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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五四運動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五四運動之《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說到五四運動，基本上全國的中小學生都知道這個名詞。五四運動，從它誕生那刻起，就帶著改變歷史的印記，在歷史的每一頁顯示著自己的存在。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從那之後，它的影響就無時不在。
五四運動的爆發並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厚的現實背景和啓蒙運動的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
1918年一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也參加了巴黎和會，並在會上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了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接受這個屈辱“和約”，在“和約”上簽字。這個消息傳到國內，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五四運動的前兩天，北京高校一些進步團體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與會者針對巴黎和會中北京代表團的賣國行徑交換了意見，大家異常憤慨，有主張暗殺賣國賊的，有主張實行暴動的。最後決定嚴查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並準備5月4日那天採取行動。
5月4日上午十時左右，各校學生約六七千人，聚集到天安門前，每人手執小旗，上面寫著“打倒賣國賊，收回山東權利”等標語，並發佈了天安門大會宣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北韓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大會決定先向各國公使館遊行示威，再向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隊伍向各國公使館所在地東交民巷出發。在東交民巷口，外國兵阻擋不准通過，交涉無果，隊伍就浩浩蕩蕩向趙家樓曹汝霖公館走去。
到達曹汝霖公館，只見公館大門緊閉，有數十名武裝警察守衛。學生隊伍高喊“打倒賣國賊”的口號。突然有一個領隊之人奮不顧身，縱步跳上門邊的小窗戶，警察趕緊上前阻止，大家開始群情激奮地向警察演講賣國賊如何賣國，有人用盡力氣去掰警察的手，領隊趁亂跳下去把大門打開，於是大隊學生蜂擁而入曹汝霖公館。學生們立刻分散到各個角落，四處搗毀傢俱。搜尋曹汝霖不見蹤影，忽然發現了章宗祥，群眾你一拳我一腳把他打倒在地。後來又搜出曹汝霖的父親和姨太太，大家不約而同地痛罵了一頓。天將黑的時候，有人放火燒了房子，學生們高呼口號而散。走得慢的同學，被捕了32人。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
北大蔡元培校長聯合各專門學校校長去保釋被捕的學生。但北洋軍閥政府尋藉口不肯釋放。三天后，也就是5月7日，北京政府害怕學生們再鬧事，就把學生釋放了。
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城市和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遊行示威。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以及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人員有兩萬人。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群起響應。北京政府為之震驚，不得不於6月6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10日宣佈曹、章、陸三人“辭職”。
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勝利地告一段落。
學生們訴求的巴黎和會賣國和約終究沒有簽訂。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法、日和中國等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經過協商，中國代表團和日本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
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這項條約雖然給了日本人和外國僑民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這一結果直接刺激了日本加快侵略併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步伐。由於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無力應對，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從長遠看，五四運動的政治影響極為深遠。
五四運動能夠發生，得益於20世紀初進步知識分子不遺餘力的新文化啓蒙活動，這中間包括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進步學人。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旗幟下，提倡新文學。
1918年，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為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五四運動就是新文化運動在社會層面的一次實踐和發展。
五四運動表面上看是一場由中國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看，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甚至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等社會的各個層面。五四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間接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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