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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和他的《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一．李敦白及他的傳奇經歷
文革初“興”時，我還在上小學的年齡。當時所有的大、中、小學校統統都“停課鬧革命”，終日無所事事的我就上街瞎逛、看熱鬧，最熱衷的就是搶傳單、看大字報，親眼目睹了“紅色恐怖”的血腥殘暴，領略了在短短幾個月間突然變得面目全非的大千世界，更從傳單和大字報上瞭解社會、歷史和人生。
李敦白這個有些與眾不同的名字就是我在那時第一次知道的。當時的李敦白可是文革的大紅人，他的演講和大名時常在各個“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傳單和大字報上出現。但直到後來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的單獨接見並引起海內外媒體的廣泛矚目後，我才知道李敦白竟然是個與當時的中共不共戴天的美國籍的中國共產黨人。再後來，也是從傳單和大字報上得知，李敦白一夜之間竟又成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打入中國最高層的最高級“特務”，隨即被捕入獄。如此瞬間就經歷天翻地覆，從高高在上的天堂直落十八層地獄的“夢幻”人生，可謂創人生之最（更別提是無中生有的罪名）。吃驚之餘的我當時還直納悶：為什麼火眼金睛的毛澤東要單獨接見這個埋藏得如此之深的大“特務”（那多危險啊），而且接見之後毛本人卻又安然無恙。我還沒來得及深思，注意力很快又被吸引到更多的鋪天蓋地、洶湧而來的傳單和大字報上，從中“揭發”出來的其他千千萬萬個“叛徒”、“特務”、“走資派”、“歷史反革命”們具有同樣傳奇的身世、曲折的“事蹟”和駭人聽聞的“罪名”，讓人目不暇接，更目瞪口呆。在那個乾坤顛倒的瘋狂年代，官位高至“劉鄧陶”（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者統統被打倒；曾經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要員、手持“尚方寶劍”並可代傳“聖旨”的“欽差大臣”“關王戚”（關鋒、王力、戚本禹）一夜之間琅鐺入獄；手握調兵大權的三軍代總參謀長和肩負京畿要地防務重任的“楊余傅”（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們一個講話就成階下囚。當人們經歷了這些接踵而來的驚天動地的大事後，李敦白的被捕也就見怪不怪，如小巫見大巫，很快就被淹沒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在那個“人咬狗才是新聞”的古往今來最瘋狂年代，深入“高處不勝寒”的中共權力的核心，即使是血統最純正的中國共產黨的當朝元老，又有幾個人能有好下場並全身而退？）
李敦白（英文名Rittenberg）一九二一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為美籍猶太人，後進入北卡羅來納州大學學習。李敦白在美國時曾加入美國共產黨，有兩年黨齡，並曾組織左翼工會活動。一九二一年正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年份，冥冥之中似乎早就註定了李敦白這個與中國共產黨同齡的左傾美國人一生都將與遙遠的大洋彼岸的中國共產黨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關係和複雜情分。
一九四二年，年方二十一歲的李敦白被美國陸軍徵召入伍。因軍中不能從事黨派活動，李敦白退出了美國共產黨。李敦白頗具語言天分，入伍後不久即被調離野戰部隊，被派往史坦福大學學習了一年中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即中國的抗戰已勝利一個月後，李敦白搭乘美軍軍機飛越著名的“駝峰航線”進入中國雲南的昆明，擔任當地的美軍軍法辦公室的中文專員，專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
“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字就是此時昆明的一位書商幫他起的，是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的中文音譯。這個名字與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李太白（李白）的名字十分相似。不知是這位書商頗具眼光還是他歪打正著，反正事後證明李敦白與李太白一樣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當然前者的浪漫主義還需冠以 “革命”首碼，方能使其在這個“革命”充斥的國度裏生存和發展。
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極端貧窮落後，社會極端不公正。李敦白在調查走訪中，對中國最底層勞苦大眾不幸遭遇的真實瞭解與深切同情，加以李敦白崇尚人權、社會公義的天性，更兼李的前美國共產黨黨員的特殊身份（或曰“前科”），使李自然而然地接近了當時“國統區”中的中國左派勢力。由周恩來領導的敏銳而無孔不入的中共在“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迅速發現了李的思想傾向和李的真正價值，繼而向李大力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李後來經由中共地下党的大力幫助，幾經周折後終於抵達“革命聖地”延安。此後，李除了被捕的十五年外，一直受到中共高層的高度信任，一直在中共和中國政府的要害部門----對外宣傳部門工作，直到他後來移居美國。
李敦白在中國的悠悠歲月證明了他的特殊身份、專業技能和對中共的忠貞都是獨一無二的：他曾是美國（當時的中共最痛恨、最反動也最強大的國家）共產黨黨員，堅定的馬列主義信徒，熟練地掌握了中文並全心全意地認同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李敦白是一面旗幟，他在中國“鐵幕”高懸並受到整個西方（後來又加上前蘇聯陣營）重重圍剿的艱難年代裏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反動國家的公民的衷心認同和歸屬。所以，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李敦白是與諾爾曼·白求恩和愛德格·斯諾等同的“超重量級”外國人。正因為如此，李敦白雖然還入不了“紅色王朝”的“淩煙閣”，但他被賦予赫赫有名的純正“血統”和高貴“身世”：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是李先念、王震，他們二位後來分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批准李敦白入黨的更是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全部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即當時中共的五大巨頭。可以說，在中共的歷史上，作為一個道地的外國人，李敦白的“身世”之高貴和“血統”之純正都是空前的，遠遠超過一個純粹的中國人。
本書真實地記述了李敦白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在中國度過的風風雨雨的三十五年，即從他二十四歲直到五十九歲。這段歲月不僅是李敦白人生的黃金歲月，也是現代中國最風雲變幻、最血雨腥風的歲月。頗具嘲諷的是，李在中國度過的三十五年中，竟有整整十五年即近一半的時光是在共產黨自己的監獄中度過的。一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經過長期考驗並倍受高層普遍信任的美國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在那架巨大無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絞肉機”中艱難掙扎的芸芸眾生？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自豪地宣稱：“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可李敦白在中國的坎坷遭遇卻實實在在地證明：革命最會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舊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新鎖鏈。
二．中國高層政治的獨家描述
在中國生活的漫長歲月裏，李敦白不僅投身於高層的社交圈內，甚至一度深入中共權力的核心。在中共的統戰和對外宣傳方面，李敦白更是扮演了一個具有舉足輕重、無可替代影響力的要角。正因為李敦白太相信、太投入於他所執著追求的那個革命，甘當“出頭鳥”，他無可避免地成為中共（還涉及到蘇共）內部殘酷鬥爭的無辜犧牲品，以至兩度入獄，時間長達十五年。
本書為世人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外國人觀察中國高層政治特別是毛澤東的獨特角度和機會。透過李敦白那些生動的描述，展現了毛澤東罕為人知的不同側面：精神歡愉的毛澤東，自在地隨著美國名曲“稻田裏的火雞”翩翩起舞；失眠不安的毛澤東，在陝北的萬千溝溝壑壑間“流竄”；與赫魯雪夫關係決裂，面容因激憤而扭曲的毛澤東．．．
李敦白也提供了許多十分難得的文革期間中共權力爭奪的第一手獨家觀察。李參加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時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群眾集會的觀禮活動。當廣場上成千上萬的人以宗教般狂熱的聲浪高喊著毛萬歲時，李在天安門城樓後的休息室內卻看到了一幅令他吃驚的景象：“毛澤東一個人孤獨地坐在西面的椅子上，神情淒慘。他臉上的仇怨和絕望，使我望之卻步。我站在離他八、九碼遠的地方，．．．他雖看著我卻象沒看到我。他的臉浮腫，眼睛、臉頰和皮膚都浮腫．．．真正教我驚異的，是他臉上那種不忍卒睹的絕望，．．．為什麼？究竟是為了什麼？什麼原因讓他如此絕望？”
“那天周恩來看起來也不太對，．．．（他）原有的聰明機智、輕鬆詼諧都已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嚴肅、跡近沉重的表情。至於林彪，他看起來既緊張又焦慮，不時狐疑地覬毛一眼，好像想從他眼裏讀出什麼一般”。
“這幾年也把我的朋友外交部長陳毅折磨得不成人形，看起來簡直象個鬼。他的身體變得虛弱消瘦，腰身象一根細杆子。這個曾經熱情洋溢的人如今顯得既畏怯又灰頭土臉”。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毛澤東是李敦白在中國期間所有不幸遭遇的始作俑者，但李對毛的評價和歷史定位卻十分客觀中肯：“毛澤東是個絕頂聰明、才華過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受苦受難及死亡的罪魁禍首。他從來不是我的真正朋友。為了一些政治目的，他兩次甘冒冤獄之名將我隔離在可怕的監獄之內。如果毛在大權獨攬之前去世，那他或許還會被認為是個先知，甚至會被當作聖人來緬懷。整體來說，將來被當成中國的華盛頓的人是他而非孫中山”。
“毛澤東就部分而言，象極了（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認為中國----甚至就某種程度而言，整個世界----都是他手中的實驗。人間的家庭、宗族、友誼等關係，沒有一樣對他是重要的；唯有驅使人民不停地行動以達成他的偉大設計，才是他唯一關心的”。“除了是個冷酷、現實的政客外，毛澤東也是個有夢想、有報負的人”。
本書還有其他十分具有可讀性的內容，在此不再一一細述。毫不誇張地說，這本書足可與李志綏的回憶錄相媲美。這兩本回憶錄相輔相成，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毛澤東的本來面目，從不同的角度見證了毛澤東時代。
三．“革命”過來人的智慧
本書是一部真誠地坦露作者心扉的回憶錄。在書中李敦白並沒有試圖掩蓋自己曾經犯過的過失和錯誤。他把他在中國的三十五年期間以及以後的年代裏所思所聞所見的一切都真實地呈現給每一位讀者，讓他們去自由判斷。
李敦白當年“為了創造一個更新更好的世界”而投身中國革命，他以自己為例，指出了這個革命所犯的一個根本錯誤：“完全接受那一小群操縱真理的領導之政策決定，更是我犯下的大錯。不過我所有政治觀點錯誤的核心，卻是在無條件地接受列寧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的中心，必須要有嚴密的‘人民專政’才能為達成未來的完美民主打下根基”。
李敦白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總結也頗為中肯：“最大的問題並不在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而是在共產主義本身的教義。錯誤並不是從史達林開始，而是從列寧開始就錯了。即使以馬克思的絕頂聰明，他的社會及經濟理論其實也如同其他理論般的有其限制，並包含了大量的謬誤。我瞭解自己過分高估了一種預設立場的社會意識形態所能有的真實性，也高估了人類想要決定社會、經濟、政治或知識發展的計畫能力”。這段總結充分表達了一個歷盡滄桑的“革命”過來人在洞悉了“革命”的虛幻本質後對“革命”的遲來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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