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土情懷
話說柿子
我家的柿子行連成一片，柿子樹高大粗壯，足有近百年的樹齡。柿子花什麼樣，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可能是因為樹太高大，但是可以肯定花不是很漂亮。小青柿子長出後，若是結得太多太密，待長到一定大小，便會自行淘汰。適者生存，被排擠的柿子
便會紛紛落地。撿拾小青柿子便是女孩子們的任務。撿回家來，大人們便把它放進瓦缸裡，缸底打一個小洞，插一根秸稈作為引管，經過數日自行釀造，順著引管滴下的便是清醇的柿子醋，可謂自給自足。
柿子長成後，柿子行一片火紅，又香又甜的柿子招來許多饞嘴的小鳥。牠只要在柿子上叼一口，又紅又大的柿子便會很快潰爛落地。驅趕小鳥令孩子們樂不可支。我舉著一根大竹竿，滿樹行間奔跑，既覺得使命重大，又覺得好玩。這時節，一些小販會
挑著擔子，走村串列，收購柿子。我們就用一種特製的「咬子」將熟透的大柿子小心地摘下來，碼在地上。等待小販來收購，所得錢款，爺爺都給我們作為哄鳥護柿的報酬。
入秋以後，霜降以前，是家人最忙碌的日子。爺爺坐鎮柿子行，指揮雇來的工人做搭建曬台，摘柿子等體力活，奶奶則率領各房兒媳婦「旋」（xuan，發四聲）柿子，就是用一種簡單的機械原理，在小木架上裝上刀片，右手搖動，左手握著柿子，很輕鬆地就可以將柿子皮「旋」下來。光溜溜的柿子碼在曬臺上。最忙碌的時候，還要挑燈夜戰。這也是孩子們最高興的時刻。待到柿子曬軟以後，便要全家人動手，把柿子逐個捏成餅，經過晾曬，香甜味醇，皮薄無核的柿餅便打包待售了。我記得家裡西園子的房子裡，堆滿了裝柿餅的蓆包。捏柿餅時，散落一層白花花的柿霜，收集起來另裝出售。「旋」下的柿子皮，曬乾後留給家人自己吃。據父親回憶，抗日戰爭爆發前，全村的「耿餅」（柿餅又稱耿餅，是因為原產於菏澤縣的耿莊）產量每年約在十萬斤以上，為全縣之冠，銷往四面八方。
故鄉何處是
先民們安穩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經受著一年四季的溫暖與寒冷，領受著風雨過後的寧靜。他們辛勤耕耘，喜盼收穫，一代又一代地傳承。
令人痛惜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一場土地革命及其後的「合作化」，「公社化」，打破了鄉村的安寧，農民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農村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趙王李莊幾乎所有的.木樹林都遭受了斧鉞之災，被砍伐殆盡。我家的柿子行、杏行、山楂行等.樹及耕地，除了留下家人賴以生存的極少部分以外，全部被政府沒收，分給少地或無地的窮人。他們不善經營；同時，據我推測，別人家的東西，放在自己家，雖說已經歸己所有，但心中總是不踏實，不如將樹砍了燒成木炭，還可以換幾個現錢。這正應驗了孔子的大弟子顏淵的一句話：「外財不富窮命人」。生長了近百年的柿子樹，就這樣付之一炬。我家還有一處不小的核桃行，據老人說，核桃樹木質細密，是做槍托的好材料，同樣也被燒成了木炭。
趙王李莊原是一個花之鄉，.樹成行，花卉似錦。開春之後，杏花如雪，桃花芬芳。夏天瓜.滿園，秋天柿子似火。可謂春華秋實。後經戰亂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得趙王河河水斷流，堤壩坍塌，.樹無存。昔日風光不再。
儘管如此，村民們仍然頑強地守望著這一片沃土，樹沒有了，便種植牡丹，栽種芍藥，還有大片的莊稼地，生活還算安逸。不料，近年來，一場徵地風潮波及到了趙王李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徵地，使得生於斯，長於斯的鄉親們頓時成了失地農民。他們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養老金，更讓人揪心的是，隨著賴以生存的田地被徵收，各家祖墳也隨之化為烏有，先人們無處安魂。如今鄉親們已經陷入生無地可種，死無土可埋的窘境，真正是「故鄉何處是，忘記除非醉。」昔日的花.之鄉，今已無蹤可尋，完全變成了記憶。
近日我看到一份材料，就在距趙王李莊不遠的桑海村，如今還保存著一幢《果木柿餅菸苗免稅碑》，碑額題「草木銜恩」四字，立於中華民國五年，即一九一六年，碑文大意是：桑海村、趙王李莊一帶「人繁地寡，贍養無貲」，故地方政府立碑，對鄉民賴以生存的果木、柿餅等予以免稅，進行保護。何曾料到，三十多年後這一帶的果樹，悉數化為灰燼。這些樹木，都是經過多年的保養，可以說是鄉民的共同資產，一旦摧毀，再行栽培成林，不知要等何年何月。
第二章 異鄉記憶
三、逃難
一九四八年春，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兩軍內戰中，由八路軍改稱的解放軍，於一九四七年六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突破黃河防線，挺進大別山。從此，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入進攻。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野戰軍攻克陝北宜川，蔡家坡的人們紛紛謠傳，八路軍要打過來了」，人心惶惶。聽大人談話的意思是，大家對解放軍固然疑慮重重，但更害怕的是，因為扶輪中學座落在兩個黃土坡的夾溝中，地處偏僻，兵荒馬亂中土匪猖獗，擔憂土匪乘機搶劫，性命難保，學校的大部分教職員工紛紛逃離。父親帶領全家也準備到距此地不遠的寶雞縣的一位朋友家暫避。記得那天下著小雨，我們一家冒雨來到蔡家坡火車站，月臺上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火車進站，車廂裡面已經擠得水洩不通。父親母親帶著兩個弟弟奮力擠進了車內，十九歲的六叔帶著十二歲的我爬上了車廂外的頂棚上，這裡也早已扒滿了人。幸虧火車不堪重負，也可能是顧及車頂上這一群不要命的人們，開得很慢，幾乎是在爬行。火車終於平安地到了寶雞車站，我們一家六口住在父親的一位朋友家。
不記得過了幾天，聽到遠處的槍砲聲，大人們議論紛紛，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這種聲音，我已經習以為常了。那是一年前，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在魯西南同國民黨軍作戰，先後攻克定陶、曹縣。現今，我們來這裡，本來是為了躲避戰爭，不料又陷入了戰火中，砲聲越來越近。大人小孩都躲在家中，誰也不敢出門。大約過了兩三天的時間，槍砲聲停了下來，寶雞城又恢復了平靜。原來是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軍主力，於這一年的四月十七日從陝北洛川出發，向西府（今鳳翔，寶雞地區）行進，四月二十六日攻克寶雞城。兩天後，解放軍又主動撤出寶雞。待戰局稍稍平靜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蔡家坡，學校又恢復了正常生活。不知道為什麼，我家從原上搬到原下的窯洞裡。那時候的窯洞很簡陋，沒有院牆，出門便是一片曠野，夜裏還時常聽到野狼的嚎叫。鄰居是一位姓鍾的老師，好像也是山東人。他家女主人和母親關係很好，他家的女兒和我同齡，我時常背著一歲多的二弟到他家去玩。
據父親回憶，他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到蔡家坡扶輪中學任教的，每月薪金是二十萬法幣（國民政府發行的一種紙幣），當時，二十萬法幣可以買到十袋麵粉。可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底，他每月的薪金增至三千八百萬元的金圓券。金圓券是國民政府在法幣崩潰的情況下，於一九四八年八月發行的一種紙幣，三千八百萬元卻只能買兩袋麵粉。在我的記憶中，每次上午發薪，父親下午就趕緊去買麵粉。第二天，可能一袋麵粉的錢就只能買回來半袋了。物價飛漲，一個月的收入難以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再加上內戰不斷，戰火再次向關中逼近。為了生活和安全計，父親應好友，成縣師範教導主任李榮光之邀，舉家遷往甘肅成縣，到成縣師範任教。
一九五零年春節過後，學校正準備開學。我高級小學一年級只讀了一個學期，後因戰亂，學校停課半年。此時，已經十四歲的我不願意再回原來的小學讀書，正準備報考成縣師範。正在這時，父親接爺爺來信，催促我們全家返鄉。
回故鄉
這年二月，父親攜妻帶子，一路顛沛，飽經憂患，回到了故鄉。
這裡，一九四九年進行了一場「土地改革」，我們這個大家庭，經過這場「暴風驟雨」，已面目全非。爺爺被劃為地主，他那一處寬敞漂亮的大院子已經換了主人，兩位老人被趕到西邊一個荒園子內的兩間土坯房居住。所幸還給我們家保留了原住房，免除了掃地出門之災，但母親的原有傢俱則被掃蕩一空。伯母和各房嬸嬸家的遭遇，大體與我們家相同，都是家徒四壁。後來聽堂嫂說起這樣一件事：她家的一張吃飯桌子分給了姓趙的一戶人家。那家在天黑後偷偷的又還給了嫂子，農民協會的人知道後，命令嫂子立即送回。這一家於心不忍，便將他家的一張破桌子給了嫂子家。我家的三間西房，在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土改時被政府沒收。有感於此，我寫過一首《土改有感》：「昔日朱門家何在，村西.樹盡成灰。所幸家破人未亡，冷觀世事幾輪迴。」
不久，父親在當時平原省一中（即山東省菏澤一中）謀得一席教職，教授歷史課。母親則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住在鄉間。
第三章 快樂時光
一、入讀菏澤一中
五年半的中學生活，我在菏澤一中度過。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住在趙王李莊，生活還算安定，但是我和大弟弟正是入學讀書的年齡，眼看著我倆學業荒廢，作父母的自然很著急。聽說距離我們村東不遠的孔樓村有所師範學校正在招生，母親便請大舅帶我去報名，校方則以年齡尚小拒收。當時我十四歲，估計這是一所小學教師培訓學校。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百廢待興，急需各類人才，但是，大孩子教小孩子總是不太合適。菏澤一中（時稱平原省立菏澤中學）初中班也已經開學上課，我只好待在家裡，幫助母親做點家務。
有一天，我正帶著三歲的二弟在村外看人家刨樹，父親派人到家來送口信，讓我立即到城裡去，什麼事也沒有說明。我放下弟弟，急急忙忙跟隨來人到了家住一中後街的姑姑家。等候在這裏的父親告訴我，明天要到一中去考插班生，今天準備一下。我聽後，腦子一片空白。從一九四九年暑假至今，由於戰亂，我已經停學半年多，後又經歷了從甘肅到山東的長途遷移，所學功課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況且，從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五零年初，兩年半的時間，我只讀了一年半初小，半年高小，六年制的小學我只讀了兩年，能考上中學嗎？
父親肯定也是懸著一顆心。說是幫助我準備考試，卻不知從何入手。我更是不知所措，只記得教我寫「蘇聯」兩個字。第二天，我懵懵懂懂來到一中教導處，應考的除我之外，還有兩名男生。數學出的什麼題我記不得了，只記得作文題目是《春節紀
事》。後來聽說，這一年一中正式招生時的作文題也是《春節紀事》，大部分考生都不知道「春節」為何節，經老師提醒方知「春節」就是舊曆大年。
不久，學校通知我，插到初中六級三班，跟班上課。從此，我邁進了遠近聞名的昔日山東省立第六中學，即「老六中」的大門，和父親成了校友。他是一九三二年暑期考取該校的。跟班上課，沒感到太大的困難。老師講什麼，我認真地聽，課下按照老師的要求寫作業。因為在那動盪的年代，沒有學到多少知識，所以我對各門功課都有濃厚的興趣，都是新知識，有一種如饑似渴的感覺。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後，學校通知我，從下學期起，便成為正式學生。當時，學校按計劃招生，除錄取計畫內的學生外，另外再錄取幾名作為候補，稱為副取生。插班生和副取生同樣對待。據說，這一學期期末考試，各科成績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的則可轉為正式學生。當時，在我看來，入學上課就是一中的學生。平時，老師和同學對副取生和插班生也沒有另眼看待。再加上，初中六級所有女生都集中在三班，所以，上課輕鬆，下課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十足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功課上、思想上，都沒有任何壓力。
菏澤一中全名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址位於菏澤縣城北部的原「曹州府衙」舊址上。聽父親講過，建校時，曾在府衙的後院挖出一些零星的刑具。一中的前身是山東省立第六中學，該校是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創立的「曹州中學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老六中」在魯西南可謂家喻戶曉，由何思源走過的「六中--- 北大──哥倫比亞」，是六中學子們最嚮往的求學之路。令人感慨的是，我和我的同學們在求學時代，從中學到大學，均處在閉關鎖國之中，儘管你能展翅高飛，最高也只能飛到北大，哥倫比亞大學就只能是望梅止渴了。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學校南遷到大後方四川。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創建的晉冀魯豫邊區第一中學進駐菏澤，在「老六中」校址上建校。
一九四九年更名為平原省立菏澤中學。一九五二年冬，平原省撤銷建制，學校遂改名為山東省立菏澤中學。一九五四年學校改稱山東省菏澤第一中學，簡稱菏澤一中，沿用至今。這麼一看，我在校短短五年半時間，學校就三易其名，這也折射出那個時代文化教育仍然處在動盪之中，尚未走上正軌。我所在的初中六級，一共四個班級，一九五零年春季入學。一九五一年九月，學校開始進入暑期招生的正規道路，也就是自一九五二年起，一律改為秋季入學。這樣一來，我們這個年級勢必要於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夏季畢業。學校決定，通過嚴格考試，兩個班級於一九五二年夏季，同前一個班級一同畢業，兩個班於一九五三年夏季畢業。也就是說，兩個班提前畢業，另兩個班要讀三年半才能畢業。如何分班，對我們每一個學生來說都是一件大事。一九五一年冬，學校對我們四個班進行一次分班考試，我有幸提前半年，於一九五二年夏季畢業。當時學校對我們免試，直接升入高中或者師範，年齡較大一點的或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多數選擇升入師範。父親有意讓我上師範，這樣三年後便可以工作，以解家庭之困。母親卻一定讓我讀高中，因為她知道，只有上高中，才能考大學。為此，她還去找了教導處。暑假過後，我升入本校高中，編入高年級二班。
三、艱苦但很快樂
一九四九年新的政權建立之初，由於連年戰爭，物資極端匱乏，生活很艱苦。教師的待遇很低微。先是實行供給制，每月發給一定數量的小米。父親每月發多少斤小米我沒問過，只記得我在學校入夥的費用，是從父親每月的小米中支出，我還親自到總務處看著他們用磅秤來秤。現在想來真是匪夷所思：小米並不是高產作物，當時為什麼用小米代替貨幣？生活中的柴米油鹽怎麼解決？我確實沒看見過母親扛著小米去買菜。一九五六年實行工資制改革，父親每月工薪好像是八十二元，這在當時可算是收入不菲，但要養活一家五口，況且我和大弟同時考入大學和高中，所以生活仍然拮据。
學校實行人民助學金制，資助來自農村家庭生活困難的學生。學生的伙食很單調，一般是雜糧麵饃，只有中午才有炒菜。每次飯前，以班為單位，由班長整隊，帶入食堂，有飯桌，沒有板凳。八個人一組，八人圍著一小盤菜，男同學自然是風捲殘雲。早飯和晚飯一般只有鹹菜或者一小盤黃醬。記得有一天晚飯，我們女同學沒搶到桌子，便蹲在地上等組長去打菜。她端來一小盤黃醬。劉玉玲同學忽然來了靈感：「這不是一灘雞屎嗎！」越看越像，大家笑得前仰後合，引來不少男同學。大家在笑聲中吃完了飯。但這盤「雞屎」卻原封沒動。不知學校從哪裡搞到一些大米，不少同學還是第一次見大米。吃米飯啦！飯前，校領導召開了全校大會。「大米飯，肉澆頭」，第一次，總務處還真的做了帶肉的菜湯。這樣的大米飯沒吃幾次，不知校方無力頓頓供給「肉澆頭」，還是北方人吃不慣大米飯，竟把大米磨成米粉，蒸饃吃了。
遠赴考場
一九五五年七月，經過兩個多月的複習煎熬，終於迎來了高考。那時，菏澤還沒有考場，高中四級的兩個班將前往濟寧參加高考。行前，一中校領導在大禮堂設宴為同學們壯行，班主任和主課老師和同學歡聚一堂。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在一中五年半以來最豐盛的一頓午餐。餐後，還居然上了一道蒸桃作為甜點。教導主任車仲實老師代表校方講話，叮嚀囑咐的話我已大多忘記，只記得叮囑我們不要帶課本去，要帶書的話，可以帶一本小說。
我領會他的意思，是經過幾個月的複習，都已胸有成竹，信心滿滿，一定要輕裝上陣。他還十分風趣地提醒女同學，不要忘記帶把梳子，以免頭髮像雞窩一樣進考場。車主任輕輕的幾句叮囑，透露出愛生如子的拳拳之情，也為我們卸下了思想包袱，減輕了趕考前的緊張情緒。第二天，校領導帶領近八十名學生，乘大卡車奔赴考場，沒見一位家長送行。母親給我煮了五個雞蛋，讓帶在路上吃。
考場設在濟寧一中。考試的前一天，同學們逛街的逛街，下棋的下棋，有人果然帶了小說。我和幾位同學尋古探幽，找到了太白樓，據傳詩人李白曾來此。同學們完全不像是「趕考」，倒像是休假。說實話，大家根本就沒有考不上大學的憂慮。記得那一年作文的題目是《我的祖國》。英文免試。
如願以償
八月下旬，家住菏澤的同學，三三兩兩每天往郵局跑。因為往年，全國各大學的錄取名單都先登在報紙上。幾天後，郵局工作人員宣佈：「大家都回去等吧，今年不登報啦！」此後的一天上午，郵遞員給我送來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入學通知。我如願以償，考上了第一志願第一學校。通知書還附有北京大學學生會的一封熱情洋溢的歡迎信。郵遞員說：「你這是第一家，你們這條街上還有兩家呢！一家也是北京大學，另一家是清華大學！」語調中透著讚譽。我家所住的這條玉皇廟東街，北臨一個美麗的荷花池。路南也只有二三十戶人家。在這一條偏僻的小街上，這一年就有兩人考取北大，一人考取清華，一時傳為佳話。
第四章 北大春秋
同北大的「反右」如影相隨
一九五七年，是社會生活急風驟雨的一年。在我養病的生活中，也會吹來幾縷浪花。我離開北大前，在同學中已經議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那是這一年的二月到三月，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赫魯曉夫在一次秘密會議上做了批評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報告。五五級一班沈元同學，在圖書館的一份英文報紙上翻譯了報告的幾個片段，在同學中傳閱。我因住在醫院，沒有看到。
回家後，大學的同班同學和高中同班一起考入北大的十位哥兒們，輪番給我寫信，報告學校的情況。記得是李傳明和韓承潢負責寄《北京大學校刊》，連續半年，期期不丟。「反右」期間，中文系編印的《浪淘沙》，胡孚亭同學寄給我幾期。我幾乎每個星期都能收到信件和報刊。從來信和報刊中，對北大如火如荼的「反右」運動的進行，也使遠在山東的我如影相隨。有三件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中。
最早得知的一則消息，是我所在的歷史系五五級二班的部分青年團員和青年，於五月十九日在大飯廳的東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質問校團委，在北京已經開幕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這次會議決定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北大的代表是誰？代表是怎樣產生的？一石激起千重浪，打破了北大校園的平靜。近日，在二零一五年《炎黃春秋》第八期上刊載了該大字報的參與者蔡家騏同學的文章《北大「五一九」參與者的結局》，今日讀來倍感親切，對四位同學的遭遇，銘記於心。現將當年那張大字報的內容抄下作為紀念：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注視著團三大的召開。我們有以下問題需要校團委答覆：
一、我校的代表是誰？
二、他是怎麼產生的？
三、我們有意見向何處反映？
歷史系二年級二班一群團員和青年」
另一件事是，「鳴放」中的一天，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來北大演講，引起轟動。胡孚亭莽莽撞撞，上臺為林助威。菏一中在北大的幾位原同班同學，當日下午就找他談話，將他從「右派」的邊緣拉了回來。這也是從同學們的來信中得知的。緊要關頭彰顯了同窗之誼。他最後得了個團內警告處分。
這一年的五月一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從五月初到，六月初，各民主黨派，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新聞界，衛生界等各界人士，本著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誠意，對執政黨的工作和國家政治生活提了一些意見和批評。年輕學生尚未走上社會，只是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下，憑著一腔熱血，說一些心裡話。善於思考的同學，或許能提一些涉及國家大局的問題，我相信大部分同學也就是針對身邊的事情發發牢騷而已。至於黨中央，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是陰謀還是陽謀，卻渾然不知。在此期間，有位同學給我寫信說，大家都在「倒苦水」，也鼓勵我「倒苦水」。
我平日對於國家大事不大關心，一向是安於現狀，有啥苦水可倒呢？冥思苦想，還是給那位同學回了一封信，傾訴我學俄語的辛苦，因為我發不出那個捲舌音，一直不敢當眾朗讀。我在中學學了五年英語，老師都是一流的，基本語法都已經掌握。英語學得好的同學，可以用英語寫日記。如今，北大將俄語定為全校公共外語，丟下英語，去學那門鬼俄語，我一直想不通。如今回想起來，這封信如果被黨組織察覺，或者我人在北大，談起學俄語，言語會更激烈，那麼，反蘇可是十足的「右派」言論，其後果不堪設想。生病固然不幸，但是在這場暴風雨到來前就離開北大，又是萬幸。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從《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開始，整風運動轉為反擊「右派「的鬥爭。從此，北京大學的同學們被捲入一場最為悲愴的批判「右派」的鬥爭。昔日的同窗好友，今日反目為敵。北京大學數百名菁英被一網打盡。這到底是為什麼？！當時恐怕沒有多少人去思考。
鑒定
畢業要做鑒定。這份鑒定關乎每個人一生的命運，不可玩忽。
鑒定分兩個部分，一明一暗。明的是自我鑒定和小組鑒定，屬於面對面。上級領導也就是黨組織，對每個人的平時表現所做的評估至關重要，不與當事人面對面。三份材料，裝入檔案袋，便伴隨你終生。此可謂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給我的小組鑒定如下：
小組鑒定意見
一．優點：
1）五年進步較快，特別是近一年來有較大進步。能聽黨的
話，在政治運動中有自覺革命的要求，能大膽暴露思
想，基本上能分清大是大非。
2）學習認真，能鑽研思考問題；
3）在工作，勞動中較踏實認真，勞動中比較注意思想改造。
二．缺點：
1）階級觀點不夠強，在政治運動中，開始時往往對一些問
題認識不夠清楚，用階級觀點分析問題較差；
2）平時對自己要求還不夠嚴格，開展思想鬥爭不夠；
三．努力方向：
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實際鍛煉，進一步加強階級觀點，提高
覺悟水準。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第七章 八九民運
一、學潮驟起
山雨欲來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來得比往年遲。
四月十五日，天色陰沈，不時飄著濛濛小雨。我同憲曾已經購好火車票，準備當晚前往山東探親。傍晚，兒子從北大回來，為我們送行。他一踏進家門，便衝著我們說：「胡耀邦今天早晨逝世了！」我心中一驚。原來，他們中午便知道了這一噩耗。話沒有多說，他便匆匆踏上自行車返回學校了。
坐在南行的火車上，聽著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放的哀樂，心情很沈重。兩年前，聽傳達檔，得知中共中央總書記因反對「資產階級精神污染」不力，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受人愛戴的胡耀邦同志突然下臺，在人們心中留下了陰影。「文革」結束後，他在理論戰線，組織部門，科研機關，直到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殫精竭慮，任勞任怨，鞠躬盡瘁，親自發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辭職後，便很少知道胡耀邦的行蹤。如今突然獲悉他逝世，我感慨好人為什麼不長壽！望著窗外淅淅瀝瀝的春雨，真是天與人同悲。
我到家後，北京爆發了以大學生為主的大規模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我卻一無所知。但是，十五日我們離京前，王丹匆匆告別及他那副不安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晃動，總有一種不詳的預感。
王丹熱心校園活動。一九八八年寒假，他忙得不可開交，為迎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他和同學們籌辦一個名為《新五四》的刊物，請了冰心和夏衍兩位老人為他們的刊物題詞。八九年初開學後，他又和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會，請了吳祖光，許良英等校外的知名人士來校演講，就是所稱的「民主沙龍」。他們又以正當的手續，在北大學海社下註冊了一個「北大學生社會問題研究部」。所有這些當時並沒有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因為在我入學的那個五十年代，這些活動都是極為正常的，它彰顯了北大的民主傳統。可是，當時王丹的這些活動卻引起了北大校方和歷史系的關注和不滿。他們要請家長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們來到北大歷史系辦公室。一位姓陳的老師接待了我們。沒有一句寒暄，只見他滿臉陰雲，開門見山，向我們歷數了半年來王丹種種「不安份」的行為。不容我們質疑，他最後甩出一句話：「我們對王丹已經做了我們所能作的工作。如果他再這樣下去，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他那決絕的話語，使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走出歷史系辦公室，看著熟悉的校園，我真是感慨萬千。當年我就讀北大歷史系時，安分守己，用心讀書，何曾料到，二十幾年後，再來歷史系，卻是為了「不安份」的兒子。陳老師沒有告訴我們，王丹的這些行為，哪一條觸犯了法律，哪一條違反了校規？作為一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王丹究竟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作為家長，說實話，我們並不希望還是一名學生的兒子參與政治活動，只要求他安安靜靜地把書讀好。但我們還沒來得及同他細談，便應父母的要求，匆匆忙忙返鄉探親去了，這一課，再也沒有補上。
大遊行
我剛剛到家，王丹的父親也從北大回來了。他看見北大的學生遊行隊伍在圍觀群眾的歡呼聲中浩浩蕩蕩地走出了南校門，正向白石橋方向進發。我們顧不得吃午飯，便來到復興門立交橋，估計北大的遊行隊伍要從這裡經過。這時，橋上橋下等著觀看學生遊行的群眾已經人山人海，我們找到一個有利的位置，焦急地翹首張望。
大約下午二時左右，學生遊行的隊伍過來了。從橋上往下看，一條洶湧澎湃的人的河流，正由北往南而來。群眾歡聲雷動，「大學生萬歲」的呼聲在天空迴盪。橋下有一隊員警，組成一道防線，在滾滾而來的學生潮流面前，顯得那麼單薄，無力。橋上的群眾喊：「員警讓開！」「員警讓開！」
中國人民大學的隊伍走在最前面。他們在員警的防線前停下來，兩相對峙。圍觀的群眾也安靜下來，學生沒有衝擊防線。不一會兒，員警撤到了兩旁，學生和觀眾同時爆發出一陣歡呼聲。人民大學後面是外國語學院，北方交通大學等院校。旗幟招展，人潮洶湧。
北京大學的隊伍來了！遠遠地便看見一面紅底黑字的大旗迎風招展，「北京大學」四個大字，發出耀眼的光輝。作為北大校友，我激動得跳了起來。北京大學這面大旗，七十年來，在民主愛國運動中，都走在前面。校旗後是兩條醒目的大標語：「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
我們拼命往前擠，睜大眼睛，尋找我們的兒子。當隊伍來到橋下時，我看見在北大校旗的後面，有一個由幾十名學生手拉手圍成的圓圈在緩緩地向前移動，圈內有兩三個學生，其中一個像是王丹，在奮力地帶領大家喊口號。我拼命地向他招手，沒有回應。學生隊伍中有節奏地喊著：「北大北大，人民養大；為民請願，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我不禁想起，一九三二年，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北大學生組成南下請願團，前往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呼喊著：「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搖旗吶喊，示威南下！不怕不怕，北大北大！」想不到五十多年後，北大學生為了反對腐敗，推進民主，又喊出了這樣的口號。
群眾組成兩道人牆，把學生夾在中間，悉心地保護著他們。我們無法接近學生，始終沒有找到王丹。我們隨著洪流前進，有人推著自行車，邊走邊演講，聲援學生；有人提著一桶水，奔走在學生中，不時地向學生送上一碗水；一個小販，推著一車麵包，分送給學生。目睹這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一幅幅畫面，再看看一張張稚嫩的學生的臉龐，誰又會相信這是一場動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廣場上嚴陣以待的軍警，顯得多麼渺小，多麼無力。
「四二七」大遊行，以慷慨赴義的大無畏精神，衝破了政治上的高壓，衝開了一道又一道封鎖線，以和平，勝利宣告結束。第二天，我到北大去看望兒子，一進南校門，便看見教員宿舍樓牆間懸掛著一條醒目的大橫幅，上面寫著：「後生教先生，先生趕後生，生生不息。」
改絕食為靜坐
五月十九日，天氣晴朗。下午，一位同事想去廣場看看她正在絕食的兒子，懇求我同她一起去。我們來到學生防線的周邊，守衛很嚴，不得而入。我只好悄聲對一位糾察隊員說：「我是王丹的媽媽，想去看看他。」他放我們進入了第一道防線。我們打著這張牌，通過了三四道防線，來到了廣場中心。經打聽，得知王丹可能在北邊的那輛大車上。來到大車前，不見王丹，我們正往回走，只見從紀念碑方向，從南往北過來一隊人，風風火火，像一陣旋風。前面是幾位扛著攝影機的外國記者，面對著人群，邊退邊行，王丹在一群人的簇擁下走了過來。他的身後有人扛著一副擔架，左右兩邊有兩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抱著氧氣袋。我立刻意識到，孩子隨時準備搶救，止不住淚水流了出來。王丹一行人走了過來，他看到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十分意外，生氣地對我說：「媽！你怎麼到這裡來啦？這裡到處都是便衣，趕快回去吧！」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宣佈。」說著，頭也不回，便隨人群而去。我們母子在絕食現場相見，這是第二次。我一句話也沒說，也不容我說話。
我和同事稍稍一停，便看見對面的幾個人正對著我們拍照。身邊一個小夥子不知怎麼得知我是王丹的媽媽，便要求採訪，被我婉言拒絕。我的同事找到了兒子，我便匆匆離開了廣場。
五月十九日晚，廣場傳來消息：學生們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我才想到，下午王丹所說的「有重大的事情宣佈」，原來是這件事。這時，我正在博物館北門傳達室，聽到這一消息，我久久懸著的一顆心，也悄悄地放鬆了一些。幾位大學老師來傳達室借用電話，通知各自的學校，學生已經停止絕食。一位農業大學的老師，要求校方儘快送些稀粥來。從話語間聽得出來，他們個個欣喜萬分。老師愛護學生，就像母親愛護孩子一樣。
五月二十日，北京市政府正式發布戒嚴令。這一天上午，幾架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向人們拋灑傳單。我沒有看到傳單，只聽說，有人撿到，回來就扔到了廁所裡，以洩憤慨。軍事戒嚴也激怒了北京市民，又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遊行，標語口號更為激烈，有「李鵬下臺」，「反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等等。更多的市民湧上街頭，阻攔軍車，勸告士兵不要傷害學生。在戒嚴之後的幾天裡，每日早晚都有一隊騎摩托車或自行車的人，繞廣場三圈，疾駛而去，高呼「學生萬歲」，被稱之為「飛虎隊」。與此同時，廣場上傳言四起，一會兒傳李鵬要求騰空幾座監獄，準備關押學生；一會兒傳戒嚴部隊要用瓦斯清場，讓大家準備防毒面具。光明日報社很快就送來了一車毛巾。一天晚上，有學生到我們大樓來尋找毛巾，我因學生在廣場絕食後期住在博物館內，所以便帶領兩名同學，到凡是沒有鎖門的辦公室，見毛巾就收。一會兒又傳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的建議，由學生家長和員警，共同把學生架離廣場。。。人心惶惶。
五月下旬，本市大學生大部分回校，外地學生也日漸減少。許多市民堵截軍車，來廣場聲援的人也越來越少。天氣日漸炎熱，廣場遍地是垃圾，一片凌亂。這樣的局面真不知怎樣了結。大家一致認為，只有學生撤離廣場，才能結束這危在旦夕的局面。記得五月二十七日，王丹來我館傳達室借用電話，正巧我在那裡。只聽他通知北京大學校方，廣場上的學生要在五月三十日大遊行後返校，要求校方屆時派車在動物園門前接學生回校。後來不知為什麼，三十日大遊行沒有舉行。廣場上的局面依舊。
第八章 六月腥風
一九八九年那場愛國民主運動，我是見證者。同年六月，那場腥風血雨的大鎮壓，我是親歷者。那一樁樁、一件件，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如今寫來，猶如昨日。
六月三日去上班，不料，從新街口通往西單方向的公交車已經無法通行。我步行到護國寺站，見一輛軍車滿載著士兵，被市民阻攔。顯然，這輛車是開往天安門廣場的。市民情緒激昂，竭力勸告士兵，不要傷害學生。一位父親把孩子放在肩上，孩子向士兵送去一瓶水。士兵們一臉茫然，木訥地不知所措。下午，聽下班回來的同事講，天安門廣場周邊已經出現了戒嚴部隊的軍車，市民也越來越多。為了驅散群眾，在六部口一帶，戒嚴部隊施放了催淚彈。
晚飯後，中央電視台播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當晚待在家中，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否則，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措辭之嚴厲已達極限。
當晚，兒子和一位同學突然回家，想要一張折疊床。大約晚十時，他和同學帶著那張床離開了家。事後，聽那位同學說，他們聽到槍響，便打了一輛出租車，要求去天安門廣場。司機無論如何不肯去，他們只好回到學校。萬萬沒有料到，那一晚竟是生離死別。
他們剛剛走出家門，便從西南方向，隱隱約約傳來槍聲，由遠及近，一陣緊似一陣。我告訴同住家中的女兒，女婿，要他們不要睡覺，以便隨時應對不測。我無法證實兒子是否回到學校，即便他回到北大，又擔心他聽到槍聲，一時激憤，再帶領同學們衝向天安門廣場。夜已深，我們無法去北大，便給北大的一位老同學打電話，顧不得深夜打攪，請他代我們去看看小丹在不在宿舍。若在，請一定轉告他，今晚不要外出。
這一夜，北京市內大多數市民沒有入睡。我通過窗戶從樓上往下看，小院中三三兩兩的人們在議論著。是啊！北京的市民恐怕八十多年以來在城內沒有聽到槍聲了。那一晚，我和憲曾坐在床邊，面對著窗外，聽著一陣緊似一陣的槍聲，儼然是一場戰爭。令人不解的是，響聲為什麼由西向東，由遠及近？大約凌晨四時，一隊學生從窗前的馬路上呼嘯而過，我清楚地聽到他們喊：「天安門已經開槍！」「血債要用血來還！」終於，還是用血的代價結束了這場運動。
天亮了！一位鄰居在胡同口看到一隊學生走過，有人滿身血跡。她回家大哭，鄰居們聽到哭聲，以為王丹在廣場上出事了，紛紛來到我家探詢。是啊！孩子昨晚是否去了廣場，安危如何？我如夢初醒。待到天大亮，憲曾便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北大。到了他的宿舍，不見人在。同學說，夜裡還在，現在不知到哪裡去了。他等到約十點，不見人來，便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家中。路上看到一隊隊驚魂未定的學生，由南向北行進。
這一天，我的堂弟海林、大學同學王俯民夫婦冒險來我家，詢問王丹安危。我們的一位中學老同學王光軍，六月三日出差來北京，住在木樨地一家旅館裡。這裡是戒嚴部隊必經之地。六月三日晚，這裡聚集了許多市民阻攔軍車。在這裡，市民和學生死傷最多。和他同住一個房間，出差來京的一位幹部，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六月四日清晨，槍聲剛剛停息，光軍便冒險徒步，穿過一輛又一輛正在燃燒的軍車，通過一個又一個戒嚴部隊的崗哨，走了兩個多小時，來到我家。他還沒進家門，氣喘吁吁急急地開口便問：「丹丹怎麼樣？現在在哪裡？」他陪我們在家中坐了整整一天。是他們為我們分擔了恐懼和憂愁。
收看通緝令
六月十二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放了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令，兒子的形象赫然出現在電視螢幕上，名列榜首。我極力控制住情緒，聽完了二十一名學生的名字，只覺得事情來得有點太快，因為政府「不對學生秋後算帳」的承諾還言猶在耳。
那一夜，我幾乎沒有成眠。那是一個月黑之夜，我想了很多。
我想到行蹤不定的兒子，他現在在哪裡？知道被通緝嗎？能承受得住嗎？我想不明白，這個政府，為什麼殺了還要抓！
二、鐵窗軼事
來人說，他們找我想瞭解一些情況。我說：「就在家裏談吧！」他們說：「還是到市公安局去談吧。」王丹被通緝後，公安機關遲早要找家長談話，對此，我們已有思想準備。此時，憲曾恰從外面回來。他說：「她身體不好，正在吃藥，要談，還是我去吧。」「她瞭解情況多，還是讓她去吧！」他們向他保證說：「一會兒就回來」。並走到窗前，指著一輛停在胡同口的白色麵包車說：「我們還用這輛車把她送回來。」我沒帶分文，只帶一把家門的鑰匙，便跟著他們上路了。
等了好一會兒，一男一女兩個員警走過來，讓我下車。女員警帶我到一個簡陋的小屋內，說要搜身，只搜去了一把鑰匙，別無他物。她邊搜邊問，是為什麼事進來的？我說：「我是王丹的母親，不知道為什麼帶我到這裡來。」出來後，仍由二處的人帶我進入北邊的那座平房。一陣陰冷氣迎面撲來。辦完登記手續後，我聽見喊：「帶到西四去！」「西四」？原來是西邊的筒道第四號牢房。二處的人辦完交接手續後，就算完成了任務。他們中一位胖胖的小夥子，略帶歉意地對我說：「你就在這裡啦。我們也是執行任務。」沒等我說話，他便匆匆轉身走了。進入四號牢房，大鐵門在我背後「怦」的一聲關上了。
初嚐階下囚的滋味
懵懵懂懂進了監獄，不論你承認與否，來到這裡，便成了囚徒。我嚐到了階下囚的滋味。
我初到四號牢房時，這裡已經有十個人。其中，九人是因為「天安門運動」被「收容」進來的，大家彼此親切地稱「天安門人」；另一人是刑事犯。據她說，來這裡已經一年多了，是「二進宮」。據她介紹，這間牢房，此前管教人員曾在此辦公，不久前才騰出來。大約是六月八日，把她調到這間空房子來，交待給她的任務，就是監視「反革命」。第二天，她迎來的第一個「反革命」竟然是戴著腳鐐和手銬，著實把她嚇了一跳。這個「反革命重犯」是位二十歲的姑娘，從事工業設計，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擔任工人自治聯合會廣播站的播音員。
九位「天安門人」來自各行各業，有研究生、保育員、糧店售貨員、公共汽車司機、個體戶等。她們中年齡最大的三十歲，最小的二十歲，都是六月十日北京開始大逮捕後進來的。大家的情緒都比較好，沒有沮喪和悔恨。只要自由活動一到，姑娘們便有說有笑，蹦蹦跳跳。管教們很不理解，訓斥道：「有什麼好笑的！別忘了這是監獄！」她們便回敬說：「不笑，難道還要哭嗎？」
平日裡，談話的中心議題是各自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所見所聞，生動有趣，毫不避諱。大家約定，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通過《北京晚報》，相邀在天安門廣場重聚。我正是在這種氣氛的感染下，減少了許多憂愁。而此時，大牆之外，社會各界正在進行整肅，五十多天來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一切，在人們中間已經噤若寒蟬。監獄生活雖苦，但在鐵門之內，能夠無拘無束地談論天安門運動，精神很充實，又可免受整肅之災，也算是不幸中之幸。
辦完了一切手續，我隨女兒走出了大門。七月三日，我懵懵懂懂進來。八月二十三日，我又糊裡糊塗出去，始終沒有被告知，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回頭再望這座大門，只見大門兩旁懸掛著兩個牌子，一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女婿早已開車在此等候。
回到家，猶如一場夢。第一感覺是，終於有了一張可供睡覺的床。這在監獄，可以說是夢寐以求。同事、鄰居、朋友，前來探望。我沒有委屈，沒有怨恨，好像忘卻了那五十三天的煎熬，似乎是從他鄉歸來，向人們講述所見所聞。因為我心地坦蕩，正義在我一邊。
在家鄉，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親戚，鄰居及往日的同學，他們都懷著敬意和同情瞭解北京發生的一切，探聽王丹的近況，給我們以安慰。我直接或間接聽到了各階層人士，有革命老幹部、政府公務員、中學老師，還有純樸的農民，對「六四」屠殺，對王丹等青年學生的評價。他們對政府調動軍隊，向學生和市民開槍，表示不解和憤慨，對所謂「反革命暴亂」表示懷疑。有人仔細看了六月三日晚的電視畫面，看到在天安門廣場的一角，從一輛軍車上扔下一捆槍，明顯是嫁禍於學生和市民，將他們誣之為「暴徒」。大家都對學生表示同情。有人說：「那份通緝令在報上一公佈，我就覺得這個政府暈了頭。二十一名全是在校大學生，大部分出自清華和北大，個個都是國家棟樑。不公佈還好，這一公佈，肯定會失去很多民心。連幾個青年學生都容不下，這個政府還有什麼希望！」一位農民說得好：「這些學生犯了啥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都正在學校唸書，又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孩子，他們能犯多嚴重的罪呢！」
我還碰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農民。我們同在一棵大樹下休息，他聽我說話不像本地口音，問我從哪裡來？當得知我是從北京來時，老人一下子就來了精神，問我：「你們北京人知不知道王丹？他可是我們菏澤的外甥！」我笑而未答，陪同我的弟弟問他：「您說，王丹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沈吟片刻，說：「那你看怎麼說，在鄧小平眼裡，王丹是壞人；可在咱老百姓眼裡，王丹是好人。」多麼純樸的言語，多麼簡明的道理！
第一次會見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晚，王丹的兩位姓劉的預審員登門，通知我們：春節前安排一次你們同王丹見面。
我們兩人被帶著轉過一座樓又一座樓，來到一座門朝西的平房前，丹兒早已站在門口等候，身上披著一件軍大衣。他爸爸一眼認出了他，激動地大喊：「小丹！」我們來到屋內，裡面已經坐了五六位公安人員。孩子就站在面前，我倒冷靜了許多。他走過來，讓我們坐下，第一句話就說：「媽，您可不要哭！」我沒有哭。我們和孩子相對而坐，沒有悲傷的淚水，也沒有久別重逢的激動，彼此都很沈重。在眾多公安人員的監視下，都強壓著感情，十分冷靜。縱有千言萬語，無法傾訴，也不知從何說起。在陰暗的房間裡，我仔細地端詳面前的兒子，猶如在夢中。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秋，他參加北大軍訓歸來，還沒進家門，便大喊：「媽！我回來了！我要吃肉！」我已經給他做好了一碗紅燒肉。那是他離家最久的一次，一個月。如今，孩子離家已經八個月，面對著兒子，我能說什麼呢！此時此刻，再問他想不想家，想不想媽媽做的紅燒肉，還有什麼意義呢！兒子像是長大了許多，只是本來就瘦弱的身體，更加瘦弱。面色如土，兩只手像紙一樣慘白。四十分鐘的會見，很快就結束了，好像什麼也沒有說。
四、見證一次終將被歷史推翻的審判
寒風蕭蕭
中國要於一九九一年在北京舉行亞洲運動會。據傳，亞運會前，政府要將被關押的學生全部釋放。我天天在期待中度日。八月初，中東燃起戰火，國際局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看來，亞運會前放人，是不太可能了。我還是沒有絕望。十一月初，一位老同學給我打電話，高興地告訴我，據「上面」傳出的消息，要放王丹。我期盼著冬天裡出現春天。
但是，天不遂人願。十一月十三日，博物館保衛部門通知我，說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電話通知，要對我撤銷取保候審，讓我同保人一起去辦理手續。十五日，我同女兒一起去砲局胡同看守所，在一份「撤銷取保候審通知單」上簽了字，還按了手印。工作人員告訴我：「沒事了。」我向他要個文字結論。
「對個人不做文字結論。」
「對我工作的單位呢？」
「讓他們來找我們。」
據說，博物館曾派人去過看守所，給的結論，仍然是「沒事了」。
「沒事了」就是結論。任意捕人，置一位公民五十多天失去自由的煎熬，用「沒事了」三個字輕輕一筆勾銷，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中國政府在世人面前還奢談什麼法制，人權。對我撤銷取保候審，可能與王丹一案的進展有關。
沒過幾天，幾位王丹北大的同學來我家，告訴我們，聽說王丹等一批關在秦城監獄的學生的戶口，已經由北京大學轉往北京市公安局。種種跡象表明，王丹的問題要結案了。事又湊巧，我到資料室去看報紙，翻閱《香港時報》時，一側紅色的大字標題赫然出現在眼前：《中共即將對王丹等進行秘密審判，國際正密切關注》。對著這則新聞，我怔怔地凝視好久。我恍恍惚惚，踏上了回家的路。北風呼嘯落葉滾滾，我踏著長安街旁厚厚的落葉，悽苦的心境更覺蒼涼。
孩子即將接受審判，他知道嗎？二十歲的他能挺得住嗎？我要寫信告訴他。信紙擺在桌子上，我呆呆地坐了很久，任憑淚水流淌。寫什麼呢？大牆內外，千言萬語無法傳遞。我只能告訴他，
今晚颳了一場大風，寒冬即將來臨，要他加強自我鍛鍊，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自己照顧好自己。我還引用了雪萊的一句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鼓勵他對前途要有信心。
說話間，審判長針剴進來說：「你們不是要求見王丹嗎？打算說些什麼話？」不一會兒，兒子被帶到了我們面前。本來在房間中央給他放了一把椅子，他爸爸一把把他拉到我身邊。兒子真的坐在身邊，我倒不知道說什麼好。看著孩子蒼白的臉和手，想到法庭上那虛弱的聲音，真像大病一場剛剛出院的病人。此刻，真想立即把兒子帶回家。十幾分鐘很快過去了，望著兒子的背影，想著即將面臨的嚴酷判決，我再也無法自控，淚水奪眶而出。
審判長送我們到大門外，無言握手告別。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打開短波收音機，忽然聽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王丹等人已於今日下午開庭宣判，王丹被判刑四年。判刑四年，無論如何，總算有了盼頭，此時，我們別無所求，只希望他在精神上和身體上能挺得住。
真情暖意
國內外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始終關注著王丹一案的審理和判決。就在王丹一案開庭審理的當日，幾位在美國加州留學的北京大學校友，寫信給我，信中寫道：「我們是您值得驕傲的兒子──王丹的同學和朋友。在北大期間，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和愉快，我們非常關心王丹的處境。」一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學十幾位同學聯名寫信給我，講述他們曾派代表於王丹開庭當日，來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要求出庭旁聽，遭到拒絕。不得已，他們又轉往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述，也沒有結果。同學們安慰我：「他不僅是您的兒子，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兒子。歷史將會對此做出結論。」
在宣佈判決的第二天，台灣高雄的一位姑娘，特地來信安慰我。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書信往還，給了我許多慰藉。在此之前的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在瑞士留學的一位署名「北大校友」的人給我們寄來一張賀年卡，寫道：「您們的兒子王丹是我們北大的驕傲。王丹遭受牢獄之苦，對你們全家身心的打擊，是我們全民族的恥辱。願你們與王丹在大牆外團聚的日子，早日到來。願王丹在出獄後，能夠重新呼吸到自由之風。」
在我們生活的周圍，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對王丹，對我們一家的同情和關懷。見面時，道一聲「多多保重」，千言萬語盡含其中。人間自有真情在，人們的理解和同情，給予我們一家人莫大的溫暖和安慰。
春去夏來，我們一家人在漫漫的探監路上奔走，肩背著大包小包，乘公交車，轉人力車，有時還要以步代車，在寒風中鵠立，在烈日下趕路。路邊的麥苗青了又黃，黃了又青，月復一月，年復一年，苦度歲月。
王丹坐牢期間，國外和境外的記者，時常找我們證實王丹被釋放的傳聞。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幾位境外記者先後打電話，說：「今天要放包遵信和你的兒子，請證實一下。」第二天便獲悉包先生被釋放。何時放王丹，我們翹首以待。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獄政科羅科長接我們去二監，說是領導要找我們談話。來到接待室，剛一落座，他便說：「今天下午要放王丹，我也是上午才知道的。」他讓我們在這裡等候。聽到這一消息，我們也沒有太感震驚，因為昨天我們探視時，兒子向我們透露了一點風聲，只是沒有想到這麼快。下午五時許，不知是誰在外面喊了一聲：「王丹出來啦！」我們應聲走出來，只見監獄的大門前聚集了許多人，攝影機架在門口。我看見兒子右手打者V 字形的手勢，左右由兩位員警「陪同」，走出了北京市第二監獄的大門。這時，北京市勞改局的孔處長，李監獄長，與獄政科的王科長，一同走過來。我們對他們兩年多來為王丹所花費的心血表示謝意，畢竟他們都是基層工作人員。
勞改局出車送我們回家。車子在暮色中駛向城內，我們和兒子一同坐在車內。我心潮起伏。回想自一九九一年四月至今二十三個月，嚴冬酷暑，我在這條路上往返四十六次，每來一次我都癡想，能帶孩子一同回家該多好啊！如今，真的接孩子回家了，該不會是做夢吧？
那天下午，我同憲曾被員警帶走後，鄰居們都很擔心。我女兒和女婿憑著直覺猜想，我們此去有可能是接弟弟回家，便準備了一桌飯菜。我們到家已是晚上六時許，剛剛擺上飯菜，一家人正沈浸在團聚的欣喜之中時，一位自稱是美聯社的記者，捷足先登。我們問：「你怎麼這麼快就知道了王丹今天被放的？」「今天下午你們的新華社發了消息。」他說。後來聽說，在當天的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中，播放了當局釋放王丹的消息，還出現了我們和他一同上車的畫面。
緊接著，各大通訊社，報社，電視台的記者，攝影師聞風而至，一批接著一批，把我家小小的居室擠得滿滿的。我們應接不暇。他們來採訪，錄像，當場發稿。我目睹了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也感受到記者們的敬業精神。我還注意到，在登門採訪的記者中，竟然沒有一位自己國家的記者。
王丹回到了家，正沈浸在和家人團聚和同朋友重逢的歡樂中，他或許還沒有想到，用三年零七個月的鐵窗生涯換取的這份自由，能維持多久。我原來結滿冰霜的心，並沒有因為兒子的歸來而完全融化。他面前的路還佈滿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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