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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試按上帝的電鈴》
高板凳與矮板凳（節錄）
──懷詩人周夢蝶
一個饅頭的滋味
第一次在孤獨國書攤買到的詩集一疊，到現在還有印象，其中有余光中的《在冷戰的年代》、管管的《請坐月亮請坐》、方莘的《膜拜》、敻虹的《金蛹》、金軍的《碑》與《歌北方》，還有巴壺天的《藝海微瀾》。以後到夢公先生處買書，大多都沿用同一模式，他見我來了，便在高圓凳的十字腿架上，抽出一疊事先用麻繩捆好的書，交給我。我也從不挑選，照單付錢全收。有時，夢公記憶有誤，書有重複，我也樂於多藏副本，以備日後轉贈同好。例如方莘的《膜拜》，我先後買得數本，都被好友「墨收」了，現在身邊的一本，則是從方莘本人那裡強要到的。
如今想來，當時藏書中，重複最多的還是張愛玲，如《流言》、《秧歌》、《張看》之類的，各種版本皆有；其次則為有關古典詩的選本及論著。
夢公此一階段嗜張，幾近狂熱。我大二時，就藏有文星版的《還魂草》，開卷就是張愛玲〈炎櫻語錄〉中的警句：「每一隻蝴蝶，都是一朵花底鬼魂，回來尋訪它自己。」讀罷印象深刻，至今無法忘懷。
夢公寫詩，喜以類似的「警句」為中心，然後專心一志，圍繞此句，鋪陳、堆疊、拼貼，為求「現代」，不惜多用僻典，不避幽玄，務必澀裡求奇，險中生怪。
那一段日子，詩壇流行「大乘」、「小乘」寫法之說，夢公每每自言，他只能「小乘」羅漢一番，還做不了菩薩。因為，他寫詩總是先有佳句，再苦思綴補成篇，於是拼湊前後之際，每難圓融，割裂過甚之時，又嫌做作，故爾一詩之成，往往嘔心瀝血，來回折磨打磨，有時一字一句一篇之製，幾乎長達十年、二十年之久。
難怪他要常說，寫詩不是人幹的；又難怪他每次講到曾在香港任教英國詩人白倫敦（Edmund Blunden, 1896-1974）的名句：「一塊石頭，使流水說出話來」時，總要歡喜讚歎一番，羨慕人家，隨意散步，就能隨手撿拾佳句，又不甚珍惜的隨手拋扔，輕鬆自在，毫不費力。
有幾次，他讀到我筆記中他認為的好句，不免慧眼英雄，愛不釋手，於是鄭重對我說：「我看這幾句，與你的個性不合，難有發展，就是勉強寫去，也會糟蹋了，不如讓給我來琢磨琢磨，說不定還有希望。」
當時，我筆記中，未能終篇的雜句、散章甚多，個人根本沒有心力，也來不及逐一發展，於是就慷慨一笑，大方雙手奉上。至於夢公後來是否真能得緣發展完成，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有時詩句之成長，詩篇之完成，往往要靠機緣興會，如一昧硬寫蠻幹，徒然得到兩敗俱傷惡果，還不如轉贈有緣高人，或能修得正果。現在回想，當時的夢公，可謂正處於嗜句若命時期，苦心孤詣，不下初唐宋之問。
有一次，他在我的皇冠本《流言》封底，寫下一則短偈兩行：「日月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認為此偈有茫茫宇宙，孤身直往之慨，氣象博大冷寂，忘了是哪個禪師的手筆。事後我到圖書館查了一個下午，發現此句是由宋元時代三位不同禪師的偈語「重組」而成：其一是「楖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也」（《閒覺禪師語錄》）；其二是「柱杖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天臺蓮花峰庵主奉先伸嗣語）；其三是「杖頭挑日月，腳下泥太深」（《碧巖錄》卷第三）。夢公深諳現代詩「擬人化」之法，遂誤記如此，反而得一妙解。
由是可知，夢公在佛典語錄與古典詩詞上下的功夫，非同一般。我們看他居然能請到葉嘉瑩先生為《還魂草》寫長序，便可證明。葉教授可是當時研究古典詩詞的大名家，平生最是矜惜筆墨，在此之前，從未替任何人寫過序，更不要說是為現代詩集了。言談之間，夢公對葉先生的學問見解，可謂五體投地。讓我聽了好奇，便向中文系的詩友打聽，無巧不巧，原來葉教授前不久剛好應邀來輔仁開課，外系學生可以隨意旁聽。沒過幾天，「水晶詩社」舉辦演講，請的便是葉先生，題目是「從比較現代的眼光看幾首中國古詩」，由陶淵明、杜工部，講到李商隱、吳文英，其中大部分時間在講《秋興八首》，讓專研英詩的我，大開眼界，受益良匪淺。當晚發放的鋼板講義，刻寫詳細，共有三大頁之多，我一直保留至今尚在，紙張則早已泛黃如前朝故物矣。
聽完演講，我即刻回宿舍，畫了一葉冊頁《林下聽講圖》，寄予夢公，告訴他這樁好消息。不久回信與贈書一起掛號寄到，信中與我約定，到輔仁一起聽課的日期；至於送我的書，則是葉先生自印的《迦陵談詩》，限量精印，樸素大方，可謂絕品。
多年之後，加拿大溫哥華UBC大學請我演講，遇到了時在該校任終身教授的葉先生，午宴過後，她意猶未盡，繼續請我轉往寓所暢談。我見客廳壁上，掛的是靜公先生的書法，不免勾起了一段她在臺大中文系的酸甜往事。我見狀順勢說起輔仁聽課的事，她則一語帶過，似乎早已完全忘了。
當時葉先生在輔仁的課，排在下午一時半，地點是文學院紅樓三樓。我十二點在外語學院下課，便趕往文學院旁的男生宿舍食堂午餐。經過文學院時，我想起夢公與人約會，向來以「早早就到」聞名，不過這應該只限於女士，與男士約，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心下不免好奇，於是便先轉上三樓教室看看。一看之下，果然，空盪盪大教室裡，最後一排靠窗的最後一個位置，一身黑衣的夢公，已然眼觀鼻鼻觀心的，在椅子上趺坐了，有如中興橋下，失寵又遭遺棄的無名小神像，先被香火，後被廢氣，薰得一身漆黑。
我連忙過去，邀他與我一起下樓用自助餐。他搖搖頭，從深黑大衣口袋裡，掏出冷涼的白饅頭一個，放在桌上，慢聲說道：「我的午餐，一向就是一個饅頭，足夠了。」
我力邀不果，只好匆匆下樓，到食堂替他買了一袋小魚乾炒花生，經過教師休息室，替他倒了一杯熱茶，送了上去，再回食堂排隊，隨意亂吃一頓，匆匆抹嘴上樓。
走到夢公桌前，看到茶喝完了，饅頭卻只吃了一半，一袋小魚乾炒花生，幾乎沒動。他看到我，淡淡一笑道：「虧你想得出，小魚乾花生配饅頭，真是人間美味，非常合我胃口，要留下一點，晚上吃。」
他停頓了一會兒，話鋒一轉，認真補充聲明，「我怕中午吃得太飽，等一下聽課打瞌睡」，說著說著手掌用力朝桌面一拍，「那就糟了！」
一顆蘋果的滋味
大學畢業後，入軍服役前，我得空專程由基隆到臺北去看夢公先生，與他作別。臨出門，看到飯桌上，有一盒進口的大蘋果，便包了一顆，準備奉先生嘗鮮。當年臺灣，不產蘋果，有之，都是外國進口，稀奇珍貴無比，只有在大病住院的時候，才可能吃到。黃春明有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1972），可以為證。
見面後，他拿著大蘋果，眉頭微皺，觀色聞香，說：「真是好蘋果，剛才想起一句『我心中有猛虎細嗅薔薇』，但忘了是誰的句子？」我不假思索，立刻像學生答題般回道：「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是英國一次世界大戰時青年名詩人薩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的妙句，出自他的名詩〈過去現在未來聚此身〉（In me, past, present, future meet），余光中《英詩譯註》，有譯文。」
夢公拍掌大笑道：「你看看，嘴邊的名字，說忘就忘，這可是早衰的徵兆。」當年先生不過五十出頭，比我父親小兩歲，如今看來，可謂正值盛年。可是在老派人士的眼裡，則大可以正式稱老了。然而先生自謙，總以老弟稱我，要我改口以兄相稱，我試了幾次，總覺不妥，仍以先生或夢公稱呼，方覺順當。
五、六十年代的現代詩人，因無機會出國，又多半在軍中，閉悶鬱塞，情志難通，於是寫詩時，喜歡引用西洋詞語典故，後來甚至擴展至電影故事與對白，為自己多開幾扇可以自由想像飛翔的窗口。這一新發展，倒是變相的繼承了五四的老傳統，遠自王獨清、李金髮，近至紀弦、覃子豪，莫不如此。
《六十年代詩選》中有許多名詩，多半是在閱讀中譯小說與劇本時，汲取到的靈感，於是尋章摘句，顛倒變化，模糊情節，剪裁氣氛，忽而倫敦、巴黎，忽而佛羅倫斯、那不勒斯，極盡煙霧幻想之能事，若無知情人士出來做「鄭箋」，這些詩中的迷語密碼以及誤讀渲染，是斷斷難以索解的。
我曾在文學院紅樓教室中，面對面與夢公一起箋注他的名詩〈豹〉，得到的注解，簡直匪夷所思，忽而美、日小說電影，忽而釋典、二十四史，逐條寫來，比原詩硬是要長上好幾倍。
不過，隨著臺灣七十年代的外貿開放，陽光一照，煙霧自散，這陣風氣，也就一去不回，這類的現代詩，當然頓成絕響，徒令許多人唏噓、遺憾、懷念不已。就像大量開放進口的蘋果一樣，滿地皆是，毫不稀奇，而過去吃出的好滋味，也再難重溫。
後來在虎尾服役，自己也終於嘗到了閉悶鬱塞，情志難通的滋味。所幸夢公先生不時寄來贈書，慰我枯索寂寞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方旗的《哀歌二三》。而更千載難逢的是，天才詩人李男，碰巧分發到我們連隊裡受訓，也有機會與我一起，沾溉夢公德澤，兩人在友朋之樂外，於詩法上獲益良多，成為終生至友，欣喜自然不在話下。
退伍後，出國前，我在臺北民權東路外貿公司上班，忙於負責接待處理歐美進口商的訪價訂貨事宜；距離武昌街越來越近之後，拜訪孤獨國的次數反倒越來越少，所幸寫詩的旺盛火力，絲毫未減，而且正在準備出版我的處女詩集《吃西瓜的方法》，沒有辱沒先生的教誨。
一日，提著黑色○○七手提箱的我，路過武昌街，不自覺的就走到夢公面前，不待讓座，自顧自的，我在矮板凳上坐了下來，免得他又讓我彆拗的坐上高的。久未見面，當然是先問近況再問新書，夢公為我挑了幾本，正要用麻繩綑上，忽然嘆了一口氣說：「上次你送的蘋果，我一直捨不得吃，放這放那，光是聞其香氣，就很滿足。」
他把手中的書，拍拍整齊，接著說道：「沒想到，一天，我洗手洗臉，換好衣服，準備好好享用時，發現，蘋果已經完全壞了，就剩下一層薄薄的紅色表皮」。
《天下第一巷》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篇寫了一半的紀念文
一、從二十七年前開始
「梁實秋先生是我的敵人！」
這是我在梁先生七十五歲生日宴上發言時的開場白。那天，財神酒店裡，梁先生的門生故舊，濟濟一堂，溫馨又熱烈的為梁翁祝壽，大家紛紛獻辭，場面十分感人。在眾多前輩高人之前，本來輪不到我來說話。但是主席余光中先生點名，說我是當日與會者，最年輕的一個，理當發表一點感想助興。美意當前，我不好過份推辭，便大膽的站了起來。沒想到，一開口，竟然是這麼一句話。大家聽了，固然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就連我自己，也是心頭一愣，不得不急急忙忙的，加以解釋了起來。
「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也就是民國四十九年，便與梁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仇』。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封面上大大的印著『梁實秋主編』五個大字。放學回家，到書店裡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上面印的還是『梁實秋主編』幾個大字。就這樣，從初中念到高中，六年英文讀下來，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大專聯考，翻來覆去，每日總少不了要與『梁實秋』三個字為伍，直念得我頭昏腦脹，咬牙切齒，連作夢都在考英文。」不解釋還罷，一解釋，反而更糟，真是越描越黑了。
「不過，上大學之後，事情便開始有了變化。我考上的是輔仁大學英文系。才念大一，便迷上了莎士比亞的警句妙語，明喻暗喻，覺得新奇無比。這時候，梁先生所譯的莎士比亞，註解詳盡，意思暢達，立刻成了我在莎翁英文大海中的『救生圈』，抱之不放，日夜捧讀，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一年下來，竟把眼睛給弄近視了。從大二開始，我戴上了眼鏡。人家笑我，高中三年，都沒有近視，考上了大學，反倒變成了四眼田雞，真是『反常』！」
「我無辭以對，只好說：『這都是梁實秋害的。』」
接下來，我話鋒一轉，開始講我與梁先生「化敵為友」的經過，把前面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一化解，轉危為安，使大家心中為之一寬。而梁先生則始終面帶微笑的坐在壽星席上，看我這個後生晚輩，耍嘴皮子，絲毫不以為忤。
事後，梁先生淡淡的對我說：「你們湖南湘潭人公開與我為『敵』，不是第一次了。」說罷，莞爾一笑，大有「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味道。我知道他是指剛剛去世不久的毛澤東。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點名批判梁先生，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了。
二、從十五年前開始
民國六十年，我從軍中退伍，在貿易公司上班，專辦成衣雜貨外銷。那個時候，是台灣外銷景氣最旺的一刻，公司大賺其錢，我也連連加薪，真可謂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當時的我，除了工作賺錢外，心思全都放在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上，希望在詩集出版後，出國去念比較文學，繼續在文學藝術上求精進。
那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剛從美國回來，對國內詩壇的發展十分關心，對年輕詩人的鼓勵更是不遺餘力。旅行遷居的勞頓尚未完全消除，他便在百忙之中，抽空約見青年詩人，交換對詩的看法及心得，興致高昂，神采飛揚。
言談之間，我不但表示了我對新詩發展的看法，同時也以一個英文系畢業生的身份，吐露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抱負。
「在英文系的前輩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梁實秋先生。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他能在研讀教授外文之餘，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名家，翻譯他的全集。第二是他能積極介入文壇，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中，發表深刻中肯的見解，成為時代浪潮裡的中流砥柱。第三是除了學術功力外，他還有創作才能，為中國新文學在散文方面，開拓了一片新天地，自成一家，精采動人。我真希望能在出國之前，拜訪這位英文系的老前輩，當面請益，比如今後求學的指南，並完成我面謁一代散文大師的宿願。」當時我尚未察覺，梁先生還精於書畫，行書宗米趙，繪畫擅寒梅，不然一定要加上這第四項理由。
余先生聽了我的話，頗有同感。他說：「梁先生除了在學術及創作上，值得我們效法之外；在做人處事上，亦足為後學表率，這麼多年來，他堅守教育崗位，從不做出仕的念頭，有為有守，實在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好榜樣。我已有多年未得空去探望他，現在回國了，理當去看看，問候一下。你如有意，我們可以約個時間，一同去。」
過了不久，余先生來信通知，說是已經約好了日子，是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五，時間是下午四時。
記得當時梁先生住的地方離師大不遠，水泥造的圍牆，苔痕點點，淡綠色的大門，油漆斑駁，他親自應門，引我們走過一小段花徑，進入一間獨幢單層的小洋房。大家在套有沙發罩的大椅子上坐定後，便開始海闊天空的聊了起來。
梁先生知道我是英文系的畢業生後，便起身進入書房，捧出了兩本書來。一本是美國女詩人愛密麗迪金蓀(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 的詩選，由迪金蓀權威強森 (Thomas Johnson)編纂，是難得的善本。梁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在報上看過你一兩首小詩，還留有剪報，這部詩選，你想必用得著，就留著做個紀念吧！」說罷，他拿起鋼筆，鄭重的在扉頁題上了我的名字。
另一本是《文字新詮》，紅皮精裝一大冊，燙金的封面，氣勢不凡。余先生有點驚訝的問：「前幾天在中央日報上，看到梁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但卻沒有提及作者，不知何故？」梁先生笑道：「這是陳獨秀的遺作，三十年前，抗戰初期，陳被共黨排擠，落魄重慶，中央收留他，在教育部得一閒差。陳的門生故舊甚多，想要接濟，他拒不接受。後以此書稿，交給國立編譯館，得稿六千元，以為餬口。」他感慨的說：「陳乃一介傳統書生，年紀比胡適之、瞿秋白都大，政治上則近乎『托派』，實非政治中人。以他這樣背景，當然與共產黨格格不入。他晚年在重慶，已大悟前非，傾向民主了。」
「這本書，實在寫得好！」梁先生繼續說道：「雖然其中有些觀點仍源於唯物論，但論證精詳，見解通達，是其生平傑作，最能展示他的舊學根柢。事隔多年，我認為這部稿子，仍有價值出版，在我有生之年，總算了了一樁心事。」
接著，他話頭一轉，有一點淒涼的說：「這幾年來寫文章，寫來寫去，都寫的是一些老朋友。不過，我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死了才寫，不死不寫。前些日子，我寫了謝冰心，以為她已經死了，追懷了一番。不料近來凌叔華來信，說有人在大陸看過她。」「不過，既然寫了，也就不便忙著更改。」梁先生幽默的說：「以後總是要死的。」我想，於國內開放大陸探親的此刻，冰心在北京聽到這段話，一定是感觸良多，啼笑皆非的。（謝冰心於1999年初謝世。）
梁先生知道我是在青島出生的，頓時興起了許多回憶：「我當時在青島大學做外文系主任，聞一多做中文系主任。有一天，有一位山東戲劇學校的校長，來青大找我，說是有一女學生父母雙亡，為親友迫下戲班，情況可憐，請我幫忙，替她在大學裡找一個半工半讀的差事。我答應了，見了那女生，說是叫李平平，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江青』。」
「江青在青大做了一陣圖書館的書卡抄寫員，後來認識了俞大維的姪子，不久便同居了。在戲劇學校畢業後，她到延安去勞軍。別人都穿得很樸素，只有江青一身華麗的打扮。毛澤東問她為何如此。她答曰：『我這是帝國資本主義下後方的現身說法。』毛聽了，大樂，認為答得好。」
談著談著，時間已晚。余先生與我準備告辭，難得梁先生談興正濃，叫我們多坐一會兒。他說：「這幾年，下午五時過後，便不出門。晚餐之後，九時入睡。不久前，孟瑤票戲，一票五百，送來兩張。起先說是要賣，後來看我沒有動靜，才改為送。我對平劇，興趣不大，更何況是孟瑤的戲。只好問她幾點開鑼，她答說是晚上七點。我便說：『我下午五時後，便不出門，九時入睡，根本無法去看好的戲。你如一定要我看，那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到我家裡來演。如果辦不到，那這兩張戲票，只有送給能去的囉！』」我們聽了，哈哈大笑，順勢起立，告辭出門。
梁先生客氣的送我們到門口，他一邊走，一邊自己埋怨自己：「都怪我自己訂下這本寫中文《英國文學史》的計畫。本來以為輕鬆容易，沒想到一下筆，才知道為學之不足，害得我天天要給自己惡補。早知如此，應該四十歲時，就開始寫了。如今我已經七十多了，不知何時才能寫完。」
此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巷口的路燈，暗暗的亮著；冬天的風，冷冷的吹著。梁先生扶著大門，說我的名字羅青，使他想起了夏菁；想起了多年前與夏菁桐油阿里山的事。他說：「大家都講，阿里山的日出如何如何！我與夏菁興沖沖地跑了去，卻覺得也沒有什麼。」說著說著，他在風中扶了一下衣領。
「現在回想起來，只記得阿里山上，冷得不得了，被子太短，沒法蓋，抽水馬桶也沒有，十分不習慣。」「而且！」梁先生頓了頓：「也沒有看到日出！」
註：
十月初（民國七十六年），余光中先生來電話，說梁實秋先生八十六歲的生日快到了，他準備為梁先生編一本感性的祝壽文集，在生日當天，獻給他，希望我能夠寫一篇文章，記敘一些與梁先生交遊的往事；並且強調，事不宜遲，最好能在十月十五日交稿。
梁先生為人風趣，學問淵博，與我這個晚輩相交，自在悠遊，常常忘年。十幾年來，從他口中聽到過不少妙事軼聞，多半雋永可傳，每次拜訪他老人家，都是如坐春風，二、三個鐘頭，一晃而過。我早就想為文記敘，公諸於世。現在機會來了，當然不可放過，便在電話上一口答應下來。心想，這個題目，只要坐下來，三五千字，是一揮而就，頃刻可以成篇的。
於是，我便開始計畫，如何把與梁先生交往的情形，生動的記錄下來。我第一次見梁先生的面，是在十五年前。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二十七年前，從我上初中開始，「梁實秋」三個字，幾乎是我每日必須面對的。因為它不但印在我的初高中英語教課書上，而且也印在我念大學時片刻不離的英漢字典上。因此，我便決定從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梁實秋」三個字開始寫起，然後再寫十五年前，十四年前，十二年前……等，一路寫下來。
不料，當我寫完十五年前第一次與余光中先生聯袂同訪梁先生的經過之後，便忽然停筆，寫不下去了。一直拖到十月底，還是無法終篇。
心中正在為此納悶的時候，梁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出人意料之外的傳來，時間是十一月三日，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第二天。他本來可以有機會回到他文章中、口頭上，常常提到的北平，去看看老家親人，看看他多年未見的女兒。可惜天意往往難從人願，時間總是冷漠無情。這就好像他上阿里山的經驗一樣，期待跋涉了半天，但卻沒有看到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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