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導論：語之文與身之文──心性思想表述操作的兩端（摘錄）
一、前言：語言文字的性質確認
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的互動關係，所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抑或「義理明而後訓詁明」，是沿續十八世紀清代考據學徹底反省漢宋學術，辨證地繼承與發展新時代漢語經典文化建構的重要議題。余英時從智識主義的角度，指出清代考據學自宋明理學「尊德性」折入「道問學」、重視知識學問實證以解決理學問題的爭議等內在發展歷程，並據此闡明考據學巨擘戴震（1724-1777）所提出「德性資於學問」的深刻意義，點明戴震平生學術兼跨訓詁考證與義理思想，實以一套訓詁系統來支持他的義理系統，所謂的「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同時余英時也指出，相對於考據學貫徹「經學即理學」，標舉「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主張，同時代的章學誠（1738-1801）更提出「六經皆史」的觀念，以更宏觀的視野導入史學的認識，超越經學信仰的層次，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從經典的根本性質，論斷所載的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具有不同時空的歷史意義。此間值得關注的是余英時點出「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於方法論層次上的誤區，亦即訓詁本身其實也具有種種層次，將義理是非的決定寄托於一切訓詁問題的解決，實是可望而永不可及的境界。此建基於「道問學」的方法論，蘊藏著一種「支離」的流弊，以致對思想義理性的問題失去感覺。此一直接觸發的方法論層次的誤區，可說是清代學術於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互動的議題，所帶來最重大的啟示。
應該如何理解清代考據學方法論的誤區？進入現代學術的今天，似乎已然產生若干理解的潮流。睽其大者，有結合詮釋學理論進行宏觀的討論，亦有從思想史的視角進行脈絡的疏通，更有直接切入語言哲學進行細緻的反省。以詮釋學理論指摘清代考據學方法論誤區的，主要認為其欠缺「詮釋學循環」的觀念，「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僅止是一種由部分到整體的單向詮釋活動，無法認識到「訓詁」方法中所面臨語言文字的多義性，以及「訓詁」與「義理」之間獨立而又關聯的層次。因此主張「訓詁」與「義理」必須相互循環論證，才有可能深入漢語的經典文化，此間如李明輝提出一種如螺旋般上升的詮釋學循環的觀念。在展開「訓詁」與「義理」兼重，部份提供理解整體的基礎，而整體提供理解部份的可能的認知下，學者或由文本、作者、詮釋者的視角反思「訓詁」或「義理」的實質內涵與關係。此包括林維杰指出語言文本是作者的精神產物，詮釋者為理解而需要的語言語法與精神思想的重構，皆因知識的無限而進入無止盡而複雜的過程，此一語言與精神的整全知識將不斷在關連往返的操作中，跨越到歷史生命之中。也包括劉笑敢以漢語經典注釋形式建立的思想體系，直接論斷此一詮釋傳統其實打破了「詮釋學循環」的理論，因為思想體系的作者本身就是詮釋者，其以自身的思想體系注釋經典文本，就僅限於做到「義理明而後訓詁明」，一種由整體到部份的詮釋活動而已。換句話說，文本的「訓詁」或「義理」的內涵其實皆涉及不同歷史情境中作者與詮釋者的語言表達與精神思想，甚至後者幾乎就是前者的全部內涵。理解到這一層次，可知此一誤區所帶出對「訓詁」或「義理」的認識，其實無法迴避文本處於不同歷史情境所生發的各種可能，也就是文本「語境」所面臨的各種差異。李清良即於漢語的詮釋學理論中強調「語境論」的探究，其以為此語境論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曾將詮釋者及其世界剔出語境之外，詮釋者既處於不同層次的存在境域，其生命亦將不同程度的擴及到天地宇宙的終極境域，這就正是其所面對的文本所處不同歷史情境中的語境。
從思想史的視角疏通清代考據學方法論誤區的，主要是裁分出經典詮釋者解釋文本大致偏向於「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抑或「義理明而後訓詁明」的兩種方法，並企圖疏通二者得以並存的方法論脈絡。黃俊傑即指出二者之一是經由文字訓詁來疏證經典文本，但面臨語言文字與「實在」之間的距離，以及作者的深層意旨無法全然掌握的困境，此即回到上述的方法論誤區。至於二者之二是以詮釋者個人生命的體認、與文本構成相互主體，則是一種實踐的身心體驗的詮釋活動，以「人格」而不以「文字解讀」為中心，其自身存在的「歷史性」發揮重要的作用。相對於上述區別出兩種方法的特點，葛兆光則以為作為思想史的漢字，應當從語言文字建構人們思想意識中的世界開始，語言文字其實呈現了一個民族深層的思維和意識結構，亦即「當漢字作為一種不言而喻的思想運算的符號被人們接受時，人自己創造的文字就反過來影響、制約和規範了人對世界的認識」。即在語言文字的「訓詁」與思想意識的「義理」之間構築了二者貫通並存的基礎。在此一認知的基礎上，思想史中各種哲學範疇、概念史、觀念字的細部研究，也已探討出許多成果。鄭吉雄即以為不應糾結於「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或「義理明而後訓詁明」的爭辯，「語言」既是考據問題也是哲學問題，哲學方法不能完全解決考據問題，考據方法也不能完全解決哲學問題，「訓詁分析」與「義理分析」必須同時並進、相須為用，因此應該重視思想史中觀念字意義的掌握。而觀念字的分析亦必須建立在以「人」為中心的基礎上，認識到語言源出於人的思維，其與人的形神合一的生命密不可分，此生命無論是作者還是詮釋者，都與宇宙萬物之間構成相互影響的一體性的關係。
至於切入語言哲學進行細緻反省的，主要是直接立基於對漢語漢字迥異於西方印歐文字的特點上，從漢字表達漢語與漢語思維的方式中，反省漢字操作的根本功能。這一方面的研究雖然沒有直接觸及「訓詁」或「義理」的互動問題，然而提出語言文字如何表達、如何參與、如何建構思想義理的認識，其實對相關問題有更深層次的反省，足以作為釐清清代考據學方法論誤區的重要基礎。此包括關子尹指出西方印歐文字的功能主要限於表述言語的音聲，但漢字於滿足了表達言語音聲的功能之餘，還借著其字形中各式各樣豐富的意象直接地參與了思想的締建，這些意象與思想，以及其中意義建立的曲折又是不能從各字的音聲中得到全部反映的。也包括林遠澤指出作為圖形文字的漢字本身的記號是由內外在世界的概念中抽取出來的，其記號本身就具有概念的整體關聯性，具有能組織與表達思想的語言作用。漢字因此包含有中國人理解世界的哲學觀點，漢字不只是記號的記號，而是獨立的思想表達，漢字本身即是漢語的一部份。除此，另有值得注意的是梅廣從語言科學的視角探究經典文本的詮釋，在同樣超越「訓詁」與「義理」之爭的尋求下，認為語言科學已指出人類生存所繫的意義結構，其實就是經典詮釋的基礎，可以通過經典的語言文字尋求此一意義以及未發的含義。語言文字的意義結構必須經過解說（explanation）和解讀（interpretation）完成其詮釋過程，這個過程將語言文字的意義結構重新放到說話的情境中重建其各種可能，而這些可能必然與詮釋者所處的時空直接發生關聯。
上述不同的理解潮流雖然各自在不同層面上，針對清代考據學方法論的誤區提出各種解套的觀點，然而卻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共識。亦即在漢語經典文化的建構上，必須正視詮釋學的循環，「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與「義理明而後訓詁明」必須兼重，相互循環，才有可能避免單行其一而產生誤區。然而，二者的循環詮釋又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換句話說，構成經典文化本身的語言文字或思想義理是否能夠提供二者足以循環詮釋的基礎？如果可以，我們似乎可以體認到如此理解經典文化的基礎，乃是來自於文化內部的需要而產生的。此可以經由兩大視角進行說明：第一是來自於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之間的本質關係提供了此一基礎，包括語言文字既源出於思想義理，思想義理又經由語言文字所建構，二者具有無法截然區分的本質關係。第二是來自於經典文本與作者、詮釋者三方之間所處的歷史語境或歷史情境的不同所提供的基礎，作者或詮釋者與經典文本之間構成相互主體，前二者在其歷史生命與宇宙萬物中，通過其身心的實踐體認，成就各種各樣的人格境域，與後者亦歷經不同時空的語境，不斷相互循環對話。
相對於上述發展的種種觀點，十九世紀以降隨著考古學勃興而大量出土的簡帛學術類文獻，亦正以古文字書寫的形式，在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互動關係的議題上產生激烈的衝擊。不過，就整體出土簡帛寫本的研究而言，其疑難的語言文字釋讀，與蘊藏的思想義理的闡發，往往局限於學科領域的專門化，而幾乎被割裂的進行，導致其於上述議題所能提供的重要訊息遭受忽視，更遑論擴及於更多相關領域的研究上。唯僅有少數的學者體認到這個情況，並在研究上極力突顯語文考釋與思想義理的互證關係，並且也嘗試發展出一套古文字與古文獻的研究方法，例如周鳳五對於清華簡〈保訓〉「中」字的討論，或是對郭店〈性自命出〉「暴」字的考釋，以及提出「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的操作方法。具體而言，出土簡帛寫本所呈現經典文本於語言文字上的複雜多變，以至於出現人言言殊的釋讀意見，已然不是通過基本的考據方法就能取得訓詁明以至義理明的結果。相對而言，在缺乏古文字專門知識下所理解的文本，若逕以思想義理的整體觀念去進行解讀詮釋，也將無法立足於扎實的證據取得義理明以至訓詁明的結果。換句話說，出土簡帛寫本的出現更突顯了「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或「義理明而後訓詁明」單行其一於方法論層次的雙向誤區。立足於上述認識，本書即以一九九三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針對其中涉及重要的思想義理的關鍵字詞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以期在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互動的議題上，在「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與「義理明而後訓詁明」雙向操作以取得有效的方法論上，為新時代的漢語經典文化建構的發展提出具體創新的成果。
本書除了導論以外，共分為五個篇章：
一、節節蹇蹇、永思喟如──郭店〈性自命出〉亟治德的身心氣書寫（本文曾刊載於《清華學報》，新43卷第1期，2013年，頁53-96）。
二、釋「弁」與「變」──簡帛〈五行〉多層次的身心書寫（本文曾刊載於《漢學研究》，第32卷第1期，2014年，頁1-38）。
三、中實返喻與喻而知之──簡帛〈五行〉與孟莊的身心書寫（本文改寫自〈中實返喻與喻而知之──〈慎子曰恭儉〉、〈五行〉與孟莊身心思想〉一文，此文曾刊載於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53-380）。
四、映影、薄擊、攖繫──郭店楚簡與上古宇宙觀的身心通貫（本文第二章曾以〈郭店〈太一生水〉「㭪」的語文分析與思想義蘊〉為題刊載於《漢學研究》，第33卷第2期，2015年，頁195-226）。
五、金心在中不可匿──郭店楚簡與先秦辱患中的身心試煉。
首先，各篇章基本上都由釋讀郭店寫本中涉及身心思想的關鍵字出發，亦即先由訓詁明的方法開始，疏理其中字形與詞義對應多端、字形與多重詞義的對應、多重字形的異文與多重詞義的異解疊出等等語言文字的訓詁問題。此間所討論的關鍵字不局限於思想史中的哲學範疇、概念或觀念字，因為探討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互動中的字詞應用，最重要且最根本的還是必須回到整體漢字的書寫體系與操作方法去進行反省，從書寫形式到思維形式，又從思想內涵到文字內涵，都涉及了一切字詞的書寫與表達，而不僅僅局限於若干固有的哲學範疇、概念或觀念字。因此，本書所討論的關鍵字都不一定在思想史現有的哲學範疇、概念或觀念字之列中，而旨在強調許多容易受到忽視的一般字詞，其實都是深深影響著思想義理發掘的關鍵字詞。其次，在以整體漢字的書寫體系與操作方式分析與釋讀關鍵字之後，再進一步深入各個關鍵字所在各篇文本中的具體語境，此可能包括多種情況的語境展現，既有同一相通的語境，亦有同一多層次的語境；既有歷時轉換的語境，亦有橫跨思想派別的語境。深入具體語境的目的，在於加強對於各篇文本在思想內涵與脈絡上的理解，亦即又從義理明的方法，去確認先前關鍵字分析與釋讀的準確度，如此進行以便確實取得「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與「義理明而後訓詁明」雙向操作所能有效達至的成果。此一建立在扎實的訓詁與義理證據之上，對郭店寫本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也將大幅提升郭店寫本於先秦學術史，乃至於漢語經典文化建構的價值。
然則，上述對於郭店寫本研究所採取「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與「義理明而後訓詁明」的雙向方法，又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這正是本書導論所欲深入說明的問題。這一點依然可以依循上述學者對於此一議題所取得的共識，從兩大視角進行說明。首先，就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之間的本質關係而言，其實郭店寫本所處上古時期的典籍記載，已透露出二者本質的關係來自於整體文化對於語言文字產生的認知。然而此一語言文字的根本性質，卻鮮少受到學者更深入的關注，本導論的第一部份將根據上古時期典籍的記載，來說明此一本質性認知的整體文化背景。其次，就經典文本與作者、詮釋者三方所處的歷史語境或歷史情境而言，郭店寫本與相關文獻涉及的作者或詮釋者雖然礙於資料不足無法確定，然而僅就文本的語境而言，已能具體而微的說明情況。前文已指出文本的語境不斷的與不同時代的作者或詮釋者進行循環的對話，甚至文本的語境產生於或形構成作者或詮釋者的人格境域，通過其身心的實踐展現出來，因此文本的語境其實與人格生命存在的境域相連結，欲討論文本的語境，就不得不深入人格生命的身心思想的本質，本導論的第二部份將從組合成身心本質的「氣」來說明文本語境或人格境域的存在本質。基於上述兩個部份的說明，即足以看出語言文字與思想義理之間相互作用的緊密關係，本導論的第三部份將就整體漢字的書寫體系與操作方式，具體說明漢語漢字如何利用形符與聲符的不斷組合來構築一套隱喻（metaphor）系統，以呈現出漢語經典文化的身心思想。具體而言，漢語漢字作為身心氣的一部份表現，當身心氣與所處歷史情境相互作用而表現出多重象徵意義時，表達此一身心氣思想的漢語漢字的象徵意義也必須被要求是多重的。換句話說，身心思想要通過身體來呈現道德的完成，所需涵蓋的意象更加多面，當然也就要求漢語漢字也具備更多重意象表達的功能，而隱喻系統的操作正提供了此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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