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生艇裡放聲唱歌
──給香港的九〇後
有一個「九〇後」，我非常欣賞。他是九四年出生的。
因為與掌權者持不同意見，他在新世紀的第十五年，也就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驅逐出境。後來當然也數度下過監獄。他寫的書，曾經被禁、被下令燒毀。而他所對抗的掌權者，並不一定是政府或者國家領袖，有時候，是代表道德高度的信仰，譬如宗教；有時候，是代表群眾路線的思維，譬如迷信。
因為批判宗教，他死後得不到教會的儀式安魂，被悄悄地安靜地埋葬，但是死後十三年，當革命風起雲湧，人們體會到，他才是真正的時代的先知，又用國葬的隆重大禮把他的骨骸迎回。
生於一六九四年的伏爾泰，其實就是一個三百年前的「九〇後」。看見了獨裁體制的不公不義，看穿了宗教組織的偽善和獨斷，這個聰慧機敏的九〇後用筆的力量，在巴黎、倫敦、日內瓦的思想街頭馳騁；三百年後的九〇後們，用各種方法在試探權力的看不見的那條線，在紐約、伊斯坦堡、開羅、曼谷、台北、香港的街頭和廣場奔走。
三百年，世界變了很多，但是根本性的問題，九〇後青年伏爾泰所思索追究的問題，並未改變；譬如說，權力的拳頭到哪裡必須停止？自由的極限可以擴張到多大，由誰來界定？譬如說，追求真理很重要，容忍也很重要，但是當追求真理必須殘酷而與容忍的精神相違背時，你站到哪一邊去？
伏爾泰說過的一句話，讓後來的人 ──幾乎是全世界的人，一再地傳誦、引用：「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出看法的權利。」雖然歷史翻案者說，他的逐字原文並非如此，但是這句話確實代表了他一輩子的信仰和堅持。
我注意到的是，他還說了很多別的話，意義之深刻，令我在三百年後看著今日局勢的忽冷忽熱、權力的忽東忽西、價值的忽上忽下，仍舊驚詫不已。
他說，歷史？歷史就是大家都共同接受、贊同的謊言。
他說，真正糟糕的其實不是貧富不均而是依賴的形成。
他說，我們要熱愛真理，但是也必須懂得原諒犯錯……
三十年前寫《野火集》時，我的社會處在一個壓抑的、萬馬齊瘖的時代。三十年後，卻是一個喧囂震耳、大鳴大放的時代。《野火》在怯懦寂靜的時代裡鼓吹呼喊和行動，在喧囂的時代裡──畢竟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於今天的九〇後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以及迎向陽光、迎向風雨的信心。我用三百年前的九〇後伏爾泰的一句話送給今天香港的九〇後：
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
─—寫於《野火集》二十週年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坵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1；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2？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目前看起來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型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裡，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裡的流動攤販、漥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 3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柏林4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聯？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聯？）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義，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 5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6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裡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7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裡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裡，「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8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菁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鑑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麼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裡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裡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
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沙灣徑
《野火集》二十週年紀念版，時報文化，二○○五年
1 〈幼稚園大學〉，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
2 〈不會「鬧事」的一代〉，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
3 克里瑪：Ivan Klima，一九三一年出生於捷克猶太家庭，十歲時隨父母關進集中營，直到二戰結束。一九六八年蘇聯進軍捷克，克里瑪赴美講學，返國後以自由寫作為生，二十年間作品遭禁，只能以地下文學形式流傳。與哈維爾、米蘭‧昆德拉並稱捷克文壇的三駕馬車。
4 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一九九七，出生於拉脫維亞，被喻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著有《自由四論》。
5 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一九三三年出生，美國猶太裔作家，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等多項文學大獎，被譽為「美國活著的文學神話」。
6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瑪著，時報文化，二○○三年，八三頁。
7 《布拉格精神》，七五頁。
8 《布拉格精神》，八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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