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情結」的緣起、延伸及影響（郭建）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個現象始終令我感動，那就是：從事文革研究的中國學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會科學領域受過專門訓練，將史學研究當作職業的專家；他們賴以生存的職業一般都另有所在，從世俗的職業觀來說，文革研究不過是他們的業餘旁騖。但是從人對意義的追求這個角度看，文革研究卻是他們真正的興趣所在，並自覺不自覺地被他們視為一種使命。英文的表達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job或profession，後者是vocation或calling；前者是謀生的手段，後者是人生的召喚或天職。
這些「業餘」文革專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時代親身經歷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經歷如此刻骨銘心，在記憶中揮之不去。為了讓自己搞清楚當年災難的真相和前因後果，也為了抗拒人為的歷史遺忘，挽救國人的集體記憶，以便後人仍能以史為鑒，不會重蹈覆轍，這些學者在他們專業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們大部分都是當年的造反派紅衛兵，都曾對所謂的階級敵人義憤填膺，為某種理想而熱血沸騰，後來卻為自己上當受騙而懊悔，也在幻滅中開始獨立思考。
直接參與、投身文革的經歷是他們研究文革得天獨厚的條件，讀他們的著作常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真切、地道、在行，以至於閱讀有關文革的著作，讀者經常可以從字裡行間猜出作者的年齡。但是，個人感情的沉迷有時會影響對他人境遇和全域經驗的理性思考和判斷，深深的捲入也往往會因為「身在此山中」而產生觀察上的局限，所謂「造反派情結」就是我在不少有關文革的著作中隱約感到的一種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從他們的著作中獲得了很多寶貴的資源和智慧，但因為篇幅的限制，我將免於說項，專注於提問和批評。
造反派情結與「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
的確如徐友漁所說，文革中有過「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這個詞在文革語境中有多種含義。我這裡所說的造反派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指在1966年十月（以《紅旗》13期社論及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明顯標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興起並壯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或稱造反派紅衛兵。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造反的具體目標和意義是什麼。我這裡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澤東「造反有理」語錄（1939）的重新發表（1966年6月5日）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大字報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為起點，並沒有按照毛所設想的方向發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後來被稱為「老兵」的「紅五類」紅衛兵打著造反的旗號在學校裡批鬥校領導，迫害老師，到社會上破壞傳統文化（「破四舊」），殘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劃入另類的無辜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於8月9日發表以後，紅衛兵也並沒有把矛頭指向此文件明確界定的文革主要打擊對象，即「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1966年秋天興起的造反運動，實際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啟動。這一次造反派確實聽命於領袖，把矛頭指向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很快被稱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老紅衛兵已經落伍，趨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幹子弟已經因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準備成立挑戰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而此時的造反派組織則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紅衛兵和工作組迫害的學生和老師。1967年上海造反派發動「一月革命」，奉旨奪權，此後曾出現過一段老幹部抵制文革的「逆流」（當時稱「二月逆流」），其間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擊甚至鎮壓。但由於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們多半東山再起，最後作為包括軍代表和老幹部在內的「三結合」權力機構的一部分，進入文革新建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義性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支持、利用造反派打擊政敵，衝擊國家各層權力機構，然後，以1968年7月28日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領袖為標誌，開始拋棄、放逐，甚至鎮壓（如1968年「七•三佈告」前後在廣西）造反派。周恩來不喜歡造反派，曾以亂軍和破壞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後臺力量（使已經開始對造反派不聽話感到煩惱的毛澤東將王力、關鋒、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組，送進秦城監獄），並借「清查五•一六」打擊造反派領袖人物。文革之後，造反被否定。在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的運動中，造反派頭頭及其激進成員被整肅，官方媒體稱他們為「四人幫」馬前卒、打手、社會基礎，常有「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之類尚未脫離文革語境的醜化描述。文革後民間的文革研究在對造反派的評價上，多半以較為客觀的描述挑戰官方結論，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傑的《一葉知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與官方史學針鋒相對、更具當事人主觀色彩、從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專著，這樣的主張中，「人民文革」或「兩個文革」的說法似乎最有影響。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趙紫陽主政的廣州曾出現過一篇借批林彪而質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說過，實際上有兩個文革：一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一個「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此後，鄭義推出群眾利用毛的號召而「趁機造反」的看法，「兩個文革」的內容於是更為具體化：「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一個是人民的文革。一個文革，統治者的文革：利用群眾運動，摧毀政敵，攫取權力；一個文革，被統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條件，反抗封建特權和政治的壓迫。──這是兩個互相利用、同時又互相衝突的文革。」劉國凱在文革期間對這個問題就有所意識，起初他稱之為文革的「兩條線索」，後來便更明確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而與此相對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產黨的整個國家機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黨內異己勢力均屬其中。這個機器的延伸物──保守派（這是個歷史名詞。更貼切的稱謂應是保黨派、保權派、保既定統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眾組織。」
「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例如徐賁認為：「人民文革」誇大了極權統治下個人反抗意識的自覺性，並將文革中的某些「雜異因素」等同於抹殺雜異的「人民」。徐賁在〈群眾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寫道：「文革中確實存在多種個人動機因素，這些因素中也確實有許多與冠冕堂皇的文革話語不相一致，如對上級領導的怨恨，對不公待遇的宿怨，個人泄私憤，乘機報復，以至發洩對共產黨或政府的不滿，等等。但所有這些怨憤的發洩對象都是極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張膽地相互聯繫為一種具有全局意義的『運動』或『革命』。將那些局部的怨恨、報復和發洩上升為『人民文革』是不妥當的。」其結果是，「就在破壞那個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話的同時，『人民文革』不知不覺地又製造出另一個一元的另類文革的神話。」
我同意徐賁的看法，當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領袖的號令之下鬥爭所謂「走資派」，被領袖所「運動」，並沒有諸如「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之類的意識。當時的極權主義的統治和滲透已經達到極致，很難有獨立思考的空間，更不用說自覺的社會運動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機」為自己爭取權利、並幾乎成為群眾運動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臨時工、合同工組織起來要求轉正的活動。但這一活動很快就作為「經濟主義黑風」的一種表現被壓制下去了。
我還覺得「人民文革」論的提出實際上正是 造反派情結的反映。提出「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當年的造反派。他們當年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為一種美好的理想而奮鬥，在發現自己被欺騙、理想幻滅之後，他們仍然願意在過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點，不願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說，人的記憶並不可靠，不自覺的選擇性是常規，對青年時代的回憶更是如此，甚至連痛苦的記憶都有可能蒙上一層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學上也有解釋，但未必有利於我們記憶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論並沒有擺脫文革派性思維：按照劉國凱的說法推論，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樣是群眾組織的「保守派」就不是。
鄭義在〈趁機造反──紀念文革爆發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話：「官方學者很願意把文革描寫成一場大瘋狂，但這是經不起討論的。我們很難想像，數以千萬計甚至上億的人民在一瞬之間患了集體瘋狂。」為什麼很難想像？想像上億人的集體瘋狂，而且想像自己也是其中一員，這的確很不容易。但事實又的確如此，需要我們勇敢地面對：當理想與某種從一個觀念推導出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並得以實施的時候，「人民」就可能集體瘋狂（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專節討論）。這樣的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準、而且原本有多黨民主體制的德國發生了，在六十年代經過十七年一黨制政治洗禮的中國也發生了。從理性的角度看，當年捲入文革狂潮的中國人確實不可理喻，確實瘋了。我覺得，敢於想像並承認這一點，比迴避或否認它更有利於我們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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