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看到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是收入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中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從寫作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紀實文字，讓我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生命歷程。我立刻找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原文，以及他早年的小說。閱讀之間，我被字裏行間的真摯與他生命的熱力所感動，當時就有衝動想要拍攝王實味的紀錄片。那時是 2008 年。今年是王實味誕生 110 周年，我很高興不但可以出這本書，還能完成一部關於王實味的紀錄片。
尋找新的材料
2008年時，溫濟澤編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1993）、朱鴻召編的《王實味文存》（1998）、黃昌勇編著的《王實味：野百合花》（1999）和《王實味傳》(2000)，以及張均的《王實味全傳》（2000）都已出版。2000 年之後，關於王實味的論文、文章也有發表，但是新材料很少，總體上也沒有超越以上幾位作者的論述。可以說從 2000 年至今，王實味的研究似乎撞到了南墻，雖然有興趣的人仍舊很多，但因為材料發掘之難而無法繼續。
相比較胡風和王凡西，王實味的材料最少：照片只有一張；除了發表的文章之外，沒有留下書信和日記，更不要說自傳了。上面提到的兩部王實味的傳記，以西方人物傳記的標準而言，跳過了太多時間點、也缺少可靠的細節。因此在我心目中，王實味不可能有真正的「傳記」，但是他的意義卻很值得再深入探討。
因為研究年份不同，我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有機會納入到上面提到的幾位學者們未用的重要材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 年首版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延安整風的論述有一個更加廣闊的黨史背景，因此對於王實味事件的意義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問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中，包括了從 1942 年 5 月 25 日到12月18日之間，蕭軍寫到王實味的十篇日記，從一個事件中人的角度，對於延安批判王實味的情況有生動而充滿情緒的描述。當同時期《解放日報》上關於王實味的文章都極盡批判、醜化之能的時候，蕭軍的文字讓我感受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王實味。利用香港各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我還讀到 40 年代延安《解放日報》、《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的相關文章，陳學昭、舒湮、趙超構等人寫的關於延安的報導，讀到王實味的北大同學好友王凡西在香港發表和未發表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並且找到了王實味 30 年代的翻譯過的西方文學作品，閱讀了他的「譯者序」和其他人的序文。
在尋找新材料的過程中，最大的驚喜，莫過於2010年我到京都訪問日本漢學家竹內實的時候，從他那裏獲得的1930年《展開》雜誌的複印件。這本當年被作為王實味的反革命證據的「托派雜誌」中，有三個與他相關的材料：一是他的中篇小說〈三代〉，二是他從英文轉譯的〈列寧遺囑〉，三是一則支那書店即將出版王實味小說集《三個落伍兵》的廣告。這些材料從未收入過王實味的各種文存。這些材料不僅延伸了我對王實味事件的理解，還加深了我對王實味的性格和他的所謂「人性論」的認識。
發現新的視點
與以往的王實味研究者不同，我在比較文化和文學理論領域受過完整和系統的訓練，並且有十年以上製作歷史紀錄片的經驗。文學理論要求我追本溯源，比較文化幫助我東西貫通，而這兩點對於審視五四前後湧現的知識分子都非常重要：他們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學的啓蒙，大多通曉最少一門外文、翻譯過西方文哲作品，是中國知識分子中人性和心靈最為開放的一代；從知識結構來說，他們遠比 50 年代高校文理分家之後的幾代人淵博，既有有很強的邏輯思維、理論分析能力，又有很強的創作力，能寫出十分感性、詩意的文字。如果不能認識到他們的這兩個方面，並且同時考量，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們的行為與文字。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並不執着於單一的視點，反而崇尚眾聲喧嘩中浮現出的多重真理。以此理由，我說服極少接受訪問的王旭楓先生（王實味的兒子）、薄平女士（王實味的學生和1939年在延安的妻子），解答了我的很多問題。在訪問與王實味同時期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幹部時，我邀請曾彥修（已故）、王懷安（已故）、高向明、黎辛、李銳、何方、灰娃、韓書田等人從他們個人的角度，分享他們對於延安整風前後的記憶。除了高向明和黎辛，其餘老人大多沒有專門撰文寫王實味的文章，因此沒有被問道過是否記得王實味之人與文，但他們的確有自己的記憶。在訪問研究王實味問題成績卓著的宋金壽、戴晴、黃昌勇等人時，我會着重他們為甚麽會做王實味研究。同樣在訪問研究延安魯藝的王培元，以及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朱正和錢理群時，我會詢問他們如何看待王實味和魯迅、王實味和其他延安作家的關係。
此外，在搜索英文文獻的時候，我發現由於整風中王實味最大的罪名是「托派反革命」，他的案件引起了一些第四國際（托派）和其他西方學者的注意。美國女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早在她 1967 年研究 40、50 代中共整風的英文專著中，就提到王實味事件。而英國教授班國瑞（Gregor Benton）則在 1975 年，率先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雜文翻譯成英文，並在2015 年把這兩篇散文收入英國出版的《中國托派文獻》。80、90 年代，則有更多漢學家研究了共產黨不同時期的整風，但王實味的案件並沒有被細緻研究。通過班國瑞的介紹，我於 2015 年初，在美國鳳凰城訪問了被稱為「毛澤東最信任的美國人」的美國籍中共黨員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了解到他對「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切身體會：他用了六年時間在單身監禁中，完成了自己思想改造。他的講述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改造失敗」之王實味的意義！
對於才華橫溢、人性充沛的王實味，對於他那代知識分子的動盪人生和多舛命運，對於個人面對強權時如何支撐信念，我在好奇中閱讀、研究、交談、追問，漸漸就形成了這本書。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我比其他研究者更加重視影像，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都十分注意圖片和影像資料的搜集。本書中的一百六十多幅圖片中，除了部分剪報、書影是圖書館找到的以外，照片大多來自受訪者的家庭相簿。比如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者的合影，幾位受訪者家裏都有比已經出版的書籍中更為清晰的照片。另外，我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資料館、香港電影資料館等地方，找到了延安 30、40 年代的影像。這些影像裏包含着有別於文字的信息，能夠讓我這個後輩的人，更加直接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的風貌。30、40 年代是一個木刻盛行的時代，部分由於魯迅先生的推動、部分由於印刷方便，很多書刊都用木刻作品為封面，因此木刻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左翼藝術。和出版社商量之後，決定把我搜集到的部分照片、木刻、書影，與文字一同印出，以幫助今天的讀者「看到」當年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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