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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二章 「朦朧詩」浮出地表
（節選）
1970年代後期，隨著中國社會格局的變動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動，詩歌也出現了某種復蘇的跡象。此際，除了艾青、牛漢等老一輩「歸來的詩人」，和以駱耕野、熊召政、張學夢等為代表的青年政治抒情詩人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以青年詩人為主體的「朦朧詩」人。他們的崛起，預示著一個嶄新的詩歌時代的到來。對於剛剛復蘇的詩歌創作來說，「真實」──面向歷史真實、表達真情實感──是它們的基本特徵，這顯然是對過去「假大空」詩歌的有力反撥。如果說，「真實」的原則在「歸來的詩人」那裡表現為對自身苦痛經歷的書寫，在青年政治抒情詩人那裡是對1950年代干預和關注現實傳統的接續的話，那麼，它在「朦朧詩人」那裡則被轉化為一種對於人、人性和自我價值的充分肯定。
正如前述，「朦朧詩」同1960-70年代的「地下詩歌」之間具有多重的聯繫：既有人緣方面的接觸，又有主題和表現手法上的承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朦朧詩」在將「地下詩歌」的批判主題、反思精神和自我張揚特性向前推進和發揮的同時，又以其理性寫作姿態磨損掉了後者的天然、率直的品質。「朦朧詩」作為一種詩歌潮流的興起和產生影響，與兩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一是《今天》雜誌的創辦，一是圍繞「朦朧詩」展開的激烈而持久的論爭。《今天》雜誌創刊於1978年12月（創辦人有北島、芒克等），至1980年9月停刊共出版9期，並出版了3期《今天》文學資料和4種叢書。《今天》創刊號上的《致讀者》鮮明地表明了《今天》同人們的文學觀和文學理想：
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使我們這代人能夠把埋在心中10年之久的歌放聲唱出來，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處罰。
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
……
今天，當人們重新抬起眼睛的時候，不再僅僅用一種縱的眼光停留在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上，而開始用一種橫的眼光來環視周圍的地平線了。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真正瞭解自己的價值，從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棄。
我們的今天，植根於過去古老的沃土裡，植根於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信念中。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講，今天，只有今天！
這則發刊詞顯示了從廢墟中走出的一代青年的緊迫感和使命感。《今天》出現的重要意義在於，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圍聚在一起，以集團的姿態展示自己的詩學探索。隨著刊在《今天》上的《回答》（北島）、《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舒婷）等詩作在當時的權威刊物《詩刊》上公開發表，這批詩人才逐漸浮出地表，進入人們的視野。
不過，這批年輕的詩人在作品中表現出的主題的晦澀和手法的新奇，在引起人們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1979年10月，《星星》詩刊復刊號發表了顧城的《抒情詩19首》，同期載有老詩人公劉的文章《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文中談到：「坦白地說，我對他們的某些詩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達那種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勝駭異。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努力去理解他們，理解得愈多愈好。這是一個新的課題。……要真想避免他們走上危險的小路，關鍵還是在於引導」。這是詩界對這批詩人展開討論的肇始。在隨後的爭論中，有三篇為這股新的詩潮進行辯護的文章格外令人矚目，那就是後被稱為「三個崛起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謝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孫紹振）和《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徐敬亞）。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的新詩，六十年來不是走著越來越寬廣的道路，而是走著越來越窄狹的道路」，「在重獲解放的今天……有一大批詩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開始在更廣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別是尋求詩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生活的適當方式……它帶來了萬象紛呈的新氣象，也帶來了令人瞠目的『怪』現象」， 「對於這些『古怪』的詩，有些評論者則沉不住氣，便要急著出來加以『引導』。有的則惶惶不安，以為詩歌出了亂子了。這些人也許是好心的。但我卻主張聽聽、看看、想想，不要急於『採取行動』」；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更進一步，提出：「與其說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這種新的美學原則，不能說與傳統的美學觀念沒有任何聯繫，但崛起的青年對我們傳統的美學觀念常常表現出一種不馴服的姿態，他們不屑於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不屑於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他們和我們五十年代的頌歌傳統和六十年代的戰歌傳統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讚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可算是一種理論總結，該文在全面分析新詩潮的興起背景、藝術主張、內容特徵、表現手法等的基礎上，將這股詩潮定位為「帶著強烈現代主義文學特色的新詩潮」。
當然，這些「崛起論」遭到了程度不一的反駁。有意思的是，「朦朧詩」這一命名本身，竟來自對這股新詩潮的指責。1980年第8期《詩刊》發表了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作者認為，「有少數作者大概是受了『矯枉必須過正』和某些外國詩歌的影響，有意無意地把詩寫得十分晦澀、怪僻，叫人讀了幾遍也得不到一個明確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對上述一類的詩不用別的形容詞，只用『朦朧』二字；這種詩體，也就姑且名之為『朦朧體』吧」。作者所舉的「不懂」的例子，一個是1940年代即已成名的詩人杜運燮的《秋》，一個是青年女詩人李小雨的《夜》。在文章末尾作者不無憂心地指出：「如果這種詩體占了上風，新詩的聲譽也會由此受到影響甚至給敗壞掉的」。這場關於「朦朧詩」的論爭涉及新詩創作的多個層面（有不少文章還溢出了詩歌討論的範圍之外），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詩歌中處理個人抒情與社會、時代之間的關係。論爭擴大了這批青年詩人的影響，也使得「朦朧詩」的詩學特徵逐步得到彰顯。
其實，「朦朧詩」之所以令人感到「朦朧」，主要是因為其表現手法的新奇：這些詩一改以往直抒胸臆的傳達方式，而多用隱喻、通感、象徵等手法，著力捕捉詩人的潛意識、幻覺和瞬間感受；又通過時空顛倒、意象疊加和句式的大幅度跳躍等方式， 讓讀者產生多重意蘊和不確定的印象，這些都給「朦朧詩」增添了一層朦朧色調。在主題上，「朦朧詩」致力於「個體」精神和「自我」價值的重塑。詩人們認為，此前數十年的詩歌「一直在宣傳另一種非我的『我』，即自我取消、自我毀滅的『我』」， 其實質是「取消了作為最具體存在的個體的人」；因此，他們如此「宣告」：「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宣告》）。在此基礎上，詩人們進一步提出：「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立的世界， 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以一種堅實的「自我」為基點，詩人們展開了對於歷史、時代、社會、現實的全面批判與反思，不僅如此，他們還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自我」本身。從根本上說，「朦朧詩」是一種介入和承擔的詩歌，很多詩篇在對於「個體」經驗的抒發中，滲透著強烈的民族、現實憂患感和參與意識：「我想／我就是紀念碑／我的身體裡壘滿了石頭／中華民族的歷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江河《紀念碑》）。這種小「我」與大「我」即個人與民族、時代的同構性，是「朦朧詩」的一個基本特質。這種遊移於個體──群體之間的含混性，不免引起了其後來者的不滿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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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新的躁動中向縱深地帶延展
（節選）
1990年代的駁雜語境，一方面給中國詩歌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出乎意料地為詩人們的成長提供了可供磨礪的基石和可以汲取的養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發生在1990年代末的一場影響極大的詩學論爭。1999年4月16日至18日，「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在北京盤峰賓館舉行，由於這次會議的召開處於世紀之交，其對中國詩歌寫作進行回顧與展望的意圖是明顯的。在會上，後來被概括為「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兩派詩人、理論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前者主要包括王家新、西川、歐陽江河、孫文波、張曙光、臧棣、唐曉渡、程光煒等，後者主要包括于堅、楊克、伊沙、沈奇等。雖然引發爭論的誘因是兩部詩選《歲月的遺照》（程光煒編）和《1998：中國新詩年鑒》（楊克編），但爭論背後隱含的是1990年代（甚至更早）以來詩歌發展的一些深層問題。這場被認為是爭奪「話語權」、重建詩歌秩序的論爭，其焦點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中國詩歌的資源是西方還是本土、詩歌寫作處理的是知識還是現實、富有活力的詩歌語言是書面語還是口語，等等。論爭之後，詩界的分化更趨嚴重。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面貌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它一方面延續著十多年前就已呈現的所謂「邊緣」狀態，另一方面又出人意料地顯出與當代社會進程緊密相連的發展趨勢。後者最為突出的表徵便是，隨著互聯網的迅速蔓延，詩歌借助於這一新型工具，也以驚人的速度衍生、鋪展和消亡──「當文學遭遇網路」（青鋒語），這其間產生的後果的確是不可估量的。詩歌的網路化，是近幾年最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
儘管關於泥沙俱下的網路詩歌景觀的性質評定和前途預測仍在進行之中，但網路對當代詩歌生態、格局和寫作方式已經帶來了改變（起碼，這一新興手段造成了當代詩歌表面的哪怕是誇飾的「繁榮」），這一點毋庸置疑。寫作方式與社會生活方式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這在方興未艾的網路詩歌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網路著實為他們提供了一處挺身而出、一展身手的場所和平臺，他們放鬆地跳入網路擊起的語詞潮流、縱情遊弋於大片詩意浪花之中（有些人就是在「觸網」後開始寫詩的），甚至來不及選擇姿勢和路線。以至於有人驚呼：詩歌復活了！
也許，正是在虛幻的意義上，一種陳舊的「虛無」與一種新鮮的「虛擬」才一拍即合。它們推動著形形色色的詩歌變種，在無數細線上四處奔突、蔓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情境中生成的詩歌，已經漸漸成為一些人必不可少的文化速食和生活佐料。詩歌，準確地說，構成詩歌的斑斕語彙真正成了一種符號，回復到它最原始的宣洩的功能；它同在滑鼠操縱下的任一光斑、逗點和線條一樣，混跡於後者之中、通過不斷的排列組合，共同織就著現代人閃爍不定的生存結構的背景。
網路的興起，實際上暗含著詩歌交流方式的變遷。與這種既帶有私密色彩、又無時不刻暴露在網路光天化日之下的個人迷戀相應的，則是詩歌開始走出個人窄小的胸腔，越過學院封閉的圍牆，甚至溢出書寫（文字）的拘囿，而步入更為廣闊的天地。除卻網路這一無形的通道而外，詩歌的傳播方式、範圍出現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轉換。可以看到，一度疏遠、排斥詩歌的媒體，經過自身的「變革」後開始吸納詩歌，各種詩歌樣式的片斷和關於詩歌的似是而非的談論，也逐漸出沒於報紙副刊、時尚休閒雜誌、廣播電視節目、文化娛樂場所乃至手機短信中。當網路詩集已經變得稀鬆平常，有人便開始籌畫著舉辦「短信詩」大賽、出版「短信詩集」。當然，與其說是詩歌強大得足以滲透各種媒體並以之作為一種便捷的載體，不如說時代的文化型變越來越介入到詩歌的生成，從不同層面強行重塑著詩歌的形態。
隨著網路等媒介的日趨普及和發達，中國詩歌在它的強大衝擊下，「斷裂」、「各自為政」的跡象越發明顯，充斥於詩界的種種喧囂──嘲弄、謾罵、詆毀、「惡搞」、自我炒作……更是加深了詩歌觀念的分野和詩歌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邊緣性」。中國詩歌的某些困境由此愈加鮮明地凸顯出來。當然，在一片眾聲喧嘩中，仍然有一些詩人沉潛而不懈地進行著詩的探索。他們的寫作將中國詩歌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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