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前記
《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後國内没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没有看到臺灣的“盜印”本，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裏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内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脱胎於法文成語(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没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復一年，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爲要寫就意味著會寫。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子，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爲有公例。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事隔三十餘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裏的人物和情節。就是追憶清楚了，也還算不得數，因爲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得成酒席，要不然，誰都可以馬上稱爲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後四十回”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抵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這部書初版時的校讀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脱誤，就無意中爲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機會，校看一遍，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序》裏刪去一節，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國權(Nathan K. Mao)先生的英譯本裏，那一節已省去了。
一九八○年二月
序
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份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没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角色當然是虚構的，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權利的。
出版後記
錢鍾書在前言裏面提我因《圍城》受「文字禍」，是民國六十八年的事。我很早就藏有三十六年上海晨光版的《圍城》一部，深覺這樣一部奇書不應被埋沒，所以很熱心的把它公諸同好。後來有一位先生（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名字）把它借去，印了出來。後來情治機關追査，我被約談了幾次，差一點被以「爲匪宣傳」治罪。
經歷此一事件，使人有如「驚霜寒蟬，抱樹無溫」，有很久一段時間再也不想去碰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近兩年來，海峽兩岸形勢丕變，以往懸爲厲禁，不得出版的大陸名家作品，終於可以堂堂問世了。因此，開放大陸出版品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整理出版錢鍾書的作品。
當我們決定出版錢鍾書作品後，經過策劃，選定了七種他的著作，計劃陸續在台灣問世。這七種作品是：補訂本《談藝錄》、《管錐編》（四冊再加上補編）、修訂本的《宋詩選註》、《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七綴集》。
當時，我們先透過香港問學社的許禮平先生取得錢氏作品集海外版權所有者香港中華書局及天地圖書公司同意，準備出版錢氏上述七部著作的台灣版。之後，書林的兩位外籍編輯前往大陸，我託他們代寄一信及幾本書給錢先生，向錢鍾書本人徵詢意見，他收到我的信後，回我一函，託天地圖書公司的陳松齡先生轉達，同意我們出版《錢著七種》。
這個台灣重排版是根據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第四次印刷本排印，是經過錢先生大事修改後的定本(definitive text )，與坊間盜印本迥不相同，即與香港「天地」一九八七年印本相較，文字上亦有很大的差異。《圍城》現有英、法、俄、日、德五種語文的譯本。我們也取得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英譯本的翻印權。
書林發行人 蘇正隆 謹識 —九八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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