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個人、社會與倫理──人生的選擇與追求
一、人生的追求
人因為有欲望而產生需要，需要的滿足產生效用（utility），效用產生價值（value）。價值有固有價值（intrinsic value）和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之別。固有價值亦稱內在價值，就是人的內心真正在乎想要的東西，也是最後要追求的東西，因此是人生所追求的終極目的（ultimate end）；工具價值是達到終極目的的手段，手段因為達到目的而有價值，因此只是中間目的（intermediate end）。
英國的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認為，固有價值就是我們從所得到的事物、或所達到的目的中得到的滿足感，也就是喜悅（pleasure）；喜悅的反面是痛苦（pain）。在邊沁的理論中，喜悅和痛苦可以計算，喜悅減痛苦得到「淨喜悅」（net pleasure）或「淨痛苦」（net pain）。一種行為對社會產生的後果加在一起，如果是淨喜悅，就是好行為，如果是淨痛苦，就是不好的行為。
邊沁之後英國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是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以幸福（happiness）代替邊沁的喜悅。邊沁理論中的喜悅可以計算，但幸福不能計算；喜悅是一時的，幸福是一生的。
人生追求幸福，而終極目的的達成或固有價值的實現，為一切幸福的來源。社會追求的目的則是社會上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
二、儒家的價值觀
孟子認為人之性善。怎麼知道人之性善呢？孟子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篇》）
我們忽然看到一個小孩子要掉到井裡，都會產生驚恐悲憫之心，不是因為我們想要結交小孩子的父母，不是因為想要在鄉黨朋友之間博取好名聲，也不是因為不喜歡小孩子發出來的聲音，而是完全出於內心自然的反應。
孟子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篇》）
惻隱之心是看到別人的不幸，自己感到悲傷心疼的同情之心。羞惡之心是做了不該做的事，或者沒去做該做的事，自己感到羞恥和厭惡之心。恭敬之心是對別人心存尊重和敬意。是非之心是辨別是與非、對與錯的心智。孟子認為惻隱之心每個人都有，羞惡之心每個人都有，恭敬之心每個人都有，是非之心也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就是仁。羞惡之心就是義。恭敬之心就是禮。是非之心就是智。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不是外面加給我們的，而是我們內心本來所具有的，我們只是沒有想而已。
孟子說：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篇》）。
人生有天賜我們的地位和榮耀，也有社會給我們的地位和榮耀。仁義忠信，喜歡做善事不感到厭倦，是天賜的地位和榮耀。公卿大夫，是社會給的地位和榮耀。古時候的人，修養天賜的地位和榮耀，社會給的地位和榮耀就會隨之而來。現在的人，修養天賜的地位和榮耀，是為了得到社會給的地位和榮耀，等得到社會給的地位和榮耀，就拋棄天賜的地位和榮耀，真是迷惑到了極點，因為最後連社會給的地位和榮耀也會失去。
「古之人」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在這個理想社會中，人心純真質樸，不慕富貴榮華，社會又有健全的誘因制度（social incentive system），獎善懲惡。所以個人雖然不去追求富貴榮華，然而社會的誘因制度，卻自動將富貴榮華給予有珍貴品德和高尚行為的人。「今之人」是孟子心目中的現實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心現實，追逐名利，雖然不如理想，然而社會仍有健全的誘因制度，讓假冒為善，盜名欺世的偽君子，最後身敗名裂，丟掉富貴榮華。然而真實的社會在這二者之間，人心並非完全純真，也不是完全現實，心裡只想著功名利祿；社會也不是經常都有健全的誘因制度。所以如何增進人的品德，健全社會的制度，乃成為造就一個理想社會的基本命題。
第六章｜企業家的經濟任務與社會責任──創造價值，維護公義
四、當前企業家面臨的挑戰
一國的經濟成長是這個國家勞動生產力長期持續提升的現象。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在一定技術水準下，有賴投資使資本增加，然而資本增加受「邊際報酬遞減」作用的影響，其「邊際產值」最後下降為零，所以技術必須不斷進步，使資本和勞動的生產力不斷提升，引起投資，使資本增加，才有以人均產值持續增加為特質的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 growth）。需要和購買增加可使就業和生產增加，由勞動、資本和技術共同形成的生產能量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但唯有技術進步和投資使資本增加才能有長期持續的經濟成長。所以現代經濟成長是「長期供給面的現象」，不是只靠凱因斯短期需要面的政策所能促致。
台灣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靠著民營化和漸進自由化的經濟政策，發展教育，引進技術，獎勵儲蓄和投資，促成快速的經濟成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從一九六○年代到八○年代，我們每天看到經濟在進步；今天比昨天好，大家都相信明天會更好。三十年間遭遇的大大小小經濟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從來沒有阻礙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一九七○年代後期，由於經濟成長表現卓越，成為東亞四小龍的一員。
一九八○年代發展科技產業，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鎮。一九八四年三月蓋瑞．費爾茲（Gary S. Fields）在一篇論文中說：「要想發展成功，跟著台灣做。」一九九七年晉入世界工業國家亦錄先進經濟體之列。二○○五年五月《商周》（Business Week）的封面報導說：「台灣為何重要？世界經濟沒它不行。」（Why Taiwan Matters? The Global Economy Couldn’t Function Without It.）。不過嚴格說，台灣的經濟發展於一九九○年代到達高峰，從此再無重大創新亦無重大投資帶領國家經濟前進，真是令人感歎！
多年以來兩岸關係缺少穩定發展的政治基礎，對岸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台灣在國際經貿體系中日愈孤立，政府喪失引領與支援產業發展的能力，以致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因此投資萎縮，人才與資金外流，經濟成長的供給面擴張無力，靠低幣值、低工資、低物價支撐出口增加，勉強維持小幅成長。此時用政治手段調高薪資，只有使投資減少，成長率降低，資金和人才外流更多；倒果為因，完全開錯了藥方。
由於國民儲蓄大量超過國內投資，近年國際收支經常帳的順差，每年都在GDP（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十三左右。所謂經常帳順差是指貿易差額與生產因素國外所得淨額之和，經常帳順差使外匯增加，外匯累積於中央銀行，不能作生產性運用；人民手中的儲蓄不斷投資於國外「基金」，風險日增。
．全面全球化引起世界經濟生態改變
一九八○年代，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大國加入世界市場，世界經濟從此進入全面全球化時代。全面全球化使商品價格趨於平穩。因為對任何單一國家而言，商品的需要來自國內，但商品的供給來自全世界，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商品供給的價格彈性趨向無窮大，所以國內商品價格稍有上漲，國外的供給就會源源而來，使物價降低。
商品價格穩定鼓勵各國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給，引起利率下降。利率下降使資產價值上升，吸引過多的資金從商品市場流入資產市場，追逐資產升值的利益，推高資產價格，產生資本利得。資本利得鼓勵更多資金流入資產市場，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上漲。
利率低雖使舉債成本降低，然而低利所反映的低物價膨脹率則使負債的真實負擔沉重。高物價膨脹率使負債的真實負擔減輕；物價如上漲一倍，負債的真實負擔就減少一半。所以在過去物價高漲的情況下，負債占GDP的百分比隨經濟成長而下降。如今世界各國債臺高築，其占GDP的百分比有增無減，償債需付出使成長率降低的代價，甚至有導致經濟衰退的風險。不斷累積增加的負債，不論外債或內債，終為世界經濟之大患。
自從上個世紀八○年代以來，世界物價趨於穩定，利率雖有波動，但基本上呈現下降的趨勢。泛濫的資金越來越多從實體經濟流向資產市場，追逐利潤而不創造價值，亦少提供就業，致使實體經濟擴張緩慢，而資產市場活躍興旺。
由於資產主要為高所得階級所擁有，所以資產價值升高使高所得階級的財富與所得增加，社會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更為嚴重。
．全民孜孜為利，其能久乎
活躍多利的資產市場並產生三點重大影響，不利於長期經濟成長。第一，改變投資創業的心態，使初創者（startups）出售其新產品或新技術，獲利了結，享受人生；而非創業發展，建立自己的事業版圖。第二，既存企業設立金融部門，從事財務操作，而非專注事業。第三，吸引優秀青年進入財務金融部門，追逐金錢利益，失去創造價值、提供就業、貢獻社會的壯圖。
簡單的說，活躍的資產市場，誘導人民孜孜為利，既不利於經濟發展，也不利於社會安定。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日台北市的股價指數超過一千點，一九八七年上漲百分之一百二十六，一九八八年上漲百分之一百四十三點七，一九八九年上漲百分之六十五點六；交易總額一九八六年為新台幣六千二百五十七億元。一九八九年增至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四千零七十億元。同一時期登記買賣股票的戶數從不到五十萬增至超過四百萬，一九九○年超過五百萬，全民瘋狂入市。一九九○年二月股價指數升至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二點，終於盛極而衰，在其後八個月內，連續下降一萬多點，於同年十月降至二千四百八十五點，讓無數小民的儲蓄化為烏有。
如今已開發國家的股市和債市都到達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來臨前的高點，等待下一波金融危機來臨，台灣經濟也一定會受到波及，台灣的企業家都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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