旦扶蘇繼位，一定會用蒙恬為相。如果能夠如此，有利於秦王朝的穩定，對老百姓也會帶來一定的好處。可惜小人得逞，天下終於大亂。
令人不解的是秦始皇本人為什麼會如此糊塗，居然輕易地被兩個小人所暗算。當時的國家大勢他應該心中有數。以扶蘇、蒙恬為一方，與以胡亥、李斯、趙高為一方的兩派矛盾早已形成，他本人不會不知道。如對雙方力量加以比較，則扶蘇、蒙恬一方占有很大的優勢。扶蘇頗得人心；蒙恬三世為將，在秦國群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手中又有實力。如果雙方衝突，胡亥、李斯、趙高一方不堪一擊。胡亥是廢物，李斯是小人、陰謀家，趙高更是典型的城狐社鼠。小人們最大的本領就是狗仗人勢，狐假虎威，挾天子以令諸侯，只要天子不為他們所挾，他們就無法興風作浪。到了事情緊迫的時候，小人們還會孤注一擲，行險以圖僥倖。這些道理，年已半百「親政」已經二十多年的秦始皇應該懂得。他要想天下穩定，就該早定大計，對可能出現的紛爭預加防範，豈能聽之任之！
就是匹夫匹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也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身家安全。身為大皇帝的秦始皇，竟對自己身邊可能出現的危險毫無警惕，長期聽人擺布，這除了說明他性格軟弱，已經養成了事事依賴別人的習慣之外，實在做不出其他任何解釋。綜觀他的一生，前期事事受制於呂不韋，後期事事受制於李斯，長期被小人們玩弄於股掌之中，直到身死國亡。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就是這個樣子。無論你相信不相信，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秦始皇這一生過得並不舒心，他從小受了不少驚恐，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又禁受了過多的壓抑。他幾十年不斷地用兵，給全國的老百姓帶來極大的苦難，對秦王朝與他本人也沒有帶來什麼好處。自我吹噓要傳之萬世，結果二世而亡，自相殘殺，子孫絕滅，國亡之後，從此天下無嬴氏，千秋傳為笑談。對於這個貌似強大貌似神聖其實十分無能的秦始皇，作者有詩歎曰：
熏天事業夢一場，
小人用事不久長；
身死國亡天下亂，
後人千載笑秦皇！
〈前言〉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史式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但是自秦以來所實行的君主專制制度則是「帝制之行也，天下為私」，完全背離了我們傳統的政治理想。
我們只要稍加歸納，就可以看出源出中華文化的治國理念與秦的皇帝制度是如何的針鋒相對：
中華文化 秦朝的皇帝制度
天下為公 天下為私
世界大同 萬世一系
以民為本 以君為本
民貴君輕 民賤君尊
選賢舉能 政出私門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國 以嚴刑峻法治國
在秦以前，所有的國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只稱為「王」，三代就是這種用法，「皇帝」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是秦始皇（嬴政）自己異想天開地想出來的。當時秦的群臣向他建議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再加上古之「帝」號，下令稱為「皇帝」。其實在秦以前，「帝」不是人，是人對天神的稱呼。秦始皇自定尊號為「皇帝」，就是想把人間的君主變成一個半神半人的怪物。他自稱定尊號為「皇帝」的理由，是因為自己「功蓋三皇，德邁五帝」。「三皇」只是傳說人物，其事蹟難以稽考。「三皇」究竟是哪三位，從古至今就沒有說清過。他去和「三皇」相比，連可比性都沒有，豈不是無稽之談！
從秦始皇開始，歷代皇帝都樂於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聖無比，權力無邊。你說他是人吧，他又揚言受命於天，自稱天子，好像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你說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父母所生，飲食男女，皆同常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麼法力。看來，皇帝之所以異於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無限的皇權，如此而已。
嬴政又夢想萬世一系，萬世為帝，所以自命為始皇帝，希望一代一代傳下去，直至萬世。秦雖二世而亡，卻把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皇帝──遺留在中華大地上，用了兩千多年。直到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了清廷，而且號召大家「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皇帝」這個怪物才忸忸怩怩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皇帝是個怪東西，壞東西
上面只說了「皇帝」這個稱呼的來源。至於「皇帝」是幹什麼的？對國家、對老百姓能起一些什麼作用？需要再加探討。由於從秦始皇起，歷代帝王都把自己說成是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我們首先就可以答覆：它是一個怪東西。皇帝也是人。作為個人來說，皇帝有好有壞。歷史上也有少數皇帝，受過名師培育，良知未泯，也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但是總體說來，由於皇帝權力太大，全無制約，又有小人引誘教唆，大都胡作非為，虐民為樂。從本質而言，皇帝作為一種職業，也決定了他必然是掠奪百姓財富，掠奪子女玉帛的大盜，是個壞東西。
儘管歷代御用史官一再吹噓，除少數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老百姓也被皇帝頭上的光環嚇得不敢仰視。但是明末清初一些先進人物，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就無情地揭露了皇帝的本質，而加以猛烈的抨擊。他們目睹明清易代，在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後，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之所以造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並非只是某些君臣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不近人情、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專制帝制所造成。作為專制王朝「法定代表人」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必然是獨夫、民賊、土匪、強盜。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專制皇帝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土匪強盜）也。」之後，又自加注解曰：
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因為秦以前三代的國君之產生，多少還有一些推舉的意味在內。自秦始皇改稱皇帝，又揚言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也就是大規模地掠奪來的，皇帝不是盜賊又是什麼？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進一步揭露了這些強盜們在打天下時的惡劣心態：
其未得之（還沒有打下江山）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已經打下了江山）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唐甄在《潛書》中再加補充曰：
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之）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
皇帝是怎麼做起來的，看了以上這幾段話，也就一目瞭然。
皇帝制度十分荒唐
皇帝制度不僅規定江山黔首（老百姓）都是皇帝一個人的產業，而且規定要由皇帝親自掌管，不得假手於人。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據說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的公文（竹簡），看不完不休息。從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著一條原則，即國事必須由皇帝親自處理。《康熙朝東華錄》卷九十一中說：
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心躬自斷制。
試問：天下事無大小，都得由皇帝一個人來處理，這能行麼？歷代在位的皇帝年齡有大有小，身體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強有弱，怎麼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處理。而且皇帝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無論多麼聰明、能幹、健壯、勤奮的人也辦不到，也辦不好。要皇帝統管天下之事，這個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腳，實際上也不可能。可見，康熙所說的「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不過是大話欺人而已。
荒唐的皇帝制度又公開地告訴大家：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不管你是什麼人，只要你能打得下江山，皇帝的寶座就是你的。平時沒有飯吃的窮漢，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錦衣玉食；原先窮得討不起老婆的光棍，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可以得到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經常只能在破廟、橋洞裡棲身的流浪漢，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住進雕梁畫棟的皇宮內苑。因此，一無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旦做起了皇帝夢，自然會以性命相搏，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自從秦始皇首創了以天下為一人私產的君主專制制度以來，歷代的野心家無不為之傾倒，無不為之折腰。相互之間，你爭我奪，有如惡狗搶屎，餓狼爭肉，那種捨命相搏的樣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要多醜惡有多醜惡。為了爭當皇帝，什麼不要臉的事，不要命的事都做得出來。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奮鬥目標就是奪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盡人間富貴，子孫後代永為帝王。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治一亂，治亂相間，難以持續向前發展。所有在治世積累起來的一切財富，一到亂世，摧毀殆盡，以後又從頭做起。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其禍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歷代的戰亂主要是由野心家爭奪帝位所造成的。
究竟是「法治」還是「罰治」
「法家」的「法」字，「法律」的「法」字，「法治」的「法」字是同一個字，這就把人攪得糊裡糊塗。別以為法家是要推行法治的，其實在法家的學說中，黔首（老百姓）不過是毫無人權的奴隸，會說話的牲口而已，當時的法律對老百姓毫無保障，只規定老百姓必須遵守一大堆法令，如有違犯，立即懲罰。因此不能叫做法治，只能叫做「罰治」──依靠嚴刑峻法來治國。而且根據法家的學說，國君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依靠國君來為老百姓謀利益，那是與虎謀皮。
總之，根據法家的理論制訂的由皇帝一人專制的制度是一種極為殘酷不近情理而且阻礙社會發展的制度，根本無法用來推行仁政。所謂太平盛世，不過是志士仁人的理想與老百姓的夢想而已。在皇帝制度的治理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空想。
或曰，皇帝制度既然不好，為什麼會被後代長期奉行。其實，從大澤鄉起義後，真正的秦制已被推翻，後代所保留下來的只不過是個「皇帝」的名稱與政事由皇帝一人獨裁的這種皇權（特權）而已。秦制是根據法家的理論制訂的，這種原汁原味的秦制在秦亡以後，沒有人再敢用它。後世所用的，其實是外儒內法的漢制，也就是披著儒家仁政的外衣，幹的是法家暴政的實事。也可以說，秦制是絕對的暴力，漢制是暴力加欺騙（外儒內法）。做皇帝的用絕對的暴力統治，會遇到最激烈的反抗，維持不了幾年；如用暴力加欺騙，蒙蒙哄哄地就延續了兩千多年。
皇帝的稱呼與皇權（特權）能夠長期保留下來，那是因為後代的野心家與統治者對此深感興趣。皇帝稱號威風無比，皇帝特權享受無窮。不是到了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人勸孫中山先生做皇帝麼！可見，皇帝制度陰魂不散，不是因為這種制度好，只是因為它能滿足野心家的私慾而已。
皇帝制度越變越壞
從陳勝起義開始，我們說「伐無道，誅暴秦」已經說了兩千多年。不難想像，暴秦這種統治制度應當是人間最壞的一種制度，否則不會令人痛恨至此。不過，皇帝制度也並不複雜，說穿了就只兩條：
第一條，國家最高的統治者名稱叫做皇帝。
第二條，所有的江山、黔首（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皇帝為所欲為，他一個人說了算數。
兩千多年來的皇帝制度並不是逐漸變好了，而是越變越壞了，只不過後來統治的強度是逐漸收緊，是溫水煮青蛙。是多給你一點時間，讓你逐漸適應一步步升高的水溫。舉幾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
從史料上看來，秦始皇雖然一人專制，獨斷專行，但是君臣之間議事還是讓人坐著說話，他與丞相之間討論問題也還是有一定的禮貌，許多不近人情的作威作福的朝儀是由曾任秦博士的叔孫通在漢初制訂的，是劉邦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採用。開頭諸將爭功，作沙中語，劉邦也無可奈何，在叔孫通制訂的朝儀執行之後，上朝時全體肅然，劉邦這才得意地說：「我如今才知道做皇帝的威風！」足見漢王朝比秦王朝更會作威作福。
劉邦先入函谷關，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盡除秦之苛法，這是為了欺騙關中父老，希望大家在楚漢相爭中為自己出力。「約法三章」其實並未真正執行。直到漢文帝劉恒在位的第十三年（西元前一六七年），因被一個民間孝女緹縈所感動，才斷然下詔廢除肉刑。這時距離劉邦入關（西元前二○六年）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照樣執行秦之苛法。劉邦既已做了皇帝，他說話不算話，老百姓其奈他何！
秦代的焚書之令是公開宣布的，此外對於民間的使用文字並無其他規定。後代一再出現的文字獄，而且處理得越來越重，這是在秦代都未出現過的事。宋代蘇軾的烏臺詩案不過是因寫詩而受到一場牢獄之災，明清兩代的文字獄常常為了錯用一個字而殺頭，而夷三族、誅九族。秦始皇如果知道了這些事情都會大吃一驚。這是連他都沒有想到的。
明代的廷杖一事更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一位白?蒼蒼的大臣，沒有犯任何罪行，僅僅因為說了一句為皇帝所不滿意的話，就被脫了褲子在朝廷上打屁股，打得血肉橫飛，甚至當場打死。秦始皇如果看到這一幕，都會覺得不服氣，會說：「你們罵我殘暴已經罵了兩千多年，連我都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來！」
皇帝制度是滋生小人的溫床
小人是依附於權力而產生的。誰的權力越大，就越是小人依附的對象。李斯慫恿秦始皇制訂皇帝制度，放手擴充皇帝的權力，實際上就是為自己以後的篡權創造條件。不過那時候還沿用六國的舊制，在朝廷中設立一個丞相的位置。在皇帝精力不濟之時，還可以由丞相進行協助。到了明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實行一人專制，討厭作為知識分子的丞相在身邊嚕里嚕囌，礙手礙腳，竟然在大殺功臣的同時，斷然罷相，六部政務，都由皇帝直接管理。黃宗羲認為這是最大的失策，在《明夷待訪錄》中評價說：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錢穆認為以上論述，可謂「一針見血」；孫中山論及「中國落後的原因」，也指出政治上的關係，在於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哪裡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
且不說朱元璋是個殺人魔王，在登上帝位之後揮舞屠刀把所有的功臣斬盡殺絕，令人咋舌！就憑廢掉丞相這一條，使得明清兩代五百多年全國老百姓的專制暴政之下進一步淪為臣妾，淪為奴隸，也就夠條件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既然皇帝握有最後拍板權，在皇帝自己萬事不理放棄權力之時，這個最後拍板權落到誰的手裡去了，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問題。如果這個最後拍板權落到宰相手裡去了，那還不算是大權旁落。因為宰相必須有一定的知識與能力，辦事不會過於出格。有些朝代，皇帝雖然不行，但他們卻能重用宰相，讓宰相放手管事，國家大事還能勉強推動，不致造成大亂。朱元璋既然把宰相廢除了，則大權旁落之時，必然落到小人手中，那就非亂不可，而且常常是亂得不可收拾。這裡所說的小人，主要是指后妃、外戚、太監、乳媼等。作者絕對沒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樣的想法，后妃中間也有些有才學的，太監中間也有些有能力的，也有一些人在歷史上做出過貢獻；但是他們如果自不量力，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貿然插手去管自己全不熟悉的國家大事，想方設法去攬皇帝手中的最後拍板權，這就必然會把事情攪亂。更可怕的是：皇帝手中這一最後拍板權的誘惑力實在太大，如果利用得好，就會換來說不盡的榮華富貴。明代後期不斷出現太監專權的事，就是這樣造成的。如魏忠賢（太監）、客氏（乳媼、皇帝的奶媽）從明熹宗朱由校那裡攬到了最後的柏板權，逐漸反客為主。能夠左右皇帝。宮外的一些大臣居然不顧廉恥地前來投靠，拜魏忠賢為乾老子。這些大臣竟然比小人還要小人。宮廷內外的小人竟然勾結在一起，必然是為了謀私──謀官、謀權、謀利，國家豈能不亂！
小人需要皇帝，因為小人自己並無本事，只有依附權力才能興風作浪，撈到好處。皇帝也需要小人，這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皇帝要辦光明正大的事，當然可以交給各級官員去辦。但是要想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就不便交給官員們去辦。那些讀了幾天聖賢書的書呆子官員們不僅不會痛快地去辦，說不一定還要引經據典地勸阻一番，豈不自討無趣！皇帝依靠小人，就為滿足個人的特別需要。
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聰明，皇帝很傻。其實皇帝真傻的少，裝傻的多。他們需要利用小人的時候，可以裝傻；利用過了，為了收買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時候，其聰明就表露無遺了。例如「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從小進入宮廷，擅長互相傾軋。她是何等厲害！她總是儘量利用小人來誅鋤異己，等到目的已達同時民怨沸騰之時，又在恰當的時候翻臉，對小人加上罪名一一處死，以平民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於是歡欣鼓舞，認為君王聖明，小人該死。周興、來俊臣這一班酷吏，都是讓她這樣一一收拾了的。
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時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時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時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話說到底，真正受愚弄的還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皇帝一族的悲哀
中國歷史上的怪胎──皇帝制度在神州大地上盤踞了兩千多年，這個荒唐的制度給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但是這個捨命爭來的皇帝寶座究竟給皇帝本人和他的家庭帶來什麼好處？非常遺憾，我們略加注意，就會發現：皇帝的日子並不好過，皇帝一族的命運也很悲慘。
由於皇帝寶座的誘惑力太大，沒有爭到的想爭，已經爭到的想保，這個寶座永遠都在許多貪婪的眼光逼視之下，也就等於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從表面上看，皇帝一人至高無上；實際上，圍繞著皇帝轉圈子的宮內宮外各種勢力，包括親王、宗室、母后、皇后、嬪妃、太監、權臣、藩鎮等等無時不在爭權奪利，覬覦帝位，你退我進，此長彼消，上下串聯，內外勾結，可以說是連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有時候，皇帝聖躬獨斷，對別人的生殺予奪，決定只在頃刻之間；有時候，大權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為傀儡，立刻生殺由人。
天下大亂之時，戰場上自然是殺人如麻，屍橫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老百姓雖然窮困，還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至於帝王之家，公開的互相殘殺雖已終止，暗地裡互相殘殺隨即開始。自秦以來大大小小二百多個皇帝，已知死於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還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為永遠解不開的歷史之謎；真正壽終正寢，平靜地離開人世的，只是少數。他們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歲左右。總的說來，皇帝難免聲色犬馬，所以總以短命的居多。
從外表看來，皇宮裡面住的是一家人，實際上，皇族內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互相猜疑，互相防範，互相傾軋，互相謀害，同床異夢，骨肉相殘，隨時可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開國之君在爭天下時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繼位之君生於警衛森嚴的深宮之中，危險也並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謀害，有的一生下來就失掉了母親，因為某些王朝有嬪妃生子即殺其母的冷酷規定（為防日後外戚爭權）。皇帝的候選人在互相傾軋中生，互相傾軋中長，互相傾軋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傾軋中被拉下馬來。一人出事，牽連一片。皇族的內訌，也會從小規模的內爭演變為天下大亂，舉國騷然。
皇帝本人和皇帝一族的精神生活也非常糟糕。一個人只要坐上了皇帝寶座，心情就會十分緊張，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寧靜。你想知道做了皇帝之後的心態麼？朱元璋的遺囑上有四個字，可算是對皇帝心態最生動的描繪，那四個字就是「憂危積心」。也就是說他成天憂慮危險的事情會發生，感到不測之禍隨時都可能出現，因而憂心忡忡，壓力很大，心裡從來沒有舒暢過。這種心態，也和判了死緩的犯人差不多，懷著這樣的心態坐在皇帝寶座上，又有什麼樂趣！帝王的家庭必然是缺少溫暖缺少親情的家庭，各個家庭成員之間由於爭權、爭利、爭寵、爭位，無不?心鬥角，互相傾軋，哪有什麼真情可言。皇帝的家庭，也並不是一個可以躲避風雨的安全港灣，隨時可能出現下毒、行刺等驚人事件。生活在這種家庭裡，寢不安枕，食不知味，心情豈能寧靜！這裡充滿了大大小小的不定時炸彈，又是一個極容易引起大爆炸的地雷區，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地方。
皇帝征服了整個國家，把全國的老百姓關在一個大監獄裡；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監獄（皇宮）裡，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過的是一種自戕式的窮奢極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煉丹，夢想長生不老，結果壽命比普通人還要短。他搜括天下的財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騰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最終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幸福，卻給老百姓帶來說不盡的災難。歷來羨慕權力，貪圖富貴，成天做著皇帝夢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強盜、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只希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能過太平日子，哪裡會有什麼做皇帝的夢想。
皇族內部的有識之士也都深深厭惡那種爭奪帝位的殘酷鬥爭，他們寧肯放棄這種機會，披髮入山，或削髮為僧，去過寧靜的老百姓生活。他們有的成為詩人，有的成為書畫家，有的成了學有專長的正直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有好幾個皇帝在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時仰天長歎：「願生生世世不要再生在帝王家！」
皇帝夢是一種千年病毒
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清帝終於退位。皇帝這個怪物雖已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他陰魂不散，隨時準備借屍還魂。袁世凱已經當上了合法的大總統，卻甘願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過一回皇帝癮，不惜為當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皇帝而賠上一條命。可見這個「皇帝夢」是多麼誘人！孫中山先生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他一生中絕不接受別人對他喊萬歲就是鐵證。但他並不諱言，追隨他起來幹革命的同志，就有不少人還有「皇帝思想」。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說：
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是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人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皇帝思想了。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
儘管這個皇帝制度十分荒唐，十分無理，但它在中華大地上盤踞日久，已經成為大家頭腦中難於清除的千年病毒。天下一亂，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人做起「皇帝夢」來。有識之士做「皇帝夢」，是希望奪得大權施展抱負，救國救民；亡命之徒做「皇帝夢」，是希望獲取私利、子女玉帛，榮華富貴。因此這個「皇帝夢」就為雅俗所共賞。更有些偽君子，野心家，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嘴裡說的是功名事業，心裡想的是子女玉帛，流風所及，做「皇帝夢」者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
中華帝國的幾個階段
皇帝制度出現之後，為了探討中國歷史上所獨有的這一套統治制度的發展變化，我們也得給這個長壽的中華帝國劃分為幾個階段，例如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等等。黃仁宇先生是把它劃分為三個帝國，就是秦漢帝國、唐宋帝國、明清帝國。我認為還不夠，至少需要劃分為四個帝國，那就是：
第一帝國，包括秦漢魏晉南北朝，總共八百三十五年。
第二帝國，包括隨唐五代，總共三百七十一年。
第三帝國，包括宋遼金元，總共四百零八年。
第四帝國，包括明清兩代，總共五百四十三年。
這四個帝國的總長，也就是中國帝制時代的總長是二千一百五十七年。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個世界上從出現皇帝開始，到今年為止，一共是二千二百五十七年。
傳統的看法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興旺的朝代是漢、唐。這在歷史上是留下了明顯的記錄的，一是組成中華民族的許多民族中的主體民族被稱為漢族。二是在中古時期，海外華人自稱唐人，稱國外華人聚居區為唐人街，稱祖國為唐山。
在第一帝國時期，主要是兩漢時期，中華文化以漢字為載體在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地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五胡亂華時代，漢民族建立的王朝（主要是魏晉兩代的曹氏與司馬氏）自己腐敗，造成大亂，為了借助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幫助自己奪取帝位，一再把五胡（各種胡人）引進中原，造成五胡大戰，中原大亂，百姓非死即逃，千里不見人煙。如果不是中華大地遼闊廣大，民族精英紛紛南渡，開拓江南，另打基礎，則五胡混戰的結果，就會同歸於盡。第一帝國──秦漢帝國就會走向滅亡。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國不就是這樣滅亡了的嗎？西方的羅馬帝國不就是在混戰中走向分裂，以後再也統一不起來的麼！
好在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的馮太后與孝文帝鑒於長期混亂的危險，力主胡人漢化，由野蠻走向文明。以通婚、改姓、斷諸北語（各種胡語）一從正音（皆說漢語）等等激烈手段，強迫他們的皇族（鮮卑族拓跋部）融入北方的漢族之中，並且尊稱當時的南朝為中華正統。力促用中華文化統一中國。雖然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西魏，未能統一中國，但是經過他們的努力，以後凡是用中華文化建國的國家，都被尊為中華正統，統一使用中文漢語。從此以後，雖然還在改朝換代，爭奪帝位的戰爭還在不斷發生，但是由於大家共同推崇中華文化，共同使用一種語言文字，就保證了由中華民族所建立的中華帝國能夠永遠成為一個中華帝國，不再分裂。他們改革工作的成功，功不可沒。
中華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一共是三百七十一年。如果說，兩漢最興旺的兩個高峰期可以作為漢文化的代表，中華文化的代表，第一帝國就應該被承認是奉行中華文化的帝國。與第一帝國相比，第二帝國就不那麼單純，可以說是一個胡漢混合體的王國。一千多年來的歷代學者，包括近現代學者，都不免說到唐王朝頗有「胡」氣。唐王朝的皇室李家是什麼族？李家世世代代都是北朝顯宦，從李世民的血統來說，他祖先中的母系都是鮮卑人，即或父系中有一點漢人血統，那也少得可憐，說李世民「基本上」是胡人──鮮卑人，絕不會錯。
李世民牽強附會地說自己是漢人，自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要統治中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王朝，不打扮成漢族，就缺少了合法性與合理性。如從唐代諸帝的生活習性來看，他們長期保持胡人本色。李世民對他的昭陵六駿，看得幾乎和他凌煙閣上的二十四位功臣同樣重要，中國歷代帝王中對馬如此看重的，他是唯一的一位。就兩性關係而言，胡人本比漢人開放得多。武則天的血統關係我們未加瞭解，但她入宮之後，確實深染胡風。她能同時和李世民與李治父子兩人保持交往，已經使人吃驚，後來她在當了皇后之後，居然有計劃地奪取帝位，把大唐的國號改為大周，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這在漢人的女性當中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李隆基在政變成功之後，開創了一個「開元之治」，雖然和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同享盛名，但是由他一手一腳造成的「安史之亂」正是唐王朝迅速走向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的一百多年的軍閥割據與五代亂世，出現了一片亡國現象。凡此種種，說明第二帝國雖然名聲很大，長時間被人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實際上還是一個胡人帝國。唐王朝只不過是短期興旺了一陣子，讓李世民過了皇帝加天可汗的癮，卻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長期的災難，後患無窮。安史之亂時唐廷向外借兵，曾經接受了「勝利之後土地人民歸唐，子女玉帛歸回紇」的條件，同意外族士兵蹂躪自己的老百姓。如果是一個漢人王朝，就絕不可能答應這樣的條件。我們過去對唐王朝的評價過高，應該有個新的認識。
黃仁宇先生把唐宋都包括在第二帝國之內，我有不同的主張。我認為：過去的第一帝國、第二帝國雖然也打的是中華帝國的招牌，雖然也說要同時重視文治武功，但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文治是虛，武功是實。歷代帝王的功績，主要是按武功來評定的。所謂文治，不過是裝飾品而已。到了唐代晚期與五代亂世，「今之天子，唯兵強馬壯者為之耳！」許多盜匪，一生殺人如麻，行為不如禽獸，我們寫史書的時候，還得承認他們為皇帝，如稱一生做盡了壞事的朱溫為梁太祖，最早的賣國賊兒皇帝來歷不明的石敬瑭為晉高祖。這實在過於荒唐。
宋代開國雖然十分低調，首都、皇宮全部因陋就簡，並不威風顯赫，但是他們的一些做法，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就是說：這是一個以文治為重的新王朝。
在古代，許多大王朝在開國的時候都公開地宣稱自己要開疆拓土，揚威域外，一點也不掩蓋，西方的羅馬帝國是如此，東方的蒙古帝國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前的漢、唐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後的明、清還是如此。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玉斧畫河（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不主張占有別的民族生活的地方，只想把自己家裡的事管好，發展經濟與文化，以求富強。這種國策，是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值得重視。所以我主張從宋代起，另立一個第三帝國，包括宋、遼、金、元各代，全長是四百零八年。
過去我們總以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各朝各代逐漸積累起來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只要我們能夠去瞭解一下宋代史事真相，就會發現過去稱之為傳統文化的事物，大多數都是在宋代加工產生的，傳統的啟蒙讀物《三字經》《百家姓》都是宋人編寫的。「天地有正氣」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在多災多難的宋代培養出來的。
第三帝國時期，胡漢合流的現象不再出現，代表中華文化的宋王朝長達三百二十年，與胡人國家遼、金、元三代長期戰鬥，促使遼、金先後完全漢化，最後宋雖然為元所滅，也可以說是在軍事上，宋亡於元，在文化上，卻是元亡於宋。因為蒙古人忽必烈接受了中華文化改國號為元，穿上了中國的龍袍。宋王朝三百年的奮鬥，促成了代表中華文化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出現，使得凝聚力極強的中華民族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民族，永遠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第四帝國開始以後，出現了中華文化逐漸通過海上交通與移民向全世界傳播，而中國獨有的皇帝制度卻更加走向極端專制，二者產生了越來越背離的奇怪現象。自從西元一三六八年明王朝建國開始，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的皇帝制度雖然是「帝制之行也，天下為私」，遠不能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相比，但是皇帝制度為了本身的生存，還是不得不對知識分子（正直的儒家學者）與廣大老百姓作出種種讓步，以求矛盾緩和，使這個極不合理的制度能夠勉強延續下去。而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後，竟然連過去的「苛法」也不要了，皇帝可以隨意殺人；竟然連宰相也不要了，各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過去皇帝再暴虐，總要讓一些官員坐而論道，朱元璋上朝時百官全無坐位，而且一語不合，就可以對白髮蒼蒼的官員脫了褲子打屁股，直到打死為止。這些暴政，連秦始皇都做不出來。
所以明清兩代，一方面是整個中華民族向前發展，另一方面是皇帝制度的政府在扯後腿，所以發展進步非常艱難，非常緩慢。一百年前，清王朝雖然垮臺了，但是歷代王朝留在我們心中的還有一大片濃厚的陰影，亟待清除。為了清除陰影，我們必須重寫歷史，不能再對皇帝制度護短。
「道統」與「盜統」
「傳統」的說法，是指一種優良的文化現象，我們應該長期繼承下去。因此，作為中華文化的「道統」是我們應該承認，應該接受的。至於「皇統」（皇帝制度的傳統），經過我們仔細地剖析，是我們絕對不能傳承也絕對不能承認的。那麼，該怎麼命名呢？如果做皇帝這件事也有一個「統」的話，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盜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在《潛書》中不是早就說過「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土匪強盜）也！」他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做皇帝也有一「統」，那就是「盜統」。「盜統」之稱，讀者也許覺得好笑，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之後，皇帝之名是沒有了，但是皇帝之實（也就是「盜統」）──皇帝思想、皇帝作風──卻長期徘徊在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威脅著我們的心靈。清除帝制的餘毒，直到今天──辛亥百年──還是我們一項艱巨的任務。
正是：
帝制綿延兩千年，
神州代代起烽煙，
盡破心中皇帝夢，
人間始得換新天。
後記
史式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歷史上的怪胎──皇帝──雖然在一百年前就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趕下了歷史舞臺，但它至今陰魂不散，時時要想借屍還魂。長期以來，皇帝戲充斥熒屏，吹捧皇帝的書充斥圖書市場，令人難以容忍。難道兩千年來我們所受的皇帝制度之害還不夠深，還不足以令人痛心疾首！因此，自己有些書稿可以緩寫，時值辛亥百年，有一本書非寫不可，那就是《皇權禍國──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今年既是辛亥革命百年，又是我的虛歲九十。由於我的同齡友人大都已歸道山，所以我在今年三月訪臺之時，已被一些友好稱為「高齡」。既是高齡，想必離開這個世界之期已經不遠。他生未卜此生休！既然作為史學研究工作者到這個世界上來走了一遭，總希望能夠留下一點痕跡。過去七十年來，厚厚薄薄也出版過幾十本書，但是自己都不滿意，認為難以傳世。只有這一本書，我是希望能夠流傳下去，給讀者們作個紀念，所以決心在這辛亥百年完稿，並且對本書的成書經過作個自我介紹。
因為我長期研究歷史，有人就以為我的名字是筆名。其實我從來不用筆名，姓史而又治史，巧合而已。家族傳說，我們的祖先中出過不少史官，因無確據，不敢輕信。我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的一個封建大家庭，家裡的書箱擺滿幾大間屋子，即使算不上是「書香之家」，至少也可以說是「書箱之家」。我是家中獨子，父親常年在外工作，家中無人管我，從小生活在書城之中，得以任意瀏覽，也算人生快事。按過去的治學道路，一般是先讀「正史」，以後再以野史、雜書作為參考。我則由於家中書多，可以自由選讀，小時候啃不動「正史」，就先讀小說、野史，諸家筆記。先瞭解「正史」中的許多內幕，長大了再讀「正史」，自然就會發現其中「破綻百出，假話連篇」。正如翦伯贊先生所說，就史料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諸史（野史），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書。我認為先看野史、雜書，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辦法。我特殊的治學途徑，居然歪打正著。
二十年前，我倡議海峽兩岸史學家合寫《中華民族史》時就提出過「正史不正，實錄不實」的說法。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因為所有的「正史」，都出於歷代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譜，又是斷爛朝報（官方公報），御用史官很難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說幾句公道話，不僅對老百姓不公正，就連對他們自己人（帝王將相）也不公正。一個王朝維持的時間長了，必然會出一些聖明天子，因為其史書是本朝人寫的，自然歌功頌德；凡是短命王朝的統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為其史書是下一個朝代人寫的，不妨大罵一通。我總覺得今人還把歷代官方史書稱為「正史」，實在有些滑稽。因為其中論事既不公正，記事又不正確，有何「正」之可言！我說「正史不正」還是比較客氣的說法，正如「不正之風」就是「歪風」一樣，不正之史也就是「歪史」，它歪向帝王將相一邊，歪向統治階層一邊，歪向既得利益者一邊。辛亥革命以後，按「正史」體例修撰的《清史稿》中，還把清廷奉為「正統」，斥辛亥革命為「倡亂」，請問如此「史書」，有何價值？
「實錄」是歷代王朝的官方檔案，照理說就該如實記錄，好像醫院的病歷一樣，不能隨便改動。事實並非如此。例如明代的《太祖實錄》，建文朝修一次，朱棣奪位後的永樂朝又修一次，主編出了問題再修一次，一改再改，面目全非。其內容忌諱之處甚多，要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樣諱來諱去，還有什麼「實錄」之可言！明代學者張履祥憤慨地說：「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歷代的有識之士都有「千秋無信史」的浩歎，我說「實錄不實」應該不算是過激之言。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夠鑒古知今，鑒往知來。如果歷史是假的，那就是一面哈哈鏡，把人照得奇形怪狀，豈能起到借鑒的作用！歷代官方史書，正是這種扭曲歷史真相的哈哈鏡，需要我們去研究，探討，辨偽，求真。目前這個時代，正是我們對歷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時期。一方面，帝王與變相帝王的陰影已經開始消退，人們陳舊的觀念也在逐漸更新，對於確有真憑實據的新論點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數十年來，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年代以來，中華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成績斐然。許多出土文物陳列在博物館的櫥窗裡，它們雖然不會說話，卻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許多千秋疑案，此時無聲勝有聲，鐵證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十四測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類之間的血緣關係，都為研究歷史去偽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徑。傳統的歷史框架是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構建起來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千年，許多歷史之謎已被破解，如果我們今天研究歷史還打不破傳統的歷史框架，豈不為司馬遷所笑！
本來，探討歷史真相的文章，應該是被群眾所歡迎的。始創於唐代，大興於宋代的說書，共分「煙粉」、「靈怪」、「公案」、「佛書」、「講史」等幾大類，其中說得最多的就是「講史」類，歷史故事，誰不歡迎。幾百年來，從城市到鄉村，處處都在講史；從兒童到老叟，人人都愛聽書。但是近幾十年來，情況為之一變，人們對學歷史的興趣淡薄了，這與史學書籍、史學文章的文風大有關係。由於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許多豐富多彩的歷史人物、歷史故事都被寫成乾巴巴的教條的注釋，使人望而生厭，望而生畏，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學生學歷史只是死記硬背，索然無味。考古工作雖然不斷有新發現，歷史研究雖然不斷有新成果，但是一切史學書籍、史學文章始終只放在學者案頭，而不為廣大群眾所知，起不到借鑒作用與教育作用。
我在幼年雖然讀了不少史書，但是到了少年時代，抗日戰爭開始，家鄉淪陷，從此失學，到處流浪參加抗戰工作，獨立謀生。從一個小學畢業生到歷史學教授，我走過一條漫長而坎坷的道路。在別的學者就讀高中、大學、研究生的黃金時代，我卻天南海北，到處漂泊，從事過許多不同的職業，就是安定不下來。要說治學，我是讀萬卷書不足，行萬里路有餘。後來朋友們戲稱我為「三自學者」，「三自」者，自力更生，自學成才，自成一家也。我這一生，到處奔走求知，已成習慣，既不安心當一個書齋學者，又不甘心接受自己認為還有疑問的結論，對歷代史書，都持批評態度。總不願意接受一個現成的課題安心去做學問，而是不斷地異想天開去探討許多歷史疑案，在《石達開新論》一書中，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讓歷史恢復本來面目，提供今人與後人借鑒，這是歷史學家無可推卸的神聖職責。」
我是從小就對皇帝制度有反感。以後自學歷史，對於中國這座兩千年的歷史大舞臺，又不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前臺觀眾，而是長期到後臺去窺視的觀眾，當然就會不斷地發現「千秋疑案」、「百代沉冤」。永遠也探討不完。這就決定了我這一生一定要寫一本竭力反對皇帝制度的書，而且一定要推到一生的最後階段才寫。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也到了九十高齡，而且又遇到了一位十分內行的學歷史的同行──遠流的主編游奇惠女士，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這才決定我一定要在今年之內完成此書，而不想再拖延。
要寫此書的想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現在已經說不清楚了，至少有二十年以上。因為二十年來，我已經公開了這個計劃，而且得到不少師友的幫助。缺少了他們的幫助，此書也就無法完成。為了留個紀念，我按「序齒」的次序把他們的情況寫在下面：
羅爾綱先生（西元一九○一～一九九七年），一位世紀老人，我是他的私淑弟子，我對歷史的考證工夫，基本上從他那裡學來的。他對我的評價「學博工深，貫通文史」一語，鼓勵我永遠前
賈亦斌先生（西元一九一二～ 年），至今還健在的「百歲將軍」，他對我研究岳飛給予最大的支持，他認為民族英雄岳飛絕對是皇帝制度的犧牲品。
陳炎先生（西元一九一六～ 年），他和我同是孤兒，同是自學成才，因此情同手足。在研究百越史方面，他給了我最大的支持。
李新先生（西元一九一八～二○○○年），他的一封來信中的幾句話，永遠記下了他幾年中對我的全力支持：「年初兩信一稿均已拜讀，縱觀宏論，深佩吾兄不獨史才過人，且極有史識，更重史德。對兄所倡導之重寫中華古史一事，我舉雙手贊成，願與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豈止從旁襄助而已。」
黃大受先生（西元一九二○～二○○二年），是與我共同開創兩岸史學家合寫《中華民族史》的合作者，前後奮鬥十年，合寫了《臺灣先住民史》，共同編纂了《中華民族史研究》多輯。
馮克熙先生（西元一九二二～二○○三年），是我的同齡人，一位學者型的重慶市副市長，此書中的許多人物我都和他討論過，聽取過他的意見，他曾經沉痛地說過：「中國有幾千年的人文歷史，幾千年卻大多浸沉在『聖君』、『明主』、專制的長河中，許多現象反覆循環，換了一個又一個朝代，卻換其名而仍其實。」
王奇先生（西元一九二四～二○一一年），團結報老社長，我們曾經多次共同商定一個題材，他因血壓高而寫不了，就由我動筆，又不願共同署名。他在為我寫序的時候，有一段話讓我終身難忘：「一九八九年初，我初讀他的長文〈太平天國不太平〉，不禁拍案叫絕，因為此文的題目，正好是他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數十年所作的言簡意賅的結論。近年來學術界對太平天國所作的批評，據我看來，實與這篇〈太平天國不太平〉不謀而合，而且愈來愈會被更多的有識者所認同。」
梁白泉先生（西元一九二七～ 年），南京博物院老院長，他跑遍了世界上各大古文明遺址，最後仍然贊同我們的中華萬年史之說，因此，他是我們堅定的合作者。
在這裡提到的唯一的年輕人叫李富根，是中國網的副總裁。西元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因為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一部專題電視片，暫住在北京友人家中。《今日中國》中文版年輕的李富根主編向我約稿，希望我能開闢一個「史式談史」的專欄。他盛讚我的一些內容認真、體裁自由的談史短文，主張我把史學研究的成果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來，從專家學者的案頭推展到廣大群眾中間去。這是年輕人極有創造性的建議，為我欣然接受。此書的寫法形式上極為自由而不受任何約束，就是接受了他的意見。
最後我還要提到吾妻趙培玉女士，她陪伴我走過了三四十個寒夜春宵，從年輕人到中年人，又從中年人進入了老年，一直默默無聲地充當我的第一位讀者和第一個審稿人。
我贊成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的說法，中華文明已經有了一萬年的文明起步。而皇帝制度在中國出現，只不過是近兩千多年的事。遠在皇帝制度尚未出現的戰國時代，中國人已經有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等崇高的政治理想，有了講求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道家學說，有了講求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儒家學說。有了維護人間禮儀遵守倫理道德愛好世界和平的中華文明。而皇帝制度則主張「天下為私」、「皇帝一家子子孫孫世襲」，兩千多年來一治一亂，紛爭不已，永遠建立不起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而為人所詬病。我們不僅不能出力維護世界和平，連國內的長治久安也難以辦到。皇帝制度在本質上是與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精神完全對立的。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為這個可恥的皇帝制度護短了。
在歷代王朝中，既有江山一統的大皇帝，也有偏安一隅的小皇帝；既有老老少少的男皇帝，也有千秋唯一的女皇帝；既有風度翩翩文采風流的皇帝，也有鼠竊狗偷禽獸不如的皇帝；既有酷毒萬狀令人?指的皇帝，也有終日醉酒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既有開國之君、亡國之君，也有繼位之君、篡位之君。荒唐的皇帝制度雖然兩千多年始終如一，但是作為血肉之軀的皇帝，則形形色色，什麼樣的人都有。我們從他們的經歷中所得到的教訓也就各不相同。作者回首撰寫此書的心路歷程，不禁感慨萬端，現以小詩一首，大膽表露自己的心聲。詩曰：
幼讀詩書已疏狂，
不依「正史」自主張，
正義在胸筆在手，
敢斥千秋古帝王！
辛亥百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作者完稿於雲南省曲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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