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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從溫州到溫州街 冠軍 張容兒
【一】
學姊説，這次的家聚在溫州街，巷弄裏的餐廳。
在與它比鄰的大學裏兜兜轉轉一年了，我還是弄不清溫州街的巷弄。從虛擬的地圖上劃出路線，和親身實地的到訪，向來不是一回事。那些網狀的方格排佈成奇門卦陣，跳躍的數字混淆你的視聽，一張口，便將你吞進了溫州街詭譎的迷宮裏。
那天無預警地接到高中同學的電話，聽她字正腔圓的口音在電磁波的轉換下窸窸窣窣，居然覺得突兀又懷念。台北的十一月，雨像是纏綿悱惻的戀人，跟着這座城巿生息吐納。我們在台大門口碰面，街上的行人少了大半，灰濛的雲翳洗褪了椰林的碧色。我領她在總區逛了一圈，從新生南路旁的側門出來，儘管撐着傘，裏身的大衣卻已浸滿了濕氣，寒意從衣袖滲進皮膚裏。
她想找個地方坐下來聊天，我莫名想起了溫州街裏的咖啡館。許是因那陰錯陽差的地名，那股想帶她踏上溫州街的衝動，竟暫時壓過了對迷路的恐懼。我偽裝出熟門熟路的模樣，像提着盾牌與劍的年輕勇士，在大雨滂沱之中，領她闖進了溫州街的結界裏。
這裏的巷弄很古老，也很安靜。由是她突然的驚叫聲，便顯得格外清晰。她指着巷口的路牌，瞪大眼睛對着我楞楞地笑，然後喃喃地低語：「這是溫州街耶……」就為這一瞬間的興奮，彷彿便不枉這一場大雨裏的狼狽。
咖啡館裏的燈光昏暗，混合着研磨的香氣，籠起一層氤氳，將她眼底的色彩暈開。我用湯匙攪拌奶精，偶爾提起一個人名，她微微思索，斷斷續續地講他們高三的事。我偶爾説起回台灣以後的生活，間或問起她來台灣唸書的經過，不時四目相交，會心一笑。
然後在某一個心領神會的焦點上，我們同時望向窗外，看水滴在玻璃窗上流連。我意識到，我正與一個土生土長的溫州人，在台北的溫州街上，喝咖啡，敍舊。
多麼奇妙。
【二】
溫州也常下雨。只不過那雨是乾的，砸在身上只有料峭的寒意，卻不像台北一樣，將你一層層圈緊、捆綁，罩進她的鐵布衫，從內而外散發出霉氣。十年前的初秋，溫州用一場來去匆匆的雨，迎接我戰戰兢兢的步伐。
三輪車的後座很窄，黑色行李箱堵在我、姊姊和媽媽中間。車夫在前面賣力地踩蹬，泥土星子濺上他的褲管，與毛巾上的汗滴一起滑落。行李、人、車，昏暗的階梯、老房子、新的生活。這一切膠着成一團濃黑，記憶的相機轉動太快失了焦，通通剩下模糊。究竟是時光的洗刷去了它的棱角，還是這本就是昏昏欲睡裏的一樁夢境？
耳畔有人在問「到了沒」，童稚的嘟囔，卻總是等不到肯定的回答。三輪車的滾軸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跌跌撞撞，突然猛地一刹車，前面有人叫着鬧着湧上來，噼哩啪啦説一些聽不懂的話。不是國語，不是台語，不是客家話。
第二天我們去看學校。五分鐘的腳程，卻花五塊錢叫了一輛三輪車。車夫騎得好慢哪，好像是故意拉長這五百米的時光，讓車上初來乍到不知行情的觀光客感到滿意。風拈着縫隙想鑽進來，卻找不到入口，我瞪着沿路商店上花花綠綠的招牌。那國字長得很奇怪，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像故意寫錯一般，一個約定好的惡作劇。
媽媽説，這是爺爺讀的小學。我瞪着校門口上剛漆過的金字，爺爺怎麼也到離台灣這麼遠的地方讀小學呢？要坐兩趟飛機，在香港機場等好幾個小時。飛機騰空的瞬間，窗外的雲捲成被風吹散的棉花糖，彷彿張開口便能舔到甜膩的滋味，可是轉眼間上下一顛，就吐得不省人事。媽媽拉着我的手，將對面頭髮花白的女老師介紹给我，或把我介紹给她。
「她跟不跟得上啊？」她叫班主任，笑起來的時候乾癟的唇抿在一起，看起來很和藹。
「應該跟得上的吧。」媽媽笑着説。
「那要是跟不上哩？」她們在討論甚麼？甚麼跟得上跟不上？我弄不明白，於是偷偷扭過頭，從三樓往下看。操場在整修，廣場上的旗幟跟着風舞蹈，我盯着瞧了好久才看明白。是大紅色的底，上面有一顆黃色大星星和四顆小星星，和原來的國小不一樣。
「不會的吧。」媽媽猶豫了一下，笑得眉角的皺紋都暈開了。我扯着她的衣袖，覺得口很渴，想從身旁一箱二十四罐的旺仔牛奶裏抽一罐來喝。班主任聽了，眼睛瞇成一條縫，隔着鏡片看我，沒再多説話。
成為爺爺的學妹第一天，要到校門口對面的小雜貨舗裏買一條紅領巾。老師説，紅領巾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是少先隊隊員的象徵。聽説，小一的時候會有集體的入隊儀式，可是我直接升上了二年級，店裏的老闆娘卻好像全不在意。她手裏攢着我剛給的一塊錢，寬厚的掌上黑漬與紋路交錯，繞過我的頸脖，打一個血紅色的結。
這是進出校門的象徵，戴着就不會被扣分。
【三】
我問她，寒假回不回溫州。她鼓着腮晃晃腦袋，左手無意識地敲着透明的玻璃桌面，叮叮咚咚，沉重又清脆。那是溫州的雨，每一下都是擲地有聲的，台北的雨是淅淅瀝瀝的，像彆扭的黃花姑娘半遮面。她勉強地笑了笑，説不了吧，飛機票挺貴的。
每隔兩三年，爺爺奶奶會來一趟。大多在三四月間，冬季如利刃般的寒風剛從頭頂上掠過，正好趕上清明掃墓的時節。那座山在溫州的偏鄉裏，汽車要顛簸好久，才開得進農田旁泥濘的小路。路邊的孩子臉上沾滿泥土的氣息，睜着黑亮的眼睛看輪胎碾過他們的土城堡。有婦人在河邊的石階上洗衣服，佝僂着腰，碧綠的河水沖走發白的泡沫。時間彷彿在這裏凝固了，我們是誤闖此地的旅人。
爺爺拄着枴杖，一步一步跟在我們後面，走得很慢。石頭壘成的小道崎嶇不平，偶爾有未除乾淨的雜草冒出來，絆住我們的腳步。到了墓前，三層的墳上有一處高高的隆起，每一層都是好幾個封牢的洞口，每一個裏面是一口棺木。每個口前三炷香，一個一個拜過來，從八歲拜到十八歲。最後在冥紙上點火，燃起的黑煙喰住人的口鼻，波及了路過的螞蟻。
年年如此，我卻總是忘記，哪一口裏對着哪一個我素昧平生的親人。他是爺爺的哥哥，爺爺的叔叔，還是爺爺的爺爺？他們都沒到過台灣哪，這多麼不可思議，每次蹲在竄着火苗的墓前發呆，我總是這樣想。從高處往下眺望，綠水青山，梯田裏有人戴着斗笠，捲起褲腿。
這裏居然是爺爺的故鄉，爺爺的家。
同學聽説我的家鄉在台灣，紛紛簇擁上來，瞅着我的眼神像滿腹好奇的戲院觀眾，七嘴八舌的問題從四面八方湧來。我支支吾吾，無法招架，最後被拱着説三兩句台語。我紅着臉，不敢承認自己的台語很蹩腳，只得勉強教他們從一數到十。遲來的上課鈴聲驟響，人群才一哄而散，簡直如蒙大赦。
我嘗試着學他們説話，上課被點名朗讀課文，每一個後鼻音都要發得飽滿精確。「期待」的「期」要唸一聲不是二聲，「蝸牛」的蝸是「wo」不是「ㄍㄨㄚ」，古怪的拼音要從頭學起，跟英文字母一樣，卻得在方格紙裏滿地爬。考語文的時候，班主任會很耐心地將每一個沒簡化的字用紅筆圈起來，一個零點五分，像踩地雷遊戲時突然引爆的炸彈。濺起的紅光散開來，遮蓋鉛筆塗塗改改的痕跡，然後一點一點地消逝。
有些老師喜歡用方言上課，尤其在「地方」課上。那位兼職教體育的地方老師，會擤一擤鼻子，清清嗓，用洪亮的聲音問台下：「有誰聽不懂溫州話的嗎？」我會小心翼翼地舉起手，和一兩個外省來的同學，零星地散落在教室的南北回歸線。老師這時便放下心來，開始用溫州話講一些難懂的趣聞，我們則在台下背溫州轄縣的地名。背到滾瓜爛熟的時候，就會偷偷翻到課本的後面，一遍遍讀「溫州美食」的章節，對着鯢魚丸湯、敲魚麵、燈盞糕、鹹菜餅流口水，或納悶，這矮人鬆糕和長人餛飩究竟是甚麼滋味。
溫州街的巷子所以那麼難走，大概是因為那一串沒有規律的惱人數字。若索性更徹底一些，改成永嘉巷、平陽巷、文成巷，若那間總是辦家聚的餐廳，不是在四十九巷上而是在樂清巷上，也許那些於課桌上於時光中沉沉欲睡的記憶，便能通通被喚醒，自覺地印拓進我的腦海中。只是，這樣清楚地記得，或不過是另一種難説的情緖在歷史的餘燼上繼續灼燒，不知又傷了誰的心。
【四】
「來台灣四個月習憒嗎？」我這樣問她，她點點頭，説還行。她還帶着濃重的後鼻音，一年前，我覺得他們説話的方式和中央電視台的那些主播們全然不同，是沒有一絲一毫生硬的腔調的。反倒是偶像劇裏台灣演員的嗓音，像剛出爐的熱騰騰的麻糬，放在掌心一捏，便沾了滿手。可是現在聽起來，她自然的口吻卻總有種説不出的古怪，仿似一道永遠黏連在身上的標籤，置於台北的街頭，便會引來屢屢側目。她會怎樣面對那些目光呢？窗外偶有行人撐傘經過，沐浴在雨的垂涎之中，彷彿是感應到了我的目光，那張陌生的臉轉過來。
我在他的瞳孔裏。
剛回來的兩三個月，我害怕出門，害怕與便利商店收銀員、早餐舖老闆、書店員工打交道，甚至走在街上，都會害怕相向的行人靠近，害怕他們突然停下來，問我某某路怎麼走。那層標籤，像與生俱來的胎記，被十年的分分秒秒孕養，成熟，墜落，一開口，便走漏了風聲。在台北不知名的街頭，在理髮店擦得發亮的鏡子前頭，我看着那張黃皮膚黑眼睛的平凡臉孔，低聲對老闆説：「要上面直的，髮尾微卷。」他笑了笑，一手拿梳子，一手勾着剪刀，順口接着問：
「妳從哪個省來的？」
刀鋒滑過乾燥分叉的髮尾，一個咬合，數不盡的碎末張開黑色的翅膀，散落一地，沒有痛楚。可心底的那條縫隙，卻被扯開了一道口子，裂開，裂開，裂開，將我籠進黑色的漩渦裏。甚麼時候呢，我才能夠撕掉那層標籤，連皮帶肉，我才可融進這座島朦朧的背景之中，成為車水馬龍間無聲無息的一員，不特殊，不突兀，不刻意。也不必，在急匆匆地説出「我是台灣人」這句大實話時，顯得那樣心虛。
我凝視著她的眼睛。於她而言，這層標籤，怕正足她驕傲的一部份，是她與故鄉最親密的連結，是她走在這條溫州街上，癡癡驚叫的源泉。
在異地與異地之間流浪，在故郷與故鄉之間徘徊，我開始絞盡腦汁回想，自己究竟是甚麼時候開始習慣溫州的。那層原屬於台灣的標籤，好像不經意之間便隨著新生的皮肉脱落了，或者是──一直存在著，只是我毫無察覺。十年的歲月哪，竟能奔走得那樣容易，了無痕跡。
時光果真最喜歡惡作劇。
在小學裏，最讓人興奮難抑的時刻，是大家一起訂雜誌，就像在台灣度過的唯一一年國小裹，大家一起喝羊奶一樣。草莓口味、鳳梨口味、蘋果口味，《兒童文學》、《我們愛科學》、《小學生時代》。它們像羅織而成的密網，穿插彼此之間的連結，最後融成一個無形的繭，將你包裹於其中，產生一切差別皆泯滅的錯覺。我享受這樣的時刻，假裝課堂上老師敏感地講到「台灣」一詞時，莫名而來的無數道目光皆不存在，假裝自己也是這個城市的從屬。
小學五年，初中三年，我和所有本地學生一樣，上學，放學，周旋於大大小小的考試之間，從沒想過未來會如何。直到上了高中，當地理課本、歷史課本、政治課本裹「台灣」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了，那些異樣的目光，便不再像看一件舶來品那樣令人如坐針氈。曾經想融人這座城市的衝動，彷彿也隨著日子的綿延漸漸消散。
那天，初次見面的朋友第一次聽説我的家鄉，驚愕地失聲叫道：「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啊！」我竟突然感到異樣的害怕，囁嚅地辯解着，卻不知要辯解甚麼。我害怕，「台灣人」的標籤將在無聲無息之中，從我的骨髓裏永永遠遠抹去，害怕自己真的成為五馬街上來往人潮中神色木然的一員，害怕──若有一天我真的回到那裏，也會有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驚愕地失聲叫道：
「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啊！」
我慌慌張張地，重新想將這層標籤從過往的溯流之中拾起，不論它已被風吹日曬雨淋折磨得如何面目全非，也要用強力膠將它緊緊黏在身上，彰顯自己從何而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彰顯自己確是有根的人。那株根，從溫州的地裏發芽，祖祖輩輩不知傳承多少血脈，而後被一張船票，截成兩半，漂洋過海在另一片土地上種下。不過六十年，關於故鄉的記憶竟已南轅北轍，各自活在兩代至親的靈魂之中，互不相讓，卻也相安無事。
我用盡一切可能。故意，在每一字的末尾省掉後鼻音，將「zhi」發成「zi」，添加繁瑣冗贅的語氣詞，啊，嗯，喔。同學跑來問和台灣有關的問題，即使不知道，也要半真半假地説得頭頭是道，而後享受他們不加遮掩的艷羨的目光。若將那些零碎的對話拼湊起來，也許就會發現，我口中的「台灣島」，簡直是個完美無瑕的天堂之土。
怎麼會有那樣的地方呢。只不過我將自己當作了天使。天使的故鄉，自然就成了天堂。
到後來，恐怕我自己也分不清楚，究竟這椿有關天堂的夢境，是我一手編織，還是我亦沉醉在這夢裏。我開始強迫自己用繁體寫字，每天晚上九點準時收看CCTV4的《海峽兩岸》，在那塊小小的方格裏，直航班機一班班地飛，「三通」實現了，緊跟着大陸旅遊團也開放來台。那灣淺淺的遙遠的曾經蘊藏無限可能的海峽啊，一層層，剝下了朦朧的面紗，現出真身。
甜美的夢總是一碰就碎。
同學歡喜地奔來對我説，她這個暑假要去台灣玩。那個時候我勉強笑着，説是嗎，那真是太好了，心裏卻隱約意識到，那片島嶼的形狀，已再不可容我專屬描繪、上色、裱框，已再不是只有我可隨意進出的土地了。我想回到台灣的慾望，由是更加熾熱，迫切想證明，證明，總歸還是有些不一樣的。
二零一一年末，姊姊已經回到台灣，順利上了大學。全班的每一個人都在為高考而惴惴不安，第一輪複習已經如火如荼進行時，我開始唸台灣的高中課本，在筆記本上像小學生一樣，一遍遍默寫不會的繁體字，在給語文老師的私密週記裏，彷彿着了魔一般，重複留下「等我等我等我」的字句。在那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會通過港澳台聯合招生考試，去北京，在清華園或未名湖畔，續寫四年異郷生活。
可是我沒有。八歲與十八歲，不過一個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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