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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四、本研究的觀點與策略
有關都市空間模式的呈現，以人文生態觀點所衍生的方法仍是主要的策略，而因素生態分析多面向所展現的圖像，以人們居住模式而言，還是最合適的。它包含了古典生態模式的社會階層面向，也包含種族隔離的面向。它所呈現的家庭狀態面向，從人們居住選擇的觀點來看，反映著家庭生命循環的不同需求，也是現代社會發展可以感受到的現象。古典生態模式所呈現但因素生態所未處理的是，產業的構造與分布。此外，相應於都市擴張的人口變遷，亦是因素生態分析存而不論的。因此在生態因素的居住模式的分析之外，人口與產業的擴張與變遷過程，必須同時處理。不過因為材料的限制，我們運用不同的處理方式。總而言之，對都市空間模式的呈現，本研究所採用的都是人文生態學所發展的策略，因此在本書的副標題上，我們標示了社會生態的觀點。
人文生態古典觀點對都市中不同特質人群的聚居，不是從經濟的自然競爭，便是從人們的自願選擇去解釋。我們可以體認到社會文化生態觀點以及新都市社會學對人文生態觀點空間探究的批評。在理論的解釋上，經濟因素固然是眾所認知的，但是從社會文化生態的觀點，以及新都市社會學的架構，都明白提示政治過程、意識形態、科技基礎、以及社會心理因素的作用。而更明白的說，都市的空間構造，不能脫離其所孕生的社會文化環境。本研究從人文生態的觀點去探討空間的模式，先天上的缺陷，就是不能直接將上述的社會文化環境與空間模式串連起來，更不能討論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關聯（如成長聯盟）。我們所能做的是，將臺灣的都會化過程所呈現的空間形式的變遷與西方都會化從都市化、郊區化以至縉紳化的過程作個對比。從這樣對比之中，去詮釋臺灣都會化的意義，並尋求與這意義相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性質。本研究所處理的四個都會，其中心都市都是在日據時期開始現代的都市規劃，而光復後的發展，又援引日據末期規劃的藍圖。因此，我們會以日據末期的都市性質作為起點，並追溯約四、五十年間的空間變遷以及相關的因素。整個的討論是回溯與歸納的，就是在這樣的策略之下，我們標示以另一個副標題，即「歷史的」。
目前已經有好幾個都市社會學者對臺灣都市所做的因素生態分析（林瑞穗，1980；孫清山，1983；章英華，1986b 和1988）。林瑞穗的發現是，臺北都會的空間模式與Shevky 和Bell 的不同，並未高度分化，可以使用較少的因素加以說明。主要包括生活方式（以社會經濟變項為主，其次是家庭生活的變項）和家庭主義兩個因素，甚至只有生活方式的變項即可以說明。但是他指出，他的分析單位是市、鎮、鄉和區，範圍過大，使變項的大小有相互抵銷或趨於平均的結果，以致地區的差異不顯著，建議以里為分析單位較適當。孫清山運用綜合性的統計區域為單位，應用因子分析討論臺灣三大都市的社會結構，他得到三個因素，社會經濟家庭地位、商業取向和人口移動。章英華有關臺北市的因素生態分析，是以里為分析單位，得到地區發展階段、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狀態和商業取向四個因素。孫清山和章英華所得到的商業取向、人口移動、地區發展階段等因素，與Shevky 和Bell 社會地區分析的三個因素不同。人口移動和地區生命循環，主要是反映著地區的老舊程度，顯示移民較少和較多地區之間的對比。而商業取向，一方面反映著住商混合的居住型態，另一方面也與外省和本省人口的分布相關，商業取向強的地區，外省人居住的比例極弱。孫和章二人皆以因素生態分析的假定選取所用資料中適合的變項，得到如此的因素，正可以反映臺灣都市生態結構異於西方都市的性質。都市計畫方面的學者，亦進行了一些類似的研究（陳春益，1977）。
不過所有的研究都只能根據單一年度的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其實以臺灣既有的資料，要分別進行相當間隔時期之間的因素分析，再加以比較，不太可能。如此的比較需要較小地域單位，即村里的數據。這類資料在1970 年才告出現，也在1970 年才電腦化。以前官方所公布的資料，大都只及於鄉鎮，章英華（1988）的研究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即使用1956、1966、1980 年三次的人口與住宅普查和1954、1971 和1981 年的三次工商普查，討論臺北市十六區在產業結構和人口結構上的變化，再用1980 年的人口普查村里檔進行因素分析，並以前者長期的變遷來推斷後者得以形成的原因。以這種策略，我們無法推論臺北市在發展過程中，生態因素分化性質的確切轉變，但我們可以推論1980年所呈現生態結構何以形成的基礎，以及將來變化的方向。我們可以不必討論模式變遷的問題，但是可以找到解釋現狀的歷史因素。
這幾十年來，臺灣的都市化十分快速。不僅都市數目增加，個別都市的範圍也急速擴張，而都市界線已不為行政區劃所囿限。筆者對臺灣都市所做的幾個研究，都是以行政都市為探討的地理範疇（章英華，1986a；1986b；1988），不見得可以反映實際的情況。其他大部分的研究，則不是分析的地理單位過大，便是以行政單位為界定的地理範疇，落入同樣的缺陷。因此本研究將生態結構的分析以整個都會為對象，並就臺灣的四個大都會加以比較。臺北、臺中、臺南和高雄四大都會區的比較，可以有幾個方面的意義。首先，發展歷史的基礎不同。臺北和臺南在日據之前已是五萬人口的都市聚落，之後再加上日本殖民政府的規劃。臺中和高雄則是在日據以後才發展的都市，其都市規劃亦是在日據時期才正式展開。臺北在清末才成為全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這種地位在日據時期更形穩固；光復後，由於政府遷臺，有著國家首都的性質，在臺灣與全球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之下，亦是樞紐。高雄在日據時期，先是主要的港口，繼而是全島重化工業集中發展地區，如此特性延續到光復以後。臺中在日據中期成為中部地方最大的都市，光復後省府又在左近，大學的數量不及臺北，但遠超過臺南和高雄。臺南雖然在清朝是臺灣的最大都市，但是在全島的位階則逐漸下降，在光復後的成長率一直是四大都市之中最低的，目前的規模已不及臺中。再者，四大都市或都會區的規模亦有顯著的差異。如此在發展歷程和規模上的不同，很可以作為討論四者間空間結構差異的基礎。
本研究擬以因素生態的架構來分析都市的空間，不過除了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地位和種族別（以省籍代替）之外，筆者在1988 年的論文還提出商業取向的因素。關於西方都市的研究裡，都假定土地利用的分化十分清楚，住宅和非住宅的功能不可能同處於一棟建築物之內，在現代快速便捷的交通之下，人們盡可能遠離工商設施集中地帶。在這樣的都市裡，商業區只是工作地點，不會被認為具有居住的性質。反之，前工業都市又被認為是住宅和非住宅活動完全未分化，不值一提。但是臺北市在1980 年，尚有十分之一強的家宅兼為工作場所。可以顯現出以商業活動和住商混用來區分的空間構造。這是買賣和服務業工作者的居住特色（章英華，1988），孫清山的研究（1983）也指出類似的現象。大部分臺灣關於都市因素生態分析的研究，同樣會受到描述性強於解釋性的批評。我們將像Timms 一般，就我們抽取出的因素加以空間的描述之後，再就各因素在居住型態上的意義加以詮釋。從筆者對臺北市生態結構的研究中發現，日據時期都市核心的宰制性質，在國民政府遷臺以後還可以看到，在光復以後快速的人口成長之下，高密度住宅的成長和居民的居住選擇態度，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基本上我們可以就各都市在臺灣政治經濟發展脈絡中的位置，都市客觀成長的模式以及都市居民的社會心理，來詮釋臺灣都市的內部空間結構。這個研究係以次級資料的分析為主，包括日據和光復以後的各種戶口和工商普查報告、縣市統計要覽、以及其他相關的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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