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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三章 一個風狂雨驟的秋季，我們從防禦轉入進攻（節錄）
為裝卸槍支、彈藥而發出的鏗鏘聲，為準備戰鬥而陷於一片混亂，接着是停火、關係破裂，又重歸和好，又突然來一個180度轉變，相互撲空，這就是由於各派軍閥集圑以及國民黨內陰謀派系為爭奪控制權而相互攻擊，而使當時整個中國變成了政治、軍事上戰火紛飛、狼煙四起的悲劇舞台，其狀慘不忍睹，這個時期一共延續了三至四個月，大體上就是1924年的秋季。鄉村被燒毁了，城市遭到蹂躪，商店住宅洗劫一空，年富力強的壯丁，一夜之間便從他們的家裏被拉出來，去填補由內戰造成的打着各種牌號部隊的空額，婦女和兒童，則遭到所有部隊野蠻軍人的騒擾和侵犯，到處可以看見的只是一片淒涼景象：對於中國人民來説，那季節實際上就是無謂犧牲的季節，他們蒙受了一個又一個苦難，卻得不到任何好處，至於工人運動，也像學生運動一樣，都保持着沉默，即使有一些軟弱的抗議表示，也會立即遭到機關槍的掃射而被摧垮了，所有的藉口，無非是為了恢復國家的統一，進行戰爭是必要的。但是，唯有我們共產黨人，照常地動員組織起來，為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事物的發展進程，而且我們也早已掌握着可以對付局勢的手段和辦法。難道這不可能是、也不應當是一個最理想的特殊機會，讓我們共產黨人來重申我們的立場，來表現我們的本色嗎？難道我們不能也不應讓我們來表明我們有能力、以最堅決最積極的態度來干預有關我們國家命運的日常事務嗎？這也正是我在一開始時便談到的，在1924年8月底和9月初，我在三個主要地區，華北、華中、華南亦即北京區、長江口區和廣州區所察覺到的，事態的發展已開始呈現出非凡的、異乎尋常的動盪不安。恰好在此同時，蔡和森和陳獨秀也抱同樣的想法，他們的想法跟我此刻準備要給《嚮導》報注入強大的動力，是不謀而合的。從那以後，接連好幾個星期，在我們三人之間，就分析中國局勢演變，如何確定我們應採取的立場，力求轉變局勢，朝着有利於我們所維護的事業方向發展等問題，定期地、如實地展開了一系列討論。
1924年8月底到12月初，先後有三件大事震撼了全中國。第一件事，即江蘇軍閥反對浙江軍閥的江浙戰爭，這構成了事變的中心環節。第二件事是唯一表現出如此錯綜複雜的所謂廣州商團的「叛亂」，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時發生，也大約是在1924年10月中旬先後結束。第三件事於1924年10月23日由馮玉祥將軍在北京發動的倒戈式政變，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是上述兩件事的尾聲，事件的反覆性、多變性使其一直延續到1925年仲春，但實際上，在1924年底，已經基本結束了。不錯，中國共產黨又重新站起來了，而且能夠毫不含糊地對擺在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先鋒隊面前的三大事件中的每一問題，都作出了適當的回答。如果有人説，真正恢復了黨的正確路線，並且能以這樣巧妙的方式去執行這條路線，特別是完全、徹底地動員黨的戰士們鼓起勇氣並取得卓越成效，這首先應歸功於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之間的堅定不移，而又相互信賴與合作，我認為這種説法並不過份。
1924年8月間，直隸系軍閥集圑的兩大首領之一曹錕，控制北京已有一年多，當時政治腐敗、敲詐勒索無奇不有，因而使得曹錕能在華盛頓的庇護和恩賜之下，操縱「國會」，「推選」他為共和國總統以來，也已過去十個月了。屬於同一直隸系，卻由英美兩國操縱的另一軍閥首領是吳佩孚，他控制着幾乎整個華北和華中的一大片土地，包括江蘇省。曹錕與吳佩孚的主要對手，是安福系軍閥的首領段祺瑞，以及奉天系軍閥的首領張作霖。儘管他們兩人，自從1923年夏季以來，一個接一個地被剝奪了行使中央權力的機會，但段祺瑞和張作霖仍然是他們各自領地上的統治者，段祺瑞佔據着安徽和浙江兩省，而張作霖則佔據着東北三省，安福系和奉天系軍閥首領的後台老闆及其金錢和武器的主要供應者是日本人，然而人們認為，「美國佬」之插手中國事務，且其影響日益擴大，已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和不滿。與此同時，在中國西南的邊陲省份，特別是雲南省和四川省，一個勢力較小的軍閥集圑，也正在猖狂地崛起，而法國人認為如有必要，從不放過每一次機會，給這個軍閥集圑以或大或小的一臂之助。此外，還有廣東省，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自從1923年初以來，孫中山的政權之所以還能順利地維持他在廣東省的統治，是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給他以支持，但是仍始終存在着隨時有被驅逐出去的危險，因為當地存在着一批人數雖少而手段惡劣的軍閥勢力，不管怎麼説，廣東省確已成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儘管這個根據地的基礎是極端脆弱的……
到了1924年夏末，美英帝國主義與直系軍閥集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勾結起來，在中國橫衝直撞。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在吳佩孚和曹錕的指揮棒下，「重新統一全中國」，這就是説要打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以期盡可能快地把以日本人為保護者的兩派軍閥──安福系與奉天系驅逐出他們的東北三省以及長江口岸上的老巢，並且還要把在蘇俄支持下的孫中山分子──共產黨人的革命軍，趕出他們的廣東根據地。在美國佬的全力支持下，當時英軍和直系軍閥分配了任務，各自執行屬於同一目標的軍事計劃，前者在國民黨右派的卑劣分子和蠢蠢欲動的小軍閥陳炯明的協力合作下，從香港出發，策動一次鎮壓「廣州商團叛亂」的戰役，他們的願望是想利用這次戰役，能在幾個星期內，從孫中山分子和共產黨的革命者手裏奪回廣東省的控制權；而後者，即直系軍閥在長江口地區掀起了江浙戰爭，從而可以更有利地在華北和東北地區，給予勢力更加強大的奉天系軍閥以重重的打擊。
當然，過不了多久，陳獨秀、蔡和森以及我本人便全然理解，並且指出江浙戰爭與所謂鎮壓「廣州商圑叛亂」這二者之間，有着緊密聯繫的關鍵所在。特別是我們很快就敏鋭地意識到，這兩起精心策劃的聯合進攻所引起的威脅之嚴重性，必將使中國局勢、國民革命根據地以及勞工階級蒙受巨大的影響和損失。從這一系列新的、事實上已經發動起來的內戰中，將可能帶來怎樣的結局呢？如果是此一軍閥集團或彼一軍閥集團取得全面勝利，那麼是否意味着，中國注定要在兩個或三個強權國家共管的政權下苟延殘喘呢？或者，在比較好的情況下，各軍閥集圑之間達成新的妥協，但同樣又由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不可能結束這場永無休止的、自相殘殺的戰鬥，把中國拖到精疲力盡，那麼其結果是否必然是，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少可能擺脱她的半獨立──半殖民地狀態，也就是説擺脱不了自從各列強將中國劃分成幾個「勢力範圍」後的那種狀態呢？
不，不論這三個假設中的任何一個，我們都是堅決不能接受的，因為陳獨秀、蔡和森和我本人，一如既往地深信，我國的革命運動，早已是充滿活力地開展起來了，只要我們願意，亦即不怕向廣州以及廣州以外各地人民呼籲支援，便足以挫敗他們，並且足以迫使聯合起來的國內外敵人後退。
齊燮元，是屬於直系軍閥，當時盤據在江蘇省。1924年9月13日，齊燮元下令，要他的部隊進攻浙江省。浙江督軍是盧永祥，屬於安福系軍閥。由於齊燮元的襲擊便點燃了江浙戰爭。這場戰爭一共持續四十天。戰爭是以齊燮元及直系的另一軍閥、福建省統治者孫傳芳的聯軍，以壓倒的優勢擊敗盧永祥而吿終。之後，盧永祥避難到日本。而日本佬則作出決定，要張作霖，以防禦為名，於1924年9月中旬，發動他的全部軍隊，襲撃駐紫在東北及華北的吳佩孚部隊。
第一七章 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意見的衝突（節錄）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舉行政變，藉口共產黨陰謀暴動，調遣軍隊，宣佈戒嚴，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總部，和蘇俄顧問團住宅，並逮捕了李芝龍等五十餘共產黨黨員一這一消息，在上海中外報刊上傳出後，上海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國際代表，都陷於異常的驚愕狀態中；因這次政變，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事先沒有獲得有關於它的醞醸的任何消息，甚至徵兆。雖然，我們已熟知國民黨右派，即當時的西山會議派所代表的，在上海和北京等城市與帝國主義和軍閥進行陰謀活動，拚命鼓吹反共、反俄及反國民黨左派（那時主要是反汪精衛）。但我們以為自胡漢民和許崇智等右派離開廣州後，左派可以控制時局，即對蔣介石，我們雖認為他有中派的傾向和個人野心，但不曾懷疑他會於此時發動反共的政變。
而且，如前章所説的，當中央委員會一個月前在北京召開特别會議時，鮑羅廷曾從廣州趕往參加，在他所做關於廣東局勢的報吿中，不但沒有提到蔣介石有發動反共政變的任何意向或跡象，反而認為自國民黨左派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26年1月）取得勝利之後，廣東的局勢是更加可以樂觀了。所以這次北京會議沒有討論廣東的一般情形，只是考慮應否立即舉行北伐，及北伐軍所應遵循的路向問題。差不多同時，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的長子，於2月中旬，即政變前的一月，曾到過上海，就他所報吿關於廣東的情形，國民黨內部的派別關係，以及汪精衛和蔣介石對共產黨和蘇俄顧問的態度等，也沒有提到蔣介石有任何反共陰謀的跡象。
總而言之，我們的黨和國際代表，對於蔣介石這次政變的陰謀策劃，不但事先毫無所知，而且一般地對他還抱着某種信任。換句話説，我們對他抱着幻想的希望。因此，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對於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對於共產國際的代表和蘇聯共黨的代表，都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以致大家陷於驚慌失措中！
但另方面，在3月20日政變的突然打擊之下，整個黨，從上至下都對蔣介石發生了極大的反感和憤激，好像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產生某種程度的覺悟。例如，為討論廣州3月20日事變所召集的上海全體幹部會議上，當我代表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吿關於該事變的情形後，全體同志都激動起來，表示極大的憤慨。在發言當中，有些同志主張黨應立刻發表宣言，宣佈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狀；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必須舉行一個群眾大會，將廣州的「3月20日政變」和北京「三一八慘案」（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屠殺請願和示威的群眾）聯繫起來，進行廣大的示威和抗議。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已從同志中叫喊了出來。最後，會議一致決定：要求中央對蔣介石的反動行為，採取堅決的立場和有效的辦法，並對國民黨的態度及今後國共合作的政策重新予以考慮。此種情緒和傾向，在其他各地區的黨部和黨員群眾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出來。
但我們中央常務委員會（那時只有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對3月20日政變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除了3月末派張國燾去廣州調查情形外，在一個頗長的時間內沒有能做出正式的決定，因對廣州事變的真相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還不甚明瞭。同時，魏金斯基已回莫斯科，鮑羅廷又不在廣州，留在上海的其他國際代表，因沒有得到國際的正式訓令，都不敢有所主張，一直拖延到4月下旬，接到廣東省委的詳細報吿後，我們常委才正式決定對於3月20日政變的立場，以及對該事變所產生的新局勢的應付方案：
這個方案指出：蔣介石既已公然發動反共反俄和反國民黨左派的政變，監禁了海軍局副局長李芝龍，逮捕了國民革命第一軍擔任政治工作的全體共產黨黨員，繳收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總部糾察隊和俄國顧問團衛隊的武裝，迫走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企圖奪取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黨、政、軍大權，建立個人獨裁──這一切反動行為和企圖，對於革命事業是極度危險的，因而決定採取如下的幾種具體措施，以資對抗蔣介石的反動企圖。
一、盡力團結一切國民黨左派，使其成為一種真實的力量，以便在國民黨內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
二、在物資上和人力方面，盡可能加強國民黨左派的第二軍和第三軍及其他的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對抗蔣介石。
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葉為共產黨黨員，其所領部隊為一團，約二千人）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以及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成為基本的革命武裝力量。
為了實施上面的方案，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張國燾，譚平山（他們均為中委，並已在廣州）和我，以及國際代表鮑羅廷，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委員周恩來和張太雷，並指定我以特委書記資格前往廣州，與鮑羅廷和廣東省委商討上述的計劃和其他所應採取的措施。
我和我的妻子陳碧蘭同行（她當時為上海區區委委員，受命前往廣州，協助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江浙工人代表團的工作）。我們於1926年4月尾抵達廣州。這正是「五一節」的前夕，因此，我們得以參加這次的五一勞動紀念大會，從它當中觀察一下三月政變的影響。
紀念大會在廣州近郊的體育運動場舉行，參加的群眾約二十萬人（主要是工人），會場的東西南北各建立一個演説台，但沒有一個著名的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領袖上台演講，就是上台演講的人也盡力避免提到當前的時事，即三月政變所造成的局勢，只説些紀念五一的老生常談而已。會場旗幟上所寫的標語口號，看不出關於當前時局的任何主張和群眾的迫切要求。這一切，當然是我們的廣東省委事先安排的，為的是避免「刺激」蔣介石及其黨徒。在群眾方面，人們雖然擠來擠去，但很少有人現出興奮或熱情的面容，更少有人到演説台前去聽講。群眾一般的表情是沉悶而黯淡的。這無誤地反映了3月20日政變的陰霾，還沉重地籠罩在天空！
我們抵達廣州的當天，雖然曾和陳延年接觸，但他準備五一紀念大會，十分忙碌，沒有功夫多談。所以第一個和我談到三月政變的是張國燾〈因我們被安排在他所住的同一所房子裏）。他向我輕描淡寫地敍述了蔣介石發動政變的經過情形，不加任何評斷。我則將中央對這次事變的最後決議吿訴他。他對中央的決議不置可否，但向我建議：「你最好去見見老蔣，我們一起和他談談。」我反問説：「我們和他談甚麼呢？我認為，我們自己應當首先討論我們黨對蔣介石的基本立場，即討論中央對於三月事變的決議。」他對我這個意見表示沉默，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從這次談話中，我已感覺到張國燾對蔣介石不但沒有任何反感，而且對他還抱着幻想，企圖和後者謀取妥協。他這種態度，當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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