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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