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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啟蒙經典《三字經》
南宋時期的西元一二二三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慶元府鄞縣的吏部郎中王撝喜得一對龍鳳胎。他將一雙兒女以麒麟和鳳凰命名，分別取名為王應麟和王應鳳。
王應麟天性聰敏，最討父親的歡心。他九歲就能通讀六經，十九歲就中了進士，成了家族的驕傲。王應麟對「程朱理學」很感興趣，在為官的同時也沒有放鬆勤讀經史。
王應麟似乎和麒麟一樣，生來就是一身正氣。在他擔任衢州西安縣主簿的官職時，因為年齡小而被一些人看輕，所以在納賦稅時故意延遲，想給這個年紀輕輕的小主簿一個下馬威。
結果，王應麟毫不馬虎地將所有故意拖延賦稅的人都上報給了郡守，要求將他們繩之以法。當地縣民從此知道這個脾氣倔強的小官吏不好欺負，從此就再不敢故意搗亂，對他十分畏服。
王應麟後來步步晉升，但這股正直的勇氣一直未減。由於他不喜歡像別人那樣圓滑處世，無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後來，因為不想包庇汙吏而遭到報復，曾經幾度被罷官。
宦海沉浮，讓王應麟頗感力不從心，但自小以理學自律的他並沒有一走了之，而是咬牙為了國家大計在官場上苦苦支撐。
南宋之後，王應麟到遠方隱居起來，不願復出。雖然自身安然無恙，但山河破滅使王應麟痛心，他寫文章時甚至只寫甲子不寫年號，用以懷念南宋。
在默默無聞的隱居時光裡，閒逸的生活慢慢沖淡了王應麟心頭的惆悵，但他胸中始終有一股鬱結之氣，硬硬的哽得他喉頭難受，讓他在無數個夜晚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到底是在惦記什麼呢？王應麟自己也搞不清楚。等他將近古稀之年，自覺時日無多的時候才猛然醒悟，自己實在是不甘心啊！
回想一生，從昔日的毛頭小子再到躊躇滿志的年輕縣官，甚至再到後來的禮部尚書，自己哪一刻不是想著能以學識改變天下黎民的命運，讓國家昌盛呢？
彼時雖有小人為伍，卻也有君子在側，總有一份希望值得去拚搏。可惜後來江山破滅，故國不在，自己的一腔壯志也徹底無處抒發了。
王應麟有些後悔，又有些憤懣。眼看自己的年歲漸漸增大，想著再出去闖蕩一番是不可能了，不免唏噓長嘆。
王應麟看見了在宅院裡嬉鬧的孫子孫女，心想，既然「平天下」的志願已然無望，但至少要把自己的一生所學所想簡要地整理出來，留下些東西給自己的後人。如果子孫中能有人從中獲益，一生不改君子豪氣，它日在黃泉下，自己也就能瞑目了。
王應麟收起了几案攤開的本本著作，準備下筆。寫什麼呢？他抬手撓撓頭，不小心把墨水甩到了臉上。他的一個孫女看見爺爺滿臉墨汁，捂著肚子笑翻了天。
孫女銀鈴般的笑聲，使王應麟回憶起了幼時夥伴們唱歌謠的情景，那時候，自己和妹妹也是這麼愛玩愛鬧，唱著歌訣跑來跑去。這時，他的腦海靈光突現：對，就把這些寫成三字歌訣吧！
王應麟畢竟是通古博今的大儒，博學多才，對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舉重若輕的大家手筆寫出的這部「三字歌訣」，當然是非同凡響的。
後來，這本融會了中國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訣」，就成了後人所說的蒙學傳世經典《三字經》。
《三字經》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歷史知識、天文地理、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時人覺得本書內容很好，紛紛翻印，因此廣為流傳，歷久不衰。
比如「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窮」和「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是說明季節和方位的；「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七情俱」，是說人具有七情六慾等情緒體驗和心理意識；「有蟲魚，有鳥獸，此動物，能飛走」，概括說明了動物的種類和特徵，不用多解釋，幼兒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內容。這些貼近幼兒生活的知識，對幼兒的薰陶是顯而易見的。
《三字經》三字一句，兩字一韻，不禁使人讀起來朗朗上口。它像一首詩一樣，背誦起來如同唱兒歌，用來教育子女琅琅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啟迪心智。
《三字經》短小的篇幅，蘊含著許多深刻的道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
比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是說每個人出生的時候，天性都是善良的，但長大了以後，受環境的影響，習性就會不一樣。這句話說對兒童的教育非常重要，後天教育得好，方法正確，就可以使兒童成為有用之材，反之，就會有不好的結果。
再如「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的故事。一遷，是因孟家附近是墳場，孟子就學人做喪事；二遷，是因鄰居是肉商，他就學人賣肉；三遷，遷到了學校附近，孟子上學了，那裡人文環境良好，孟母很滿意，認為這才是能夠教育好孩子的地方。
有一日，孟子逃學回來，孟母一氣之下把已織到一半的布剪斷，說：「你現在這樣，就和我剪斷這匹布一樣，前功盡棄。」孟子聽從了母親的教誨，從此以後，發奮讀書，終於成為一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與孔子合稱「孔孟」。
《三字經》中，類似這樣有趣又有意義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可以說每十二個字就是一個故事，雖然字數不多，但其中都包含著深刻的道理和無窮的哲理，是一本值得所有孩子一讀再讀的好書，也是可以相伴孩子們左右的良師益友。
從明代開始，《三字經》不僅在中國流傳，更踏上異國他鄉，是國際影響最大的蒙學讀物。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這個首功當屬義大利人利瑪竇的老師羅明堅。利瑪竇是位首開中意文化交流之先河的使者，但是他的老師羅明堅卻鮮為人知。當年就是這位羅明堅帶著利瑪竇來到中國，並指點他學習中國文化。
羅明堅是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早在西元一五七九年，他就來到澳門學習中文，他首先接觸的就是《三字經》。
這本講述道德培養和學習精神及涵括文史的「小書」讓他很快就進入傳統儒家文化的領地，他深感這本《三字經》的文化價值和對西方文化界的啟發作
用，於是他從西元一五八一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並將譯文寄回義大利，他在附信中還寫道「時間倉促，拉丁文譯文也很不通順」。雖然此書當時沒發表，但歷史仍清晰記錄下他的這份不凡辛勞和開創之功。
正是這位自稱是「我們已被視為中國人」的義大利學者，更將《四書》、《大學》翻譯為拉丁語，成為當時歐洲貴族學習東方文化的珍貴資料。
王應麟當然沒想到，自己這本啟蒙書，在兩百多年後，竟由一位素不相識的義大利人翻譯為「番文」，漂洋過海，來到「番邦」，還成為這些洋人認識「中國文化」的入門必備書。
在義大利人一字一句地朗讀《三字經》的那會兒，俄羅斯人也開始與這本小書不期而遇，他們意想不到的是，這本小書竟在日後的俄羅斯歷史上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文化作用，並成為大詩人普希金鍾愛的「中國讀物」。
西元一七二七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來到這片神奇的東方土地後，他們首先要研讀的就是這本薄不起眼的《三字經》。這本字僅一千、涵括萬物的神奇小書，令本來有點傲慢的歐洲人漸生好奇，而其中默不知名的一位學生羅索興更埋頭將它翻譯為俄文，後竟入選培訓教材，成為當時文化界的流行讀物。
西元一七七九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並走向民間。
不過，真正令《三字經》深入俄國民心的是「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他曾在北京生活十四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西元一八二九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此書甫一推出，果然立即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俄國教育界在當時也正好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三字經》中「孟母三遷」等典型例子，讓這些滿口高雅法語的貴族們驚訝於早在兩千年前這個毗鄰大國的一位母親早就探索出一種有效的教育方法，於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並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
此外，其他眾多不同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的漢學權威在介紹中國傳統經典時，大多都將《三字經》與《論語》、《孟子》等儒家聖人經典並列推介。他們這種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選擇，正好道出《三字經》不可小覷的文化意義。所有這些，都折射出《三字經》所蘊含的令人無法繞開或輕視的文化份量。
經過數百年的流傳，《三字經》從鄉間走向宮廷內外、走向世界各地，其間的曲折歷史和歷代學者的心血與貢獻可謂紙書難盡。
總之，《三字經》作為兒童啟蒙經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縮影，其內容涵蓋量非常豐富、全面。《三字經》能讓世界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它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可謂垂裕千秋，造福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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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三字經》的作者王應麟，有的說他是開封府人士，也有說他是順德人士，眾說紛紜。研究《三字經》，不得不關注王應麟和區適子這兩個人。
區適子是廣東順德人。據宋史載：區適子，宋末縣境鮀洲人，以博學多才聞名鄉里，人稱「登洲先生」。這一點不存在爭議。他和王應麟幾乎是同一時代的人，但區適子是不是王應麟，或許他們所撰寫的是不同版本的《三字經》，或者說《三字經》是王應麟和區適子合著的，這一點尚待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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