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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橫逆——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1.遇不如意事，最可驗平素道力
【原文】
遇不如意事，見不如意人，最可驗平素道力。時覺自己常有不是處，則德業自進。此願賢者百尺竿頭，更思進步也。
《左宗棠全集‧書信一》
◆解讀
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見到自己不想見的人，這個時候最可以檢驗出一個人平時的修為。常常感到自己有不對的地方，這樣，自然就能增進品德。希望賢能的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詳解】
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希望自己能心想事成，事事順遂。可是如果世界上真的是每個人都心想事成，那麼這個世界早已不復存在。因為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能享受的財富資源總是有限的。由此看來，一個人心想事不成是一個人生活中的主流。
基於此，哲人們發明了一種辦法：少想，或者想得現實一些，這樣就比較容易心想事成了，這就是所謂沒有希望也就無所謂失望。看來，做人真是無奈。
然而，對於那些蓋世英豪來說，他怎麼可能把自己的志向定得很低呢，他常常是放眼世界、胸懷天下的，這樣，他所受到的挫折、打擊、痛苦就會比別人多得多。對於這樣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鍛煉自己抗打擊的能力，以逆境為動力，甚至當作「驗平素道力」的手段，去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2.迭遭諂謗，當奉身暫退，以待機之可轉
【原文】
弟已擊計出幕，不復侈口談論大局。自二年至今，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早已為世所指目。今更孤蹤特立。日與忌我、疑我者為伍，身家無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拌此身家性命，而於大局、桑梓均無絲毫之裨，則殊不值耳。謹奉身暫退，以待機之可轉。
《左宗棠全集‧書信一》
◆解讀
我已經決定不再做幕僚，也不再開口談論時局。從咸豐二年到今天，我所處的地位，介於既不是紳士、又不是幕僚之間，飄蹤不定，早就被世人議論。現在則更加孤立，每天都與妒忌我、猜疑我的人在一起，我的身家性命都沒有什麼值得可惜的，只是自己對於
大局、對於家鄉父老都沒有絲毫幫助，所以覺得特別不值。現在我要暫時退出這是非之地，以等待轉機。
【原文】
昔年旁覽世局，知官場為傾軋爭奪之所，拘牽掛礙，不足有為。而鄙人氣質粗駮，不能隨俗俯仰，尤難入格。退處於幕，庶可息機行素，進退自由。不意仍為世所指目，卒與禍會也。若出幕而履戎行，其掛世網雖同。而進退存亡之機尚可自主。
《左宗棠全集‧書信一》
◆解讀
以前冷眼旁觀整個世道，知道官場是傾軋爭鬥的場所，人在裏面要受各種拘束、牽纏，不足以成事。而我的稟性較為粗陋，不能與世俗妥協，尤其難以涉足官場。退而為幕僚，也許可以隱藏自己，我行我素，進退自由。誰想到仍然成為矛頭所指，終於遭遇此禍。如果不當幕僚，涉足行伍，所受到的牽纏雖然相同，但在進退存亡的關鍵時刻仍可自我作主。
【詳解】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左宗棠的傲氣是出了名的，即連曾國藩如此好脾性的人，也常常被他氣得要與之絕交。此種性格在官場中無疑是一大忌。好在左宗棠確有真才實學，所以官場中的有識之士對他常常採取包容的態度，不與之計較。但官場中的有識之士又有幾個？因此，一旦左宗棠撞在只知混跡官場、不知惜才的權臣手中，便難免厄運。這不，左宗棠因在與樊燮的交往中言行不慎，差點招來殺頭之禍。
樊燮是湖南永州鎮總兵。按清代兵制，鎮總兵相當於後來的陸軍師長。樊燮名聲很壞，同城員弁兵丁對他莫不怨聲載道。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駱秉章進京陛見時，曾參劾樊燮「私役兵弁，乘坐肩輿」，同時說明樊燮還有別的劣跡，待查明後再行稟奏。後來，永州知府黃文琛因公事去嶽州，恰巧駱秉章正在那裏巡視。黃知府就在旅行中拜見了駱巡撫，一是為了禮節，二是彙報地方上的情況。
這件事被樊燮知道了，以為黃文琛必是在巡撫面前告了他的狀。他怕自己的劣跡敗露，就找文案師爺魏龍懷商量對策，魏給他出主意說，駱巡撫幕府的左宗棠，雖然只是一個舉人，但和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都是好朋友，兩屬湖南巡撫都很信任他，尤其是駱秉章對他更是言聽計從，都說他是二巡撫，何不先去見他。只要他肯幫忙，一個黃知府又算得了什麼！樊燮便依計而行，前去長沙謁見左宗棠。
其時，左宗棠已在湖南官場聲名卓著，接見官員，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而且每個來見他的官員，無不對他恭敬有加。樊燮是個有劣跡的官員，此時來求見左宗棠，本應謙卑有禮，但他只是很不在意地拱手作揖，而沒有按禮節屈體請安。左宗棠心中頓感不快，便直言不諱地說：「武官來見我，無論官職大小，照例都要先行請安，你不請安，何必來見。」
樊燮本是個粗人，一時性起，對左宗棠反唇相譏道：「朝廷體制，並沒有武官會見師爺要行請安禮的。我這武官已經是四品大員，戴上了紅頂子，而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舉人，有什麼了不起？」於是二人就吵了起來。
左宗棠在負氣之下，不顧一切地打了樊燮的耳光，並把他罵了出去。
這年八月，樊燮由永州北上至武昌，經湖廣總督官文的一個名叫李錦棠的門丁的介紹，與官文深相結交。官文保樊燮署理湖南提督，即以雲南臨元鎮總兵栗襄署理永州鎮總兵。左宗棠對劣吏向來深惡痛絕，立即為駱秉章擬《參劾永州鎮樊燮違例乘輿私役弁兵摺》上奏清廷。摺中指出：
「永州一鎮探制兩廣交界地方，最為緊要……樊燮北上之時，正廣東連州、廣西賀縣賊勢披猖之際……乃當轄境軍務緊要，存城標兵不敷派撥之時，猶敢擅役弁兵隨同出境，似此玩視軍務，希便和圖，實為軍政之蠹。應請旨將永州鎮總兵樊燮先行交部嚴加議處，昭定例而肅戒行！」
咸豐帝接閱此摺，即於十二月十一日發出上諭：「該總兵以專閫大員玩視軍務，希便私圖，實屬膽玩！樊燮交部嚴加議處，即行開缺。」
將樊燮革職以後，駱秉章又派人到永州調查，據統計，樊燮私自提用軍費銀九百六十餘兩，公項錢三千三百六十餘串，又動用米折銀兩若干。
咸豐九年二月（一八五九年三月），左宗棠再次為駱秉章撰寫《已革樊總兵劣跡有據請提省究辦摺》上奏。三月十三日（四月十五日），咸豐帝閱後，發出上諭稱：
「已革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種種劣跡均有確據，且擅提廉俸數至盈千，懸款無著，署中一切使用復提營中銀錢至數千之多，實屬咨意侵虧，大干功令，亟應徹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著即行拿問，交駱秉章提問人證，嚴審究辦。並著湖北督撫飭查該革員現在行抵何處，即日押解湖南聽候查辦。」
樊燮為了逃避逮捕歸案，變被動為主動，遂在湖廣總督官文、一直對左宗棠心懷不滿的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對左宗棠發動了反攻。既在湖廣督署告了駱秉章，又指控左宗棠把持湘政並接受賄賂，同時向都察院控告永州知府黃文琛。官文又迅速轉奏清廷，對駱秉章、左宗棠進行嚴厲參劾，說左宗棠一官兩印，囂張跋扈。咸豐帝閱奏後即頒下嚴旨，命湖北正考官錢寶青與官文逮捕左宗棠至武昌審判，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時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對簿公堂，定為充辟（殺頭）。
由於此案由咸豐帝欽定由湖廣總督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錢寶青直接審辦，駱秉章雖覺左宗棠冤枉，亦已無能為力。左宗棠此時真是四面楚歌，隨時面臨滅頂之災。尤其令他難受的是，此案初起之時，整個湖南官場居然無人敢為他申辯。左宗棠在當時的家信中即稱：「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一敢言誦其冤者。」
為了躲避突發之禍，左宗棠遂向駱秉章提出辭職。關於此事的過程，駱秉章在自訂的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述：
「永州鎮總兵樊燮聲名惡劣，同城員弁兵丁無不咨怨。八年赴京陛見，先參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輿。並聲明訪聞各款劣跡俟查實參奏。嗣據委員赴永查該鎮署中零用皆取之營中，提用銀九百餘兩，公項錢三千三百餘串，又動用米折銀兩。即據實嚴參。奉上諭拿問審辦。嗣有人唆聳樊燮在湖廣遞稟，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黃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
辦軍務紳士左某，以圖陷害。後奉旨交湖廣總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旋於八月廿五日將樊燮妄控奏明，將查明帳簿公稟、樊燮親供等件咨送軍機。左君因此一案憂讒畏譏，遂定意於十年正月出署，請咨赴京會試。」
縱觀此案，表面上是永州鎮總兵樊燮發難，而實際上，其幕後主使者乃是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官文和湖南布政使文格。
官文是一個十分庸碌又非常貪婪的滿洲貴族。恃才傲物的左宗棠一向對他十分鄙視，譏斥官文治下的湖北「政以賄成，群邪森布」，其所作所為「無一非釀患之事」。對此，官文早已積憤於心。加上幾年前，官文企圖奪走左宗棠一手培植起來的王鑫部「老湘營」，左宗棠便指斥他「擁數萬不能戰之眾，不能剿賊，乃須南路派兵，真是怪事」；告誡入鄂的湘將王鑫等說：「此公為眾所不與」，如為其節制，就如「明珠暗投，固己太辱」。這樣日積月累，左宗棠與官文之間「嫌隙已深，伏而未發者數年」。
開始時，官文致函文格，使其勸左宗棠退出湖南幕府，但左宗棠置之不顧，於是官文等就抓住「樊案」發難，想借此一舉將左宗棠置於死地。正是在一些滿族地方大員的操縱撥弄下，本來是一件平常的參劾案，竟然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隨著案情的發展，當時兩湖地區政要人物漸漸開始看清此案的本來面目，即通過懲辦左宗棠，打擊漢人的勢力。因為當時的長江中下游戰局主要是仰仗漢人的力量來維持的，當時曾有人對時局作這樣的評論：「自今大吏能和衷共濟者唯湖南北，如駱秉章之撫湖南，能信任左宗棠；胡中丞林翼之撫湖北，能讓善於官制軍，又與曾（國藩）公不分畛域，而尤能調和諸將、造就吏士。數公部下將吏、糧餉皆互相接濟，互相救援，合數萬人之眾如一人，合數省之事如一家，掃除積習，挽回風氣，將來必須有濟於世。」
而其中左宗棠主持湖南政局，處事有方，湘軍後勤主要靠他接濟，所以，一旦左宗棠出事，對漢族官員的打擊將是極為巨大的。曾國藩在家信中就明確表達：「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代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慫恿，劣幕要脅』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漢人官員在保持短暫的沉默後，紛紛起來保護左宗棠。胡林翼直接寫信給官文，卑躬屈膝，說盡了好話：
「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強，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滌帥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寮也。來諭言湖南之案，其案外之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僻氣不好，林翼無如之何。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係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唯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可是官文堅稱「不能令罪人倖免」。胡林翼又請曾國藩出力營救，曾國藩以座師的身分請其門生錢寶青設法緩解。駱秉章苦爭不得，就給在京的翰林郭嵩燾去信，囑郭向軍機大臣肅順求情。
據薛福成《庸庵文集》中記載：「肅順告其幕客湖士高心夔，心夔告衡陽王運，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郭因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運往求於肅順。」
戶部尚書肅順在清朝宗室中算是個有膽有識、敢作敢為的人物，深得咸豐帝的倚重，軍國要事多交由他辦理。他比較瞭解當時的實情，認為要鎮壓全國性的的農民大起義，保住清室的江山，非靠那些漢族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不可，特別是非依靠湘軍及其首領不可。他願意維護左宗棠，但他表示：「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嵩燾立即請侍讀學士——並與他同值南書房的藩祖蔭出面營救。他對潘說：「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潘祖蔭遂上疏為左宗棠辯護說：
「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援應江西、湖北、廣西、貴州，所向克捷，由駱秉章調度有方，實由左宗棠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而久在我聖明洞鑒中也。上年逆酋石達開回竄湖南，號稱數十萬，以本省之餉，用本省之兵，不數月肅清四境。其時，賊縱橫數千里皆在左宗棠規劃之中，設使易地而觀，有潰裂不可收拾者。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宗棠為人素性剛直，嫉惡如仇，湖南不肖之員不遂其私，思有以中傷之久矣。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才。」
同時，駱秉章也一再上奏，呈明樊燮控告不實，只是誣陷，並將所查明的帳冊和樊燮親供文件送繳軍機處進行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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