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39期

▌見證，或文學的任務／潘怡帆（節錄）

摘要
2015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白俄羅斯記者暨作家亞歷塞維奇，掀起「非虛構」寫作 熱潮。包含非虛構、見證與報導文學等此類以真實為導向的書寫，是否可視為文學對現世 的介入與社會責任的承載，便是本文的核心議題。以真實為導向的文學究竟如何跨越當代 「文學即虛構」的論述，揭露事件的真實性？通過這個質問，本文展開書寫中真實與虛構 之辯，並進一步提問，文學或見證的價值是否仰賴真假之辨。以真實為導向的書寫必然遭 受「何謂真實？」的再三質問，不過，堅守再現真實之價值究竟有助或妨礙於見證？本文 嘗試論證以真實為導向之書寫的價值不因為它們擁有真實性，而因為具有文學性。通過書 寫呈顯的真實性永恆源自文學虛構的威力，亦唯有在由文學啟動的想像力中，見證從不可 能轉向可能。
關鍵字：見證、真實性、虛構、非虛構、文學

一、前言：非虛構的難題
2015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白俄羅斯記者暨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 掀起「非虛構」（non-fiction）的全球寫作熱潮，更確切地說，當描述集中營倖存者的文學 在二戰後大量出版，見證（témoignage）已然成為文學的任務。誠如維賽爾（Elie Wiesel） 說：「如果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復興時期創造了 14 行詩，我 們的時代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見證。」1作為 20 世紀文學的新品種，見證在新舊文學 間畫出界線，區別於過往文類的這種見證性，就是本文的問題。 關於見證的作品不只專屬於 20 世紀，亦在 21 世紀延續。德國書業和平獎（Prix de la paix des libraires allemands）評價亞歷塞維奇時就明確指出，「她創造了一個將在全世界得 到迴響的文學門類，必將掀起證人與證詞湧現的浪潮」。2不僅因為過去的見證仍有待揭 露，例如《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或《終戰那一天》等，更因為 面對災害、戰亂、疫情與各種傷害不斷翻新與加劇的今日，文學難以置身事外。倘若每個 學科皆有其介入社會的專門方式，那麼，什麼是文學之謂文學對現世的應變、描述與承載？ 在古典意義中，文學一詞泛指所有文字書寫的知識（savoir），不過此定義於 19 世紀 轉向。1800 年德．斯戴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在《審視與社會建置關係中的文學》 （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中將文學從書寫 知識的載體轉向藝術性的創造。3文學因此具有兩重意義：古典意義下的紀實與近代論述 中的創造。這個轉變在 20 世紀文學理論中大放異彩，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巴特 （Roland Barthes）、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皆如是觀。創造（création）有別於如實再現（représenter），指向從無到有 的誕生過程而非重複，這使得 19 世紀後的文學脫離書寫所知所聞，而以獨特的虛構/小說 （fiction） 4特質回過頭來挑戰一切書寫所承載的真實性（réalité）。於是傅柯晚年提到：「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曾書寫」，5他不是小說家，卻把畢生思想論述歸諸虛構，目的不在喟 歎所學枉然，而在點出書寫即虛構的當代特質：並非一切皆文學，然而文學無所不在。 文學無所不在，這與其說再次認同了「文學即知識」的古典意含，使文學從特異性 （singularité）退回普遍性，從 20 世紀思潮退回 19 世紀之前；毋寧更是指出了文學的虛 構威力對真實性的侵吞。當德．斯戴爾夫人建立文學與虛構的關係時，紀實書寫就已無可 轉圜地成為文學虛構的同謀，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真實性。一旦文學具備虛構的特性，由 書寫構成的知識便陷入疑慮，動搖了傳遞真理（vérité）的可信度。書寫既可紀實也能虛 構，真與假的界線便開始混淆。不過，今日非虛構書寫或見證文學「向真實（réel）靠攏」 的意志隱約使我們逃離了傅柯設下的難題。換言之，在非虛構與見證的保證下，書寫似乎 得以重回真實的懷抱，不再虛構，而是陳述真實，回歸文學的古典意含。然而，以見證與 真實為主的文學究竟是如何跨越傅柯或整個 20 世紀對於書寫與虛構辯證，揭露事件 （événement）的真實性？究竟見證文學與非虛構書寫這類以真實為導向的書寫向讀者吐 露的是真實或虛構？文學或見證的價值是否仍仰賴真假之辨？希冀能透過回應上述問 題，為 21 世紀的文學發展提供可能的走向之一。

▌見證，或文學的任務／潘怡帆（節錄）

摘要
2015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白俄羅斯記者暨作家亞歷塞維奇，掀起「非虛構」寫作 熱潮。包含非虛構、見證與報導文學等此類以真實為導向的書寫，是否可視為文學對現世 的介入與社會責任的承載，便是本文的核心議題。以真實為導向的文學究竟如何跨越當代 「文學即虛構」的論述，揭露事件的真實性？通過這個質問，本文展開書寫中真實與虛構 之辯，並進一步提問，文學或見證的價值是否仰賴真假之辨。以真實為導向的書寫必然遭 受「何謂真實？」的再三質問，不過，堅守再現真實之價值究竟有助或妨...

▌一次大規模的親歷、見證和記憶

全世界正面臨二戰以後最大規模的病痛和死亡，我們被迫脫離舒適圈，在居家限制、管束出入境、戴口罩、篩檢等各項防疫措施裡，適應著染疫人數起伏、死亡高居不下的疫情日常。從2020年1月開始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截至2021年7月初，病例數是1.85億人，死亡已超過400萬。這是統計在案的官方數字，而實際染疫、病死的人數遠遠不止於此。世界強權如美國，死亡人數已達60萬人，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南戰爭的美國人死亡總和。數字是真實、冰冷和麻木。各種防疫警戒、行動管制、封城、關閉國境和邊境在世界各地啟動、解除又重啟，此起彼落，例外狀態變成生活常態。21世紀20年後開始的世界肯定已換了樣，回不去的秩序和節奏，隱然預告著未來的不可知。
相對於上個世紀1918-19年的西班牙致命流感，百年前的流感經驗已透過科學做出合理的推測和提醒，流行性疾病的疫情會不斷重演。儘管科學已邁前一大步，多種疫苗接連問世，但各國接種普及率不均，速度趕不上持續變種的病毒，撲滅疫情的期待並沒有實現。我們持續見證一連串荒誕情景：染疫者悄無聲息在家中、防疫旅館裡死去，病故者在荒島、野地大規模的掩埋，或是死亡數字過於龐大的印度，在草根信仰或現實無奈下將遺體棄置恆河，從外太空的衛星拍攝地圖都能輕易看到恆河區域露天火葬場不眠不休的「火光閃爍」。除此，經濟活動停擺牽動的生存危機、馬來西亞民眾發起門前掛白旗的相互救濟、失序和荒腔走板的行政官僚、疫苗買賣、囤積與人道援助拉鋸的政治。這些每日輪轉於現實的新聞畫面，彷如超現實小說與魔幻的日常，而這場蔓延中的瘟疫帶來的意義，文學該如何表述？
除了與病毒作戰，疫情無處不在的此刻，人間烽火沒有稍熄。2020年5月，敘利亞和俄羅斯軍方於敘利亞西北部針對醫療院所和學校發動了砲火攻擊。在利比亞，武裝民兵為了攻陷首都的黎玻里（Tripoli）而持續開戰。於此產生的人道危機中，平民死傷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在南蘇丹，政府軍和反叛軍發生衝突造成數千人流離失所，許多平民遭強暴、殺害。2021年2月緬甸軍政府展開了政變，以實彈槍擊、鎮壓、逮捕示威者。5月以色列的疫苗接種率已領先全世界，同時再次開啟與世仇巴勒斯坦的邊境戰火。戰火之外，亞洲金融中心的大都會香港陷入抑鬱氛圍下的噤聲瘖啞，維園六四燭光漸趨黯淡，香港孤守的家國信念和歷史記憶受到挑戰。我們在瘟疫世界裡尋求倖存的可能，亦同時親歷並見證可能的災難。
面對危機與災難，作為敘事的文學如何承載與對話，是歷來人類的生存關懷，也是與時俱變的核心母題。由此形成各式的危機敘事和情感反應，同時指向文字應對變局與困境的能量。這些林林總總的經驗與體驗，預示著文學總臨近於意識的深淵，世變的皺摺，生存的縫隙，文明的緊急狀態。因而，文字的書寫預示著一種見證、療癒、修補、救贖，寫作的思維既是一種穿梭歷史的知往鑒今，亦屬對當前生存情境的超前部署或未來部署。
然而，潘怡帆的〈見證，或文學的任務〉卻告訴我們記憶與「不可能見證」的真實性。她討論非虛構、見證與報導文學對現世的介入、應變、描述和承載。這裡的見證文學，固然可以是狹義的災難性歷史事件的倖存者，以各類體裁對事件經歷完成的敘事。然而，文學何嘗不具備廣義的見證功能？如是而言，見證，如何辨析和趨近那客觀或主觀的真實？作為倖存者，如何透過寫作將內化的災難、浩劫，訴諸與轉化成存活於文本的文學經驗？除了寫作技術，潘怡帆對真實與非虛構敘事展開論述與思辨，透過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萊維（Primo Levi）的個案，提出了見證文學裡記憶、見證與真實性落差的議題。這是倖存者的書寫與敘事的核心關鍵，涉及敘事，亦關乎倫理。潘的反覆質問、疑惑和深究，引導出了一個討論危機寫作的核心問題。當危機意識和體驗轉化為文學經驗，敘事的「真實性」與迫近殘缺或後製的「真實」，都讓「見證」變得漂浮與游離。文學應該如何見證、承載危機經驗?見證的弔詭，叩問著文學的功能和意義。
歐陽開斌的〈文化藝術的「植物性戰略」：木心應對現代危機的浪漫心智〉則以木心為探討個案，呈現另一種「危機見證」，以文化藝術的「植物性戰略」應對現代性的極權面向所造成的人文危機。作為文革受難者的木心，在年逾七旬時痛陳「人類正在把地球上的詩意摧毀殆盡。我們是因為所求的『詩意』已自抑到最低限度了，因而看起來勉勉強強還像個搖搖擺擺的『人』」。在遭受非法囚禁的那段時間，他以密密麻麻的文字透過信紙和歷史人物對話。對於那一段歲月，他堅決的說出：「浩劫中多的是死殉者，那是可同情可尊敬的，而我選擇的是『生殉』―在絕望中求永生。」 歐陽開斌認為木心作為一位浪漫藝術家，面對二十世紀人文困境提出文化藝術的「植物性戰略」，並將其匯入世紀中期以來華語世界「危機時刻」的精神脈絡，將此種對現代性危機的普遍批判安放在木心的危機經歷中，頗具生命強弱辯證的思想。
我們從中文現代文論裡對「抒情」和「抒情傳統」的追索和發掘，可以發現相似的叩問與回應。戰後的1948年，旅美的陳世驤開始了陸機〈文賦〉的考訂和英譯。此過程最動人之處在於陳世驤「倚仗心靈追跡的能力」，考訂陸機在晉朝永康元年，在個人和外部危機的時刻，朝廷騷亂裡殺機重重，他創作了〈文賦〉，「以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陳國球進一步闡釋其為「一個苦悶的靈魂在漆黑昏暗中尋覓光源的表現」，驗證了詩或創造性文學之創作、之為用，所能企及「超離昏亂世局的昇華時刻」。 這裡的抒情和創造性力量，提示了陳世驤的抒情傳統觀照裡，具有想像力和開放性的一種詮釋：「詩是危機狀態下的語言」。 因而陳世驤對陸機的同情的想像，定調〈文賦〉在混沌晦暗中散發光芒，為人性尊嚴和救贖留下見證。
相對抵抗和救贖，見證文學如何處理謊言與真實？波蘭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Milosz, Czeslaw）的文集《被禁錮的頭腦》（1951），處理東歐二戰後倖存者切實經驗的寫作，其中描述蘇聯佔領後帶入波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如何籠罩於作家的寫作與心靈。持續寫作的條件是歸順和臣服於意識形態下，而作者意圖深入勾勒那個階段作家和藝術家的內在思維，在社會與個人生存危機下，忘記的個人精神道德危機。其中一則故事述及自己與一位道德小說家在華沙起義失敗後迷失在廢墟城市。此時他們彷彿置身於幻想中的月球景觀，四處一片死寂。然而他們看見了一塊木板，用紅漆寫著「茲比舍克中尉的受難之路」。沒人知道這位中尉是誰？受過怎樣的折磨苦難？他是誰家的兒子？他是負傷仍勇於往前赴難？有誰可解釋他是聰明還是瘋狂？然而，對於宣揚對祖國忠誠的道德家而言，這塊木板帶給他們一個巨大的撞擊：「一個人在他身後會留下怎樣的痕跡？這些詞語聽上去就像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吶喊」。米沃什透過這個片段，留白的張力，質問著意在言外的種種：毫無勝算的戰爭，死亡祇是一種姿態？這是被灌輸的榮譽赴死，還是無謂犧牲？知識界鼓動的忠誠倫理，如何讓別人義無反顧的送命？倖存的知識人如何毫不猶豫的從舊波蘭的廢墟中站起為新波蘭服務。 這是文學見證的力量，讓我們拼接起真實與虛構，或那在生存裡難以避免的謊言。卡斯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為此書撰述的序文裡留下一段話，給了見證與文學書寫最好的註解：「言語找到了心靈，而心靈是和現實在一起，在人身上被摧毀、被震顫的；言語也找到了眼睛，而眼睛能夠在心理上準確看到尚未得到表述的正義。」
這回到了我們認知的文學功能，尤其置於傷痕與危機下的寫作，正如同潘文所指認的：「文學的威力不在於肯定書寫字句表面的意義，或追究其根源的真實性或合理性，而在於誘發引申意義，置換書寫的表面意義，或更確切地說，讓想像不斷盤旋於書寫之物，汲取那尚未被說出的言外之意。」
若說危機寫作涉及真實性與完整性的一項特質，即是想像的被允許和啟動。這也是此專輯有多篇論文涉及科幻寫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專輯內有三篇論文分別針對不同的個案，展開關於人文與科技、地緣政治與烏托邦、惡托邦與疫／異托邦、生態危機、環境災害等方方面面的闡釋，進入人／物共生、人／機合一的各種後人類思考。儘管學界對後人類的定義和討論各有不同側重，但基本有以下幾點假設和觀點：後人類重視數據形式甚於物質性事實；意識／觀念只是一種偶然現象，翻轉了西方傳統都把意識／觀念當作人格（人類身份）的中心；人的身體原來都是我們要學會操控的假體，因此，利用另外的假體來擴展或代替身體就變成了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最重要的一點，後人類的觀點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來安排和塑造人，以便能夠與智慧型機器嚴密連結起來。在後人類看來，身體性存在與電腦模擬之間、人機關係結構與生物組織之間、機器人科技與人類目標之間，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或者絕對的界限。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生物技術與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啟動了人類文明進程的新里程碑，對戰爭、法律、就業、社會不同層面帶來深遠影響。但連帶的危機感和焦慮，迫使人文學者有了深刻的追問。福山質問：「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後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根本的部分」。 他在意人類之所以成其為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共享的那些典型特徵，包含人類本性與人權、正義、道德的關係。顯而易見，當技術革命開啟新的跳躍和變革，我們如何與人工智慧締結共生與繁榮？在快速的變革裡，人類將陷入危機，喪失生而為人的特徵、價值和意義，抑或重生，開展未來生命形式？這些現在進行式的未來想像，早已植根為華文創作裡的一個新興面向。
關於科技及其牽動的危機裡，AI智能時代的核心驅動力，如何在小說世界發動敘事維度的延展，甚至重新格式化人文意念和構想的新可能？以下幾篇論文，啟發了我們重新閱讀小說的策略和視點。
陳濟舟〈物之屍／物之死；物之生／物之思〉透過駱以軍的《明朝》，討論小說對當代科技與物質危機的人文思考和求索。駱以軍的寫作是在個人病體的現實危機裡、存有的思考中，拓展了小說的維度，進入到時間與空間重新定義的層次，因而對於物的思辨性展演，成了《明朝》和之前幾部小說的潛在關懷。物的隱蔽與開展，內與外的顯隱，這是陳濟舟主張的「物質／物至」的危機。陳文認為駱以軍採用後人類或科幻小說的形式去描寫一場人與機器人的父子情深，在人本主義內部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有力地批判。人造物之死是否是對作者、敘述者和「造物者」等人類意志和情感的抵抗？作為「物」的「種子」不僅僅是作為投射人類文明之種的機器人，「它」也是一套包括了量子力學和神秘主義的駱式「物本體神學」（thing theo-ontology）。陳濟舟調動各方理論，推演、上綱到「物」體論的層次，展演他對「人做物」或「物做人」的思辨。
如果《明朝》談的是人類文明的續種續命，駱以軍在文本中對於「物」的詮釋則衍生出一套關於生死和超越的形而上討論。陳濟舟特別指出，對駱以軍而言，後人類的主體性很可能來自一種突然發現「我已經不可能只是我」的不知所措。換言之，當人類的進化、升級與重生，「生命3.0」於焉誕生 ，那可以隨意升級的軟體和硬體，浮映的是未來危機圖景？陳濟舟的總結頗有意思，當「當機器人、器物和宇宙天體等『物』被代入這樣一個動蕩不居的『文』『人』世界傳統裡面的時候，『物』的顯隱其實是在發展自成一體的本體論述，同時，也在記錄和衝擊著『文』『人』世界當下的事件和未來的走向。」人最終到底是怎樣的存有「意識」、「物」或「機器」？這是《明朝》求索的「物論」，也是陳濟舟藉由華文小說演繹的後人類唯「物」觀。
事實上，科幻小說討論「物」其來有自。尤其在人類環境生態裡，物的自然或人為生成與破壞——環境污染、病毒肆虐、物種變異等等，是我們常見的母題。林介如〈與「廢物」共生：陳楸帆《荒潮》的科技狂想與生態災難〉透過陳楸帆的科幻小說《荒潮》，在廢棄物、自然物、人造物的再生與結盟裡，探究人與物的關係。生態災難是可預見的人類危機，林介如的觀點展現在對廢人、廢物、廢地的重新認識與辯證，透過新的結盟和結合關係，人／物共生、人／機合體的升級，其實是對「人類中心論」的抵抗與批判。這既是對人的生存困境與危機的觀照，也是對科學技術的反思——「廢物」的循環與再生，導向的人／物之間共生，以及可能的另一生命型態。
科幻裡的烏托邦、惡托邦與疫／異托邦的寫作，大概可視為香港近年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想像性延續，追問社會現實中沒有獲得的合理答案。這是賴佩暄〈失城香港：科幻小說集《暗流體》中的現實政治與未來考古〉一文，以香港科幻小說集《暗流體》為討論對象，意圖展演的一種家國危機下的政治寓言書寫。若說已回歸並成為特別行政區多年的香港，正歷經激烈的社會撕裂與政治地景的重新盤整，科幻小說類型介入書寫，反而回應了一種文學虛構的威力。其重點不全然在科幻式的虛構元素，而是貼近於真實／現實脈絡而發動的想像，等同在人口密度與政治社會壓力成正比的現實語境裡，演繹危機意識與香港寫作的想像政治。關於我城／浮城／失城的香港思考，已是過往熟悉的地景香港。「暗流體」的概念裡，最驚人的應該是對暗物質、暗能量的天文連結。相對暗能量僅是能量，非物質，在宇宙間均勻分佈；暗物質能聚集物體，分布的密度皆不同，同時其稱謂充滿一種神秘性。那是宇宙間難以捉摸的組成成分，不發射光，也不吸收光，構成宇宙間最大成分的暗黑網絡----非黑暗，而是不可見，不被察覺，卻有可測量到的引力效應。其支撐起宇宙星系和星系群的形成，影響宇宙膨脹、恆星的軌道等。因而賴佩暄追問科幻小說的幽暗意識，對照香港未來的陰暗與深層憂患。這恰恰說明《暗流體》的天文學隱喻：我們居住在一個黑暗年代。
如果科幻小說形式是有效介入日趨複雜的中港地緣政治，《暗流體》是對雨傘運動以降的香港政治和社會危機的文學回應。然而，科幻類型探問的是2047的回歸五十年後的未來香港，後人類、陸沈等種種離奇又有跡可尋的大局面，貼近了眼前現實的幻想和轉出。這類帶有政治寓言與現實投射的科幻類型，實可視為此時此地的香港危機意識及其寫作，跟現實世界的荒謬與希望的直球對決，卻展現迷人的趣味和魅力。
李時雍〈後戰爭、物質與記憶：施叔青《風前塵埃》的文野之戰〉則以施叔青《風前塵埃》為研究個案，探討小說透過和服上的戰爭畫，呈現大東亞戰爭美學化與記憶、敘事之間的多重辯證。後戰爭思維下的歷史遺緒難題，凸顯一種對時間意義上斷代分期的反思以及記憶與敘事綿延的重要性。小說裡「物」不僅僅作為歷史時空的見證，作為承載文明化的結晶，同時也是記憶藉以依存的所在。李時雍認為《風前塵埃》呈現了二十世紀對於文明化論述的思考，但未必得以全然逆寫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在復返自然的混融裡，施叔青暗示著，在別於文明所設置的觀念對峙線索上，存著另一條源於土地、理解自我歷史的根與徑。

高嘉謙、劉秀美

▌一次大規模的親歷、見證和記憶

全世界正面臨二戰以後最大規模的病痛和死亡，我們被迫脫離舒適圈，在居家限制、管束出入境、戴口罩、篩檢等各項防疫措施裡，適應著染疫人數起伏、死亡高居不下的疫情日常。從2020年1月開始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截至2021年7月初，病例數是1.85億人，死亡已超過400萬。這是統計在案的官方數字，而實際染疫、病死的人數遠遠不止於此。世界強權如美國，死亡人數已達60萬人，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南戰爭的美國人死亡總和。數字是真實、冰冷和麻木。各種防疫警戒、行動管制、...

【專題論文：文學、危機與緊急狀態】
一次大規模的親歷、見證和記憶 高嘉謙、劉秀美
見證，或文學的任務 潘怡帆
物之屍／物之死；物之生／物之思： 從《明朝》回溯駱以軍的物學 陳濟舟
後戰爭、物質與記憶：施叔青《風前塵埃》的文野之戰 李時雍
失城香港：科幻小說集《暗流體》中的現實政治與未來考古 賴佩暄
文化藝術的「植物性戰略」：木心應對現代性危機的浪漫心智 歐陽開斌
與「廢物」共生：陳楸帆《荒潮》的科技狂想與生態災難 林介如

【一般論文】
跨界生「華」：《青蛇》與故事新編的多重史觀生產 李筱涵

前期篇目
稿約
撰稿體例

【專題論文：文學、危機與緊急狀態】
一次大規模的親歷、見證和記憶 高嘉謙、劉秀美
見證，或文學的任務 潘怡帆
物之屍／物之死；物之生／物之思： 從《明朝》回溯駱以軍的物學 陳濟舟
後戰爭、物質與記憶：施叔青《風前塵埃》的文野之戰 李時雍
失城香港：科幻小說集《暗流體》中的現實政治與未來考古 賴佩暄
文化藝術的「植物性戰略」：木心應對現代性危機的浪漫心智 歐陽開斌
與「廢物」共生：陳楸帆《荒潮》的科技狂想與生態災難 林介如

【一般論文】
跨界生「華」：《青蛇》與故事新編的多重史觀生產 李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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