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自一九九七年我來台灣教書，已經十一年了。前七年（一九九七∼二○○四），在學校教書和研究。二○○四年八月底，突然被淡江大學「掃地出門」。之後就在台灣綜合研究院做研究和寫書，直到如今。其間，二○○四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做過兩年總統府國策顧問，也很突然，都是在報上看到任命，又在報上看到被撤銷的，事先均無跡象，既無人徵求我的意見，也未聽到任何風聲。這恐怕是怪我自己在台灣的生活太封閉的緣故吧。
平日，我不是上課堂教書，就是躲在研究室裡看書。白天、晚上，週日、週末都一樣。我也喜歡玩，是在假期，和朋友、學生，幾乎走遍這個美麗、可愛的海洋國家。少有人去的蘭嶼、小琉球，我都去過，只有馬祖還沒去。有的地方太美了，去了還想去，像太魯閣、綠島、澎湖，我都向國外來的親友推薦，陪他們去。我也請台灣朋友、學生同我一起去美國、加拿大，漫遊黃石公園、大瀑布，那都是高興的日子。
另外，我還做過，還繼續「做著」中央廣播電台董事；因為我拒絕「辭職」，並堅持史亞平的新聞局粗暴入侵央廣董事會屬非法行為。台灣媒體，從我剛到美國就開始同我打交道了。先是《中國時報》、《聯合報》、《新新聞》、《今周刊》，後來是《自由時報》、《台灣日報》、《Taiwan News 周刊》……所以我有不少媒體朋友。但時聚時散。恐怕是台灣的媒體環境和政治生態變動太快之故吧？因為我的思想文字，二十年來沒有變。我想，我可能是個保守派，跟不上台灣的時代變遷吧？ 現在就從漫遊、媒體、教育三方面，說說我在台灣生活的故事。
文化封閉的海洋國家
走進淡江大學校門，我看到一塊長方形的水泥場地。同學告訴我，那裡原來是游泳池，因為發生過學生在游泳池不小心淹死，學校把游泳池填成了水泥場地。現在有幾個學生穿著四輪鞋在那裡慢慢滾動。我想，都大學生了，難道不能給一點游泳安全教育，非要填平它不可呢？
後來我得知，台灣雖是海洋國家，學生卻很少會游泳。據說，戒嚴時期一般民眾是不准去海邊的；誰在海邊照相，可能被警總當作匪諜抓走。現在開放海禁，但國家和學校治理者的思想並未啟封。
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據我觀察，政、學兩界，思想最封閉；企業界要開放得多，恐怕是自由市場的影響。像許文龍，他年紀大，卻無遺老思想，是一個思想開放，深具海洋性格的企業家。出海釣魚是他的日常功課，使他的心與大海相通，與世界相通，不會把自己的思想壓縮在封閉的「台灣地區」。
還有，一到假日，我問朋友、同學，去哪兒玩啊？噢，去帛琉啊，泰國啊，印尼啊，韓國啊，日本啊；暑假就去法國、義大利、北歐……。至於本國，問到澎湖、綠島、太魯閣……都沒去過。我心中做了決定：漫遊美麗島，把這個海洋國家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自由國土走透透。
我找到兩位知音。一位是我的學生王茂臻，他少年時代就騎腳踏車漫遊全國，鄉間小道都瞭若指掌。另一位是我的老闆，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張五岳所長。每逢假期，王茂臻同學、張五岳老師各駕一輛車，帶幾個研究所的同學一起上路，慢慢就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漫遊團隊，遊遍了台灣
如果問哪兒是我最愛？
是花蓮，是秀林鄉的太魯閣。秀林是二十多座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峰峰相連的高山鄉，太魯閣峽谷的大理石峭壁，是我看到的最壯麗的峭壁。花蓮既擁有雄偉的自然風光，又擁有繽紛的文化資源，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新住民融會於此，構成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觀。作家陳黎曾這樣描寫花蓮：
花蓮不只是一個地名，
也是一艘我們共乘的木船。
一個令人驚奇的百寶箱，
一張躺得下一萬個巨人的搖椅。
一首綠色的賦格，
一幅會跳舞的山水。
一段古早古早的思想起，
一本人人愛讀的故事書。
有一回在天祥遇到地震，體驗到了地動山搖的感覺。這在東海岸是常事，遊人並不以為意。震後我們兩輛車回程時，路旁有一輛車剛被地震時的落石擊中，車頂被擊穿一個大洞，車已無法開動，車中人上了我們的車，送他們到火車站。
從花蓮市駛向台東大武鄉，一路是長達二百多公里的海岸線。我們的兩輛車沿著台十一線向南行，經過花蓮縣的吉安鄉、壽豐鄉、豐濱鄉，進入台東縣的長濱鄉、成功鎮、東河鄉，到台東市。過了台東市，台十一線就重新併入台九線。原來九線與十一線兩條公路之間，是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著名的花東縱谷。台東的池上、關山，花蓮的富里、玉里，就在這片富庶的縱谷之中，擁有台灣最潔淨的土壤和水質，所以能產出品質最優的稻米。
有一年秋季開學之前，我們的漫遊團隊，從東海岸抵達墾丁，在墾丁海邊沙灘上度過中秋節夜晚，再沿著西海岸返回淡水。行程中深深感到，越是往西、往北，海洋國家的自然風光和寧靜環境在淡化，在消逝；煙筒林立的工業區排放的廢棄物，將天空變暗，海水變黃，大地變髒。在東西海岸漫遊的不同感受，使我疑惑：台灣的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究竟誰先進？誰落後？誰富裕？誰貧窮？先進與落後，富裕與貧窮的標準是什麼？台灣在追求的目標，究竟是一個現代海洋國家，還是充當沒落內陸國家的附庸？
人類文明的創造，離不開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但相同的自然環境，也可以誕生不同的文明。
腓尼基與希臘，是人類歷史上最早誕生的海洋之國。腓尼基專注於「拼經濟」，從事航海、貿易，目標集中於物質財富的積累。腓尼基在文化上是封閉的，對於精神財富的創造與積累沒有興趣。腓尼基很快興起又很快滅亡，除了商業需要的速寫文字之外，對人類文明沒有留下印跡。 希臘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創造出不同於埃及、巴比倫等內陸文明的海上文明。 埃及、巴比倫，以及後來的中國，其內陸文明的特色，是以神為中心，埃及的法老，中國的天子，是神的化身。大金字塔是法老的墳墓，兵馬俑是天子的殉葬品。活著的人，只是為神和代表神的死人︵法老、天子︶建造墳墓的工具。
台灣一位作家看了中國兵馬俑展覽後，稱讚兵馬俑比希臘雕塑更美。我覺得可笑又可悲。希臘雕塑表現的是人、神平等相處的自由境界，神與人交朋友、談戀愛，神為人打架、發脾氣。兵馬俑是天子的奴隸，一副副卑微的奴相陰森森地排列在死人腳下。希臘雕塑的千姿百態是自由人與人格化的神的千姿百態，中國兵馬俑的千姿百態是被奴役的大群奴隸卑躬屈節的千姿百態。
我們在希臘神廟裡看到的，是漂亮、健康，人格化的神。鐫刻在德爾斐廟牆上的銘文是：「人啊，認識你自己。」與在金字塔中看到神格化的死人（木乃伊）時恐怖與神秘的心情何等不同？
這就是海上文明與內陸文明的差異。希臘人第一個發現人的本質是自由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從而創造出卓越的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希臘人關注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力創造的現實世界。埃及和中國人關注死亡和死後的神秘世界。埃及的祭司對希臘的梭倫說：「梭倫，你們希臘人都是些孩子。」
不錯，希臘人是充滿幻想和希望，生命力充沛的孩子。他們面對的是人世，去創造人的生活。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力創造了古代世界的新人類。而埃及人一生都在建造墳墓（金字塔），面對的是死亡的恐懼和迷信。也只有海洋之國孩子們充沛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才能創造出希臘的古典民主制度。正如伯里克利所說：「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人的。」
海洋文明是晚起的文明，是由來自大陸的移民開創的新文明。海洋文明雖晚起，卻具有比其所傳承的內陸文明更自由的創造力和更強大的生命力。這是由於海洋環境賦予新文明創造者不同於內陸性格的海洋性格。
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指出：「海上之民比內陸之民更重視自由。」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垠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裡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人們便是從這樣一片鞏固的陸地上，移到一片不穩的海面上，隨著那人造的地盤—船—這海上的天鵝，她以敏捷巧妙的動作，破浪而前，凌波而行。」
梁啟超在《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中寫道：「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繫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
那麼，作為海上之民的台灣人，究竟有沒有如古代希臘人或現代美國人那樣的海洋性格呢？
我想，台灣人來到這個美麗島嶼的時候，同來到古希臘、來到北美洲的移民，目的大致相同：告別內陸家鄉的貧窮和災難，冒險去開創海上新天地。如同托克爾維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描述的：
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你比我優越或我比你優越的想法。幸福的人和有權有勢的人不會去流亡。貧窮和災難是平等的最好保障，英國的所有殖民地，好像都命定要去發展自由，但不是他們故土的貴族的自由，而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提供過的平民的自由。
相同的起點，後來的命運就不同了。外來政權的奴役壓迫，思想文化的封閉、禁錮，造成了海洋性格的異化。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的四十年，是台灣人民海洋性格被踐踏、被囚禁、被放逐、被殺戮的最黑暗年代。
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不是因為告別中國內陸的貧窮、災難來開創海上新天地的自主移民，而是因為爭奪統治中國的權力被共產黨戰敗逐出中國的沒落貴族。這個貪婪、腐敗、虛偽、殘忍的黨國統治集團，以「反共抗俄」的夢囈掩蓋對台灣人民的專制暴政。它封鎖海洋，污染天空，箝制人民思想言論，踐踏人民自由權利，以「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黨國奴化教育，摧殘台灣人民的海洋性格。
誰敢於在那個黑暗年代反抗暴政，拒絕奴化教育，維護獨立的海洋性格，誰就被投入刑場、投入監獄，被放逐海外。這就是為什麼我遇到的台灣朋友常常是從監獄出來或黑名單解禁後才從海外歸來的歷史背景。他們被監禁，被放逐，就是因為他們堅持勇敢無畏的海洋性格。
二○○○年暑假，也就是台灣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後的第一個暑假，我們漫遊了澎湖。
澎湖有清澈美麗的天空和海洋。我們走到白沙鄉北端的吉貝嶼，綿延數公里的一帶沙洲，閃爍著淺金色的光芒。原來那是珊瑚、貝殼經海水沖刷成細屑與白色細沙混合而成的一大片白沙灘，赤腳踩上去柔軟而舒適。
我們在沙洲上休憩的時候，一位在當地經營觀光旅遊業的老闆認出了我，堅持要免費招待我和我妻子下海浮潛和搭乘他的拖曳傘升空。
原來是這樣：二○○○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朱鎔基發表了那篇被國際輿論評為「黑手黨」口吻的演說。那個晚上李濤約我去上他的電視call in節目。中國國民黨的「名嘴」蔡正元在節目上發言為朱鎔基助陣，以戰爭恫嚇選民為連戰拉票，說什麼選陳水扁中共一定打過來，選連戰才能免於戰爭災難。我痛斥蔡正元這種用戰爭詐騙選票的行為是犯了戰爭恫嚇罪。我說，請選民們放心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投票；一九九六年我們以自由意志投票擊敗共產中國的飛彈威脅，今天我們也一定能以自由意志投票擊敗朱鎔基的戰爭恫嚇；大家不要聽信朱鎔基、蔡正元這類戰爭恫赫份子的謊言！
這位老闆把我那晚說的話記住了。他說，「你說對了，中共不敢打，讓我們放心去投票，所以我今天要請你下海、升空。」
我和妻子那年已六十九歲，我們兩個那天都下海浮潛，觀賞美麗的海底珊瑚；又乘拖曳傘上了天，俯瞰浩瀚大海，六十四個大小島嶼盡收眼底。
二○○八年十月，我才第一次到蘭嶼，這個台灣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蘭嶼原名紅頭嶼，美麗的蝴蝶蘭曾經遍布全島，蘭嶼之名由此而來。但我到那裡時，已找不到一朵蘭花了。
蘭嶼的住民很特別。百分之九十八屬於雅美達悟族，是八百年前從菲律賓北部巴丹群島渡海而來，在台灣屬於獨特的海洋原住民族群。
蘭嶼人的海洋性格突出，視人的生命為海洋的一部分。一般蘭嶼人幼年就下海游泳，隨大人出海捕魚，不怕大風大浪。他們的生活與飛魚難解難分。每年三月是飛魚招魚祭，蘭嶼人開始駕著自製的獨木舟出海捕魚；直到十一月的飛魚魚乾終食祭，宣告捕魚季節的結束。
出發去蘭嶼前，一位台東航警處的朋友問：你在蘭嶼住哪裡？我說已預定住蘭嶼別館。他說：啊，不久前住過那裡的一位教授說：「二十年前一流的蘭嶼別館，二十年後已淪為九流旅舍。」現在那裡最新的建築是核廢料處理場的招待所。他告訴我達悟族的一些禁忌，如不要隨便照相，不要未經允許進他們的地下屋等。他還說，有人主張讓蘭嶼成為國家公園，但蘭嶼人反對，說「不要把我們當動物園」。他要我有心理準備，不要期望太高。
上午乘坐小飛機抵達蘭嶼，住進蘭嶼別館，一進臥室，果然地下有蟑螂，窗戶上爬著馬蜂。但在別館門外路旁，停泊著「編號一」到「編號六」共六輛大型遊覽車，可以想像二十年前滿載遊客時一定十分氣派。因久未使用，海邊的鹽分已把這六輛車鏽蝕得千瘡百孔，我看恐怕是開不動了。
午餐時偌大的餐廳，冷冷清清，只有我們一桌客人。下午一輛小型旅遊車載我們沿著唯一的環島公路觀賞自然風光，車開到半路就拋錨不動了。我們下車步行，走到一處原住民聚居點﹁野銀村﹂。他們居住的是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三層木屋，地面兩層，地下一層。最上面一層是涼亭式結構，白天氣候炎熱，坐在那裡可以感受從海面吹來的微風。中層大致與地面取平。進屋後再往下走，就是地下屋了，是封閉的空間，現在已安上日光燈。地下一層是主臥室，睡覺、吃飯都在那裡。
我帶著照相機，遠遠望著一座座古老、奇特的建築物，不敢貿然靠近。但一位老人對著我打招呼，示意我走過去。他用普通話（北京話）對我說：「跟我來！」
我隨著他進到下層的地下屋。突然，他從牆上取下他的佩刀，戴到我身上，又把一頂帽盔戴到我頭上，他自己也戴上一頂，說了聲：「照相。」就讓人把我們兩個一起拍了相。原來達悟族人根本沒有照相會傷元氣這種迷信。倒是我小時候在中國鄉間有這種說法，那是漢人的迷信。
但蘭嶼的達悟族人有自己的尊嚴，有的遊客以獵奇心態未經同意把相機對準他們，未經許可闖進他們的地下屋，他們認為是不被尊重，把他們當作動物園裡的展品看待。老人說，我們原來到處是野生蘭花，被挖光光，拿去培育賣錢；給了我們什麼？核廢料！高官一來就住那個大樓！
走出原住民聚居點，我們看到的蘭嶼滿目瘡痍。街道髒亂，旅遊觀光設施破舊殘缺。讓人感到希望的唯一亮點是﹁蘭恩幼稚園﹂。三十年前從高雄來了一位林茂安，以宗教家的熱誠，在這個孤島上為達悟族小朋友創辦了這個幼稚園，培育了無數健康活潑的兒童。三十年來又增設了蘭嶼圖書文化中心、青少年服務中心、牙科診所等，深受原住民愛戴。
我聽到一種說法，蘭嶼的達悟族固守傳統，拒絕改變。說有一回宋美齡到蘭嶼，看了地下屋。宋美齡認為應該讓他們住進更舒適的樓房，但被達悟人拒絕。
這種說法並不準確。達悟人同一切人一樣，追求自由、平等、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如果你以高高在上的貴族姿態對待他們，他們寧可拒絕也不願失去尊嚴。如果像林茂安那樣平等地關懷、幫助、愛護他們，他們不但接收，而且感恩。
蘭嶼人與海洋融為一體，具備勇敢、無畏、坦誠的原始海洋性格。但由於文化的封閉，未能充分吸收現代文明的養分，發展出更具生命力與創造力的現代海洋性格。
任何一種文明，都需要不斷更新以適應時空的變化。台灣是海洋之國，但由於文化的封閉，除了淺薄的商業流行文化，缺少與這個自由國家相稱的人文精神，缺少理想與價值。
理想與價值的失落，把人與自然降低為金錢、權力的奴隸或工具。這是長期外來政權的奴役、壓迫，對人與自然造成的巨大創傷，至今腐蝕著這個國家的肌體。從立法、行政、司法，到教育、文化、媒體，充斥著視金錢、權力為目的，把人與自然降低為金錢、權力之工具的異化力量。
這巨大創傷需要治療與康復，需要注入從古典到現代的理想主義與人文精神，克服思想文化的異化，恢復以人與自然為目的，煥發出新時代海洋性格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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