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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生活還豐富
我懂事時，全國已經開始實行糧油統購統銷，北京糧油按歲數大小和工作不同定量供應，五十年代中末期北京供應的每月粗、細糧的比例大概是30％的大米，30％的白麵，40％的玉米麵和每人半斤食用油。雖然糧油定量制度使大家在外出時需帶糧票而感到不方便（那時到外地出差需單位開證明到派出所換全國糧票，換一個人一個月定量的全國糧票還需要半斤食用油票），但在五十年代末還未感到糧食恐慌。
五十年代前七年農業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據我插隊的陜北山溝的農民說：解放後直到高級社以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較高的，在單幹和自願結合的互助組的年代裡，收穫的糧食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分得的糧食要多。本來多花幾年時間漸進從個體過渡到集體化可能情況要好得多，工商業也是如此。可是一些領導卻在「長痛不如短痛」的思想誘導下，搞一窩蜂，一刀切突擊實行公社化、公私合營。可悲的是這種「長痛不如短痛，一刀切，一窩蜂」的觀念在二十多年後的「改開運動」中再一次被一些人提出，和當年相似的是，這些多次被實踐證明是謬誤的思潮卻再一次被所謂主流派的「經濟嘴」們在媒體中大肆炒作鼓噪用來當作改開運動的指導思想，把因「改開運動」帶來的沉重代價轉嫁到百姓身上，大幅削減全民公益和福利費用，一窩蜂地賤賣公有資產，低三下四地傍國內外大款，有恃無恐地聚斂財富，這似乎在驗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訓。多少年來中國人害怕聽到的一句話是：「你的思想跟不上時代潮流」！可大家卻很少想想這種潮流有多少科學性？
當時我插隊的那個公社有個單幹戶，是個貧農。用現在的話說他是當時中國「最雷的農民」，合作化時期任你鄉、縣幹部說破大天來他就是不入社，不入！就是不入！你敢把餓滴（我的）毬喋（咬）哈（下）來？他就不怕積極分子給他扣「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敢反潮流，帶著一家老小常年在土改時分的幾畝薄地上辛苦耕耘，當時（1969年）他家的生活水準略高於本村入社的公社社員。
在工業方面，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工業專案大多在1956年生產出了第一批產品，蘇聯的援助是真誠的，包括核心生產工藝、企業生產管理等在內的高技術的傳述和教學使中國在以後幾十年的生產中能夠在缺少外援的情況下維持工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我接觸過一些曾接受過蘇聯專家指教的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是企業不可取代的技術骨幹，他們對當年蘇聯工人和專家的那種熱心和認真傳授技能的態度至今難以忘懷。可以說蘇聯的援助使中國的輕、重、電子、軍工等工業有了能夠獨立設計和生產的能力，而現在的改開不過使中國成了發達國家的裝配車間，從汽車到大型電子晶片幾乎沒有自己的設計和創新能力。
在人文教育方面，長期受歧視的產業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社會上得到了相應的尊敬。解放初期的掃盲運動提高了許多解放前是文盲的勞動者的文化水準。當時到處都可以聽到人們說：變化太大了，從睜眼瞎到能讀書看報，從為資本家做牛馬吃不飽穿不暖到能經常吃上大米白麵，生老病死有依靠，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這是託了共產黨、毛主席的福啊！（2008年這類的話又再一次被重複，只不過時間從解放以前改成了1978年以前，毛主席改成了老d）在小學語文課本上，尊稱支撐社會的體力勞動者為：工人叔叔和農民伯伯，儘管農民在社會上的待遇還不盡人意，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還是得到了發揮。社會刑事犯罪率在歷史上也是很低的，人們的道德水準和社會風氣似乎達到了建國六十年中的空前高度。
小時候每天早9點、下午4點30和晚7點各有一次對學齡前兒童廣播，每週日還有個穿著「綠辣椒燈籠褲，給小喇叭開信箱」的小叮噹和郵遞員叔叔主持節目，回答小朋友提出的問題，播出小朋友來信點播的節目。孫靜修老師和康英阿姨可能是最受小朋友歡迎的電台明星，他們主持的節目活潑輕快，深入淺出，經常因勢利導地利用講故事、猜謎語、兒歌、廣播劇等形式開發兒童智力，引導兒童識別善惡，熱愛勞動，勤儉節約，禮貌待人等，使孩子們產生積極向上的心態。
當時還有一些兒童讀物《小朋友》和《兒童時代》也頗受兒童歡迎，那時家裡訂了一份《小朋友》經常翻看，很是喜愛。《小朋友》是黎錦暉於1922年4月創辦的，「小朋友」三字是宋慶齡於1952年親筆題寫的。內容包括冰心、陳伯吹等國內外一流兒童文學作家寫的童話、寓言、故事、科普知識、童詩、兒歌等以及畫家張樂平、董天野、程十發等近百名著名畫家為小朋友們描繪的大量富有兒童特色的漫畫和具有時代氣息的美術作品。這本圖文並茂的週刊讀物對兒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啟發，以及家長在給孩子讀解《小朋友》中的故事時溝通了雙方的感情是功不可沒的。
那時孩子們就盼著過節，其一家裡能給做些好吃的，其二家長放假可以帶我們去公園玩。五十年代國慶日放假三天，第一天家長參加遊行，第二天一早就纏著家長去公園，那時的公園在元旦、春節、五一、十一的幾天假日都不收門票，也沒有加收門票的園中園。
人們的衣食住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記得我父親的一個同事，鐵道部的一個老工程師在東單買了一套兩進四合院，有十幾間房子，當時的價錢是兩千多元。按當時北京職工的平均年收入五到六百元算，相當於4－5年的工資收入，是符合國際上工資和房價的比例的，也許那時的「軌」接得更好些吧。現在那個地段的四合院不下兩千萬元，漲了一萬倍！而北京職工的平均工資的增長幅度卻遠遠低於一萬倍。
當時城、鄉的醫療條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嬰兒和疾病死亡率大幅降低，醫療費也很便宜，職工家屬看病收半費，記得小時候到東華門鐵路醫院看感冒每次好像不超過伍毛錢，而且醫生和護士的態度都是和藹可親，打針時不顧我又哭又打，一個女護士坐在白色的椅子上抱著我趴在她的大腿上，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背部給我講故事，另一個護士在我後面，悄悄地舉起灌滿藥水的針管瞄準，讓我在不知不覺中挨了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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