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奴隸

得獎紀錄：國家文官學院102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推薦延伸閱讀書目名人推薦：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前董事長 陳世敏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馮建三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媒體推薦：波斯曼先生以有力的論辯、堅強的信念和駕馭文字的高超能力，把他的思想傳達給讀者—紐約時報書評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裡有一個關於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羅（Thoreau）的話來說，我們這樣的人往往淪為工具的工具；對我們而言，這個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他傳說難以與之匹敵。蘇格拉底向斐德羅講述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特烏斯（Theuth）神。特烏斯發明了許多東西，包括數字、計算、幾何學、天文學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這些發明，主張把這些發明向埃及人宣傳，讓人人都用上這些發明。蘇格拉底接著說：

塔姆斯詢問各項發明的用途，特烏斯如數家珍，逐一道來。塔姆斯根據自己的判斷，按照特烏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歷數塔姆斯對特烏斯全部發明表示的贊同與否定，難免太費時間，只說文字這個發明吧。特烏斯聲稱：「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會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毫無疑問，我找到了改善記憶和智慧的保證書。」塔姆斯答曰：「特烏斯，你真是發明家的典範，然而技藝發明人並不是評判發明利弊的最佳人選，使用者才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判。文字也是這樣；你是文字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實際功能搞顛倒了。識文斷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記憶，可能會成為健忘的人；他們會依賴文字，用外在的符號幫助自己回憶，而不再依靠內在的資源幫助自己回憶。你發現的是幫助回憶，而不是促進記憶力的保證書。至於智慧，你的弟子可能會虛有其名、名不符實：他們接受的將是大量的資訊，而不是老師的真傳；結果，人們認為他們知識廣博，然而實際上他們多半很無知。由於他們自負張狂，自以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本書以塔姆斯的傳說開篇，因為他的回答包含了幾條健全的原理，我們可以據此學習如何精明而謹慎地思考技術社會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塔姆斯的評判有一個錯誤，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重要的啟示。他的錯誤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說文字損害記憶、造成虛假的智慧─這沒有錯。文字的這種弊端是可以驗證的。他的錯誤在於這樣的信念：文字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全然的負擔，捨此無他。儘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並沒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處，而且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好處，這本來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從這個傳說我們可以知道：認為技術革新只會產生片面效應的觀點是錯誤的觀點。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當然，這個道理非常明顯，對那些願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們身處狂熱特烏斯們的包圍之中，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他們只看到新技術之所能，想不到新技術幫倒忙的後果。我們不妨把這些人稱為技術愛慕者（Technophiles），他們就像把情人看做西施那樣看心愛的技術，白璧無瑕，對未來不懷絲毫的隱憂。這些人是危險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們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獨眼龍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說人家對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品頭論足的方式）議論新技術帶來的包袱；對新技術提供的機會，卻三緘其口。技術愛慕者應該為自己辯護，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我自衛的立場則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以緩和成群結隊的技術愛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鬧。倘若你要出錯，站在塔姆斯懷疑主義一邊犯錯誤似乎是更為可取的。當然，這樣的錯誤畢竟是錯誤。我不妨指出，除了對文字的評判之外，塔姆斯對其他發明的評判並沒有錯。如果再讀一遍這個傳說，你或許會注意到，他對特烏斯的每一種發明的評論都兼顧利弊，亦臧亦否。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和技術的關係都必然有一個磨合的過程，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磨合的過程就是交易的過程，技術和文化的關係是彼此既有給予，亦有索取。聰明人深知箇中道理，戲劇性的技術變革很難得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來都不會使他們欣喜若狂。佛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即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滿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裡，他說：

你會問：如果我能夠隨心所欲地聽見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聲音，如果我能夠儘快知道我的朋友經過艱苦的長途旅行已經平安抵達目的地，難道我不會為此而更加快樂嗎？難道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幸福嗎？醫學成就使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使產婦感染的危險大大減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壽命明顯地延長—難道這沒有重大的意義嗎？

佛洛伊德很清楚，我們不能夠低估技術進步和科學進步的意義，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認科學技術進步的意義。但是在這段話的結尾，他提醒我們注意科學技術進步的副作用：

倘若鐵路沒有克服空間距離，我的孩子就不會離開故鄉，我就不需要打電話聽他說話；倘若遠洋旅行的技術沒有開發，我的朋友就不會坐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電報來舒緩對他是否平安的擔心。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為我們生兒育女強加了諸多限制，以至於在考慮各種因素的情況下，我們生育的孩子並不比講究衛生之前多。與此同時，這又為我們婚後的性生活造成諸多困難……最後要問，倘若生活困難，罕有歡樂，倘若生活充滿苦難，以至於我們只能夠把死亡當做解脫來歡迎，那麼，長壽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在歷數技術進步的代價時，佛洛伊德遵循的路線使人感到壓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評論：我們的發明只不過是手段的改進，目的卻未見改善。技術愛慕者無疑會反駁他說，生活一直是沒有歡樂的荒原，充滿苦難，然而電話、遠洋郵輪尤其是衛生習慣的普及不僅能夠延年益壽，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無疑問，這是我會提出的論點（證明我不是恐懼技術的獨眼龍），不過此刻我們不用追求這個觀點。我把佛洛伊德扯進這裡來參與會話，僅僅是為了證明，即使他這種愁眉緊鎖的智者在批評技術時，也必須以承認技術的成就為開場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氣那樣充滿智慧，他在對文字的價值做出評判時，就會預見到文字開創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術變革時，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靜。
塔姆斯的疏漏就談到這裡。另一種疏漏值得我們注意，但這種疏漏不是錯誤。文字不是中性的技術，文字的利弊取決於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這個道理視之為理所當然，所以他覺得沒有必要把這個道理說出口。他知道，任何技術的用途多半是由技術的結構決定的，也就是說，技術的功能是技術形式的自然產物。塔姆斯關心的不是人們會寫下什麼內容，而是人們要使用文字這種技術。憑空想像塔姆斯會用今天標準化的技術愛慕者那種方式對人們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來生產某些文本，而不是生產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寫戲而不是寫歷史或哲學），文字的破壞性就會降低到最低限度─那實在是荒唐之舉。他會認為，這樣的意見實在是天真之極。我想，他可能會允許人們把某一種技術拒之門外。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術就會堅持不懈，就會按照它設計的目標前進。我們的任務就是懂得技術的這個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容許一種技術進入一種文化時，就必須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們可以從塔姆斯的沈默推導出以上的意思。不過，我們從他說出口的話中學到的東西比較多，從他沒有言說的東西中學到的道理則要少得多。比如他說，文字會改變「記憶」和「智慧」的意義。他擔心，人們會把記憶的意義和他鄙視的「回憶」的意義混為一談。他擔心智慧和純粹的知識的區別會變得模糊不清。我們一定要把他這個評判牢記在心，因為截然不同的技術會使舊詞語產生新的定義，而且人們往往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創造新詞義的過程。因此這個機制是陰暗而危險的，和新技術創造新辭彙的機制迥然不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有意識地給英語添加了數以千計的表達新技術的新辭彙，比如VCR、軟體、前輪驅動、機會之窗、隨身聽等等。它們並不會使我們感到錯愕。新事物需要新辭彙，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舊辭彙的意義，修正舊辭彙也就是修正語義深深紮根的辭彙。電報和廉價的「便士報」改變了我們所謂「資訊」的意思。電視改變了「政治辯論」、「新聞」和「民意」等詞語的意義。文字改變了「真理」和「法律」原來的意義，印刷術也改變了語詞的意義，如今的電視和電腦又再次改變它們的意義。諸如此類的變化接連不斷地發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靜悄悄地進行。詞彙學家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搞公民投票。誰也不願意花時間寫一本教科書來解釋真正發生的詞義變化，學校不注意詞義的修正。然而，這些辭彙不再具有原來的意義，有的時候甚至獲得了完全相反的意義。這是塔姆斯希望教導我們的地方─技術專橫跋扈地支配我們最重要的術語。技術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慧」、「事實」、「智慧」、「記憶」、「歷史」等辭彙的意義。所有這些辭彙都是我們的生活必須依靠的辭彙。技術不會停下腳步向我們公開宣示這樣的變化，我們自己也不會駐足向技術詢問辭彙的變化。
技術變化的事實需要我們做一些闡述，我將在稍後的一章裡回到這個主題。在這裡，我們還需要從塔姆斯的評判裡另外挖掘幾條原理，這些原理需要費一點筆墨，因為它們是以下幾章論述的預兆和鋪陳。比如，塔姆斯警告說，特烏斯的弟子獲得的智慧可能會名不符實。他的意思是說，學會新技術的人成為精英，沒有學會新技術的人賦予這些精英權威和聲望，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其實。這個事實隱含的命題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現代傳播學之父殷尼斯（Innis）反覆論述重要技術造成的「知識壟斷」。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裡想說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術運行機制的人積累權力，必然要密謀防備那些無法獲取專門技術知識的人。在《傳播的偏見》（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裡，殷尼斯提供了許多歷史事例，說明新技術如何摧毀傳統的知識壟斷，造成一種新的知識壟斷，即由另一群人來把持的知識壟斷。換句話說，一種新技術的利弊長短不會勢均力敵。彷彿是遊戲，有輸家也有贏家。在許多情況下，輸家出於無知為贏家歡呼雀躍，現在的情況依然如此；這實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
以電視為例。在美國，電視紮根之深超過其他國家，許多美國人認為電視是上帝的恩賜；那些待遇優厚、志得意滿的電視人，那些主管、技師、新聞節目主持人和娛樂節目主持人，尤其覺得電視是天大的恩賜。這樣的人形成新的知識壟斷，他們為自己歡呼喝彩，捍衛自己的地位，張揚電視技術，這並不使人奇怪。另一方面，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問題，電視可能會逐漸終結教師的職業生涯，學校的興衰有賴於印刷詞語享有的地位。四百年來，教師一直是印刷術創造的知識壟斷的組成部分，他們正在目擊這種知識壟斷的解體。看來，對於如何防止這樣的解體，他們多半是無能為力的；老師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熱情洋溢，這實在是和情理相悖。這樣的熱情老是讓我回想起上一個世紀之交時的鐵匠，他們讚美汽車，而且相信汽車會促進他們的營生。我們現在知道，汽車沒有促進鐵匠的生意，反而使他們的生意過時，或許一些頭腦清醒的鐵匠會預料到末日的來臨。即使這樣，他們又有什麼回天之力嗎？除了哭泣，他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在電腦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中，我們遭遇到類似的情況，這裡同樣是既有贏家，也有輸家。毋庸置疑，電腦加強了大規模組織機構的權力，軍隊、航空公司、銀行或稅務機關就是這樣的機構。同樣清楚的是，電腦對高層次的物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研究人員而言，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電腦在多大程度上對普通人有好處呢？電腦已經侵入鋼鐵工人、菜店老闆、學校教師、汽修工人、音樂人、磚工、牙醫等大多數人的職業生活，電腦對他們有多大的好處呢？他們的隱私更容易被強大的機構盜取。他們更容易被人追蹤搜尋、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審查，他們對有關自己的決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常常淪為被人操縱的數字客體。他們在泛濫成災的垃圾郵件裡苦苦掙扎。他們容易成為廣告商和政治組織獵取的物件。學校教他們的孩子操作電腦化的系統，而不是向孩子們傳授更加珍貴的知識。總而言之，孩子們需要的東西幾乎不會送到他們手中。輸家之所以輸，其原因就在這裡。
贏家慫恿輸家以滿腔的熱情去擁抱電腦技術，這本在意料之中。這就是贏家獲勝之道，於是，他們有時就對輸家說，有了個人電腦之後，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營養食譜，就會使自己的購物單更加合乎情理。他們還告訴輸家說，你們的生活會安排得更有效率。至於效率是按照誰的觀點衡量的，他們則三緘其口、避而不談，他們也不說輸家會付出什麼代價。倘若輸家持懷疑態度，贏家就喋喋不休地宣揚電腦的神效，把輸家搞得暈頭轉向；電腦的神效和輸家生活品質的關係，只能夠說是勉強沾邊的，但這些工具的魅力卻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後的結果是輸家敗下陣來，原因之一是他們相信掌握新技術的人有專門的知識，而專門的知識是一種智慧—這是塔姆斯的預言。這些新技術大師也相信自己的智慧，這同樣是塔姆斯的預言。結果，有些問題就無人問津。比如，技術賦予誰更大的權力、更多的自由？誰的力量和自由又會被削弱？
或許，我的表述使這樣的結果像一場精心策劃的密謀，彷彿贏家對輸贏的一切成竹在胸。不過，實際發生的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一種情況是，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傳統比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術，於是人人都傾向於熱情歡迎新技術，都相信新技術最終會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國的情況尤其明顯，美國人對新東西的貪求沒有止境，這樣的幼稚信念隨處可見。事實上，美國人很難得把任何社會變革都看成是贏家、輸家皆可獲利的結果，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在大量的文獻中被描寫得淋漓盡致。在技術產生的社會變革中，企業家利用了普通美國人的樂觀主義，他們竭力灌輸大家共用卻不太可能實現的希望。他們心裡清楚，從經濟上來看，揭示技術變革的代價不是明智之舉。所以你不妨說，倘若有什麼密謀的話，這個密謀就是美國文化自己給自己添麻煩的密謀。
此外更重要的是，技術闖進一種文化時，誰是最大贏家，誰又是最大輸家？這個問題並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階段並不是很清楚的。這是因為技術引起的變革即使並非絕對神秘，也至少是難以細察的，甚至可以說是難以預料的。最難以預料的後果可以說是技術引起的意識型態變革。塔姆斯告誡特烏斯說，使用文字的人會依賴外在的符號，而不是內心的資源，他們接受大量的資訊，卻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塔姆斯發出這樣的警告時，心中想到的就是意識型態變革。其意思是，新技術改變我們的「知識」觀念和「真理」觀念，改變深藏於內心的思維習慣，一種文化對世界的感覺就是這種思維習慣賦予的。這種感覺是何為自然秩序、何為合理、何為必需、何為必然、何為真實等等的感覺。因為這樣的變革是用舊語詞的新意義表達的，我將對這個問題暫時存而不議，留待稍後闡述美國當前宏大的意識型態變革時再去討論。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說明，新技術如何造成「真實」的新觀念，說明這個過程如何瓦解老觀念。這個例子是給學生的試卷評分的慣例。表面上看，這個慣例無害。對我們多數人而言，這個做法自然而然，所以我們難以覺察它隱而不顯的涵義。我們難以想像，數字和字母是一種工具；更難以想像，我們用這種技術去評判一個人的行為時，我們是在做某種奇特的事情。事實上，初次給學生評分的事情發生在劍橋大學，那是一七九二年；發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William Farish）的老師。無人熟悉這位老師，聽說過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他的想法是，應該給人的思想進行量化的價值判斷。這個做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人們自此嘗試用數學觀念來建構現實。倘若可以用數字來判定思想的品質，那麼用數字來判定慈悲、愛心、仇恨、美好、創造性、智慧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質，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說，自然的語言是數學語言，他沒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見包括在內。然而，如今我們大多數人都傾向於把這些概念包括在內。我們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家發現，如果不用數字，他們的工作就不可能進行。他們相信，如果不用數字，連獲取或表達正宗的知識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裡有一個關於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羅（Thoreau）的話來說，我們這樣的人往往淪為工具的工具；對我們而言，這個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他傳說難以與之匹敵。蘇格拉底向斐德羅講述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特烏斯（Theuth）神。特烏斯發明了許多東西，包括數字、計算、幾何學、天文學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這些發明，主張把這些發明向埃及人宣傳，讓人人都用上這些發明。蘇格拉底接著說：

塔姆斯詢問各項發明的用途，特烏斯如數家珍，逐...

超越技術、回歸文化的提醒：評介尼爾‧波斯曼的傳世名著
文/ 羅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這本書終於在台灣出版，意義重大。尼爾‧波斯曼的這本傳世名著，絕對是值得傳播領域學子人手一冊研讀的經典譯著，也頗適合有心思考和反省科技文明的一般讀者閱讀。

先介紹本書作者與譯者。本書作者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已於七年前（2003年10月）辭世，但他這本最重要的著作中譯本卻一直未能在台灣出版。而今，隨著《科技奴隸》一書在台以繁體字出版，他名聞遐邇的媒介環境/生態學名著「三部曲」（另兩本是《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也終於在台灣全部到齊了，意義自是非比尋常。

譯者何道寬先生是中國大陸傳播學界的資深學者兼翻譯名家，自2002年退休以來，筆耕不輟，每年出版的譯著逾100萬字，生平累積各類翻譯書籍已達四十餘種。何道寬先生迻譯了傳播學的重要支系--「多倫多學派」--的多本經典著作，包括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機器新娘》，以及殷尼斯（Harold Innis）的《傳播的偏倚》等書，自述引介多倫多學派的用意在「糾正美國經驗學派一派獨大的局面」。此外，傳播思想史家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重要著作《交流的無奈》的中譯本，也出自其手筆。曾說「我看不慣不負責任的譯作」的何道寬，對於譯事的態度，可謂一絲不苟，非常嚴謹。

本書從媒介生態學/環境學入手，提示一個歷時的史觀，將人類文明區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工具使用時代」、「技術統治時代」與「技術壟斷時代」，各自有其相應的文化。藉此，他重新分析並反思傳播科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深刻探討科技與文化互動下形成與變遷的制度面向。他借用詩人艾略特的話說：「就像竊賊總是隨身攜帶滋味鮮美的肉團來分散看門狗的注意力一樣」，在探討科技帶來的影響時，若只關注用何種手段可幫助商人銷售更多商品，或是問不同媒體是否有助於政客取得不一樣的效果，不僅是錯問了無關宏旨的問題，而且因為「這些問題只對提問題的人有直接的價值，它們反而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看不見新媒介引起的社會、思想和制度危機。」

尼爾‧波斯曼延續他在《童年的消逝》一書的觀點，描述印刷術的發明與普遍應用，如何催生甚至「發明」了童年，而電視全面進入兒童的生活之後，又如何造成童年的「消逝」。這樣的轉折，不只與兒童有關，更關乎整個社會的變遷，既是充滿社會史的細膩觀察和紀錄，也是處處機鋒充滿洞見的文化思考。同樣地，他也在《娛樂至死》一書觀點的基礎上別求新聲，對經歷印刷術、電報、攝影術、廣播電視和電腦等五階段的「資訊革命」提出警語，提醒人們不要因為科技變遷快速而目眩神迷，更不能毫不批判地接受、迷信或膜拜科技，甚至受科技所役使，終至使文化臣服於科技，對人類文明與社會制度造成難以平復的破壞。

終身不用打字機也不用電腦的尼爾‧波斯曼，被稱作「技術決定論者」與「科技悲觀主義者」，但這兩個稱號都不符事實，也有點小看了他。尼爾‧波斯曼繼承的是宏觀的科技人文主義，有濃厚的道德與社會關懷。這也反映在他的學術立場，畢生對塗脂抹粉、裝模作樣、有身無魂的偽/唯「科學」深惡痛絕，因為這些「科學化」的人文社會研究，同樣是「技術壟斷」的一種徵候，缺乏歷史深度，更不知現實、人文和道德的關懷為何物。

在本書裡，擅長說故事的尼爾‧波斯曼，開篇即說了一個關於古埃及法老塔姆斯的故事，提醒我們資訊不等於知識，更不等於智慧。技術帶來的往往只是（偽）資訊的充斥，不見得帶來（或甚至有礙於）智慧的提升。

最後，要特別強調的是，他並不是「反技術論者」。在這本書中他用一貫溫柔的口吻提醒我們，在任何技術的發展普及過程中，同樣是既有贏家又有輸家，「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在開卷掩卷之間，尼爾‧波斯曼引領我們思考該為輸家做些什麼，如何超越技術並回歸文化的終極關懷，值得細細品讀。

超越技術、回歸文化的提醒：評介尼爾‧波斯曼的傳世名著
文/ 羅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這本書終於在台灣出版，意義重大。尼爾‧波斯曼的這本傳世名著，絕對是值得傳播領域學子人手一冊研讀的經典譯著，也頗適合有心思考和反省科技文明的一般讀者閱讀。

先介紹本書作者與譯者。本書作者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已於七年前（2003年10月）辭世，但他這本最重要的著作中譯本卻一直未能在台灣出版。而今，隨著《科技奴隸》一書在台以繁體字出版，他名聞遐邇的媒介環境/生態學名著「三部曲」（另兩本是《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

本書(1992)是尼爾•波斯曼媒介批評的三部曲之一，其餘兩部是《童年的消逝》（1982）和《娛樂至死》（1985），2004年已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個三部曲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技術對人類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影響。本書警告世人，美國正在進入技術支配文化的一個新階段，正面臨失去傳統、失去駕馭技術能力的危險。
作者認為，人類技術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工具使用、技術統治和技術壟斷三個階段；人類文化大約也分為相應的三種類型：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
和其他學者一樣，波斯曼認為，技術和人的關係是亦敵亦友的關係，但他死死地盯著技術的陰暗面，以免技術對文化造成傷害。他認為:在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服務、從屬於社會和文化；在技術統治文化階段，技術向文化發起攻擊，並試圖取而代之，但難以撼動文化；在技術壟斷文化階段，技術使資訊氾濫成災，使傳統世界觀消失得無影無形，技術壟斷就是集權主義的技術統治。
作者認為，「資訊革命」經歷了印刷術、電報、攝影術、廣播和電腦等五個階段。在技術壟斷到來之前，資訊控制機制幫助人駕馭技術，這些機制有：法庭、學校、家庭、政黨、國家和宗教。到了技術壟斷階段，抵禦資訊氾濫的多重堤壩和閘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難以駕馭、難以把握了。
本書揭示技術壟斷階段各種「軟」技術的欺騙作用，撻伐所謂的社會「科學」，譴責唯科學主義，它辨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的異同，它為傳統符號的耗竭扼腕痛惜，它號召人們以強烈的道德關懷和博愛之心去拼死抵抗技術壟斷，並堅決反對文化向技術投降。

本書(1992)是尼爾•波斯曼媒介批評的三部曲之一，其餘兩部是《童年的消逝》（1982）和《娛樂至死》（1985），2004年已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個三部曲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技術對人類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影響。本書警告世人，美國正在進入技術支配文化的一個新階段，正面臨失去傳統、失去駕馭技術能力的危險。
作者認為，人類技術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工具使用、技術統治和技術壟斷三個階段；人類文化大約也分為相應的三種類型：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
和其他學者一樣，波斯曼認為，技術和人的關係是...

CH1塔姆司法老的評判
CH2 從工具時代到技術統治時代
CH3 從技術統治時代到技術壟斷時代
CH4 難以把握的世界
CH5 崩潰的防線
CH6 機器意識時代：醫療技術壟斷
CH7 機器意識時代：電腦技術壟斷
CH8 隱形的技術
CH9 唯科學主義
CH10符號大流失
CH11 愛心鬥士

CH1塔姆司法老的評判
CH2 從工具時代到技術統治時代
CH3 從技術統治時代到技術壟斷時代
CH4 難以把握的世界
CH5 崩潰的防線
CH6 機器意識時代：醫療技術壟斷
CH7 機器意識時代：電腦技術壟斷
CH8 隱形的技術
CH9 唯科學主義
CH10符號大流失
CH11 愛心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