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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溯江河而行（節錄）
一九五○年胡適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思德圖書館(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那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他六十歲生日，他下班後搭火車回家。當時天氣很冷，鵝毛大雪紛飛。他獨自坐在空闊的車廂，憑窗外望，四野寂寂，一片茫茫。於是他想到今年自己六十一歲了。患有心臟病，不但常帶藥瓶走路，連人壽保險公司也拒絕他這個顧客。生命可能忽然結束。心又想到自己還欠下債務未了，必須在有生之年償清。回家後就寫了〈生日決議案〉。
胡適在他〈生日決議案〉裡列了三筆欠下的債務：第一筆是《中國哲學史》上卷，在民國八年出版，屈指算來已經三十三年了，現在他要將未完成的下卷寫完。第二筆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二十五年前寫了一半，今後必須加緊完成。第三筆是《水經注》的考證，這個被他審了五年的案子，也應該判決了。這三筆債都是欠下的學術債，前兩筆是他的舊欠，不過這兩筆債他終世沒有償清。後一筆是無意間拖下的新債，也是他臨老努力償還的一筆債務，而且不僅接近償清，並且還意外地為我們留下大筆研究的資產，倒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這筆《水經注》考證的新債，的確是胡適無意間欠下的。一九四二年九月胡適交卸了駐美大使的職務，真所謂「十年蓋破黃紬被，儘歷遍，官滋味」，現在是無官一身輕了。但蔣夢麟寫信給他：「可在美任教，暫維生活。」於是胡適在美國找了個糊口的營生，於一九四三年七月，接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顧問的職務。這個職務對胡適來說，是非常合適的。可以使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再渡河回到自己荒廢已久的田園。胡適可以坐擁書城，應用館中所藏豐富的中國典籍，來償還他以前拖下的舊債了。這一年胡適的確寫了不少學術論文和讀書札記，並且還擬定了《中國思想史》的英文大綱，胡適想把他的《中國哲學史》易名為《中國思想史》，他真的開始重理舊業了。
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胡適寫信給雷海宗、田培林，說他改變了研究的方向，「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後，全力做考證工作。」他全力在做考證，「往往廢寢忘食，夜間工作到天亮。」寫成了〈全（謝山）校水經注辨偽〉，這篇文章長四萬字，舉出鐵證十條，證明薛福成刻的《全氏七校水經注》，從頭到尾是偽造的。並且說：
證明全本之偽，是為全謝山洗冤。證明趙（一清）書本與庫本不同，……是為趙東潛洗冤。證明戴東原絕未見全本、趙書，是為戴東原洗冤。我費了七個月的笨工夫，居然替十八世紀三位學者洗清了冤枉，總算一件快事。
這是胡適《水經注》考證的基點，也是他以後追尋的線索。胡適暫時擱置《中國思想史》的寫作，轉過來考證《水經注》，而且做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但這個轉變卻是偶然的，胡適說是由他「收的一個徒弟、不是學生」的王重民引起的，王重民當時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胡適收到王重民的信，信中還附了一篇〈跋趙一清《水經注》兼論戴趙、全戴兩公案〉的初稿本，請胡適教誨，胡適當時就寫了封長信給他。後來胡適在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夜裡，重讀王重民的信，並在王重民信上批了這麼一段話：
重民此信與此文作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寄到後，表示此案並不是「已成定讞」，後來我費了五六年的工夫重審此案，都是重民這篇文章惹起的。
《水經》三卷，後漢桑欽撰，北魏酈道元注。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水經》四十卷，包括酈道元的注在內。《水經注》是一部以河流為綱領的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書。桑欽的《水經》僅記載河道一百三十七條，後酈道元為《水經》作注，補注了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大至江河，小至溪津都記載在內。酈道元的注，不僅敘述水道的發源與流向，並且也記載河道流經區域的山岳陂澤、關塞隘障、郡縣故地的一些遺跡，以河川為綱，脈絡非常清楚。
但《水經注》自北宋雕刻印刷，至明清以後有各種不同的版本，這些不同的版本互有誤缺。主要的錯誤發生在經文訛為注文，或注文錯入經文，或經注水系間的錯亂，以及不同的抄本刊本在傳刻時發生行頁間的錯亂，至於文字銜錯訛誤的地方更多。所以，從明朝間開始，就有不少學者對《水經注》進行校刊與研究。胡適對《水經注》的考證，則集中在清代全謝山、戴震、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所發生的問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胡適在臺灣大學文學院的一次公開演講，講題就是「水經注」。他說這幾年來他在審一個案子—《水經注》，並且說他審這個案子是在打抱不平，替他的同鄉戴震伸冤。因為從張穆、魏源、孟森到王國維，都說戴震是個賊，在四庫館竊取了浙江呈進的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據為己有，作為他校《水經》依據。這段公案又牽涉到全謝山。因為乾隆十五年全謝山在杭州養病時，讀過趙一清寫的校本，所以全謝山的《七校水經注》，也取用了趙一清的材料。胡適說他只有用笨工夫，來審查這個一百五十年的官司，要使全、趙、戴三公都得到一個公平的估價。所以，他不僅為他同鄉戴震伸冤，同時也希望得到「全璧歸趙」。
胡適對《水經注》這段公案的追索，成為他晚年研究工作的全部內容，從開始到他臨終前不久，有十八、九年的時間，糾纏在這段公案中。後來他留下的手跡遺稿，編印成十冊《胡適手稿》，其中竟有六冊是關於《水經注》的。這些手稿還不包括胡適遺留在上海的一批關於《水經注》的研究資料，是胡適在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春季，旅居上海期間，經常到張菊生、葉揆初創辦的合眾圖書館，查閱《水經注》的資料，同時在圖書館中進行寫作，並且和當時圖書館的負責人顧廷龍有所商討。他所著的關於《水經注》研究原稿，以及和陳援庵先生、顧廷龍討論《水經注》的信札，目前都完整保存在上海圖書館。
胡適晚年說我們所作的東西，絕不可讓人編輯，所以關於胡適《水經注》研究資料，不論臺北的手稿或留在上海的研究資料，片紙隻字都是他自己躬親整理，而不假手於人。胡適對這個專題的研究，表現了過去所沒有的熱誠和執著。他說：
我藉著小說考證，來解說治學的方法。我藉著《水經注》一百多年的胡塗官司，指出考證方法。
因此，胡適研究《水經注》，所研究的不是《水經注》的本身，而是對因《水經注》校本所引起的紛紜，作一個客觀而理性的判決，基本上是一個方法論的討論。
胡適說他對《水經注》的研究，是一個校勘學的問題。校勘學祇有一個原則，就是用古本校今本。要設法找最古的版本，最好當然是原本。如果找不到原本或是古抄刻本，只好理校，也就是以理推校。但無論怎樣聰明的人，也沒有法子校出大的錯誤來。所以，他為了這個問題，在美國把所有關於《水經注》的材料都翻了，但找到的材料很少。一九四六年自美返國，他原想在國內報紙大登廣告找《水經注》的材料。因此，他乘的船還沒有靠岸，記者乘汽艇登船訪問他，胡適第一句話就是「這幾年我幹《水經注》的案子」。
胡適說這句話的目的，希望記者替他登個廣告。第二天各報果然把他的話刊出來了。所以，在上海雖然時間很短，但卻把全上海藏的《水經注》看遍了。後來去了北平，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又看到孔繼涵藏的戴震《自定水經注》一卷，周一良又拿了家傳的戴震《水經注》本子給他看。當時似乎全國都在為胡適找《水經注》的版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平《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
本報西安七日航訊：西安圖書館發現沈欽韓著《水經注疏證》善本，西大楊鍾建校長電告胡適，胡適聞訊大喜。楊氏已將序文與卷首攝影寄胡，參加北大五十週年《水經注》展覽之用，並趕抄原書八本。此書係西安圖書館接收南京無主圖書中發現。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舉辦了「《水經注》版本展覽」，胡適親自編寫目錄，共九類、四十種，並有詳細的校注。這時胡適研究《水經注》已經十年。這次展覽有胡適個人的收藏，以及從南北藏書家處借來的，可說是集古今《水經注》抄刻版本的大成了。其中有傅增湘所藏的宋本、北大圖書館與涵芬樓所藏《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八冊，以及趙一清、全祖望的稿本。當時胡適對於《水經注》版本的搜求，正合了他的學生，後來又是他的朋友傅斯年所說的那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了。
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節錄）
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記到四十九年六月二日，胡適突然談到郭沫若。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無常，我一向不佩服的。」接著胡適又談到他們初次見面的情形。大概民國十八、九年間，他從北平到上海，徐志摩請他吃飯，還請了郭沫若作陪。吃飯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那篇文章，胡先生很賞識。胡適回憶說：「郭沫若聽了我賞識他的文章，他就跑到上座來，在我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不過，胡適的這段回憶，除了郭沫若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其他有些地方都誤記了。因為郭沫若自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吳誠的化名，從上海亡命日本，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又以楊伯勉的化名，從日本乘船返國，前後十年間，一直蟄居在與東京一水之隔的千葉縣須和田二六七番。他們是無法在這時相見的。胡適和郭沫若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民國十年的八月九日，地點在上海的一枝春飯店。而郭沫若吻他的那次，則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地點在上海美麗川飯店，雖然徐志摩也在座，但請客的卻是郭沫若。
胡適和郭沫若第一次見面，是胡適應張菊生、高夢旦之約，主持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於七月十六日晚上十時，乘火車從北平到上海。這時正在日本九州大學讀醫科的郭沫若，也因為放暑假，於七月二日到上海。當時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的周頌九、鄭心南、何公敢，是郭沫若留日的同學，郭沫若曾去編譯所拜訪他們，並且有意入編譯所工作，由周頌九等安排和高夢旦見面，結果沒有談成。後來周頌九、鄭心南宴請胡適，同時約了郭沫若作陪。約郭沫若的原因，因為胡適在文學改革運動中，提倡寫白話詩，並且出版了《嘗試集》，而郭沫若正以新詩創作崛起文壇。所以，當何公敢為他們介紹時，就說：「你們兩個新人第一次見面。」雖然初次見面，胡適對郭沫若的印象並不佳，他在當晚的日記寫道：
會見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學醫，但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不過，十年後，郭沫若在他的〈學生時代〉中，回憶這次的見面在九月初旬，他說他要再回日本，高夢旦在上海四馬路的一家番菜館請客，有為他餞行的意味，送來的帖子第一名是胡適，第二名就是「區區」他。餞行倒是真的，那是高夢旦為胡適餞行，卻不是為郭沫若，因為胡適要於十四日回北平。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郭沫若是一個能看準時代轉變，又知道在轉變中把自己放到什麼地方，而且不會放過機會的人。能有機會和譽滿天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胡適結識，他是不會錯過的。不過，這次見面的結果並不好，胡適認為他「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所以，那次餐聚後的第三天，郭沫若邀朱經農陪他去見胡適。胡適只和朱經農談話，根本沒有注意他的存在。這是郭沫若無法忍受的。因此，後來他回憶這次的見面。談到胡適時就熱諷冷嘲一番。對胡適不是稱「胡大博士」，就是「我們的博士先生」。像郭沫若記他們第一次見面，就說：「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或者「胡大博士的常識，至少落後三十年。」又說「我們的博士先生淺薄得真是有點可愛」等等。當然，這種敬陪末座的心態，是很容易了解的。
所以，郭沫若第一次會見胡適，沒有漢高祖「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喟，卻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也」的憤激。因此，郭沫若回到日本後，就利用創造社與胡適對立起來。創造社是六月初郭沫若回上海之前，與郁達夫、成仿吾等在東京成立的文藝社團。由成仿吾的朋友李鳳亭介紹，得到上海泰東書局的支持，創造社的組織與出版問題才得解決。創造社前身是格林(Greens)雜誌，由一群留日愛好文藝的學生組成的文藝團體，沒有一定的宗旨，純粹是大家的寫作興趣。格林改成創造社後，仍然繼續格林的傳統。所以，創造社最初可以說是一群天真的人，天真的結合。他們主張個性自由與組織自由，是創造社最初的兩個無形的口號。這兩個口號結合起來，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表現。創造社最初的創作路線也有這種傾向。
因此，創造社最初並沒有一個一致的前進目標，但郭沫若與郁達夫、成仿吾不同。他比較世故，而且有更大的野心。創造社只是他最初出發的基地，並不是他最終的目的。正如沈從文所說，郭沫若是一個永遠不會放棄那種英雄式自我的人。所以，他回到日本以後，就利用創造社和胡適對立起來，為創造社定立了鮮明的目標。那就是他說的：「第一步和胡適對立，和文學研究社對立，和周作人的語絲社對立。在旁系和梁任公、張東蓀、章行嚴也發生糾葛。」於是，創造社擺出一副鬥爭的架式，似乎要和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幫派都對立起來。當然，矛頭主要的還是對準胡適。
郭沫若提出的目標，能得創造社構成分子的贊同，這種心態是很容易了解的。如果說十九世紀是西方帝國主義，向中國尋找市場推銷包括鴉片在內的商品時期。那麼，二十世紀初期，則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尋找市場，推銷他們意識形態的時期。不過，最初這些意識形態向中國傾銷，都以日本為驛站轉口輸入，五四新文化運動轉變了這種情勢。五四運動最大的轉變，就是這些歐美的意識形態不必再經日本，完全從原產地直接輸入。中國的留日學生失去了原先文化掮客的作用，而且他們又沒有直接參加這個歷史運動，在心理上不免有某種失落或被冷落的感覺。所以，郭沫若提出這個目標，當然可以得到他們贊同的。不過，郭沫若卻另有計算。他衡量當時情勢，雖然他沒有參加歷史性的新文化運動，如果他要想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須以新文化運動第二階段發言人自居。於是，便以創造為基地，向新文化領導人進行挑戰，胡適便懷璧其罪了。
這種對立的情勢，由於胡適批評郭沫若翻譯的一首詩，寫了一篇短評，引起郁達夫的回應，在《創造月刊》二卷一號，直接對胡適罵陣，掀起了高潮。民國十二年五月，胡適又到上海，這時郭沫若、郁達夫也在上海。五月十五日，胡適寫了封長信給他們，胡適寫信給他們說，他愛惜少年的天才，對新興的少年人只有欣賞，絕無忌刻之意。還勸他們多唸點英文，這樣對考據所翻譯的作品，是有幫助的。胡適說希望做他們的諍友，並且盼望這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致損害他們舊有或新的友誼。郭沫若接到胡適的信，立即在十七號回信給胡適，說胡適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並且說「我輩尚非豚魚，斷不致因小小筆墨官司，便致損及我們的新舊友誼。」郁達夫也回信給胡適說對他只有敬意，萬無惡感。於是在徐志摩的牽引下，胡適與郭沫若有了第二次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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