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鄉人求生術 趙德胤
牆上的鐘指著二點二十分,我看看手錶,明明還不到二點。我們並沒有遲到,而是趙德胤習慣將鐘調快三十分鐘。祖籍南京,生於緬甸,現已入籍台灣的趙德胤說,「十六歲來到台灣以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一分鐘。」
時間在三十一歲的年輕導演趙德胤這裡,彷彿上緊發條,加速前進。二○○六年,他在台灣科技大學的大四畢業作品《白鴿》,就入圍十幾項國際影展。自二○一○年起,他以每年一部電影的穩定產量,《歸來的人》入圍釜山、舊金山、鹿特丹影展,並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提名。近期則以《海上皇宮》入圍鹿特丹影展競賽,《冰毒》入圍柏林影展「電影大觀」。早年將侯孝賢、楊德昌引介至國際的知名影評人Tony Rayns也大力推介趙德胤,逢人便說,「You have to know Midi Z.」。
「Midi Z」是趙德胤的英文名字,「Z」是趙的簡寫,「Midi」在緬文中有「卑小」的意思。趙德胤說,「小時候多災多難,所以家裡人這麼叫我。」如同早年台灣人為了讓小孩好養,會故意取名「阿狗」。童年時,他曾騎腳踏車掉到山谷下,共騎的人重傷,他卻沒事。還有一次搭巴士遇到重大車禍,全車的人都斷手斷腳,只有他毫髮無傷,「我趕緊跑回村子裡,一家一家報信。」
趙德胤理平頭,露出兩隻耳朵,耳垂大而厚,看起來福澤深厚,像僧人。經歷多次死裡逃生,六歲時他為保平安曾短暫出家當和尚。死神的鐮刀時時揮下,並非他特別倒楣,而是在緬甸,一場小感冒就可能致命,「緬甸的生存環境,就像五十年前的台灣,醫療十分落後,我二姊的孩子就是因為感冒而夭折。」
抗日戰爭時,在中國有大批軍人被派到雲南修滇緬公路,趙德胤的祖父是其一。國共內戰時,祖父、父親從雲南逃到緬甸,趙德胤在緬甸出生,祖父開過鴉片館,父親是沒有執照的中醫師,百無一用是書生,家裡的經濟都靠母親賣小吃,一鍋一鍋炒糯米,一年到頭的收入買不起一雙耐吉球鞋。
在台灣,他租屋於中和,在三房兩廳的水泥樓房裡,他憶起緬甸的故居,「草鋪的屋頂,竹片牆,泥土地,有次下大雨,房子還整間垮下來。整間屋子只有這個客廳大,住了爺爺、爸媽,還有五個小孩,總共八個人。」這麼破舊的房子,卻還是租來的。
赤貧的環境,離開是唯一的路,趙德胤排行老么,二哥和大姊早早跨越邊境,偷渡到泰國去。《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拍的就是兄姊的偷渡題材,在泰緬邊境的軍事敏感地帶實地拍攝,自然不可能取得官方許可,「我們只能偷拍,被發現的話輕則沒收器材,重則被判十年徒刑。邊境更危險,被軍人發現有可能拿槍掃射的。」
二○一一年,軍人專政多年的緬甸,破天荒舉行總統大選,「我想回去紀錄那個歷史時刻,即使只有一台iPhone,我也會回去拍。」拍攝團隊只有三人,趙德胤身兼導演、編劇與攝影。原本的男主角擔心到緬甸拍片不安全,臨陣退卻,只好由擔任製片的同鄉好友王興洪頂替上陣,還有一位在網路上認識的台灣朋友幫忙收音,買了三張機票就上路。
不能引人注目,自然沒有攝影機,只有一台可錄影的照相機。以幾近偷拍的方式,完成《歸來的人》,這是第一部在緬甸拍攝當下時空的寫實電影,也是第一部在國際影展放映的緬甸電影。「我有個清冰箱理論,就是先看冰箱裡有什麼東西,再發揮到極致。我電影的成本比學生電影還低,一部片大概二、三十萬。」趙德胤帶我們去看剪接室,那只是租屋處的一個小房間,他靠一台不到四萬元的電腦,剪出三部屢屢入圍國際影展的電影。
製片兼男主角王興洪說,「他的現場應變能力很強,有一次我們在山上拍戲,不巧有軍人路過。他不慌不亂把軍人支開,說是在替政府拍風景旅遊片。」藝高人膽大,其來有自。小時候趙德胤常需上山砍柴,有一次天黑迷路在山中,他要自己想辦法回來,趙德胤說,「遇到絕境,會激發出野獸般的求生本能。」他愛看書,從前是學校圖書館的借閱冠軍,隨口拈來就是海明威、馬奎斯,給人感覺斯文靦腆,「我回緬甸拍片,一下飛機,就要武裝自己,變得凶悍。如果太溫和,一進海關就會被刁難,甚至勒索要錢。」
一九九八年,趙德胤十六歲,透過僑委會的海外招考來台讀高中,「家裡借錢讓我出來,借的錢可以在緬甸買一間房子。我假日就去打工,餐廳、工地都做過。剛來時就是去餐廳吃東西時觀察,問老闆缺不缺工人,暑假在工地密集幹活,來台灣的第二年就把債還完。」王興洪說,「他是讀書的怪胎,在緬甸每次都考第一名。」儘管如此,老師誇讚的總是家裡有錢,每天有轎車接送的毒販之子。
趙德胤說,「緬甸人不鼓勵讀書,在台灣考第一名除了獲得老師鼓勵,還有獎學金,簡直太棒了,像天堂一樣。」苦過來的人,始終只有「實用」的考量,為了獎學金,他高中、大學、研究所都是第一名畢業。他常在校刊上寫文章,因為有稿費。大學選讀平面設計,因為可以接case賺錢。「像我這種出身,首先要生存,不可能對藝術、電影有興趣。」
高三那年,有位家境富裕的緬甸朋友要結婚,想拍攝婚禮,委託他從台灣買一台DV帶回去。「那年發生翁山蘇姬被刺殺事件,緬甸的新聞被嚴格管控,所有攝影器材都不能通關。帶不回去,DV自然給我用,所以命運很玄嘛,我怎麼可能有錢去買十五萬的 DV,我一直用到大學畢業,拍了畢業作品《白鴿》。」
《白鴿》用台灣的賽鴿賭博文化,諷喻現代人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身不由己的處境,一出手便獲獎連連。此後趙德胤的際遇就如白鴿一般,展翅高飛,除了獲得獎金,他也拍廣告,二十四歲這一年,他存了台幣兩百萬,回緬甸幫家裡蓋了水泥樓房。「了結人生最大的心願,我才開始有空去想,以後到底要做什麼。」
他以《白鴿》申請到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原本可以當李安的學弟,然而因為拿的是緬甸護照,需要繳交兩百萬的保證金,「我根本沒有,就放棄了。」他留在台灣繼續讀研究所,從十六歲來台之後,始終為錢奔波,有時在工地遇到苛刻工頭,有時在餐廳被廚師欺負。「幫家裡蓋房子後,我終於可以鬆懈下來,大量閱讀和下載電影,那時候一天可以看八、九部電影,一年可以看上百本書。」
學校免費借閱的圖書館、免費上網的公用電腦,都讓這塊飢渴的海綿,吸納海量的文學與電影。像是精神生活上,緬甸匱乏之後的台灣暴食,每讀一個作者的書,就把他所有的書都找來,系統性讀過一輪。每看一個導演的電影,也把他所有的電影都下載,系統性看過一輪。
有了這些底子,當他開始決定要拍電影,給自己的功課仍不馬虎:要看足五百部電影,「看這五百部電影不能只當消遣娛樂,你要知道它的分鏡拍法。我曾把李安《斷背山》的一千多個鏡頭全部變成分鏡,從電腦裡列印出來細看。這些功課是很愚蠢的,但必須去做。」
「編劇是我最焦慮的一塊,雖然也得過優良劇本獎。」他給自己的劇本功課是,每年奧斯卡的得獎劇本都會在網路上公布,他先研讀過劇本,再回頭去看電影,詳加比對,「我用的方法都是土方法。」
相揪吃美食,唱KTV,這些台灣年輕人習以為常的休閒方式,對他來說,太奢侈。來台十五年,他自己煮飯,沒有外食的習慣,只喝白開水,「剛來台灣時很想喝可樂,但五塊十塊都要省下來呀,後來就習慣不喝飲料。」
少數他會花錢買的東西,是書,但不是新書,是從二手書店淘來的舊書。他隨手指書架上的十幾本書,有米蘭昆德拉也有沈從文,「這些書是為了下一部電影,兩個月之內要K的。」買書,他的家裡卻不囤書,看完了就送朋友或賣回給舊書店。海綿仍然飢渴,書看完了,就徹底吸收進去,一生一世都是自己的,誰也帶不走。
涓滴攢下的兩百萬,可以到美國讀書,也可以幫家裡蓋大房子,他選擇後者,「父親早逝,母親和大哥一家、還有二姊一家,現在住在一起。他們在緬甸賺不了什麼錢,他們的小孩就是我的責任。」
訪談到了晚上,無預期我們會留下吃飯,趙德胤發揮清冰箱本領,快手做出五菜一湯,色香味俱全,做菜底子是以前在餐廳打工奠定的。屋裡每樣東西都井然有序,儘管翻開椅墊,底下是破出棉絮,不成套的沙發,「這屋裡沒有一樣東西要花錢買,都是撿來或者朋友所給。我之前幫一個舞蹈家拍片,背景是一塊豹紋圖樣的布,拍完我就拿來做椅套,我並不喜歡豹紋,純粹就是廢物利用。」廢物再生的家具,看起來成雙成套,毫無破綻,就像他低成本卻渾然天成的電影一樣。
影評人鄭秉泓說,「趙德胤是現今台灣最值得期待的新導演,《歸來的人》讓我想到侯孝賢《風櫃來的人》,有非常濃郁的鄉愁感。近十年台灣社會吸納為數眾多的外來移民、移工,他以外來者的觀看角度,抒發離鄉與返鄉的百感交集,豐富了台灣電影的多元性,也回應當前現況。」
《歸來的人》講一個在台灣打工多年,終於回到緬甸的遊子,心中的格格不入之感,有其自傳色彩。前幾年趙德胤因為入圍國際影展,以傑出專業人士身分取得台灣身分,他拍片之餘接廣告,每月寄錢回家。「我大哥很早就離家去挖礦,大姊、二哥偷渡到泰國,我爸媽曾因販毒而坐牢,家人四散。現在我回去,家人覺得我讀很多書拍電影很成功,很尊敬我,我有種強烈的疏離感。在緬甸就想念台灣的舒服與安逸,回到台灣,又覺得了無生趣,會懷念在緬甸拍片時因困苦所激起的爆發力。」
新作《冰毒》拍的是毒品。拉丁美洲的小說家馬奎斯曾說,「你們以為的魔幻,其實是我們這裡的真實。」趙德胤有同感,電影裡偷渡、人口販運、販毒的元素,他用一個詞概括:「家常」。他說,「種鴉片的人,辛苦採收後,走很久的山路,揹到城市裡交給雜貨店老闆,換取一些雞蛋和米,這樣就結束了。以前我媽運毒一次所賺的錢,只夠買一包米,沒有暴利,抓到後被關三年,那陣子我都會去監獄看她。」
「走進DVD出租店,世界上有這麼多好電影,根本不少我一個。是我自己需要拍電影來抒發,我的故事,家人的故事,只有我能說得出來。」
◎ 過於喧囂的孤獨 陳為廷
安迪‧沃荷說:「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十五分鐘。」對清大學生陳為廷而言,七月二十八號是個看似尋常的周末午後,睡到中午起床,吃完午飯就到網咖上網,將一張網友傳來的圖片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因為下午要打掃準備出租的房間,這天他沒有掛網太久即匆匆下線,晚上一個人逛苗栗夜市,吃了一碗土虱,沒什麼事值得一提,像暑假裡百無聊賴的一天。
在夜市裡閒晃遊蕩的同時,陳為廷還渾然不覺自己的名字、照片正像個通緝犯似地,開始在整點新聞中反覆強力放送。稍晚朋友打來,他才知道自己上了新聞,成名的代價不輕,中天電視揚言對他採取法律行動。
話說從頭,七月二十五號NCC有條件通過旺中集團併購中嘉系統案,使得黃國昌等反對媒體壟斷的學者到場抗議,隨後《時報周刊》獨家披露,當天另一群抗議學生疑為用錢動員的走路工,進而質疑黃國昌為幕後黑手。媒體鋪天蓋地報導下,網路上則有另一種聲音,PTT上的鄉民截取了中天新聞的走路工畫面,其中一位中年男子經過比對,赫然發覺是《時報周刊》的副總編輯林朝鑫,圖片隨即被大量轉貼,鄉民們質疑走路工事件實是爆料媒體自導自演。
圖片的來源不明,被挑中殺雞儆猴的陳為廷,只是轉貼圖片的其中一人,「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幾乎都在上網,上網都在把妹、和女孩子聊天呀」,依約來到咖啡館,單眼皮、瞇瞇眼的他,的確就像長久掛網總睡不飽的鄉民。窗外風雨飄搖,今天實不平靜,看不慣近日旺中媒體強力砲轟黃國昌、陳為廷,早上十點學生們集結在中天電視台前抗議,短短兩天透過網路串連,颱風天仍有七百名學生到場,學運的老前輩王丹說,「出席人數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是第一次,我為我的判斷失誤而感動。看到那些年輕面龐上的憤怒和熱情,我彷彿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身為苦主的陳為廷卻缺席了,「怕去了模糊焦點,我的官司只是枝微末節,應該回歸到旺中所引發的媒體霸權現象。」即將升上大四,才二十一歲的陳為廷十分熟稔社運場上的輕重緩急,投書報紙的成熟論述能力,則讓不少人誤以為他是碩博士生。他有新世代網路成癮的一面,常通宵掛網和人筆戰,但另一方面,他並不只是伸伸指頭貼圖按讚,而是具有行動力,深入苗栗大埔農村、華隆紡織罷工現場蹲點做採訪調查。
關注台灣新一代學運的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說:「近幾年從守護樂生、野草莓運動,到反國光石化、反美麗灣開發案等社會運動,都可見到一波波的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和傳統學運最大的不同是,網路起了關鍵的串連作用。關於網路動員有種說法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但我反對這種說法,按讚雖不直接等於行動,但至少議題已經傳播出去,要先獲得資訊,才能有所作為。今天可能有一千人按讚,只有三百人到場,但如果照傳統方式動員,可能就只有五十個人到場,三百人還是比五十人多得多。」
一九九○年出生的陳為廷正是新一波學運的典型例子,讀建中時就已積極參與野草莓學運,「陳雲林來的那天我高三,離學測不到兩個月,我數學很爛,放學後本來要去補習,走到台北車站發現整座城被淨空,圍滿拒馬,忠孝東路上一輛車都沒有,很肅殺,那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台北城。所以我翹課了,到行政院前加入學生靜坐,當天晚上就在那裏過夜。早上回去洗個澡再去上課,但還是一直上網follow現場情況,到四點多板上說要抬人,我趕快從後門溜出去到現場聲援,那是我第一次被抬上警車。」
與公權力肉搏的衝撞,交織著憤怒、暴力與疼痛,是一次十足震撼的成年禮,因為太投入,後來還因曠課過多而沒畢業。但在三年前,他還只是終日苦讀的苗栗國中生,往返於學校、補習班、圖書館之間。「國二時因為校長取消學生發聲的管道,我曾發起一場學生連署,表示抗議,後來老師送我一本楊照《迷路的詩》,書中『建中青年社』的學生敢於反抗教官,討論的是美麗島大審的嚴肅議題。而周遭沒人能跟我談這些,所以我下定決心要考上建中,加入建青社。」
說起國二發動學運的初體驗,陳為廷像是個羞於回首輕狂往事的過來人,搔搔頭笑著說:「現在回頭看,那真是不成熟的舉動呀。」在社運場上,他是個過於早熟的跳級生。提早被催熟的果子,外紅內青,內裡藏著身世的苦澀。出生前三個月父親車禍身亡,相依為命的母親則在他十三歲時罹癌過世,從此由舅舅收養,改從母家姓,名字也請算命師改過,新名字篡奪了媽媽叫了十來年的舊名字,「叫『為廷』也不錯啦,後來我的英文名字就取成『Waiting』。」
不知道是不是掩藏得太好,聊起身世,聊起這陣子被告的事,陳為廷還是一派樂天,可以嘻嘻哈哈地告訴我他最近的情史,「和新女友才交往一個多禮拜,認識的第一天我們就交往了」,教過陳為廷的王丹是這麼形容他:「因面容討喜,動作誇張,而頗有人緣,有清大地下學生領袖之姿。」開心果般的人物,輕盈與深沉,說不定是一體的兩面,像是一顆被充滿的汽球,表面平滑得摸不到一點坑疤皺褶,但你會知道那汽球已經撐得過度飽脹,只要用指甲輕輕一刮,就會轟然爆裂。
隔幾天我們來到苗栗頭份華隆罷工的現場,陳為廷流利地和工人講起客家話,「我媽高商畢業後在這裡工作過四年,這些阿姨們有可能是她當年的同事,聲援他們,是社會運動的實踐,更是我的尋根方式。」回到農村也是尋根,「媽媽要上班養家,我是外婆帶大,外婆那時已快八十歲,但每天傍晚都會背著我走長長的路,到巷口等媽媽回來。後來我下鄉做訪調,和老人家聊天,才瞭解外婆那一輩人是怎想的。」
來到苗栗,跟著陳為廷到處走走,感覺他沉穩下來,心事變多,但會多吐露一些心裡話,「媽媽生病住院時,我很少去看她,後來我怪舅舅為何不告訴我她得癌症,舅舅卻說他告訴我好多次了,是我一直逃避,害怕她會離我而去。」母親過世後舅舅搬來苗栗照顧他,三年後他考取建中北上,舅舅就搬回台中住,「在台北像個異鄉人,但回到苗栗家裡也是空蕩蕩,故鄉要如何成為故鄉?我只能透過參與苗栗在地的社運,重新找回歸屬感。」
被媒體狂轟濫炸的隔幾天,陳為廷特地北上,T恤短褲夾腳拖,一個人單槍匹馬在NCC前面召開記者會,面對十幾台攝影機講話不慌不亂,「那天沒人陪你去嗎?」「本來朋友要陪我去,但他睡過頭了。」他輕描淡寫地說,我想起近來在他臉書上湧進數以千計的按讚與鼓勵,但是再多的讚,都兌換不了一雙可供依靠的臂膀,上千個臉書朋友環繞,寂寞卻不曾因此消解,「我很難跟別人交心」,也許就像是一句矛盾修辭,終究是,過於喧囂的孤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